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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名著文庫-宗教,哲學
學問之增進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原文作者：Francis Bacon
作　　者：法蘭西斯•培根
譯　　者：邵裴子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22/10/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17-917-2
E I S B N：9786263434776 ( PDF )
書　　號：1D5S
頁　　數：296
開　　數：25K
定　　價：400元
優惠價格：3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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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建國

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博士
現任：東吳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專長：知識論、邏輯、語言哲學

★如果學習從確定的原理開始，最終將以懷疑收場。
　如果學習從疑問開始，最終可獲致真理的確定性。

　　培根認為，「學習」不是透過書本的記憶來獲得知識，而是要不斷對自然事物進行觀察與實驗，逐步拓展人類對於自然世界的認知。
　　培根於本書主要敘說對學問的捍衛、對學術的探究，其中特別強調學習的重要，著重學習時應注意的方法，並對學習成果所獲致的學術、學問或知識進行探究與分類，加以重建與重組，提出知識整合的宏大企圖。全書分為兩大部分：
　　
　　一、論述「學之尊嚴或崇重」：論證學習的重要性與學習可為人類所帶來的卓越成就。並提出學習時不好的習慣將帶來假科學氾濫、知識空轉，及只重文字而不重實質的空洞研究等後果，不僅浪費人類與生俱來的天分，也使人類的學習一無所得，學術文明也將窒礙不前。
　　二、展示「學的視野或全面考察」：培根對人類知識勾勒出一個嶄新分類與重組，劃分出三個主要的學術範疇，相對應於需要應用人類心靈三個不同的基本官能：歷史（透過記憶）、詩學（經由想像）與哲學（善用理性）。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國哲學家、政治家、科學家、法學家和散文作家，古典經驗論始祖。十二歲入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攻讀神學、形上學、數學、天文學、拉丁文、希臘文等。1576年隨英國駐法大使至法國巴黎，擔任英國駐法使館外交事務祕書。1579年，因父親突然去世而回英國。後取得律師資格，相繼擔任國會議員、司法部長、掌璽大臣、大法官等，並受封為維魯拉姆男爵、聖阿爾班子爵。
　　在學術上，培根成就卓越，涉及哲學、政治、科學、文學、歷史等多元領域，提出以實驗定性和歸納為主要方法，探索科學實驗的各種可能性。代表作包括《學問之增進》、《新工具（論）》、《論說文集》等。

邵裴子（1884-1968）

　　原名聞泰，又名長光，浙江杭州人。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經濟特科班，後赴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經濟。1909年返國後歷任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校長、法政大學英文教授及教務長。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任浙江大學校長，主張「學者辦學，輿論公開」。1935年離開浙江大學，賦居杭州，專心翻譯、校對書籍。
　　著有《唐人絕句選》，校輯《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譯有培根《學問之增進》等。

培根《學問之增進》導讀／東吳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米建國

一、前　言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於一六○五年所出版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完整的書名為：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目前市面上有兩種中文翻譯：一種是臺灣普遍流行的《學問之增進》，另一種則是中國大陸通行的《學術的進展》（於二○○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無論把書名中的「Learning」翻譯成「學問」或「學術」，兩者皆過度著重於知識的抽象靜態面向，忽略了知識學習的發展動態面向。原始古文中的「學」，可以意謂「學習」、「學識」、「學問」、「學術」，以至於「知識（科學）」這一系列的增長歷程。傳統儒家經典四書中的《大學》（英譯為：The Great Learning），就是強調一種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增進與成長過程。我們可以做學問，甚至可以做學術（研究），但是在追求獲得學問或學術這個目標或對象之前，「做中學」是個不可或缺的歷程，也是達成目標的最有效途徑。所以，把「Learning」直接翻譯成中文的「學」，可以同時包含「動態的發展歷程」與「靜態的成長階段」。
　　此外，書名標題中的「Proficience」代表著透過學習歷程所獲得的技能已經達到十分熟練與流利的程度，可以是近乎專家的良好技能。而「Advancement」意味著學問內容與學術涵養已經達到相當高明與進展的階段，堪稱具有完好知識或科學內涵的卓越成就。「Proficience」強調學之精進，著重在學習者能力的培養，是一種 learning-how；「Advancement」強調學之進展，著重在學習者知識之習得，是一種 learning what。
　　結合以上兩者的語意內涵，把培根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翻譯成《學之增長》，似乎是個比較完好的選擇。

