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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名著文庫-宗教,哲學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限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銷售)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原文作者：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
作　　者：﹝德﹞馬克斯·韋伯
譯　　者：閻克文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26/09/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442-597-1
E I S B N：無
書　　號：1D7L
頁　　數：468
開　　數：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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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十本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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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馬克斯·韋伯著名的作品。在這部作品中，韋伯提出了一個知名的論點：新教教徒的思想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宗教教徒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務，尤其是經濟成就上的追求，但為什麼新教教徒卻是例外？
韋伯在書中論述宗教觀念（新教倫理）與隱藏在資本主義發展背後的某種心理驅力（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列舉了新教、清教、加爾文教等教徒生活、學習的例子並加以分析得出：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成功與新教盛行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新教入世禁欲主義倫理為資本主義企業家提供了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從而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得以興起的重要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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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邀請 謝宏仁教授撰寫導讀〈神像已不在，信徒繼續拜〉一文，提出四點矛盾之處與觀點，供讀者思考。

馬克斯·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現代極具影響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曾先後在柏林大學、維也納大學、慕尼克大學任教。他對於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主要著作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宗教》、《古猶太教》，以及未完成遺稿《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等。

閻克文，1956年生，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兼職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馬克斯·韋伯全集》翻譯與研究骨幹專家。主要譯著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君主論》、《個人主義》、《馬克斯·韋伯傳》（與王利平、姚中秋合譯）、《民主新論》（與馮克利合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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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譯自：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by Max Weber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Revised Introductions by Randall Collin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第二章  資本主義

本章使用的標題略顯大而無當—資本主義精神１。由此究竟能理解到什麼呢？想為任何類似的事物給出一個定義，都會碰到這種研究類型固有的某些難題。
如果說這個術語包含著某些可以理解的意義且能找到某個適用的對象，那麼該對象只能是一種歷史個體 (historical individual) ，也就是一種在歷史的現實中連結起來的諸要素的綜合體，我們是從文化意義的角度把它們統一成一個概念整體的。
然而，這樣一個歷史概念，因為其內容涉及一種獨特的個體性才具有重要意義的現象，所以不可能按照「屬加種差」 (genus proximum, differentia specifica) 的公式來定義；必須循序漸進地把那些從歷史現實中抽取出來的個別部分構成為整體，從而形成這個概念。因此，終極性的明確概念就不可能出現在研究開始的時候，而必須是在研究結束之時。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在討論的過程中對我們這裡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精神作出最完善的概念表述，以此作為這項討論的最重要結果。按照我們在這裡所關心的觀點來看，這樣做當是最佳形式了。此外，我們後面將會談到的這種觀點，對於分析我們正在研究的歷史現象來說，絕不是唯一可行的觀點。對待這個歷史現象，猶如對待任何其他歷史現象一樣，從其他的角度切入還會發現其他同樣重要的特徵。因此，根本沒有必要把資本主義精神理解成僅僅是我們這裡為了我們的分析目的所說的那種東西。這是歷史概念的性質帶來的必然結果，因為歷史概念的方法論目的並不是以抽象的普遍公式，而是以具體發生的各種關係來把握歷史現實，而這些關係必然地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個體性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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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韋伯通常都是將「精神」一詞加上引號，但我均予刪略，以使閱讀能變得輕鬆一些 (帕譯本同樣未加引號—中譯者注) 。他這樣做是希望：(1)表明他知道圍繞這個詞發生的爭論；(2)強調他在這項研究中是以特定的、獨一無二的方式使用這個詞 (因而他的用法便首先與德國唯心主義的主要人物黑格爾做出差異) 。—卡注

