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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傳播與國家想像：20世紀初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

作　　者：陳惠芬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五南當代學術叢刊
出版日期：2016/11/03(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8855-3
書　　號：4W01
頁　　數：352
開　　數：20K
定　　價：450元
優惠價格：405元

1916年拉斯基（Harold J. Laski）初至美國任教，是建構政治多元論的真正開始，距今剛好一百年。由於拉斯基至美國講學，中國知識分子與拉斯基相遇，也開始了拉斯基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濤駭浪中浮沉。

在「拉斯基在中國」之研究還是未竟之業的階段，偶有相關資料發現，仍是萬分欣喜。如此遷延時日，亦非全無意義。數據庫的不斷建立，對本書撰寫貢獻厥偉。可以說，有了數據庫，才有今日具體可以捉摸的20世紀初期中國拉斯基現象。豐富多元的民國報刊資料，提供追蹤拉斯基學說在中國傳播、發展及影響軌跡的有利線索，也使中國知識界的動態與樣貌更加清晰可辨。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了數據庫，省略了不少尋找史料的長途跋涉、耗時費日。

拉斯基的功業，各家已有評述。20世紀初期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近年研究汗牛充棟，其歷史形象也愈見清晰。拉氏過世後，他生前所憂心的階級革命並未發生；其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經過修正後，依然展現頑強的生命力；其所珍視的民主政治，至今仍是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的制度選擇。也正因為如此，拉氏思想的時代烙印更加鮮明。他的身軀瘦小，生命短暫，然而，在人類文明發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刻，他竭盡心力思索危機時代的政治社會解決方案，並擬付諸實踐，其形象毋寧是巨大的。他的政治多元論，尊重個體、強調多元價值，向世人闡述自由、平等意義以及國家政府的權力本質，其所揭示的人道主義理想，直至今日，仍是值得世人省思。

陳惠芬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緒論
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或謂國家的多元主義理論，1868年由基爾克（Otto von Gierke，1841-1921）首發其義。至20世紀初期，它已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新趨勢，拉斯基（Harold J. Laski，1893-1950）厥為其中最具代表者。
作為一個關心社會、注重現實政治的理論家，拉斯基的政治思想緊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脈動，其主旨在於「改造國家」。在世局變化風雲詭譎的20世紀上半葉，拉斯基的國家相關論述亦是豐富多變。學者曾將拉斯基思想分為如下幾個階段，即多元主義時期、費邊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時期（準馬克思主義時期、民主社會主義時期）。在政治多元論時期，拉斯基反對主權一元論，認為國家權力的高漲，忽視了社會的多元性。他認為國家和其他社團一樣，同為社會的一分子。他批評一元論，也挑戰層級論（hierarchical），主張重組社會政治結構，削弱國家權力，實現政治聯邦制和工業民主，建立多元政治。1920年代中葉以後，以1925年出版之《政治典範》（A Grammar of Politics）為標誌，他修正早期主權多元論，承認國家較其他社團有較為優越之地位，費邊主義色彩濃厚。1930年代後，拉氏政治思想發生劇變，至1935年明言放棄多元主義國家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逐步建構其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造方案。然而，儘管拉斯基晚期的政治思想發生重大修正，拉氏盛名與早期之政治多元論幾不可分，他的名字與政治多元論緊密連結。誠如Ralph Miliband所言，拉斯基一生始終是個多元主義者，對於「國家」這個巨靈（Great Leviathan），他始終認為是一頭危險的野獸。
政治多元論的出現與一元主權論的批判有關。一般認為，主權觀念乃隨近代民族國家的獨立而形成。16世紀，法國的布丹（Jean Bodin，1530-1596）首先提出主權理論，也大體奠定了傳統主權論的要旨。主權被視為至高無上的權力，具有絕對的，不受限制的、永久的、不可轉讓和代表的以及不可分的，其作用即在總體上和具體的領域中為公民提供法律。布丹發展了君主主權的理論，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則將其發揮到極致。與布丹和霍布斯不同者，16世紀末、17世紀初有所謂主權在民論的出現，此種論點尤以17世紀末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為突出，至18世紀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為高峰。19世紀出現的理性主權論相信永遠正確的絕對理性才是主權絕對正確的唯一來源，有人更認為其適時地代表國家的信念、思想和願望。