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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名著文庫-宗教,哲學
羅馬盛衰原因論 (限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銷售)

作　　者：孟德斯鳩
譯　　者：許明龍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22/05/01(1版2刷)
ＩＳＢＮ：978-957-763-163-3
書　　號：1D0Y
頁　　數：304
開　　數：25K
定　　價：380元
優惠價格：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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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十八世紀法國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的代表作之一，1734年出版。作者利用羅馬的有關史料來論述他的政治主張，並論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為共和制度提出歷史的理論根據，用以反對當時的專制暴政。他認為羅馬的興盛是由於建立共和制度、法律開明、統治者賢智、人民風俗樸質、品德善良，而羅馬的衰亡則是由於施行君主政體的統治和對外實行戰爭掠奪。這種論述對當時反對君主專制起過積極作用。

本書增加了作者有關羅馬的相關論述的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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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羅馬人採用某一種辦法治國時，羅馬持續不斷地繁榮富強，當他們採用另一種辦法治國時，挫折接連不斷。」所謂的好辦法，就是「共和」；而「另一種辦法」，顯然就是「擴張的帝國」。在這裡，我們彷彿得到了政治理論上最精要的一個教訓：良好的「共和」，會帶來自由、國富與民強。而強大的結果就是擴張，擴張自然就變成帝國。我們無法期望帝國與「共和」並存，因為二者的治理完全施用不同的「準則」。羅馬所以富強的因素在帝國時期都不復存在了，而羅馬也著實無任何經驗要如何好好地、長久地「支撐」起一個大型帝國。所以孟德斯鳩用了最簡單的話來表達這樣的一個道理：羅馬亡於「準則」間的變換與矛盾。
我們有一句古話，「富不過三代」。環境產生準則，新環境造出新準則，新準則如果對於新環境的控管能力不似舊準則（對舊環境）般有效，則這個環境的變化本身就會帶來事先難以想像、事後難以應付的壓力，它可能是危機而不是福祉！將近兩千年前，羅馬興起與覆滅的戲劇性歷史，應驗了「福兮禍所伏」的警語。
---------(陳思賢教授導讀〈「準則變換所造成的崩解」：孟德斯鳩對於羅馬衰亡的診斷〉節錄)

孟德斯鳩（1689-1755），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法學家，也是近代歐洲國家比較早的系統研究古代東方社會與法律文化的學者之一。孟德斯鳩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學術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很高的榮譽。曾被選為波爾多科學院院士、法國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他的著述雖然不多，但其影響卻相當廣泛，尤其是《論法的精神》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與法律理論發展的基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人對東方政治與法律文化的看法。

許明龍，1936年11月出生於浙江省定海縣（今舟山市定海區）。中國社會科學會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學術專長是法國史，現從事世界歷史研究。1949年2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轉業。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法國語言文學專業，1963年畢業。後在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北京建築設計院任翻譯。1978年10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1993年晉升為研究員。1996年11月退休。

導讀
「準則變換所造成的崩解」：孟德斯鳩對於羅馬衰亡的診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陳思賢



