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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名著文庫-宗教,哲學
歌德談話錄 (限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銷售)

Gespräche mit Goethe

原文作者：Johann Peter Eckermann
作　　者：約翰·彼得·愛克曼
譯　　者：朱光潛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25/03/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423-043-8
E I S B N：無
書　　號：1D7D
頁　　數：384
開　　數：25K
定　　價：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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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思想和實踐經驗；研究歌德必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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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沃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年8月28日—1832年3月22日），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法蘭克福，是德國戲劇家、詩人、自然科學家、文藝理論家和政治人物，戲劇、詩歌和散文作品的創作者，也是世界文學領域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之一。
《歌德談話錄》是德國作家約翰·彼得·愛克曼作品，記錄歌德晚年有關文藝、美學、哲學、自然科學、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論和活動，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文藝方面，記錄了歌德晚年的最成熟的思想和實踐經驗。學術界將《歌德談話錄》看做研究歌德的秘讀書目；有些專家甚至把這《歌德談話錄》當做歌德自己的作品。
《歌德談話錄》出版時，遭到德國社會的冷落和疏遠。1848年，德國革命失敗之後，該書才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重視，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學術界宣佈該書為研究歌德必讀科目，絕大部分專家和讀者都認可愛克曼的這本書，並且認為它裡面沒有捏造和虛構。

約翰·彼得·愛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年9月21日—1854年12月3日）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溫森，德國詩人和作家。
愛克曼的家庭貧寒困頓，從小就為生存而奔波勞累，最後不得已輟學。他相當崇拜歌德，在1821年出版了模仿歌德風格的詩歌集，並且把詩集送給歌德，但是歌德對此反應冷淡，後來又寫出《論詩·特別以歌德為證》的論文集，1823年，他把這部作品寄給歌德，得到了歌德的肯定和讚賞，1823年，愛克曼在威瑪獲得了歌德的接見，從此一直擔任歌德的秘書，直到歌德逝世。是歌德晚年生活的見證者，以輯錄《歌德談話錄》聞名於世。

朱光潛(1897.9.19—1986.3.6) 
筆名孟實，安徽桐城人。是當代著名美學家，中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早年受康德、黑格爾、克羅齊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著有《文藝心理學》介紹了西方美學史上的各家學說以及《談美》等。
他在著述的同時，翻譯大量美學方面必讀的經典著作，如黑格爾的《美學》、萊辛的《拉奧孔》、《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歌德談話錄》、《新科學》等。

導讀
一代文學巨匠歌德的學思簡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退休教授   張炳陽                                


一、前言
    《歌德談話錄》的原德文書名是《與晚年歌德的談話》（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1823-1832），作者為愛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愛克曼（請參考本書附錄一）比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年輕四十三歲，可以算是歌德的兒孫輩。愛克曼出生於貧窮家庭，小時候無法受正常的教育，但是他長大後努力學習並力爭上游，二十五歲進入漢諾威文科中學，二十八歲進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律。愛克曼因為仰慕歌德的學養和文學成就，他於一八二三年五月從哥廷根徒步到威瑪拜訪歌德，歌德非常歡迎這位年輕人，留他住在威瑪，後來成為歌德的私人祕書，一直到一八三二年歌德去世為止。歌德很喜歡愛克曼，認為他是一位溫文儒雅、通情達理、純潔正直的人，歌德晚年所以能順利完成他的自傳《詩與真》（Dichtung und Wahrheit）和《浮士德》第二部是受到愛克曼極大的鼓勵。

    愛克曼與歌德前後相處有九年，他將歌德的日常言行詳細而忠實地記錄下來，歌德曾經閱讀過這些紀錄稿，肯定其中的記述，並且交代在他過世後可以出版。《歌德談話錄》於一八三六年在萊比錫出版，剛出版時有二卷（請參考本書附錄二），並在一八四三年增補第三卷（請參考本書附錄三）。這三卷書總共約有數十萬字，其中所談論的一些人物、事件和學問似乎與現代世界較無重要關係，因此一九一二年在德國柏林的書店就有重編的選本出版，篩選全書的精華，這可更清楚看到歌德思想的永恆面貌，朱光潛所翻譯的這本《歌德談話錄》應該也是直接或間接源自這個選本。