而在國家主權論的最佳闡釋者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和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學說中，最高權力存在一個人或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國家如同一個有機體或一個人，是倫理觀念或倫理精神的實現。對黑格爾來說，它只能被一個人，也就是這國家人格化的君主來實現。伯倫知理則是認為國家主權和君主主權同時存在，不發生衝突。簡言之，國家本身的威權就是主權，它是「全體」，比它的「部分」強大。同時，主權有二方面，從外部看，它是一個特定國家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保持獨立性；從內部看，主權是政治實體的立法。大體而言，自布丹以降，關於主權的起源、作用、本質及歸屬等，成為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議題。在主權歸屬方面，也出現了主權在君主、主權在人民、主權在國家、法律主權、主權在議會等種種內容演變。至於主權性質方面，至19世紀奧斯汀（John Austin，1790-1859）將主權是絕對的、單一的、不可分的特質作了更詳盡的發揮。換言之，在一個國家內，無論主權掌握在誰手中，它必須是唯一的和不可分的，此一理論歷經幾個世紀未嘗動搖。一種典型的一元理論實現於一元論國家的極端形式中。在此極端的形式中，所有政治權威集中於「一個」，一個政府以及一個法律體系。然而，1787年憲法之下建立起來的美國則把主權觀念帶入一個新時代，傳統主權論開始受到衝擊。這部憲法的大多數制定者相信主權是可分的，在美國國體下，主權可有州和聯邦之間的分離。1860年美國參議院通過一系列由Jefferson Davis提出的決議案，肯定了主權原則。除了美國，一些聯邦國家，如瑞士的憲法也作如此宣示。
二十世紀上半葉，拉斯基的政治思想引起了廣泛的注意。1950年拉斯基逝世後，英國工黨推崇其對黨務的貢獻，謂其為國際人類自由主義的鬥士。在法國，Leon Blum謂其貢獻與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思想家不相上下，是17世紀以來民主思想大家。雖然不少人稱拉斯基為社會主義者，但他一生為了自由與權威抗爭。英國政治學者Max Bellof說，如果1840年至1870年是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時代，那麼1920年到1950年是拉斯基的時代。美國學者Carroll Hawkin雖然對拉斯基認為古典自由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的產品以及企圖融合現代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作法不表認同，卻認為拉斯基早期對「自由」的努力，在本質上仍是一個「多元主義的拉斯基（pluralist Laski）」。亦有學者表示，比起他一生中許多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評論，他對主要關懷之自由和平等、個人主義與威權主義的闡述更具重要性。確實，在拉斯基的時代，作為近代輝煌西方文明基礎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乃至以議會制度為主軸的民主政治都呈現動搖，社會主義、極權主義風起雲湧。拉斯基以一介知識分子，面對變局，屢發新說，期能力挽狂瀾。他反對革命，主張以和平協商的手段解決意識型態的矛盾；他珍視自由和平等的價值，主張以民主的方式建立一個公平合理且更為完善的社會。然而，他的民主社會主義，乃至於主張美蘇協商的世界大同論，在意識型態紛擾、權力對峙分明的國際政治氛圍中，舉步維艱。以一介學者奔走實際政治，更徒遭紛擾。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痛心國家災難，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奔走呼號。跨入20世紀，欲進一步從西方尋求救國良方，無奈西方文明自身也遭逢危機，新說迭興，中國知識分子面臨抉擇。拉斯基的求新求變，以及以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基底的國家改造學說，頗能獲得同一時代企圖改造國家之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一般為拉斯基作傳或研究其思想者，多強調拉斯基對英國、歐洲大陸、美國、印度等地的深刻影響，其他國家則甚少言及。實則自1920年至1950年代，中國也有其特殊的拉斯基經驗，從一個政治理論家到一個政治改革者，到一個熱情的偉大教師，拉氏在中國的歷史蹤跡清晰可辨，與其西方的傳記作者所記述者頗多類似。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在世界性民主與反民主的浪潮中浮沉，也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拉鋸中徘徊。拉斯基學說在中國的傳播，從1920年代至1940年代持續不斷，大體可分為二大階段：（一）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葉：此一時期，大抵是拉斯基政治多元主義及《政治典範》（A Grammar of Politics）出版後具費邊主義色彩之政治多元論修正學說的傳播階段；（二）1930年代後期至1949年：此時拉斯基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逐漸成熟，也是其極力呼籲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企圖改革實際政治的階段，中國知識界對其理念亦多所傳播。
