五南官網-社會科學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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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方法論

作　　者：郭秋永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研究&方法
出版日期：2010/06/1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6003-0
書　　號：1JCS
頁　　數：552
開　　數：20K
定　　價：650元
優惠價格：585元

　　在社會科學的各個學門中，「社會科學方法論」雖然貴為一門指導研究的必修課程，但是國內出版界一直缺乏一本貫串哲學主張、經驗理論、及統計方法等重要研究層面的教科書。
　　本書透過「經驗研究的哲學基礎」、「價值中立的分層解析」、「概念製作與假設檢定」、「權力概念的價值色彩」、「經驗主義的因果解析」、「闡釋主義的行動意義與解釋模型」、「批判實存主義的整合觀及其因果解析」、以及「哲學小工觀的整合研究」等專門章節的翔實論述，試圖提供一本深入淺出的高級教科書。

郭秋永
現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
學歷：教育部國家政治學博士（1980）
經歷：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第三組組主任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訪問研究
榮譽：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1988-1989)
　　　國家科學委員會著作優等獎(1990,1994)
　　　國家科學委員會著作甲等獎(1986-1988,1991-1993,1995-2000)
　　　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之多年期整合型研究計畫總召集人(1995-1999)
　　　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1999-2010)
專書：《政治學方法論研究專集》（商務，1988）
　　　《政治參與》（幼獅，1993）
　　　《當代三大民主理論》（聯經，2001）

第壹章	導 論

在學術研究的領域內，曾經流行著一則諷刺社會科學方法論家的寓言。依據這則嘲諷性的寓言，某一天，一位學者向一隻百足蟲問道：「閣下擁有無數多隻的腳，當您舉足爬行時，首先跨出去的，究竟是那一隻腳呢？隨後跟進的，又是那些腳呢？」出乎意料之外的，經此一問，這隻健步如飛的百足蟲，不但立即陷入苦思之中而無從回答，並且在百思不得其解的焦慮下竟然永遠喪失了舉足爬行的能力 ( Lazarsfeld and Rosenberg, 1972 : 1)。
對於這則寓言的譏笑意味，社會科學方法論家當然難以茍同。在矢口否認之下，社會科學方法論家或許會指出，百足蟲可以舉足爬行的能力，不同於百足蟲如何舉足爬行的反思；正如社會生活的運行，有別於社會生活的研究。當然，社會科學方法論家更可能進一步指出，百足蟲如何舉足爬行的反思，非但無害於百足蟲的舉足爬行，反而有助於百足蟲爬行能力的改善；正如社會生活的研究，非但無害於社會生活的運行，反而有益於社會生活的改進。
社會科學方法論家的上述回應，固然「言之有理」，但是這則寓言所蘊含的一些根本教訓，仍然值得他們一再的反躬省思與躬行實踐，否則擺脫不了嗆鼻刺眼的嘲諷意味。依據筆者的淺見，社會科學方法論家至少需從這則寓言，記取兩個最根本的教訓。第一個最根本的教訓，就是使用一致的基本術語。第二個最根本的教訓，則是運用社會生活實例作為論述基礎，而非本末倒置地一味引述自然科學的知識成果。