二、作者生平
　　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六）是十六世紀跨向十七世紀的英國古典經驗論始祖，同時也是文藝復興邁進啟蒙運動的重要推手之一。雖然我們不能完全將他歸屬於英國知識論中的經驗主義學派，但是他的哲學立場與方法論卻足以深深影響著後來霍布斯、洛克、柏克萊與休謨這些重要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
　　培根出生於英格蘭倫敦。他的家庭背景稱得上是個貴族世家，父親擔任過伊莉莎白女王的大法官，母親則是個博學多聞的貴族婦女。在這種家庭背景的影響下，培根在十二歲就進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就讀學習，同時已經開始逐漸意識到經院哲學方法的缺陷，並企圖對於傳統哲學中的形上學與邏輯進行批判。隨後培根並沒有繼續留在大學中任教，而是選擇從政之路，步上他父親的政治職涯。然而，在這條從政的道路上，培根走的並不十分順遂，並且時常遇到經濟上的困頓與危機，最後還因為涉嫌在擔任法官期間收受賄賂，導致他的官位不保，被迫澈底離開他的官職。但是也許正是因為他在政治道路上所受到的阻力與挫折，反而使他在哲學的論證與學術的建構更有銳利批判的表現與獨特創新的見解。
　　他在離開政界之後，與在世的最後幾年之間，全心投入哲學與科學的研究，並設法完成他理想中的偉大企劃（The Great Instauration）：一個猶如百科全書般的全面綜合性計畫，一方面用來重新組構所謂的科學內涵，另一方面則用來重新拾起人類面對自然與認知世界時所需具有的力量與知識。可惜的是，這個宏大計畫並沒有辦法順利在培根賸餘短暫幾年的生命中完成，最後他在嚴寒的氣候中用冰雪來做實驗時，不幸染上了肺炎，而於一六二六年四月間過世。培根的一生就如同經常在他著作中所引用到的一句希臘名言一般：「學藝無涯，而人生苦短。」