從1920年代到1949年，中國逐漸建制化的大學法政科系，容納了自歐美學成歸國的法政專業者，帶來歐美新思潮；報刊的蓬勃發展，為有志改造中國者開拓了言論的空間；其中更有知識分子集結社團，以宣傳改革為職志，亦往往以新說為憑藉。拉斯基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多仰賴於此。1920年代拉斯基政治理論已揚名國際，中國留學生亦有以其學說為標的，且研究有成並享有聲譽者。此後隨著拉斯基聲望愈高，中國知識分子傾慕其學說者日多。許多英國評論家認為，拉斯基一生最成功的地方，是在他的講壇上，尤其對海外及遠東學生。作為一個現實生活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以及熱情的教師，其思想經由其學生而有持續的影響。從1920年代到1949年，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蒙受其教，其中又有不少人成為拉斯基思想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推手。
拉斯基著書立說，在報刊上評論時局與政治人物，參與各種講學、政治活動，在學術與政治領域活躍一時。中國知識分子則在中國譯介、評論、研究其學說，對於外國報刊上登載之拉斯基政論與行蹤之報導亦在轉譯之列，且幾乎與西方同步，當代域外政治學家受到如此廣泛重視者，實為少見。在此種氛圍中，拉斯基的學說，從政治多元論，到具有費邊主義色彩的修正論，以至於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後的民主社會主義逐步再現於中國。
拉斯基思想包羅甚廣，其在中國的傳播也視知識分子的興趣各有不同，自然也受到中國當時語境所影響，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欲將之引為改造中國之資源時尤然。如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政治多元論和《政治典範》中的聯治分權說在聯省自治、分治合作、均權共治等訴求中產生了微妙的連結；拉氏關於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關係以及權利論述，在九一八以後的訓政爭議中熱絡一時，《政治典範》中的制度設計概念也隱約出現在1930年代某些致力於國家改造的制度擘畫中。193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除批判黨治、追求憲政外，蘇聯計劃經濟也開始受到較大的關注，亦與拉斯基同。193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由於二戰，拉氏高唱改革，以之作為避免革命、避免戰爭之手段，主張「計畫化民主」。中國知識分子則是面臨抗日與國共內戰，不少人主張協商，期望走一條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改革大道，拉斯基學說中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並行的相關理論啟發更多，1940年代後期尤為高峰。且當此一時期，拉斯基學說在西方陷入激辯，在中國，知識分子論戰亦甚囂塵上，1948年關於自由主義之論爭即是一例。比起1930年代以前，193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知識分子更多注重平等問題，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也進入另一階段。從1920年代到1949年，拉斯基思想在中國的知識系譜隱然成形，知識分子的選擇與建構作用其間。
1950年拉斯基去世。在冷戰的年代中，拉氏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色彩與西方主流思想相悖，遭到了批判，反共學者甚至指其為史達林的代言人，其聲望也急轉直下。1960年代中葉，拉氏的聲名顯然有復甦的現象，其著作也再度受到注意。如1966年Martin Peretz指出，學生抗議現實是受了拉斯基的影響。B. Zylstra則是系統地分析拉斯基早年的著作，表示了同情。1970年代中期，David Nicholls分析拉斯基的政治多元論時期，強調其思想中的一致性。1979年，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Claudio Palazzolo寫了一篇同情拉斯基的文章，述其各重要階段的理論發展。嗣後，W. H. Greenleaf也為文強調了拉斯基思想的一致性。至於為拉斯基寫傳者亦不乏人，1969年Kingsley Martin的書再版，1977年Granville Eastwood的書，則是近似一本聖徒傳。Kenneth O. Morgan的短文則突顯了拉氏對勞工運動的貢獻。1993年Michael Newman的拉斯基傳，更試圖深入拉斯基內心所想望的政治世界，期能重建拉斯基的地位。
由於時代變遷，政治氛圍扭轉，拉斯基的學術地位受到不同的對待，這種情況在1950年代以後的台灣和中國大陸亦有所反映。1949年以後，台灣宣揚「反共抗俄」，拉斯基學說因其晚期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而聲音微弱。1950年代，承續拉斯基生前名聲餘緒，《自由中國》中一些鼓吹自由，但反對共產主義的文章對其思想偶有言及；鄒文海任教大學，指導學生撰寫關於拉斯基思想的學位論文，1960年代其自身亦曾發表介紹拉斯基思想的文章；程滄波偶而為文追憶拉斯基並對其學說作了些許的評述；杭立武則在其晚年整理其早年研究拉斯基思想之舊作，並予以出版。鄒、程、杭三人皆為拉斯基的學生。
