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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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

作　　者：韓建業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18/11/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9885-9
書　　號：1W0D
頁　　數：376
開　　數：20K
定　　價：450元
優惠價格：405元

　　本書綜合梳理中國商代晚期以前考古學文化的譜系格局和發展演變狀況，提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就已形成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其範圍涵蓋了現代中國大部分地區。
　　作者認為早期中國是有中心、有主體的超穩定的多元一體結構，有著以農為本、穩定內斂、整體思維、祖先崇拜等基本特質，經歷跌宕起伏的連續發展過程，是秦漢以後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基礎。讀者可以從本書了解早期中國的起源、形成與發展過程，並從中得到啟示，鑑往知來。

韓建業，甘肅通渭人，1967年出生。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已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出版專著《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中國西北地方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北京先秦考古》、《五帝時代——以華夏為核心的古史體系的考古學觀察》、《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譜系與文化交流》、《先秦考古研究：聚落形態、人地關係與早期中國》、《原史中國》等，出版考古發掘報告《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集》、《岱海考古（三）——仰紹文化遺址發掘報告集》、《駐馬店楊莊——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遺存與環境資訊》等。

序

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雖然出現得不算太早，但從第一個王朝開始，一代接著一代，傳承關係非常清楚，即使有分有合，分裂時不忘統一，統一時努力維護統一，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連續發展而從未中斷的文明古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一個文化中國的基礎。

韓建業很早就注意到在先秦乃至史前時期存在一個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早期中國文化圈。經過深入研究，他認為這個文化上的早期中國萌芽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西元前6000年，而正式形成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西元前4000年前後，直至商代晚期以前。

本書全面梳理了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資料，使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舊石器時代長達200萬年的時間裡，從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許多化石標本中我們都能夠看到門齒呈鏟形的特點。最早研究北京人化石的著名古人類學家魏敦瑞就發現了鏟形門齒，並且指出這是現代蒙古人種的特點。中國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多屬礫石—石片工業傳統，跟西方的舊石器判然有別而自成系統。但中國地理範圍那麼大，不同地區的文化自然會有不小的差別。中國在舊石器時代可以劃分為南北兩區和五六個小區，進入新石器時代早期就出現了五個文化系統。這說明中國的史前文化很早就呈現出多元的狀態，這與各地區不同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有很大關係。到新石器時代中期，情況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由於農業的發展，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水準明顯超過了周圍地區，主體地位初步顯現。地處中原的裴李崗文化嶄露頭角，一方面向周圍擴張，同時又吸收周圍文化的有利因素，加強了相互之間的聯繫。一個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體的圈層結構開始出現。這就是早期中國文化圈的萌芽。為什麼這麼早就萌生早期中國文化圈？韓建業在本書中歸納了五大原因。這些原因都具有中國特色而與世界其他地區古文明的史前狀態大不相同，同時又與中國文化的後續發展密切相關，是很有說服力的。

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大約在西元前4000年前後，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迅速發展，其分布範圍大幅度擴張，對周圍文化的影響也明顯加強。尤其在它的廟底溝期，文化發展十分強勢，甚至可以逕直稱廟底溝期為廟底溝時代。這時由於文化的擴展，自然形成三個層次的圈層結構：核心區在晉南、豫西和關中東部，主體區在黃河中游及稍南的部分，也就是整個仰韶文化分布的地區，外層是仰韶文化影響所及的地區。這三個層次文化共同體的形成，無論從地理還是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都為往後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早期中國文化圈到此時就正式形成了。
之後的銅石並用時代大致相當於傳說中的古國時代。全國出現了許多文化中心，大地上湧現了一大批古城，精美的玉器、漆器、象牙器、絲綢和高檔陶器，以及少量銅器的出現或廣泛流行，在閃耀著初級文明的光芒。早先形成的中原、東方和北方三種發展模式在這個時代仍然有所表現，但相互間的影響、滲透和交流更加廣泛而密切，早期中國文化圈進一步擴大。大批具有中國特色的器物，如玉器中的琮、璧、圭、璋、鉞，陶器中的鬲、斝、甗、、盉，漆器中的觚以及絲綢等都是在這個時代湧現出來的，陶鼎是早就具有的傳統性器物，這些又都為後續的王國時代所繼承和發展。

中國在大約西元前2000年或稍後進入青銅時代，同時也就進入了王國時代。夏是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早期幾經波折，到少康中興才穩固下來。據考證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可能是少康直至夏朝末年的都城，那裡有面積十多萬平方米的宮城，城內有先後營建的十多座宮殿，所謂「建中立極」的格局頗顯王氣。宮城周圍有貴族聚居區，有鑄銅、製陶、製骨等作坊，這裡還第一次出土了鼎、斝、爵、盉等成組的青銅禮器。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一個強勢文化，其影響幾乎達到大半個中國。繼二里頭文化之後的二里岡文化有規模空前的鄭州商城，城中有大片宮殿區和各種手工業作坊區，出土了大量青銅禮器，其中的獸面紋大方鼎竟高達一米，堪稱鎮國之寶。與鄭州商城約略同時的還有偃師商城，以及分布於各地的較小的商城。二里岡文化的影響更是遍及全國的大部分地區。這一時期以鄭洛地區為核心，以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文化為主體，周邊又有深受這兩個文化影響的許多青銅文化，以及更外的地方文化，形成了四級圈層結構，達到了早期中國文化圈的鼎盛時期。中國古代有所謂五服制的說法，實際上就是這種圈層結構的客觀反映。