三、成書背景與歷程
　　「知識本身就是力量」與「科學歸納法」是培根為人所熟知的哲學主張與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學。這兩項閃亮的成就雖然現在看起來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在十六世紀後期的時空背景之下，卻是培根對於當時傳統主流想法的對抗與論辯，也代表著一個創新時代思潮的嘗試與努力。
　　知識作為力量本身，是人類藉由上帝所賦予的認知機制與物理條件，透過不斷的經驗觀察與學習，建立起面對這個自然世界所需具備的各項技藝能力，並形成有關這個世界的各種自然哲學與科學理論。這個想法所要挑戰的傳統，一方面是希臘時代以來柏拉圖有關「知識來自於回憶」的主張，另一方面則是經院學派過度偏重書本文字上的學習與記憶，而忽略了對於經驗物質的觀察與研究。他在一六○五年所完成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這本書，就是要強調「學」本身（在面對神與人的交際之時）所能夠帶給人類面對自然的力量，隨著這股力量的增進，科學知識也才得以獲得進展，並彰顯人類在自然世界的尊嚴與崇重。
　　科學歸納法的提出，更是培根對當代科學發展的重大貢獻。在一六二○年出版的 Novum Organum（《新工具（論）》），正好代表著培根對於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 Organum（《工具論》）的一個直接對抗：這是一個「歸納邏輯」與亞里斯多德「三段論證邏輯」的對抗。曾經有些人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工具論》延誤了西方科學進展將近兩千年的時間，這正顯示出培根的《新工具（論）》為當代西方科學進展所帶來的創新思維與革命性的影響，也說明為什麼有些人尊稱培根為「當代科學之父」。「歸納法」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不僅是人類從事科學研究的一個必要方法，更是人類面對世界不可或缺的工具。培根之後另外一位重要的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甚至直言：「人根本上就是一個歸納的動物。」
　　其實，早在一五九二年，培根三十一歲左右，當他正在往他的仕途之路努力向上攀爬之際，就已經宣稱「所有的知識」都是他的領域，並宣示他計畫要對當時所謂的科學或人類所有的學問，進行一項全面的重建與重組。這項宣言一直到一六二○年，當培根還處於政治生涯的高峰時期，他正式出版了一個所謂的「偉大企劃」的序章，作為對三十年前的承諾所提出的回應，同時也把這項成就敬贈給當時重用他的詹姆斯國王，這個「偉大企劃」就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Magna Instauratio（The Great Instauration）」。培根的計畫綱要可以區分為以下六大項目：
　　（一）科學的部門。
　　（二）新工具（論），或有關自然詮釋的指南。
　　（三）宇宙的現象，或一個做為哲學基礎的自然與實驗史。
　　（四）智能的階梯。
　　（五）（科學）先驅，或新哲學的預見。
　　（六）新哲學，或積極的科學。
　　第一大項目包含對於科學的普遍描述，與對於科學（既有與新增）的各個部門的區分。這個項目的內容大部分來自於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這本書對於科學進展的分類。第二大項目發展培根對於科學研究的新方法，也就是《新工具（論）》中提出的科學歸納法這項新工具。第三大項目提供對於宇宙現象的各種記錄，包含著自然與實驗的發展歷史。第四大項目從事建構智能發展的階梯，培根的意圖是利用這個階梯來連結自然歷史的方法與他所主張的新哲學或積極科學。第五大項目提出培根所謂的新哲學的藍圖與預見，也代表著培根為當時的舊科學提供一套新的發展思路，並作為新的積極科學的先驅領航者。第六大項目是培根計畫為他的新哲學提供最詳細的論述與鋪陳，也是他所謂偉大企劃的最終目標，但是或者因為人生的有限時間，或者因為人類的有限力量，培根的終極計畫最終沒有成形。

