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戰後臺灣歷史閱覽

戰後臺灣史發展的一個軌跡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日本，結束了隸屬於中國的時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更發布了所謂的「開羅宣言」。雖然「開羅宣言」並不是國際法上的條約，沒有領土轉移的國際法效力，但是它在現實國際政治上則有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宣告了當時主要的盟國對戰後政治安排的取向：國民政府取得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支持，在戰後取得臺灣。在此背景下，國民政府在開羅會議後，先後成立了臺灣調查委員會，草擬了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而在德國投降之後，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代為簽署的狀況下，邱吉爾及蔣介石和他發表了「波茨坦宣言」。日本天皇則在美國於廣島、長崎投擲兩顆原子彈之後，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透過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向日本國內宣告投降的訊息。日本投降後，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旋即發布第一號命令，而根據第一號命令，便由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派的代表陳儀負責接收臺灣。
就這樣，在絕大多數臺灣人民沒有如同朝鮮人民要求當家作主之際，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陳儀正式接收臺灣，揭開了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的序幕。雖然，就現實政治而言，此後臺灣即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下，不過，在國際法上對此一事件的意義仍有不同的說法。縱使是在國民黨馬英九政府下，總統府舉行的展覽，也明白提出中華民國政府是在一九五二年生效的舊金山和約和臺北和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和平條約）下，才取得臺灣的領有權。更不用提，自一九四五年以後，根據國際法主張臺灣地位未定論（特別是在舊金山和約之後），或是認為臺灣主權應該歸屬臺灣人民（住民）的主張。而戰後臺灣的歷史，也就在此一國際地位錯綜複雜的狀況下展開。
換言之，臺灣的國際地位在國際法上雖有相當的討論空間，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政府）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已經用其國內法長期統治臺灣。從中國引進的制度、文化，在政治的強勢下成為主流，這是戰後臺灣歷史「橫的移植」的一面。就此側面而言，當然還有以後主要受美國影響，導入的歐美文化。不過，原本臺灣的本土傳承，包括日治時期的制度以及文化發展成果，雖然相對弱勢，仍是臺灣歷史「縱的繼承」的展現。
戰後臺灣史的關鍵年代及其意義
基本上，戰後臺灣史的歷史，可以一九四九、一九七一及一九八七年三個關鍵年代作為四個時期的分界。首先，雖然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接收臺灣，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被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繼承，但是整個政府統治的主體在中國大陸，臺灣基本上只是相當邊陲的統治區域而已。可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黨當局在國共內戰遭到嚴重挫敗，中華民國政府敗逃臺灣以後，臺灣已經成為其統治的重心，整個中華民國國家（政府）主要就存立在臺、澎、金、馬。中華民國的發展，在現實政治上與臺灣密不可分。
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統治的正當性論述，直到一九九○年代進行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的政治改革之前，則主要有兩個基礎：以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居，在此架構下，以中共（共匪）叛亂，「竊據大陸」為由，實施動員戡亂和戒嚴，並凍結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排除了透過選舉政黨輪替的可能；另一方面則維持形式上的「憲政體制」，並以行政命令推動地方選舉，試圖對外建構「自由中國」的形象。而當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相對穩定之際，國民黨對臺灣內部的內部改革，進展相當有限。
相對地，當中華民國政府的外部正當性面臨強大挑戰，如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為了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國民黨當局便推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制度，補強「萬年國會」欠缺的臺灣民意基礎。就在此時，蔣經國於一九七二年五月成為行政院長，完成了行政體系的接班工作。由於蔣介石晚年身體欠佳，在某種意義上蔣經國已經成為實際的國家領導人，直到一九八八年初過世為止。蔣經國接班以後，雖然陸續在黨政部門拔擢一些臺籍菁英進入中央，推動經濟建設，進行一般稱為「革新保臺」的路線，但基本上仍維持強人威權統治。