以上是本書關於文化上早期中國論述的基本框架。我的簡要概括可能不大準確，但大致輪廓是清楚的。作者之所以寫到商代晚期以前，我想是因為晚商不但有少量文獻和銅器銘文，更有大量的甲骨文，已經屬於信史的範圍。當然晚商以前是不是可以叫作早期中國，早期中國究竟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都還有不同的認識。本書的論述是以考古學為基礎的，為此，作者儘量收集了現有的全部考古資料，以陶器組合為標誌，進行了極為細緻的譜系和文化特徵的分析。這是因為中國史前陶器在世界上是最豐富多樣的，陶器的特徵和演變脈絡十分明確且容易把握。在這種縝密分析的基礎上，作者還要盡可能參照古史傳說。古史傳說反映的主要是華夏族群的歷史記憶，而華夏族群特別重視宗族傳統和祖先崇拜，因而，有關古史傳說應該有較高的可信度。如果能夠將其與相關的考古學文化相互參照，更會提高其學術價值。建業多年從事古史傳說的研究就是遵循的這一條路線。他也特別重視自然環境和人地關係的研究，因為自然環境在中國文化特質的形成和演變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本書還特闢一章對其進行討論。以考古學為基礎，結合古史傳說的研究和自然環境的分析，就形成了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使其在眾多討論早期中國的著述中獨樹一幟，其優勢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早期中國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是不可不讀的。


嚴文明  
2014年8月15日於北大藍旗營蝸居

一、文化上和政治意義上的中國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文獻。周成王時青銅器何尊上有這樣的話：「唯（成）王初遷宅於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1《尚書．梓材》中說「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詩經》中多處出現「中國」一詞，如《詩經．大雅．生民之什．民勞》中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話。當時的「中國」與「中土」、「中原」內涵近似，與「四方」相對，合起來便是《詩經．小雅．穀風之什．北山》所謂「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中國」既指「中土之國」即京師成周洛邑*2，也指代表天命擁有王權的「天下」之核心，因此雖不是近代意義上的國名，但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3。春秋戰國至秦漢以後，「中國」常與「四夷」相對，範圍也擴大到中原，乃至於擴大到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正朔」皇朝*4，但仍不是國名，內涵也小於「天下」。至清康雍乾三朝統一天下，
中國才基本確立近代中國的空間格局。辛亥革命以後，「中國」作為「中華民國」的簡稱，才真正成為國名。

現在一般所說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也可稱為現代中國。現代中國可以從文化和政治兩個方面去觀察。文化意義上的現代中國，表現為多民族多區域文化「多元一體」；政治意義上的現代中國，表現為國家基本統一，能夠對約9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以及一定範圍的領海和領空行使主權，下分30多個省級行政單位。雖然文化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現代中國內部單元的劃分並不一致，但總體都具有統一性特徵，其地理空間也基本一致*5。

歷史上的中國，空間或疆域範圍眾說紛紜，有人將其歸納為至少5種觀點*6。這當中以《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主編譚其驤宣導的以鴉片戰爭以前清朝的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疆域範圍的意見最具代表性。他提出：
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我們應該採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我們認為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至於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範圍了，而是這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了我們的部分領土的結果，所以不能代表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的疆域了。*7

受譚其驤的引導，我們宏觀觀察秦漢帝國以來歷史上中國的發展過程，至少有三項收穫：
一是所謂統一和分裂主要是從政治上來說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其實有著相當的穩定性。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分裂時嚮往統一、統一時維護統一的重要基礎。中原地區和邊疆地區雖然政治上時而統一時而分裂、時而戰爭時而和平，但由於經濟上互補相依，文化上不斷交流，因此總體趨勢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的統一性漸次增強，地理範圍總體上也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並最終造就18世紀中葉之後的多民族國家政治大一統局面。
二是在中原地區和邊疆地區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中原地區及其「漢文化」總體上具有核心和主導作用。儘管中原地區的實力時強時弱，但總體上處於強勢地位；儘管多民族文化共存並有著複雜的交流融合過程，但總體以「漢文化」占據主體，以「漢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化為主流。即使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清兩代，非但未使「中國」覆滅，而且由於更大範圍的融合和「漢化」而使中國疆域大為擴展。

三是在對外關係上，依靠優秀文化的輻射影響而非政治經濟干預，主張「王權」而非「霸權」，尊重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以德服人，形成了以中國為宗主國的多予少取的朝貢體系，維持了東亞乃至於更大範圍國際秩序的長期穩定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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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承源：《何尊銘文初釋》，《文物》1976年1期，第64∼65頁。
2 《逸周書．作洛》：「（周公）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中土。」此「中土」應即《周禮．大司徒》所謂「地中」。據趙永恆研究，《周禮．大司徒》所載夏至影長是「周公卜洛」時的測量資料，地理緯度在34.32度，極為接近今登封告成，這就是周人所找的「地中」。見趙永恆：《〈周髀算經〉與陽城》，《中國科技史雜誌》2009年1期，第107頁。
3  李大龍：《「中國」與「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國疆域形成的歷史軌跡》，《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7卷3期，2007年，第1∼15頁。
4  如歐陽修言西夏「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言西邊事宜第一狀》，《文忠集》卷一一四），所說「中國」實為宋朝，而不包括遼、西夏等政權，但這並不表示時人的「天下」觀只局限於宋朝本土。
5  陳季冰曾經用「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兩個語彙來概括上述兩個意義上的中國，但都未強調其地理範圍和格局（陳季冰：《「中國」的政治概念及文化概念》，《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10月17日）。其中的「文化中國」這一語彙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出現，80年代之後逐漸流行，內涵也並不完全一致（張宏敏：《「文化中國」概念溯源》，《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8卷3期，2011年，第56∼59頁）。
6  邢玉林：《1989∼1998年中國古代疆域理論問題研究綜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0卷1期，2001年，第88∼101頁。
7  譚其驤：《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第59∼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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