在中國大陸，拉斯基的研究與政治氛圍關係更為密切。在革命掛帥的年代，特別是1950、1960年代，有鑑於拉斯基思想在英、美兩國影響甚大，對中國過去曾「受英美資產階級政法理論教育的知識界起過很大的毒害作用，直到今天，其遺毒所及，仍待進一步徹底掃清」，因此翻譯或再版一些拉斯基著作，作為「內部材料」，提供「批判」參考之用。有人甚至直指，1957年反右運動中重要的「右派分子」多與拉斯基有關。大抵在1980年代前，中國大陸學界對拉斯基及其理論係採全盤否定的態度，稱其為「完全按照資產階級意圖行動的最壞的反革命分子」、「極力為資本主義的腐朽度辯護」、用「大量的革命詞句，掩蓋著反革命的真面目」。198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思想漸變。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激勵下，民主社會主義相關思想的研究逐漸出現。在政治學領域，1980年代中葉，已有一些研究者探討拉斯基的思想，但在肯定其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貢獻之餘，仍揭發其理論的「錯誤」及「侷限」；在史學領域，2000年左右，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拉斯基與中國知識界的關係；亦有一些研究者特別注意拉斯基民主社會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此外，拉斯基的相關著作與研究也再度受到重視，除了重新翻印舊日譯作，新的譯著也陸續出版。近年來更產生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對拉斯基思想予以「平反」者。世局變遷，拉斯基重現於中國。由此亦可說，拉斯基思想在中國歷史的各階段展現出不同的風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拉斯基思想展現。
由上可知，拉斯基政治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是20世紀中國特殊歷史時空的產物。它是現代中國知識史和文化傳播史上的特別一頁，是20世紀中西文化接觸與調適的歷史事例，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脈動，也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動盪與徬徨，值得治中國現代史者進一步探索。與目前一般論著大多著重於1940年代拉斯基民主社會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不同，本文擬從知識傳播的角度，探討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20世紀初期中國的傳播概況及其在中國知識界所產生的「選擇」與「建構」效應。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理論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文中，對理論或觀念由一地旅行、流傳到另一地的現象有所闡發。他認為，任何理論或觀念旅行的方式，其移動本身都有一個分明的、重複出現的模式，顯示了三或四個共同的階段：「源點」（a point of origin）：係指觀念產生或進入論述的初始環境；「距離」，指由源點到另一個時空的間隔；「條件」，即新時空接納或抗拒所移植之理論或觀念的主客觀因素；「轉形」，係指理論或觀念為了因應新的時空所產生的轉化。薩依德的說法，對於探歷史事件時原本即重視時空條件的歷史研究者當可了然於胸。從事比較和跨文化之研究者所強調的雙重意識與觀點或「對位的」（contrapuntal）批判意識，在考察知識移植過程時，自然亦是歷史研究者的觀察重點。所謂「雙重意識」，意味了域外知識的傳遞者，一方面探尋、理解並且引進相關西方知識和理論；另一方面，要求在引進的過程中因應在地脈絡進行轉化，提煉出新觀點與新作法，產生適當的在地效應。此一論述，用以觀察近代中國諸多輸入域外知識，甚且欲以之作為改造中國資源的知識分子經驗，格外貼切。
20世紀初期，作為一種國家改造學說的拉斯基之政治多元論不僅享譽國際政治思想界，作為一個普受西方政治思想界注目的人物、一種新的政治學說、一種政治革新的方案，在中國知識界也引起廣泛的注意。本書擬分三個部分來探索20世紀初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旅行」過程。首先，作為一種域外知識，本書以拉斯基具有代表性著作的出版為線索，簡要介紹拉斯基生平及其政治多元論的發展脈絡和內涵。同時，藉由中國知識分子的記述，考察20世紀上半葉他們與拉斯基其人其事相遇的特殊經驗；其次，擬以編年的方式對中國知識界譯介拉斯基政治多元論的概況作一系譜式的追蹤，期能突顯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譯介背景、內容及過程；最後，由於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基本上是一種國家改造學說，對積極參與實際政治活動的拉斯基而言，它也具備了實踐的特性，其又是以何種方式影響了有著自身獨特歷史發展經驗之20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多元論如何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想像？本書期能透過以上三者，對20世紀初期享有極大聲譽的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軌跡有較清楚的掌握。
本書討論的時間斷限，大體上以1920年代和1930年代為限。此一斷限係以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為主要考量。拉斯基政治多元論的逐漸成熟大抵在1920年前後，歷經修正，於1930年代初已有轉向的跡象，至1930年代中期，正式宣稱告別政治多元論。唯在中國知識界，政治多元論的輸入也大致在1920年左右，經過了1920年代對政治多元論的一般認識後，1930年代開始進入了對拉斯基政治多元論的熱烈介紹討論階段，此一波知識傳播浪潮至抗戰開始方纔逐漸歇止。至194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興趣，也隨著拉斯基思想的轉向有所轉移，已是另一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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