而在蔣經國執政的晚年，一方面必須面對國內以黨外人士為主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力量；一方面在國際局勢不利的狀況下，又必須面對美國方面要求改革的壓力，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統一的「統戰」。蔣經國權衡國內外的情勢，選擇了抗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戰的政策，最後並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旋即在一九八八年一月正式解除報禁，邁出了自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並在其後接任國民黨主席。而在政治權力稍微穩固後，李登輝開始進一步推動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國會全面改選、地方自治法制化，並在一九九六年成為第一位公民直選產生的總統。次年，「自由之家」的評比中，臺灣成為完全自由國家。而二○○○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更被視為臺灣民主制度進一步穩定發展的里程碑。
    由於在一九九○年代以前，臺灣基本是在強人威權體制的統治下，所以以下擬簡單說明強人威權體制的發展，以及臺灣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的歷史軌跡。
一九五○、一九六○年代強人威權體制的發展
    根據一般的說法，往往認為蔣介石總統主政的一九五○、一九六○年代中，一九五○年代軍事統治的色彩較為濃烈，而一九六○年代以降則較為注重經濟發展，而呈現「開發獨裁」的特色。但是，從具體的事證來看，前述的說法，仍有斟酌的餘地。
一九五○年三月原本自己下野的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重新擔任總統。而在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執行臺灣海峽中立化政策，使臺灣免於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威脅之後，兼任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開始推動國民黨的改造。透過改造，他排除了原本主導國民黨組織的C.C.派，直接掌控了黨機器，並完成了在中國大陸訓政時期都沒有完成的「理想」──以黨領政、以黨領軍。在他的主導下，國民黨政權朝向強人威權體制發展，排除了黨政體系中反對此一政治路線的吳國楨、王世杰、孫立人等人。而在一九六○年為了蔣介石總統三連任，才正式透過修憲程序，以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方式，凍結憲法有關總統只能連任一次的規定。此舉使蔣介石得以連任成為終身職的總統，強化、鞏固了由他（以及其後繼者蔣經國）主導的政權。
換言之，國民黨當局直到一九五九年為止，仍形式上維持自中國大陸帶來的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不變動。而輿論雖然遭到有關當局的打壓，在野的政論雜誌或是報紙仍勉強有一定的空間。「白色恐怖」的壓力沉重，甚至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之際，仍可看到在野的聲音和結合的努力。 
不過，伴隨著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打壓，一九六○年九月逮捕雷震，不僅使黨禁浮上檯面，也迫使《自由中國》停刊。次年，更透過形式上的政治及司法運作，迫使李萬居失去他一手創立主導的《公論報》，臺灣不僅進入了正式的黨禁時期，而且也失去了類似《自由中國》這種政論雜誌，或是由在野派掌控的報紙，一九六○年代變成了在政治領域上噤聲的時代。不僅如此，原本由文人擔任的臺灣省主席一職，一九五七年八月周至柔接替嚴家淦後，開始由軍人擔任，此後，一九六二年的黃杰、一九六九年的陳大慶相繼接任，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謝東閔被任命為止。在此期間，臺灣省政的範疇內，軍人主政的色彩反而較之前濃厚。
「革新保臺」與強人威權體制
    如前所述，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做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形象與論述，在國際社會遭到挫敗，甚至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主張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已經成為以聯合國為首之國際社會的共識。不僅中華民國的外交出現嚴重危機，臺灣也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企圖的威脅。而蔣經國一九七二年接任行政院長後，則展開所謂「革新保臺」的政治路線。
蔣經國內閣人事中，副院長徐慶鐘、內政部長林金生、交通部長高玉樹、政務委員李登輝等人，還有新任的臺灣省主席謝東閔皆屬臺籍。其中行政院副院長、交通部長和臺灣省主席都是第一次由臺籍菁英出任。而在國民黨內也拔擢臺籍菁英，進入中央服務。由於臺籍菁英進入中央黨政體系服務的人數較過去增加，一時有所謂「吹臺青」的說法。而定期舉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也使臺籍菁英可以透過選舉（不一定需要高層關愛的眼神）進入中央政壇，民意也開始可以多少透過選舉在中央發聲。