先就第一個最根本的教訓來說。長久以來，社會科學方法論家一直標榜著一個巨大的效益。這個巨大的效益，就是「方法的理論探討，確實大幅推進了實際的研究」。然而，在不會斷然否認這種效益之下，社會研究者時常抱怨說，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領域上一詞多義或多詞一義的專門術語，或多或少阻礙了實際研究的大幅推進。事實上，連最基本的「方法」(method)、「研究法」(approach)、以及「方法論」(methodology)等專門術語，竟也缺乏一致的用法。這對許多社會研究者來說，社會科學方法論家在含糊或分歧術語之下所進行的各種「方法的理論思維」，不致於陷入各說各話或無謂爭議的困境，已屬萬分僥倖，遑論大幅推進實際研究的引導效益了。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術語欠缺一致用法的情形，不但顯現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整個研究領域上，而且屢屢見諸於同一位社會科學方法論家的同一篇論文或同一本書籍中。例如，一位久享盛名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家John Creswell，在2009年出版一本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教科書，書名是《研究設計：質的、量的、以及混和方法的研究法》(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在這本榮登暢銷排行榜的方法論教科書中，Creswell任意混用「方法」、「研究法」、「方法論」、「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設計」(design)、「研究」(research)、「探究」(study)、「手段」(means)、「模型」(model)、「策略」(strategy)、「程序」(procedure)、「研究程序」(procedure of inquiry)等基本術語，既不加以區分、又不給予說明。
就以該書短短十幾頁的第一章來說，先後就出現了下述數十個似同非同、似異非異的基本術語：「質的研究法，量的研究法，混和方法的研究法」(qualitative approach, quantitative approach, mixed methods approach)（頁3-6，13，17表1.4，18）、「質的設計，量的設計，混和方法的設計」(qualitative designs, quantitative designs, mixed methods designs)（頁3，11）、「質的研究，量的研究，混和方法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quantitative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頁3，4，9）、「質的策略，量的策略，混和方法的策略」(qualitative strategies,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mixed methods strategies)（頁12-14） 。除此之外，在該書第4頁的敘述上，Creswell一方面運用「手段」一詞，來描述「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另一方面卻使用「研究法」一詞，來描述「混和方法的研究」。進一步說，在敘述「混和方法」上，Creswell有時將它稱為「探究」（頁10，11），有時稱之為「設計」（頁11），有時稱之為「模型」（頁11），有時又稱之為「策略」（頁5圖1.1，14）。更進一步說，在敘述「方法」上，Creswell有時將它稱之為「研究方法」（頁5圖1.1，15），有時稱之為「程序」（頁5），有時卻稱之為「研究法」（頁14，15）。
依據筆者的淺見，在一本入門的暢銷教科書中，基本術語的如此任意混用，如何使得社會科學方法論擺脫百足蟲寓言中嗆鼻刺眼的嘲諷意味呢？
再如，兩位社會科學方法論家Ginny Garcia與 Dudley Poston Jr.，在2008年出版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的「方法論」詞條中指出，社會科學家運用下述三種方式來界定「方法論」一詞：(1)研究者所運用的一套規則與設準(postulates)；(2)研究者所運用的特定程序或成套程序；(3)針對研究者所用研究程序之原則的分析。在說明第(1)種界定方式上，Garcia 與Poston進一步指出，社會科學方法論具有下述三個特徵：界定所要分析的資訊、提供分析所需的概念工具與程序、指明分析的限制性。在界定「方法論」一詞、從而指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特徵之後，這兩位社會科學方法論家仍然隨意使用「方法」與「研究法」這兩個基本術語。他們說：