     在中譯本中，除了談話的本文之外，在書後有三個〈附錄〉和中譯者的〈譯後記〉，讀者或許可以先行閱讀，這對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會有幫助。〈附錄一〉是作者愛克曼的自我介紹，〈附錄二〉是原書前兩卷的作者原序，〈附錄三〉是作為補編的第三卷的作者原序；最後是本書中譯者朱光潛的〈譯後記〉。朱光潛的〈譯後記〉分四部分：一、關於本書的性質；二、歌德時代的德國文化背景；三、歌德《談話錄》中一些基本的主題思想，這一部分譯者談到的主題有：1.世界觀和思想方法，2.天才論，3.文藝觀，4.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四、關於選、譯、注。朱光潛詳盡的〈譯後記〉對本書而言就已經是一篇絕佳的導讀文章，讀者可以先行閱讀。本〈導讀〉則簡述歌德一些重要的學思經歷，希望能增加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對歌德有更多的理解。

二、歌德早年性格的形塑
    歌德於一七四九年出生於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一五一二至一八○六）的自由市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當時的德意志民族並未形成真正統一的國家，所謂的「帝國」是由大部分比較鬆散的小邦組成，其中最強大的邦是普魯士。歌德的父系輩大都是一般的平民或農民，而母系輩則大都為知識分子。歌德很喜愛他的故鄉法蘭克福，視之為他少年時代成長的精神文化的故鄉。美麗的美因河、高聳的大教堂和勤勉勞動的市民，都是他少年時代的永恆回憶。歌德生長在父嚴母慈的家庭，父親性格對自己和對他人都極為嚴謹而內斂，具有重理智的性格，歌德曾自述自己在晚年似乎愈來愈像自己的父親。但是，母親卻生性活潑、開朗而外向，具有樂觀的性格，歌德曾自述自己氣質中的詩的因素是受母親說寓言故事能力的影響。

    歌德幼小的時候就接受家庭教師的啟蒙教育，特別是學習古代語言，例如拉丁文、希臘文。歌德八歲時就能翻譯拉丁文，十歲時就能閱讀荷馬史詩、維吉爾和奧維德的著作。歌德後來又學習希伯來文（聖經舊約的語文）和幾種近代語文，例如英文、法文和義大利文，這對他後來到義大利的旅遊提供了便利，並且在幾十年後，當拿破崙入侵並占領德意志土地時，在一八○八年十月他與拿破崙有過深度交流的會面。

歌德在十六歲（一七六五年）入學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萊比錫是一座商業城市，是個貿易繁榮、生活富裕的城市，它的建築充滿著法國的洛可可藝術風格，當時的德意志帝國流行法國的新古典主義，這些都吸引歌德成為一個文藝的愛好者。隨著歌德交友圈的擴大，他逐漸對課堂的法學，甚至是語言文學失去熱情，尤其當他認識了幾位古典主義的藝術家之後，歌德對洛可可藝術就逐漸失去了興趣。萊比錫不像他的故鄉法蘭克福只是個繁榮的商業城市，它還充滿著學術與藝術的濃郁氛圍，這些都影響歌德的後來作為文化人的生涯發展。歌德在一七六九年曾經寫信給他的繪畫老師談到那個時期的生活：「我現在正在研究哲學……我常常深入到對真理的認識之中……一位大學者很少同時是一位大哲學家。」當時「哲學」一詞與「科學」或「學術」的內含有很大的重疊，有時這些語詞甚至是同義詞。因此這也預見後來的歌德除了在文學創作上，也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尤其對自然之研究，歌德一生都把自然當成一本單純而真實的書在閱讀和研究。