四、主旨架構與內容精要
　　培根作為一位新時代的先驅，作為一位人類啟蒙運動的推手，在從神權跨越到君權再到人權的歷史進程，不論在做學問的方法或邏輯，或者是在求知識的內涵或進展，培根總是站在傳統的對立面：不僅是在科學方法論上的對立，也是對知識產出結果的對立；是歸納法與三段論證的對立，是積極自然哲學與傳統形上學的對立，也是對自然的詮釋與對自然的默觀之間的對立。用培根自己給出的一個很巧妙的比喻：傳統的科學方法就像是「蜘蛛吐絲」一般，知識形成就像是蜘蛛結網，從吐絲到結網的過程，都是蜘蛛利用自己腹部腺體的絲液所建構出來的結果。而培根則將自己所主張的新哲學與積極科學的方法學比喻為「蜜蜂採蜜」，科學知識的進展與成果就像是蜂蜜一般的甜美健康與滋養，蜂蜜的產出是蜜蜂不斷採集外在自然界中的花粉，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美好果實。
　　依據培根的想法，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可以搜尋與發現真理的方法：其中一種方法是從我們的感覺與個體直接飛向最普遍的公理（也就是不辯自明的真理），再從這些確切不移的真理所構成的原理原則之上，繼續推向進一步的判斷（也就是推論或證明）與中介公理的發現。這種方法就是傳統從事科學研究與知識探求的基礎，也就是建立在亞里斯多德三段論證式的科學解釋模型。另外一種則是培根自己所主張與推崇的方法，它是從感覺經驗與個體出發，經過逐步與不間斷的向上累積與攀升，漸進式的歸納出初步低階的公理，再繼續往上得出最普遍的公理。培根企圖利用這個新方法，也就是一種科學歸納法，希望能夠重新面對與解釋這個自然世界，並發現存在於這個世界的自然律則。歸納法強調透過不斷經驗的學習與對事物的觀察，加強我們對世界認知的能力，同時也可以增長擴充我們對世界所形成的科學知識。培根強調在「閱讀一本自然世界的書籍（the book of nature）」時，不同於「閱讀一本神的書籍（the book of divine）」。面對自然世界就是面對上帝（創造者）所創造出來的完美產物（創造物），人也是這個完美創造物的一部分。如何善用我們與生俱有的認知機制，學習並加強我們認知的力量，直接參與經驗自然世界中的所有物質，發現自然世界中的真理與知識，展現人類自身的尊嚴與崇高地位。
　　在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這本書中，一共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學之尊嚴或崇重」，第二部分則展示「學的視野或全面考察」。本書主要的重點在於：對人類學問的捍衛，與對人類學術的探究。其中培根特別強調學習的重要，著重學習時所應注意的方法（不論是在消極的面向或積極的面向），對學習成果所獲致的學術、學問或知識進行探究與分類，加以重建與重組，並提出知識整合的宏大企圖。對於培根來說，學習並不是透過書本的記憶來獲得知識，而是要不斷地對自然事物進行觀察與實驗，逐步拓展人類對於自然世界的認知。
　　第一部分論證學習的重要性與學習可以為人類所帶來的卓越成就。一開始培根先提出學習時一些不好的病症，或者學習者的虛榮或自大。他特別針對三個主要學習的病症，論證它們對學習或學問所帶來的不良後果：荒誕不經的學習（學習者想像的自我膨脹）、無謂爭論的學習（學習者狂妄自大的爭辯）與表面浮誇的學習（學習者情感迷妄的偏執）。這些惡習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是假科學的泛濫、知識的空轉與只重文字而不重實質的空洞研究。整體而言，不當的學習不僅浪費人類與生俱來的天分，也使人類的學習一無所得，學術文明也將窒礙不前。培根認為如果要排除傳統學術的惡習，扭轉學問進展的契機，必須具備新工具、新技術、新想法與新視野。善用我們與身俱來的基本能力，透過與自然事物的經驗互動，一方面強化累積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另一方面也增長擴大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一個自然哲學與積極科學的藍圖，就會逐步出現在我們人類的視野與版圖之中。這個培根所謂的積極科學所需具備的新方法與新工具，在他後來的《新工具（論）》一書中，才獲得進一步的闡明與更具體的展開。
　　第二部分勾勒出培根對於人類知識的一個嶄新分類與重組。在一個新的人類知識百科全書般的版圖之中，培根劃分出三個主要的學術範疇：歷史、詩學與哲學。相對應於學習這三個學術範疇，需要應用人類心靈中三個不同的基本官能：記憶、想像與理性。歷史透過記憶，詩學經由想像，而哲學則需善用理性。這個人類知識的重新分類，很明顯是在為培根後來自己的「偉大企劃」做準備。尊崇理性，提升自然哲學（或科學）在人類知識中的地位，這一切都是為了鋪陳出培根理想中的「大學之道」，一條走向代表人類知識最崇高的新哲學或積極科學的康莊大道。

五、思想特徵及歷史地位
　　培根認為，如果人類的學習是從確定性的原理開始，最終將以懷疑收場。但是如果從疑問開始，最終將可獲致真理的確定性。這個想法也許是培根自己一生最好的寫照：他從年輕時就對當時學校傳統教育的懷疑，進一步也開始對整個學術傳統的懷疑，然後對更基本的傳統科學方法論之懷疑，也對當時整體知識分類的懷疑，最後促使培根提出自己對於自然哲學與積極科學的創新想法，對從事科學研究提出嶄新歸納法的新工具，也對人類知識勾勒出全新的百科全書式藍圖。
　　培根的一生是個同時充滿現實與理想的完美組合：他是位政治家，也是位哲學家；他是個實踐者，也是個理論建構者；他是人文學者，也是自然科學家；他敬重神的地位，也不忘記人的尊嚴；他充滿了感性，也提倡理性；他可以掌握與挑戰傳統，更可以眺望與引領未來。我們可以稱他為一位充滿理想的政治家與實踐者，我們更可以稱他為一位具有遠見的哲學家與科學家。
　　不論培根在世的時候是否已經表現為一位出類拔萃的實踐家或政治家，也不論他是否已經成就出一位頂尖卓絕的哲學家與科學家，培根對後世的影響是絕對無法被加以抹滅的。他的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與 Novum Organum 這兩本著作，可以被視為英國哲學歷史發展中前無古人的哲學代表作，更足以普遍作為後代所有從事哲學創作與科學研究的典範與楷模。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伏爾泰就曾極力稱讚培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偉人，這個偉人是實驗哲學之父。」德國哲學家康德更把他重要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致敬給培根，並稱他為「現代性學術發展的建築師」。