1.這些段落是對韋伯方法論觀點的某些方面所做的扼要總結。大約在寫作本文的同時，他正在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澈底的批判和重新評價。結果是他提出了一種觀點，它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特別是在德國以外—流行的那種觀點。本文與韋伯的整個社會學研究有著更加廣泛的連繫。為了從這些連繫方面來完整理解本文的意義，我們也有必要了解他的方法論目的。韋伯論述這一問題的著述在他去世 (1920) 之後均被收入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一書。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和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第三卷) 的開頭幾章對這一問題的主要論點作了簡要說明。—英譯者注︹韋伯這裡間接涉及了他的社會學方法論的幾個核心方面：(1)歷史概念必須指涉「歷史個體」 (獨一無二的個案) ；
(2)對於把握唯一性來說，分類框架過於抽象，因而僅僅作為初步的概念工具才是有用的；
(3)概念並不是「複製現實」，因為「現實」會由於研究者特別研究的問題 (或對現實的「優勢」) 而有變化；
(4)由以上可知，唯有在研究者對潛在構成成分的「文化意義」做出估價和相應的選擇之後，才能系統地闡述概念。以上各點對於韋伯「主觀意義」、「解釋性理解」和「理想類型」基礎上的社會學方法論都具有核心意義。見「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客觀性』」，《社會科學方法論》，Edward A. Shils 與Henry A. Finch 編譯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另見《經濟與社會》的〈基本概念〉一章。
見Drysdale，「社會科學概念是如何形成的？重構馬克斯．韋伯的概念形成理論」，載Sociological Theory 14 (一九九六年三月號) ：頁71-78。—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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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確定我們正在嘗試進行分析並作出歷史說明的對象，那就不能採取概念定義的形式，而是—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僅僅對這裡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作個臨時描述。然而，這樣一種描述對於清晰地了解我們所研究的對象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為此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份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文獻，它以近乎經典的純粹性保存著我們正在尋找的那種精神，同時又具有這樣的優點：裡面看不到與宗教的任何直接關係，就我們的目的來說，也就是擺脫了各種先入之見。
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賺十先令，那麼，如果他這天外出遊蕩或閒坐半天，即使只花了六便士用於消遣或三餐，也不能認為這就是他的全部花費；他其實花掉了，或者應該說是白白丟掉了另外五個先令。
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覺得應該把錢存在我手裡，那麼，他就是把利息給了我，或者說，3是把我在這段時間利用這筆錢獲得的利息給了我。假如一個人信用良好，能夠得到大筆貸款，並且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麼他得來的數額就會相當可觀。
切記，金錢可以再生增值。錢能生錢，生出的錢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可以周轉變成六先令，再周轉變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轉直到變成一百英鎊。錢愈多，每次周轉再生的錢也就愈多，收益也就增長得愈來愈快。誰若把一隻母豬殺了，實際上就是毀了牠的無數後代。
誰若是糟蹋了一個五先令的硬幣，實際上就是毀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錢，很可能是數不清的英鎊。
切記下面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荷包的主人。誰若被公認是一貫信守諾言、按時還錢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聚集朋友們的所有閒錢。這一點時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奮和節儉，凡與人交往都要守時並公道，這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向別人借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也不要絲毫耽擱，否則一次失信，朋友的荷包就會永遠對你關閉。
如果事關對個人信用的影響，哪怕十分瑣碎也得注意。如果債權人清早五點或晚上八點都能聽到你的錘聲，這會使他半年之內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見你在該做事的時候玩撞球或者泡在酒館裡，第二天就會派人來討債，且會急於一次全部收回。3此外，要表現出你一直把受人之惠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顯得是個細心可靠的人，這也會提升你的信用。
要當心，不要把你現在擁有的一切都視為已有，生活中要量入為出。很多有借貸信用的人都犯了這個錯誤。要想避免這個錯誤，就要花些時間詳細記錄你的支出與收入。如果一開始就花些工夫作細緻的記錄，便會有這樣的好處：你會發現不起眼的小筆支出是如何積成了一筆筆大數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經省下了多少錢，以及將來可以省下多少錢，而又不會感到十分不便。
假如你是個公認的節儉、誠實的人，你一年雖只有六英鎊的收入，卻可以使用一百英鎊。
一個人若一天亂花四便士，一年就至少亂花六英鎊，代價則是無緣利用那一百英鎊。
誰若每天浪費可值四便士的時間，那就是一天接一天地浪費使用一百英鎊的特權。誰若白白流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時間，那就是白白流失了五先令，這就等於故意將五先令丟進大海。
誰若丟失了五先令，實際上丟失的便不只這五先令，而是丟失了這五先令在周轉中可能帶來的所有收益，這收益到一個年輕人變老了的時候會積成一大筆錢。2

這是班傑明．富蘭克林留給我們的教誨。它們出現在斐迪南．庫恩伯格２機敏但卻懷有惡意的《美國文化寫照》3中時，被當作假想的美國人信仰聲明遭到了冷嘲熱諷。沒有人會懷疑，這就是以典型方式體現出來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是我們不能斷言，它們一覽無遺地囊括了有關這種精神的一切。我們不妨稍作停頓品味其中三昧。那裡面的哲學被庫恩伯格概括成了兩句話：「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這一獨特的貪婪哲學看上去成了那種公認為有信用的誠實人所抱的理想，尤其是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個人理應讓自己的資本增殖，好像這就是目的本身。的確，這裡宣揚的不單是一種發跡的手段，而且還是一種獨特的倫理。違犯其中的規則不是被看作愚蠢，而是玩忽職守。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它不是單純的商業機敏，而這種機敏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了。它是一種精神氣質。這才是我們所關心的那種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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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後一段出自Necessary Hints to Those That Would Be Rich (written 1736, Work, Sparks edition, II, p. 80) ，其餘各段出自Advice to a Young Tradesman (written 1748, Sparks edition, II, pp. 87ff.) 。引文中的著重體為富蘭克林所加。
２ Ferdinand Kürnberger (1821-1879) ，奧地利作家，因參加一八四八年奧地利革命和次年的德勒斯登起義而知名。創作了許多劇本、長篇小說和評論文章，最著名的劇本為《卡特琳娜》 (1855) 。—中譯者注

3.即Der Amerika-Müde，眾所周知，這是對萊瑙* 的美國印象所作的想像闡釋。作為一部藝術作品，這本書今天已經難以為人欣賞了，但作為一部事關德國人與美國人觀念差異 (這一差異很久以前就已經模糊不清了) 的文獻，其價值仍是無可比擬的。甚至可以說，該書反映了一種精神生活類型，無論如何，這種類型自從中世紀日爾曼神祕主義產生以來，就一直是所有日爾曼人的共同特徵，無論他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因此而有別於清教徒對行動的資本主義價值評估。
* Nikolaus Lenau (1802-1850) ，奧地利浪漫主義詩人，敘事詩《唐璜》的作者，一八三二—一八三三年曾在美國度過了一年災難性的異鄉生活。—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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