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兩種方法去提供更豐富的與更完全的解釋。誠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這兩種研究法有了會合，並且許多分析都使用這兩種方法。」(Garcia and Poston, 2008: 109)（引號中的粗體字形，乃是筆者的添加強調）。

這段簡短的兩句話，確實足以引出長串的疑義：假使「方法」就是「研究法」，那麼為何要使用不同術語來指謂相同意義呢？假使「方法」有別於「研究法」，那麼八十年代以後發生會合的，究竟是「方法」還是「研究法」呢？確實令人出乎意料之外，在專門澄清基本術語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撰寫詞條的學者，竟然也隨意混用基本術語而不加以區分。這不免令人再次追問：社會科學方法論家如何擺脫百足蟲寓言中嗆鼻刺眼的嘲諷意味呢？
其次就第二個最根本的教訓來說。第二個最根本的教訓，就是要用社會生活實例作為論述基礎，而不要本末倒置地一味引述自然科學的知識成果。一般而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展或成長，向來深受「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廣泛影響，因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許多論著中，社會科學方法論家有時不顧自己本身與多數讀者之自然科學的知識水準，有意無意地大量引用自然科學中的各種專門術語、概念、定律、及理論等來強調本身的特定立場，從而忘卻社會生活實例在論證上的關鍵角色。 一些自命不凡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家，甚至喜好拼湊自然科學知識上的各種新發現，而來炫耀其立場的先見之明或真知灼見，並攻訐不同立場的見解。這種唯靠自然知識而忘卻社會世界的論述習慣，即使不是「隨處可見」，依然是「所在多有」。其中最令人矚目的著名例子，莫過於1996年的「詐文事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些高舉「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大旗的文化研究者，對於自然科學的知識，雖然一知半解，但卻常濫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支持本身的左派見解。這種裝腔作勢的論述風格，惹惱了美國紐約大學一位物理學教授Alan Sokal(1955-)。Sokal故意如法炮製，寫了一篇浮華誇大的「詐文」（〈超越界線：邁向量子引力之轉換性的詮釋學〉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在這篇牽強附會的「詐文」中，Sokal故意胡亂套用自然科學的既有理論與新興觀點，從而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與「後現代主義」的左派見解，「巧詐地」拼湊在一起。乍看之下，這些巧詐的拼湊，似乎蘊藏著無窮的奧義，但實際上卻是牛頭不對馬嘴的瞎掰。例如「不徹底修正傳統數學的標準，就不可能完成解放意義的科學了…數學上的選擇公理，在在支持著墮胎自由」，或如「量子物理學與後現代認識論之間存在著十分深刻的一致性」，再如「量子引力學已經證實了後現代主義的心理分析理論」，又如「物理學上新近發展出來的量子引力，綜合並取代了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從而使得時空的流動，終止了物理真實的客觀存在」。Sokal特將此篇毫無科學根據的、但卻精心設計而頗能迎合左派見解的「詐文」，寄給最具權威的一個著名左派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不久，這篇「詐文」刊登在1996年《社會文本》一個宣稱為「科學大戰」的特別專刊中（Social Text, No. 46/47, Science Wars, Spring - Summer, 1996, pp. 217-252）。
然而，「詐文」刊登一個月後，Sokal竟在另外一個期刊《大眾語言》(Lingua Franca)，發表一篇自行揭露「詐文」真相的文章（〈一位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 “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 Lingua Franca, May/June, 1996, pp.62-64 ）。在這篇揭露文章中，Sokal一一解析「詐文」中似乎言之成理、但實際上故意曲解以期迎合《社會文本》編輯委員的各種深奧胡說。Sokal甚至指出「詐文」的題目（〈超越界線：邁向量子引力之轉換性的詮釋學〉），也是矯揉造作的胡扯題目：如何進行量子引力的「轉換性詮釋」呢？「轉換性詮釋」究竟是什麼呢？在文章的最末段，Sokal質問：「為何如此放縱的胡說八道，竟可博得高度學術成就的美譽呢？」總之，Sokal透過這篇揭露文章，企圖證明其所謂「後現代主義」之某些新穎的科學論證，通常睜眼說瞎話而有如「國王新衣」的翻版。
總括上述，筆者認為我們需從百足蟲寓言中記取兩個最根本的教訓。或許，這樣的解讀，未必獲得社會科學方法論家的贊同，但在本書的撰寫上，筆者謹記這兩個最根本的教訓。因此，本書各章節的撰寫方式，首在於明辨一些重要專門術語的意義，並保持它們用法的一致性；其次則是盡量使用社會生活的實例，以資作為論述的例證。事實上，筆者的自然科學知識，確實十分有限，因而本書的所有論述，不會裝模作樣地賣弄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除非處在萬不得已的語境之下，筆者才會引述自然科學上的某些論述例子。
進一步說，本書書名雖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但本書各個章節的論述材料，大體上取自政治學，而未包羅整個社會科學中的各個學門。誠然，除了筆者才疏學淺而不足以掌握社會科學的所有學門之外，本書環繞政治學而論述的理由，主要上具有兩個。第一個主要理由是，社會科學究竟包含哪些學門，至今仍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社會科學的涵蓋範圍，既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那麼有關社會科學的整體論述，不是易於陷入浮光掠影式的籠統概述，就是易於流入挂一漏萬式的瑣碎細說。因此，與其失諸籠統概述或流於瑣碎細說，無寧選擇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學門，來加以深入論述。第二個主要理由是，在政治研究的領域上，有關「科學知識」之性質的論戰，特別是其中的方法論爭議，向來遠比社會科學中的其他學門，來得更激烈、更深刻、更廣泛，甚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有層出不窮的態勢。這種歷時久遠的、前仆後繼的激烈論戰，確實足以代表整個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爭議。因此，掌握了政治學上的方法論爭議，就可以提綱挈領地瞭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精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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