三、時代背景的影響
歌德在萊比錫大學從一七六五年學習到一七六八年時，因生了重病而回故鄉法蘭克福養病。回到家鄉的這段期間，因為慈愛的母親是個虔誠的宗教信仰者，這吸引了病中的歌德對母親所表現出的美德的注意，形成了後來歌德所謂的「美的靈魂」這一概念，同時也形成歌德自己對信仰的獨特觀點，就是不跟隨傳統基督教的教條主義，而是同情敬虔派（Pietismus）。基督教的敬虔派強調宗教信仰是：個人以虔誠和敬畏之心面對上帝，並且過聖潔的生活。後來在宗教上，歌德也受到理性主義者史賓諾莎（Spinoza, 1632-1677）的泛神論的影響，他又閱讀了一些宗教神祕主義的著作，因此往往在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間搖擺不定。歌德的宗教觀的形成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有很深遠的影響，例如，《普羅米修斯》或是《浮士德》等作品，都表現出人類與上帝和魔鬼都具有像似性。

歌德在病癒後，於一七七○年離開故鄉法蘭克福前往斯特拉斯堡繼續學習，在那裡待了約一年半的時間。這段時間對歌德往後的學思生涯有很大的影響。第一是，歌德參觀教堂後認識到哥特式建築的宏偉。哥特式建築是具日耳曼民族風格的建築，是中世紀建築的主流，尤其是教堂，並為之後的文藝復興時期所繼承。黑格爾（Hegel, 1770-1831）在《美學講演錄》認為哥特式建築是屬浪漫型藝術，也是最具基督教精神的建築。第二是，歌德在這段時間與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的結識。赫德當時已經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思想家，他教導歌德用歷史的眼光觀察世界，教導歌德人類進化的概念，並且要重視古代民歌和民歌的蒐集，尤其是希伯來文學，這對歌德後來的詩風有很大的引導作用。赫德和歌德兩人後來成為狂飆運動（Sturm und Drang）的先驅，狂飆運動是德國啟蒙運動的持續和發展，在創作的手法上主張浪漫主義、歌頌自然、強調民族文學。赫德鼓勵歌德研究荷馬和莎士比亞的著作，因受赫德的影響，歌德就澈底遠離了洛可可藝術。

歌德在大學沒有獲得法學博士（der Doctor juris），而是得到等同博士的許可法律授課學位（der Lizentiat der Rechte）。之後歌德在法蘭克福擔任陪審法庭的律師共四年（一七七一至一七七五年），在這段期間歌德創作了一些詩與戲劇，也包括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一七七四）。在一七七五年威瑪公爵卡爾‧奧古斯特（Karl August, 1757-1828）邀請歌德到威瑪，奧古斯特的年齡小歌德八歲，他熱中藝術、文學和科學，希望歌德到威瑪能對他的城邦的文化有所助益。歌德接受邀請，並且決定長期居留。除了幫忙奧古斯特行政工作之外，歌德也從事許多藝術活動。事實上，歌德在威瑪居住直到奧古斯特過世那一年（一八二八）才移往多倫堡隱居，這一年歌德已經七十九歲了。

四、宮廷行政與文藝創作的負擔
1776年歌德正式進入威瑪宮廷成為奧古斯特的樞密院參事官，幾乎投入全部國家的行政管理活動，相當於宰相的工作。一開始他很活躍於參與政事，但逐漸發現很多工作事與願違，並非事事順心，也遇到許多阻礙。後來歌德在很多方面就更為謹小慎微，變得十分內向了。這似乎是文化人介入政治活動的普遍現象。內心的痛苦難以表達，處於這種狀況的歌德只能訴諸大自然，並表現在抒情詩上，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創作於一七八○年九月的詩〈遊客的夜歌〉：