羅馬帝國一統歐洲，功業彪炳，是後代的典範；再造另一個羅馬，也一直是日耳曼民族中若干有野心抱負之士的夢想，拿破崙、希特勒均為其例。對中世紀以降的歐洲學者而言，研究羅馬史，究其興衰之故，往往亦成為畢生學思職志所在。換句話說，歐洲自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來，政治上的氛圍是每個民族都要追求「國富民強、一統天下」，打造自身成為光輝的「羅馬帝國」之日耳曼版，而歷史研究與政治思想上的氛圍則一定包括了追溯這個偉大先例的祕密。
近代學者願意投入此「政治考古學」的巨大工程而筆之成冊者，義大利的馬基維利（Niccol  Machiavelli, 1469-1527）與英國的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均屬之，後者甚至花了十六年時間才完成六大卷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至今膾炙人口，也成為檢討羅馬帝國覆滅原因的最重要著作。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部巨著的出現，曾受到了孟德斯鳩稍早的作品《羅馬盛衰原因論》（Considerations on the cause of the Glory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cay, 1734）之影響。
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  de et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出生於法國的上流世家，父母親都是貴族，他不但在法國最菁英的天主教學校受教育，日後也繼承了父母雙方的爵位。這位貴族青年成長於法國社會劇烈變遷的十八世紀，但這樣的動盪環境卻也提供他日後深入思考政治、社會、歷史與文化的機會。然而他最先展現給世人的，卻是在文學方面的才華。三十歲出頭時，他發表《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透過生花妙筆，他道出了對於法國與歐洲社會現狀的深刻觀察。
至於孟德斯鳩晚年時的傳世作品《論法的精神》（清末之翻譯家嚴復譯為《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使他成為國家理論與法學的極重要代表人物，所以許多人對在此之前他曾發表的一部歷史著作《羅馬盛衰原因論》，較未給予同樣比重的關注。但是這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卻不凡，它開啟了歐洲十八世紀「羅馬學」的先聲，引導時人探析羅馬在統治者、政治制度、軍事方略與公民精神等方面興起與衰退的種種原因。思考一個民族的起落，其實就是在整體地思考一切有利於國富民強的因素以及其消退的原因。這其實是從孟德斯鳩之前一個世紀的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之《國家論》（Six Books about Commonwealth）發表以來的「法國式」傳統─在一部單一著作中將政治、經濟、軍事、地緣政治與文化等熔於一爐而侃侃談之。孟德斯鳩的著作不論是《論法的精神》或是《羅馬盛衰原因論》都是這種氣味。
《羅馬盛衰原因論》全書別為二十三章，成於一七三四年。現行版本各章並未完全依時序或是主題彙整，但其內容要之可分為五大部分：羅馬興起的歷史背景與環境；興起的主要策略與原因；歷代統治者評述；衰亡的原因與東羅馬帝國。關於最後一項東羅馬帝國的部份，我們在此暫且不論。而對於第一項歷史背景，孟德斯鳩其實並未詳述，只約略指出當時在義大利半島以及羅馬周邊地域的諸多民族，可分為兩類：一是富有奢侈、閒散淫逸的民族；一是勇武好戰、剛毅堅強的民族。羅馬很快地滅掉前者，而在與後者的頻仍征戰中，羅馬不吝吸取其長處而成為更善戰的民族。總之，孟德斯鳩認為，羅馬是在缺乏強大的主要敵人、諸多小民族林立的環境中，靠著強大企圖心與不斷改善自身能力而逐漸壯大的。
至於興起的主要方略，就是本書最重要的篇幅之所在。歸納起來，孟德斯鳩把羅馬成就霸業之因素，列出了下列兩方面：政治上與軍事上。現在分述如下：
一、政治上
又可追溯出三種成功的制度，分別幫助了羅馬之壯大：
1.	共和國人民享受自由且具向心力
「羅馬的政體十分優良，其優良之處在於：這個政體自建立以來，藉助人民的精神、元老院的力量和某些官員的威望，所有濫權行為都得到了矯正。」「羅馬之所以繁榮的原因之一，是歷代國王都堪稱偉人。一大批先後執政的君主無一例外都是傑出的政治家和統帥，這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是找不到的。」「在社會形成過程中，首領制訂了共和國的制度，隨後則是共和國的制度造就了首領。」