二○二二年三月八日於臺北市外雙溪

第一篇


大王陛下

卓越的君主：
　　照［摩西（Moses）的］典章，敬事上帝，有日常應獻之犧牲，也有可依吾人自由意志之貢獻；前者出於一般的遵奉，後都出於虔誠的歡心。同樣，臣民對於君上，亦有應分的輸納和自願的獻奉。屬於前者，我希望能照陛下之任使與本身之責任，及身不致有所缺失；屬於後者，竊謂莫若選擇一種貢獻之適於陛下個人之特性與優點，而不涉於陛下王位與國家之任務者為最宜。
　　因此，我曾多次將陛下的人格，表現於我心靈之前，並不敢以僭妄的好奇眼光探索那《聖經》告訴我們是不可窺測的，卻是用著恭敬與愛慕的注意眼光來審視。且不論陛下德性和幸運之他方面，即陛下所有那哲學家所稱為智力的那種美德和天資，我已為所感動而充滿了極度的驚異：如陛下才能之廣大，記憶之準確，領悟之迅捷，見解之透澈，和詞辯之敏捷與有條理。我常常這樣想，凡我所知並世之人，陛下實是最好的一個例證來叫人贊同柏拉圖（Plato）的見解：就是說，所有的知識，無非是記憶；人的心靈，天然的已知道了一切的事物，只是為這個生疏與黑暗的身體所遮蔽；所以只要使他那天生與本來的意思復甦和恢復就行了。我在陛下的身上，就看出了這樣一種天然的光明，並且還知道只要些微的一點觸動，或是他人知識的一點微光，就可以使它很迅速的燃燒著而發出猛烈的光焰。同《聖經》說那最有智慧之王一樣，「他的心如同海沙」，雖則它是最大物體之一，它仍是由最細小的部分集合而成；上帝也賦予陛下一種可欣羡的了解力之組合，一面能包容和了解最大的事情，卻也能觸著和覺察那最小的；一種工具，要於大小兩種工作均可適用，這在自然中恐怕是不可能之事呢。至於陛下語言之天才，我記得塔西佗（Tacitus）曾說過：「奧古斯都（Augustus）的講話，便捷而流利，適如王者的身分。」因為，如果我們很留意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凡是勉強而用力的講話，或是帶著技巧與規則那類的做作，或是模仿某一派雄辯的講話，無論怎樣的好，都不免帶點奴性和屬於臣下的樣子。但是陛下的講話，卻真有君上的風度；如同從噴泉裡流出來一樣，但仍是照著自然的秩序流布出去，流暢而恰當；既不模仿他人，亦為人所不能模仿。在政治上，陛下之德性，好似與陛下之幸運在互相競爭著：陛下有了一種富有美德的氣質，又有了最適宜的教育；在一個時期，陛下對於較大的幸運，有一種合於道德的企望，而經過了相當時期，就獲得了那種富盛的所有；陛下很道德的遵守著婚姻的規律，得了最幸福的婚姻結果；陛下之道德的與最合於基督精神的和平期望，亦得了鄰國君主向同一方面很有幸的傾向。同樣的，在知識上，陛下天才之優異和學問之豐富與完備，亦似在互相爭長。因為，我深信我將要說的話，並非誇大其辭，卻是絕對而有分寸的實話：就是說，自基督降生以來，世上的君主，沒有能夠同陛下這樣的深通各種典籍與學問，神聖的或是屬於人類的讓一個人去認真的、勤勉的追想和勘檢羅馬［帝國］的那些相繼的皇帝，當中最有學問的要算生存於基督降生前幾年的獨裁者凱撒（Cæsar）與安東尼（Antonius）；這樣的順著下來到東西羅馬帝國的皇帝以及法蘭西、西班牙、英格蘭、蘇格蘭和其餘各國的王統，他就可以知道這種批評是恰當的了，因為在君主中間，如果能夠從他人的心靈和工作裡面提出了一點要略，這樣的握住了些學問的表面裝飾和鋪張，或是能夠獎勵學問和學者，那也就算很好的了；但是，一個君主，並且生來就是個君主，竟能夠親自滿飲了學問之源泉；不但如此，還能夠在自己身上懷著這樣一個源泉，那是差不多要算一件迥異尋常的奇事了。