頂峰之上
一片安靜，
樹梢之上
毫無風的影子；
林中鳥兒寂然無聲
等待，你不久
也要安息。

這一首小詩顯示，環境的衝擊、阻逆愈大，歌德傾向自然的寧靜、安穩之心愈加潛沉，彷彿內心裡面有一個不可震動的國。總之，歌德在威瑪期間既是精力充沛的大臣，且已經成為一個才華洋溢的詩人。

歌德於一七八六年前往義大利旅遊，前後約有兩年之久，遊遍整個義大利的重要景點，包括羅馬、維羅納、威尼斯、那不勒斯、西西里島等地，參觀了各地的博物館、建築物、畫廊和神廟，甚至連龐貝城的廢墟和維蘇威火山，他都就近觀察。在義大利期間，歌德除了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尤其植物學方面，歌德最主要還是從事文藝創作，他既畫畫，也寫詩，在義大利逗留期間他的文藝創作極為豐富，除了一些詩作外，也包括了部分的《浮士德》和《威廉‧邁斯特》的材料累積。歌德對於羅馬是依依不捨的，這時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個藝術家，渴望自己成為藝術家，對於重返威瑪從事宮廷的行政工作他倒有點擔心，恐怕會妨礙他的藝術創作，但他畢竟還是要回去的。歌德於一七八八年回到威瑪。

五、歌德與席勒的交流
在一七九四年耶拿（Jena）舉行的一次「自然研究會」中歌德與席勒（Schiller, 1759-1805）結識，兩人開始了終生的友誼。席勒是一位愛做哲學思考的詩人或詩人哲學家，他在一七八一年發表了劇本《群盜》，一七八四年劇本《陰謀與愛情》。席勒從一七九○年開始研究哲學，尤其是康德哲學，在一七九三年他已經發表了不少美學作品，例如〈論美〉、〈關於審美對象的各種斷想〉、〈秀美與尊嚴〉、〈論激情〉、〈論崇高Ⅰ〉、〈論崇高Ⅱ〉。歌德曾說，席勒比他有生活的智慧，更善於接人待物，他和席勒的結交完全有一些神靈在驅使著。兩人相知相惜，這種交往可謂心靈相通的「神交」。繼赫德之後，席勒可以說是第二位影響歌德最大的思想家，他和席勒的交往更是持續到後者去世。歌德和席勒兩人友誼的成長，深化了兩人在思想和學問互相滲透和影響。席勒有著理想主義（idealism）的傾向，沉溺於普遍性的觀念；而歌德有著現實主義（realism）的傾向，習慣於具個別性的自然。兩人雖然有著差異性的思想性格，但是因為都能容忍與對方的差異，在經過彼此不斷地交談與通信，雙方的思想交流都帶給對方純潔的友情享受和真正的益處。兩人經常糾正對方的極端傾向，特別是席勒影響歌德從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回到詩歌的創作，而歌德減弱了席勒沉溺於哲學的思辨。

歌德的寫實主義不單是停留在純粹的寫實，歌德說，當他在觀察事物時，他是澈底的寫實主義者，他不會對當前所觀察的事物加以增減，但是當他運用心靈創作時，他自己全然是個理想主義者，對於當前的事物他不問其本身如何，而只問這個對象是否符合它的概念。這表示，歌德也因席勒的影響，向理想主義靠近一大步。而席勒自己也在歌德的影響下不再只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而向自然感官事物靠近一步。席勒曾對歌德說，詩人和藝術家之所以能成為詩人和藝術家，是因為他們能超越現實主義又能不離開感官世界。所謂「超越現實主義」就是進入「理想世界」，也就是進入觀念世界、思想世界。所以在兩人互相思想交流中，彼此愈來愈靠近，兩人所使用的名稱變得不重要了，就如歌德自己也說：「席勒的理想主義和我的現實主義絕對不是互相違背的，而是互相融合的。」