2.	從立國之初，羅馬就知道以凱旋慶典來激勵民心士氣
「羅馬之偉大展現在公共建築上」，羅馬的公共建築在在反映其立國精神，時刻提醒羅馬人何謂羅馬？而每當羅馬戰勝敵人後，大家就共聚一處回顧達成此榮耀之過程，有檢討也有慰勉激勵，「凱旋慶典此後成了羅馬城之所以威武偉大的主要原因」。
3.	以授予公民權吸引外族最優秀的戰士加入羅馬軍團
在帝國的刻意保護政策下，羅馬公民有資格享受極好的生活物資待遇與社會尊榮，所以這項措施的確有助於招募最好的外族戰士，前仆後繼地為羅馬效命疆埸。
二、軍事上
「羅馬人自認為生來就是打仗的民族，他們把打仗視為唯一的技藝，把全部才智和心思都用來完善作戰的技藝。」羅馬能夠頻頻戰勝及不斷擴張之原因，是因為在軍事上確實展現了若干優點，其他部族不能完全同時具備，或是不易趕上。這包括：
1.	軍團士兵配備的各種進攻和防禦武器，比其他任何民族的同類武器更精良、更堅固厚重。
2.	若要讓士兵攜帶比常人所能承受的更加沉重的武器，這些士兵就得個個都是超人，所以他們透過不斷鍛鍊體魄增強力量，透過訓練增加靈活性。總之，羅馬軍人都守著勤練自身體能與戰技的尚武傳統。
3.	羅馬人對於戰勝的獎賞很重視，戰爭幾乎始終是一件能讓人民愉悅的事，透過合理分配戰利品，就能讓戰爭變得有利於人民。「羅馬是一個既無商業也無手工業的城市（羅馬人把商業和手工業視為奴隸的行業，他們自己從不涉足其中），劫掠是發財致富唯一的手段。」、「羅馬人通常只會打仗，唯有打仗才是他們通向當官和獲得榮耀的道路。」
4.	不斷學習敵人長處，羅馬人於是獲得了精深的軍事知識。「無論哪個民族因其天賦或制度而具有某種優點，羅馬人都取而用之；為此他們不會忘記任何事，於是他們有了努米底亞的戰馬、克里特的弓箭、巴利阿里的弩、羅德島的船隻。」總而言之，羅馬人備戰之小心、作戰之大膽，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與之相比。
5.	戰爭後不饒恕敵人的作風使敵人聞風喪膽。而羅馬人愈是打敗仗，取勝的意念愈強，打敗過他們的人因而心驚膽戰，他們自己勢必取勝的意志則愈發堅定。「羅馬人若不戰勝敵方，絕不締結合約。」
除此以外，孟德斯鳩當然也不忘評價羅馬歷代的統治者，敘述他們對羅馬的功過。若論及羅馬衰亡原因，最關鍵的當然是對羅馬共和體制造成改變的那些政治人物，例如：馬略（Gaius Marius）、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龐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與凱撒（Julius Caesar）等人。從孟德斯鳩的敘述語氣與篇幅來看，他一定認為這些人對於羅馬的最終覆滅，有非常大的責任。首先，關於羅馬共和後期的執政官馬略與蘇拉間，因爭權而掀起的幾場慘烈戰爭，孟德斯鳩並不想多談，他只說這些是「令人戰慄的歷史」，「這兩位首領固然嫉妒成性、野心勃勃、殘忍嗜血，羅馬人何嘗不是個個如狂人一般？」。他們之間奪權戰爭的性質有些特別：「既是國內戰爭，又是對外戰爭」，因為「新公民和老公民不再把對方視為同一個共和國的成員」。蘇拉最大的罪過在於「他憑藉武力進入羅馬城，慫恿他的將領們破壞這座自由的庇護所」。「他把公民的土地分給士兵，從而養成了後者無止境的貪婪」，從那時開始，「軍人無時無刻不覬覦著將同胞的財富據為己有的時機。」蘇拉又開創放逐制度，於是引發派系傾軋，把對手趕出國門外，「從那時起，誰也不再把自己與共和國連在一起了。」
對於龐培與凱撒，他認為這兩個「有極大野心的人」，就是搞垮共和國的最後一股力道，差別只是在於凱撒憑藉武力奪取最高權力，而龐培卻要藉助民眾的選票取得獨裁權，「他不願意奪權力，而是要人民把權力拱手交給他。」出人意料地，孟德斯鳩指出，在凱撒與龐培間「這場長期持續的內戰中，羅馬的實力不斷增長。」原因乃是：內戰會使「貴族、市民、工匠、農夫等所有人都成為士兵」，全國的人都動員起來變成邁向沙場的戰士，「而才能出眾的人在混亂中嶄露頭角，人人各得其所」，所以一些大人物往往在內戰中脫穎而出。反之，「在和平時期，每個人的位置都是被別人安排的，而且總是安排得不合適。」在本書中，孟德斯鳩不厭其煩地舉例說明，一個內戰之後的國家，乃是對他國構成威脅最甚者：
除了羅馬人，法國人也提供了同樣的實例。法國在以下這些時期最讓他國懼怕：勃艮第家族和奧爾良家族紛爭之後、公益聯盟騷亂之後、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因幼年繼位引發的內戰之後。英國最受他國尊重則是在長期國會引發的內戰之後克倫威爾掌權時期；德國人乃在內戰後才擁有對鄂圖曼帝國的優勢；繼位戰爭之後的腓力五世執政期間，西班牙在西西里展示的實力令歐洲大為震驚。
我們今天看到的則是波斯在內戰中浴火重生，而且令鄂圖曼帝國受羞辱。