更不容易的是在陛下一人之身，有著聖靈與神聖的和世俗與人類的兩類典籍之稀有的交會；如此，陛下就有了從前很尊重的以為只屬於古代荷米斯（Hermes）大神的那種三重性質：即君主之權力與富有，祭司之知識與智慧，和哲人之學問與博通。陛下這種天賦的與獨有的性質，不但應該在現代的聲名與愛慕或是後世的歷史與傳說中表現出來，還應該在一種堅實的事業，固定的、不滅的紀念物中表現著，永留著一個君主之權能和這樣一個君主之殊別之點與全美。
　　所以我以為我所能呈進於陛下之最好的貢獻，實無過於即以此為目的之一種著作。此種著作之全體，當分為這樣的兩部：第一部，論學問與知識之崇重，和增大與推廣學問之功績之崇重與其真正的光榮；第二部，論自來因推進學問曾做之工作，和我在這種工作中所發見之缺點與短處；因為即使我不能對陛下絕對與積極的貢獻什麼意見或提出完全的計畫，我仍想可以藉由陛下的思想來搜索自己心靈中之寶庫，從這個裡面，照陛下之廣大與智慧，得到合於此項目的之詳細辦法。
　　在講論第一部之初，如清除道路一樣，也如在會場使聽眾肅靜，使他們可以更容易的聽到關於學問之隆重之真實的證據，沒有潛默的反對在其中阻著，我想應該將學問在愚昧手中所曾受之不信任與不名譽，先予解除，這種愚昧，都在在的掩飾著。它的呈露，有時為神學家之熱心與嫉妒，有時為政治家之嚴刻與倨傲，有時且為學問家自身之錯誤與缺陷。
　　我嘗聽見神學家說，知識這一類東西，須要大加限制與注意，才可接受，希冀得到過分的知識，就是人類所因以墮落之原始的誘惑與罪惡。知識本身也有點和蛇相像，在牠進入［咬著］人身之處，牠能使他腫脹，「知識足以長傲」。所羅門有過這樣的意見：「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他也說：「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就加增憂傷。」聖保羅也給過我們一種警告：「我們不要因虛空的學問而被掠奪了。」經驗指示著怎樣的有學問的人是大異端者，怎樣學問發達的時代往往是傾向於無神論的，與同怎樣次級［自然］的原因之探討，減損了對於上帝，即初級的原因之倚賴。
　　要明瞭這種意見之愚昧與錯誤和他在論據上之誤解，好像這些人並沒有觀察或考慮到那使人墜落的，不是關於自然與普遍性之純粹知識倚仗了這種知識之光明，人於樂園以內見各種生物來到面前，就能依其性質，各各予以名稱。誘惑人類的卻是辨別善與惡的那種矜傲的知識，有了他，人類就想自己制定他們生活之規律，不再倚賴上帝之誡命。知識無論怎樣多，也不能使人的心靈膨脹。因為除了上帝與思念上帝以外，沒有事物能夠充滿，更不用說膨脹人的靈魂。所以所羅門說在知識之獲取上最為重要之二種官能，便是耳與目，他說：「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如果是沒有滿盈的話，那麼容者是大於他所容的了。關於知識本身與人的心靈—對於後者，各種官能不過是報告者—所羅門在為各種行為與目的定了他們適當的時期以後，他也用這樣的字句來說明，而且是這樣的結論著：「上帝使萬物各於其時成為美好；他又將世界安置在人的心裡，但是上帝自始至終所做之工作，人不能知道。」這顯然是說上帝把人的心靈做成鏡子一樣，能夠收受宇宙全體的影像，並且是樂於接受這種印象，如同眼睛喜歡接受光明一樣。