六、歌德在創作理念的貢獻
    《歌德談話錄》這本書的內容極為豐富，它記錄了歌德晚年有關哲學、美學、文學、宗教、政治和自然科學的種種理解。歐洲在十七世紀經過了啟蒙運動之後，隨後在德國興起狂飆運動和浪漫主義思潮，哲學和文學、藝術互相影響，彼此融合，可以說是德國文化史上的高峰，席勒和歌德在文藝美學上的互融互攝是時代精神的一個實例。席勒是康德哲學的跟隨者，在自然觀上，歌德的態度也接近康德批判哲學的自然目的性，歌德曾說，他對於自然的理解與康德的思想相合。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德國哲學、文學、藝術等等文化活動的最高峰，是後世無法超越的極致。

歌德主張文藝必須從客觀現實出發，現實生活提供詩的材料和內容，但是詩人必須經過主體心靈活動將這些材料變成帶有普遍性的詩意的東西。也就是說，詩創作是將具體性（特殊）的東西展現為具有觀念性（普遍）的意義，亦即，在個別性中應蘊含有普遍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藝術典型」，或者是歌德所提及的「特徵」（das Charakteristische）、「理想」（das Ideal）或「意蘊」（das Bedeutende）。康德在談「美是道德善的象徵」時說：「象徵是理性概念透過反思之類比作為感性化的間接表現」，而所謂的「反思之類比」涉及到「反思的判斷力」，也就是先有個別者，再從中尋求普遍性，然後又將個別者歸屬其下的一種判斷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歸類能力，也就是在具體個別物中透過關係的相等（即：類比），從中展現出其普遍性。

文學藝術創作都應該從個別的人或物中創造出其中所要傳達的普遍性，康德稱此為「象徵」，歌德所謂的「特徵」、「理想」或「意蘊」與康德的「象徵」接近。這三個詞的內含都很接近「典型」，而康德所謂的「象徵」則意義更廣，內含更豐富。中文「典型」一詞是譯自英文type，這個英文字源自希臘字τὐπος，意指「形式」、「外形」，它和另一個希臘字ἰδέᾱ（idea）意思有部分重疊，ideal（理想）一詞就是由idea一詞衍生的。因此，「典型」和「理想」是密切相關，可以互換使用。

席勒和歌德在時空上的交會，在文藝思想史或美學史上釋放出璀璨的光芒。對於一般（普遍性）與特殊（個別性）是歌德和席勒極為關心的詩創作問題，也是一個美學核心的觀念。歌德曾經在與席勒的通信中表達他的看法：「詩人究竟是為一般而尋找特殊，還是為特殊而尋找一般，這會造成不同的結果。根據前者會產生寓意詩，其中特殊只作為一個例釋或典型才有價值。但是根據後者的創作特別適合詩的本質，他表現出一種特殊，並不指涉到一般，誰若能生動地把握住這個特殊，誰就會同時獲得一般。」

    寓意（Allegorie）是將個別物轉變成概念（Begriff, concept），再將概念轉變成具體形象。而象徵（Symbol）是將個別物轉變成觀念（Vorstellung, idea），再將觀念轉變成具體形象。「概念」是抽象的普遍性，而「觀念」是具體的普遍性，後者可以稱為「意象」。寓意可以說是為一般尋找特殊，象徵則是在特殊中顯現出一般。歌德顯然同意康德所主張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徵」，康德這裡所謂的「道德善」可以指社會生活中的理想。

    歌德在1823年10月29日的《談話錄》中說：

藝術的真正生命在於對個別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滿足於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樣模仿；但是如果寫出個別特殊，旁人就無法模仿，因為沒有親身體驗過。你也不必擔心個別特殊引不起同情共鳴。每種人物性格，不管多麼個別特殊，每一件描繪出來的東西，從頑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因此各種現象都經常復現，世間沒有任何東西只出現一次。到了描述個別特殊這個階段，人們稱為「寫作」（Komposition）的工作也就開始了。

一八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 體裁不同的戲劇應在不同的舞臺上演；思想深度的重要性 ) 