內戰勝利讓凱撒獲得權位，大展宏圖，也讓共和國終於毀滅。但是當凱撒被刺殺後，「共和國根本無法死而復生，於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情景：暴君沒有了、自由也沒有了；導致共和國傾覆的那些原因依然存在。」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大皇帝奧古斯都（這是諂媚者送給屋大維的尊稱）確立了秩序，即「持久的奴役制度」，「因為，在一個最高權力剛剛被奪的自由國家裡，凡是能夠確立唯一統治者之無限權力的一切，都被稱作「規則」，凡是能夠保證臣民享有真正自由的任何行為，都被稱作騷亂、傾軋和惡政。」所以孟德斯鳩結論道，奧古斯都這位狡詐的暴君，「以柔和的手腕把羅馬人引向奴役」。於是乎，共和時期的首要大事是不停地打仗，帝國時期的要務則是維持龐大國境內「絕對的秩序」。羅馬人在帝國之下逐漸失去了自由與生命的尊嚴，共和時期的美好終於潰散殆盡：

河流無聲無息地緩緩沖刷用以防止河水氾濫的護堤，終於在一瞬間把它衝垮，把它所保護的田野淹沒；與此相似，最高權力在奧古斯都主政時期悄無聲息地逐漸確立，到了提比略主政時猛然顛覆一切。

從這段敘述看得出來，顯然孟德斯鳩是非常感慨於此際羅馬共和精神與自由的淪喪，這種下了日後帝國江河日下的根本原因。他有一段敘述羅馬社會因失去自由與美德而解體的文字，著實使人印象深刻：

羅馬有一種名為尊嚴法的法律，用於處置攻擊羅馬人民的罪行。提比略看準此法並加以利用，但他不是按照制訂此法的初衷來實行，而是用來對付他所仇視或不信任的人。他實行此法時所針對的不限於行動，而是還包括口頭言語、肢體語言和思想，因為兩個朋友相互傾訴時所說的話，是只能被視為思想的。這樣一來，筵席上不再有自由，親屬之間不再有信任，奴隸不再有忠誠；君主的虛假情意和言不由衷在人民群眾中廣為傳播，友誼被視為暗礁，坦誠被視為冒失，美德被視為矯揉造作，這就令人想起往昔的幸福時光。

對於羅馬最終崩解的原因，孟德斯鳩提出了一種類似「由內向外」敗壞的解釋模型。他認為，如上所述，羅馬先是自身政治頻頻出了問題，於是造成德行盡失、人心潰散與社會的不公義蔓延，這些都導致了帝國的孱弱。羅馬一旦變衰弱，皇帝就對周遭以入侵相威脅的民族怯弱，試圖以金錢進行安撫。「但是為換取和平而花的錢會變成貢賦，起初是自願交付，後來就變為被迫交付，且被敵人視為一種既得權益。」因此羅馬帝國在亞細亞和歐洲的周邊民族，一點一點地耗盡了羅馬人的財富。當初各國國王送來的黃金和白銀使羅馬帝國變得強大，「如今由於黃金和白銀流向其他國家，羅馬帝國變得愈來愈虛弱了。」
再者，由於帝國的若干皇帝過度優寵放縱軍人，軍人們又貪得無厭，於是軍隊日益成為國家的負擔。在無力支付軍餉的情況下，就得設法維持一支花費較少的軍隊，於是羅馬與一些蠻族簽署協定，將其納入成為輔助部隊。早期羅馬人絕對不讓軍隊中此類輔助部隊多於羅馬人自己的部隊。但是到了後期，「就連羅馬人自己的部隊中，也有大量的蠻族士兵。其後果就可以想見了……」
孟德斯鳩對於羅馬衰亡原因的結論，可說是開啟了後世「羅馬學」對此一問題的定調。他認為，羅馬成也由於自身，敗也由於自身，「支配世界的其實不是命運，羅馬人可以為此提供證明。」孟德斯鳩找到的羅馬成功之原因已如前述，而對於敗亡的諸多原因（即上述的「由內向外」解釋模型），他使用了一個極為特殊的觀點來貫穿它們：羅馬亡於「準則的變換」。

簡而言之，這就是羅馬人的歷史。他們以自己的準則征服了各族人民，然而，當他們征服了各族人民後，共和政體卻無法延續下去了，於是只得改變政體，新政體所應用的新準則與老準則截然相反，羅馬的偉大於是毀於一旦。

「當羅馬人採用某一種辦法治國時，羅馬持續不斷地繁榮富強，當他們採用另一種辦法治國時，挫折接連不斷。」所謂的好辦法，就是「共和」；而「另一種辦法」，顯然就是「擴張的帝國」。在這裡，我們彷彿得到了政治理論上最精要的一個教訓：良好的「共和」，會帶來自由、國富與民強。而強大的結果就是擴張，擴張自然就變成帝國。我們無法期望帝國與「共和」並存，因為二者的治理完全施用不同的「準則」。羅馬所以富強的因素在帝國時期都不復存在了，而羅馬也著實無任何經驗要如何好好地、長久地「支撐」起一個大型帝國。所以孟德斯鳩用了最簡單的話來表達這樣的一個道理：羅馬亡於「準則」間的變換與矛盾。
我們有一句古話，「富不過三代」。環境產生準則，新環境造出新準則，新準則如果對於新環境的控管能力不似舊準則（對舊環境）般有效，則這個環境的變化本身就會帶來事先難以想像、事後難以應付的壓力，它可能是危機而不是福祉！將近兩千年前，羅馬興起與覆滅的戲劇性歷史，應驗了「福兮禍所伏」的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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