不但喜歡看種種物類與時令之轉變，並且還要進一步來看出這種種變動中可以絕無錯誤的看到之規律。雖然他諷示著他所稱為「上帝自始至終所做之工作」的那種最高或最重要的自然規律是人所不能找出來的，但是這一點並不足以減損心靈之能力。人所以不能明白自然的最高規律，是因為有種種的障礙，如同生命之短促，合作之未盡善，知識傳授之不得法與同人的生活所常受到之多種別樣的不便利。因為這個世界裡面沒有一部分是不許人去研究與發現的，並且有些地方，他還能判斷著，如同他說「人的靈如同上帝的燈一樣，用了他可以去搜檢各種祕密的內情」那句話的時候。如果人的心靈之容受力是這樣的話，那麼無論知識之比例與分量如何之大，顯然是沒有一點可以使他膨脹或超過了他正當的限度之危險；但是知識之性質卻是這樣的，不論它分量之多少，如果服用的時候不加以適當的消解劑，那裡面卻是有一點毒素或有害的性質，和一點這種毒素的結果；就是說氣脹或腫大。這種有了它就可以使知識有這樣特效之解毒劑就是博愛精神，也就是那位使徒接著就加上了前一句的：因為他這樣說：「知識叫人自大，但是愛心是能夠造成人的德性的。」他於另一處所說，意思也和這相仿：「我若能說各種人和天使的說話，卻沒有愛，那也不過就同響著的鐃鈸一樣。」這不是說能說各種人和天使的話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說如果離開了愛而無涉於人類的福利，就只有虛空與無價值的光榮而沒有足稱與切實的好處。至於論到所羅門關於著書與讀書過多和精神因知識之滿溢而不安的那些意見，與聖保羅所給我們的警告：「我們不要為虛空的學問所誘惑了。」我們只要明瞭什麼地方可以劃清人類知識真正的界限，而仍不至於這樣的縮小了它的範圍，致使不能包舉一切事物的普遍性。這類限制，計有三種：一、我們不要這樣的高估了有知識之幸福，致使我們忘記了道德。二、我們應用知識之時，一定要使我們獲得了安息與滿足，而不是厭惡與懊恨。三、我們並不想藉研索自然而達到上帝之神祕。關於第一點，所羅門很好的在同書中的又一部分發表著他的意見。他說：「我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勝過黑暗。智慧人的眼目，是常留心在看著的，而愚昧人卻只在暗中摸索，但我知道這兩種人都逃不過同一的命運。」關於第二點，除完全出於偶然外，絕無因知識而產生之心理的煩惱與不寧；因為各種知識與為知識種子之好奇心，他們自身都能使我們得到一種愉快。可是在人用他們的知識來製成結論，來應用於他們自身的處境，因此使他們有了脆弱的恐懼或廣大的願望的時候，那就有所說的這種心理上的顧慮與煩擾了。在那時知識已經不是乾的［純粹的］光明，——深奧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關於這點曾說過「乾的［純粹的］光明就是最好的靈魂」一句話，但是已變為溼的［摻雜的］，或是被浸軟了的，被浸漬於各種病症之溼氣中的光明。至於第三點，那卻應該稍加論列，不可輕於略過。如有人以為對於凡可以感知與有實質之物加以觀察與考察，即可得到這種光明，而且因此就能夠明瞭上帝之性質與意志，那麼它真是為虛誇的學問所掠奪了。因為思量上帝所造之生物與所成之工作，如果屬於生物與工作方面，那是可以產生知識的。但如屬於上帝方面，那就不能產生完全的知識，卻只能產生驚異（不完全的知識）。