今晚在歌德家裡，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我們東拉西扯地閒聊，喝了一瓶酒。我們談到法國戲劇和德國戲劇的對比。
歌德說：「在德國聽眾中很難見到在義大利和法國常見的那種純正的判斷。在德國特別對我們不利的是把性質不同的戲劇都亂放在一個舞臺上去演出。例如在同一個舞臺上，我們昨天看的是《哈姆雷特》，今天看的是《斯塔波爾》，明天我們欣賞的是《魔笛》，後天又是《新的幸運兒》。29這樣就在聽眾中造成判斷的混亂，把不倫不類的東西混在一起，就使聽眾不知怎樣去理解和欣賞。此外，聽眾中各有各的要求和願望，總是愛到經常得到滿足的地方去求滿足。今天在這棵樹上摘得無花果，明天再去摘，摘到的卻是黑刺莓，這就不免掃興了。愛吃黑刺莓的人會到荊棘叢中去找。
「席勒過去曾打過一個很好的主意，要建築一座專演悲劇的劇院，每週專為男人們演一部劇本。但是這個辦法需要有很多的人口，我們這裡條件很差，辦不到這一點。」
接著我們談到伊夫蘭和科策布。就這兩人的劇本所用的體裁範圍來說，它們受到了歌德的高度贊賞。30歌德說：「正由於一般人不肯嚴格區分體裁種類的毛病，這些人的劇本往往受到不公平的譴責。我們還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會再見到這樣有才能的通俗作家哩。」
…………
歌德接著談到普拉頓31的一些新劇本。他說：「從這些作品裡可以見出卡爾德隆的影響。它們寫得很俏皮，從某種意義來說，也很完整；但是它們缺乏一種特殊的重心，一種有分量的思想內容。它們不能在讀者心靈中激起一種深永的興趣，只是輕微地而且暫時地觸動一下心弦。它們像浮在水面的軟木塞，不產生任何印象，只輕飄飄地浮在水面。
「 德國人所要求的是一定程度的嚴肅認真， 是思想的宏偉和情感的豐滿。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席勒受到普遍的高度評價。我絕對不懷疑普拉頓的才能，但是也許由於藝術觀點錯誤，他的才能在這些劇本裡並沒有顯示出來，而顯示出來的是豐富的學識、聰明勁兒、驚人的巧智以及許多完善的藝術手腕；但這一切都還不夠，特別是對我們德國人來說。
「一般說來，作者個人的人格比他作為藝術家的才能對聽眾要起更大的影響。拿破崙談到高乃依時說過，『假如他還活著，我要封他為王！』—拿破崙並沒有讀過高乃依的作品。他倒是讀過拉辛的作品，卻沒有說要封他為王。32拉封丹33也受法國人的高度崇敬，但並不是因為他的詩的優點，而是因為他在作品中所表現的人格的偉大。」
…………
─────
29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斯塔波爾》全名是《斯塔波爾執掌帝國的政事》，是一八一九年在維也納上演的一部丑角戲。《魔笛》是奧地利大音樂家莫札特所譜的一部歌劇。《新的幸運兒》是德國劇作家繆洛(W. Müller, 1767-1833 ) 的作品。所舉四種作品彼此懸殊很大。
30  伊夫蘭(Iffland, 1759-1814 ) 和科策布(Kotzebue, 1761-1819 ) 是新起的通俗劇作家，他們反對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義，作品比較輕鬆俏皮。歌德對他們有好評，足見他的雅量。
31  普拉頓(Platen, 1796-1835 ) 是當時新派詩人兼劇作家，但對歌德頗尊敬，同海涅打過筆墨官司。
32  高乃依和拉辛都是十七世紀法國最大的悲劇作家，前者的特長在內容方面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後者的特長在詩藝方面的語言精練而高華。對這兩位法國新古典主義劇作家的藝術成就，歌德並不贊賞，談話中很少提到他們。
33  拉封丹是十七世紀法國詩人，以寓言詩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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