不過在蔣經國主政期間的所謂「本土化」路線，雖拔擢部分臺灣籍的「青年才俊」擔任黨政幹部，但是國防、經濟、財政、情治、外交乃至中央教育主管的職位，仍由老一輩來自中國大陸（或其下一代）的「外省籍」黨國菁英擔任。至於國會的運作，也仍然是在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掌控下。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之後，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部分，臺籍菁英的數量是有明顯的增加。然而，現實運作上，在蔣經國主政期間，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不僅名位來自蔣經國主席的欽點，中常會的實際運作上也以其意志為依歸，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相對蔣經國主政的政治路線，來自民間的改革聲音也逐漸發展，黨外人士透過選舉活動、出版，持續發聲。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一九七○年代面對臺灣的國際生存危機，更陸續通過以臺灣作為政治主體，以及關心臺灣前途和政治改革的三個宣言。另外，在一九七○年代臺灣本土語言、文化逐漸復甦，鄉土文學運動以後，更是蓬勃發展。不過，國民黨當局對此一發展，則採取打壓的政策。在語言、文化方面限制本土語言的使用及戲劇、歌曲廣播電視播出時段與次數。甚至進入教會，沒收本土語言文字（包括福佬、原住民等各種語言）印行的聖經。至於鄉土文學論戰，也曾經出現肅殺的氣氛。而在政治方面，對於黨外人士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也採取壓制的態度，而發生了「美麗島事件」。雖然Edwin A. Winckler認為相較於蔣介石統治時代的「硬式威權」，蔣經國時代已經是「軟式威權」，不過直到此時為止，強人威權體制仍未鬆動，甚至對臺灣本土意識和文化的打壓，還有強化的現象。
另一方面，以一九六○年代末期規劃的重大建設為基礎，集中在此一時期陸續完成的所謂「十大建設」，則是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建設，對臺灣以後的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而經濟發展，也是此一時期國民黨當局宣傳的重點之一。
至於強人威權體制的鬆動，以及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則是蔣經國主政晚期的作為，特別是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推動的。其中最受矚目的，包括解除臺灣為期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開放報禁。而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在國家公權力作為上，是臺灣人民前往中國大陸的開始，以後陸續擴大開放，對此後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強人威權體制的鬆動與政治改革
如前所述，在一九七○年臺灣在國際舞臺遭到嚴重挫敗之後，臺灣本土也逐漸興起一股文化運動，包括校園民歌的興起、鄉土文學論戰等等，帶動了臺灣本土社會文化思潮。而在同一時間，雖然蔣經國已經接班，但是政治鎮壓的案件仍然此起彼落，特別是當反對運動與威權體制出現摩擦之際，便往往造成重大之政治案件。包括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中華民國斷交（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之後爆發的余登發事件、同年的美麗島事件，以及次年的林義雄滅門血案，而為了壓制海外批判的聲音，在一九八一年爆發了陳文成事件。一九八四年，更由於軍事情報局派遣竹聯幫分子赴美暗殺江南，引發了國際矚目的「江南案」。
而當中華民國政府國際生存空間遭到打壓，國際情勢越趨不利的狀況下，也出現有利於臺灣政治改革的氛圍。原本美國在戰略利益考量下，雖然關心臺灣的自由民主發展，卻也擔心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後，國民黨可能失去政權，而臺灣不再配合美國的政策。可是當美國轉而尋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希望取得中共當局的支持牽制蘇聯時，臺灣的戰略地位已經下降。相對地，在新興海外臺灣人團體的遊說，以及對臺灣友善的美國政治人物推動下，美國對臺灣推動政治改革的問題，轉趨積極。在這樣的背景下，配合美國在一九七九年制定臺灣關係法之後，即持續對於臺灣自由、民主的發展，密切關注，對國民黨當局造成了政治改革的外部壓力；加上來自臺灣內部要求自由民主改革的力量逐漸茁壯，成為國民黨當局政治改革的內部壓力。蔣經國總統權衡內外情勢，採取了爭取美國支援、持續反共、推動政治改革的路線。除了宣布蔣家人不會再擔任下一任中華民國總統外，更決定採取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報禁等措施。強人威權體制已然鬆動，即將在政治改革持續進展下崩解。
朝向自由國家發展
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以後，中華民國仍然處於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化雖有進展，但仍未完成。李登輝在一九八八年繼任總統之後，旋即開始推動進一步的政治改革。首先，先終止動員戡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更因為當時引發的獨臺會事件，進而在要求改革的聲浪中，先廢除了「懲治叛亂條例」；第二年更在民意的壓力下，修正了刑法一百條，結束了「言論叛亂」的時代，白色恐怖也正式成為歷史。而在民主改革的推動，以及自願退職成效有限的狀況下，透過大法官會議要求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限期退職的解釋，以及臨時條款的廢除和憲法增修條款的實施，展開了國會全面改選。繼而在民意的要求下，透過憲法增修條款，先是推動地方自治法制化、省市長的民選，繼而展開總統直選。一九九七年中華民國成為美國自由之家的完全自由國家，臺灣的自由、民主進入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二○○○年第二次總統直選，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當選正副總統，進一步完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至於除了民主的程序之外，近代自由民主理念以及民主憲政的制度要件如何鞏固、深化，則是未來臺灣重要的政治課題。
法律/政治

財經/商管/觀光

文/史/哲/期刊

理工/醫護

教育/心理/傳播

小五南/中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