因此，柏拉圖學派中某人［按：此為 Philo Judaeus，耶穌降生前二十年生於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其意在調和希臘之哲學與摩西的著作］說得最好：「人的官能，很像太陽，可以燭照大地，同時卻隱蔽住了星光。同樣的，人的官能能夠發現自然之物，但是卻把那神聖的遮蔽了。」所以其結果是有好些的大學問家，當他們要想以官能這樣的蠟質羽翼飛達上帝之神祕時，他們已都入於異端了。至於說到知識太多就會教人傾向無神論，與不了解次級的原因將使人更專一的信倚那為初級原因的上帝那些話，我們先要同約伯（Job）一樣的問：「你們是因要見好於上帝而為他撒謊，和一個人為要見好於他人而為他撒謊一樣嗎？」上帝在自然中工作，除用次級的原因外，顯然的更無別法。如果要想叫人信為不然，那無非是欺騙，彷彿這樣就可以對上帝表示一種好感似的；也就是對於創造真實之上帝，來貢獻謊語這一種不清潔的犧牲。但是少量或浮淺的一點學問可使人心偏於無神論，而再向前進，卻又能將他的心引回到宗教，這卻是經過證明的事實與根據經驗的結論。因為人開始研究學問的時候，他的心理看到了與他的官能最接近的次級原因，如果即留止於此，那是可以使最高的原因隱晦的；但是當其繼續前進，去尋求各種原因之互相依倚，那麼，照著詩人的比喻，他是很容易相信自然之鏈之最高的一圈，是一定得附著在朱比特（Jupiter）大神的椅子腳上的。最後一句話，凡人不要因他對於節制的意義了解不充分或是誤用了中和，認為人能搜求得過遠，或是在上帝的訓示［《聖經》］，或工作［自然］，即神學或科學中研究得太深；他們卻應該在這兩者中試求無止境的進步；他們只須留意把二者都應用於慈愛而不是誇大，應用於實用而不是鋪張；最後更注意他們沒有不智的把這幾種研究混雜或淆亂了。
　　至於學問在政治家手裡所受到的不榮譽，大概是如此：以學問足以軟化人的心理，使他們不適於用武與獲得武事上的榮譽；以他足以損害與轉移人在制御與政治一類任務上的意向：或是因為覽記太博了，使他們過於謹慎與寡斷；或是太嚴格的遵守了規則與真理，使他們過於固執與自信；或是模仿的榜樣太高，使他們過於志大與奢望；或以所效法的時代懸殊，使他們太於現代不合；至少的說法，學問足以從活動與事務方面，把人的工作轉移到悠閒與隱退之愛好上去；並且還足以鬆懈國家的訓練，使人民喜好辯論過於服從與奉行。為了這種見解，在雅典的哲學家卡爾內阿德斯（Carneades）奉使到羅馬的時候，因為羅馬的青年為他的辯才與學問之美好與莊嚴汲汲引而群起相從，監護官凱圖（Cato）（也是自來最有智慧者中之一人），在元老院開會的時候，主張他們應該趕快的使他離去，不然，他怕要傳染與迷惑了青年們的心理與情感，不知不覺的在本國的習慣中輸入了一種改革。為了這種見解，維吉爾．馬羅（Vergilius Maro）這樣於他的國家有益而於他自己的職業有損的用著他的筆，在他那著名的詩句中，把政策與統治，和藝術與學問兩兩的分開，把前者歸與羅馬人，把後者剩給了希臘人：「啊！羅馬人呀！把統治臣服的民族作為你指定的工作。」及其下文。同樣的，我們看到蘇格拉底（Socrates）之告發者阿尼圖斯（Anytus）以蘇氏利用他講說與論難之多端與力量，把青年引離了他們對於本國法律與習慣應有的尊重，和他自承研習以辯才與語言的力量，把壞的教人看好並把真實抹殺這樣的一種危險與邪惡的學術，為他控告蘇氏之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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