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

歷史、哲學、宗教-中國史-專史
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

作　　者：游鑑明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17/07/28(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9238-3
書　　號：1WN3
頁　　數：536
開　　數：25K
定　　價：620元
優惠價格：558元

二十世紀的女性，開始呈現了不同於以往的嶄新風貌
隨著近代報刊媒體的興起與社會關注
有關新女性的思想及言行皆不斷受到捕捉
本書透過多元蒐集的報刊史料與不同角度的言論文章
將當時大眾眼中的女性形象再現於今日的讀者眼前

游鑑明

現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研究領域
近代中國與臺灣婦女史、女性口述學史

著作
《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
《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
《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
《躍動的女性身影：近代中國女子的運動圖像》

主編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年刊
《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
《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
《中國婦女史論集》等期刊與專書

臺海兩岸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學者對近代中國性別史的研究，約始於1970年前後，此後漸成風氣，投入研究者以女性學者為多。研究之初，以婦女史為名，研究的主題偏重於婦女教育、婦女放足、婦女職業、婦女動員、婦女參政等方面。游鑑明女士即是在1980年代開始投入婦女史研究的，以研究女子教育為入手之方，算來已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來，鑑明女士側身於研究性別史的學者群中，與同道之間有共同開拓的地方，亦有自己的苦心孤詣。這本《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就是鑑明女士苦心孤詣的成果。
    臺海兩岸的性別史研究，受三種因素的影響：一、西方史學界的研究動向，二、臺海兩岸的政治環境，三、誰來帶動研究風氣。臺海兩岸的性別史研究動向，像許多其他史學研究議題一樣，部分是受了西方學者的影響。大致說來，性別史研究初期，其重點是如何為女人爭取男女平等，並看何時爭到那一種與男人同等的權利，譬如受教育的權利、就業的權利、參政的權利、繼承的權利等。到女人爭得所有權利，與男人平等以後，研究的重點轉向強調女性的特徵，譬如女性的妝扮、女性的生活方式、女性的身體保護等，並看男性是否對這些特性尊重。史學研究不僅受世界學術動向的影響，也受本國政治環境的影響。就臺海兩岸的性別史研究而論，在1970年代前後的研究，有相當多的議題注重婦女工作或婦女動員，因為當時革命史觀流行，一切要為革命、一切要為國家，將個人從家庭解放之後，又投入比家庭對個人制約更大的國家或民族之中。大概到1990年代及以後，由於臺海兩岸在學術上漸獲自由，史學界才漸能擺脫革命史觀，把國民當作個人來研究，從而檢討新女性在歷史進程中，如何與男性建立平等的社會互動關係，臺灣學者更能在這一方面開拓新議題、帶動新風氣。鑑明女士這本書，對近代中國男女互動關係的逐漸建立，有非常細密而動人的描寫，這是值得讀者注意的嘗試。
    近代中國婦女與男性建立社會互動關係，始於來自不同社區或地區的女生進入同一學校。如果此學校為女校，幾十百千的女生形成一個新社會，需要建立互動關係；如果此學校為男女同校，除女生與女生建立互動關係外，女生與男生也會建立比較自然的互動關係。鑑明女士這本新書，有專章以女球員為例，探討女球員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與學校眾多同學以及與校外社會大眾建立互動關係。在鑑明女士看來，她們的身體、她們的球技、她們的風采，都會吸引男女觀眾；女子球賽成為社會上引人興趣的新活動，經報刊特意報導，更成為轟動社會的新聞。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保守社會裡，無論女學生的一般活動，還是女球隊的活動，都會引起人們的興趣，自然成為媒體捕捉的對象。當時記者以男性為多，寫來更有不同的風趣。女球員活動只是女子教育發展中的一種現象，另一種更重要的現象是：女子受了教育，有謀生能力，會具有獨立的人格，不一定依靠家庭，也不一定需要組織家庭，這就會使新女性有選擇獨身的可能，社會也會對新女性有是否選擇獨身的聯想。這是新社會中的新議題，媒體樂於炒作，增加了社會對此一議題的關懷。鑑明女士在書中對此一議題有專章討論。
    除了女學生和女球員與社會的互動外，鑑明女士在書中還探討了1949年前後，臺海兩岸的男性和女性的大量互動。這種互動，是因戰亂帶來大量移民所造成的。1949年前後從大陸地區來臺的移民以男性為多，他們的注意力很容易投注到活躍於各學校、各職場、各角落的女性身上。同樣的，本地的女性，也會投注到外來的男性身上。她們與他們之間，在不同場合建立了同學關係、同事關係和一般社會關係。風俗習慣的差異、語言的隔閡，以及心理的捉摸不清，彼此的來往，難免需要許多調適。其中會產生許多不尋常的故事，也會產生許多問題，經媒體發掘，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懷。媒體發掘到了什麼？應該會引起讀者興趣的。
    從媒體的反應來看近代中國的性別史，能使讀者了解兩性在不同場合、不同地區如何建立互動關係。但若從媒體對新女性的期盼來看近代中國的性別史，則會有不同方向的發現。大體說來，無論是一般媒體還是專業性的女性期刊，都很少鼓勵女性去追逐時髦，或做一些光怪陸離的事，而是將不同的資訊傳達給女性，希望她們成為好學生、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好國民，並能不斷追求新知，使自己能擁有健康的身體、快樂的生活和幸福的家庭。關於此點，鑑明女士分別從《婦女雜誌》、《豐年》半月刊和《婦友》月刊的內容，來看它們如何希望能塑造新時代的理想女性。
    鑑明女士在性別史的研究上，建立了她的獨特風格，此一風格能使性別史的研究在多樣中有系統，比專門研究婦女放足、婦女教育、婦女留學、婦女職業、婦女從政等為活潑。這能不能創造出一種新的研究方向，有待專研究性別史的學者在未來數年內作整體觀察。
──張玉法

一、前言　　
　　婚姻在人類史上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課題，不僅涉及男女兩人的生活，也與婚姻制度、法律、社會規範、醫療衛生及男女性愛等問題息息相關。婚姻的背後既然伴隨著這許多複雜的社會與文化面相，那麼男女兩性若不發生任何婚姻關係，各自選擇獨身的生活型態，是否可以讓人類的生活變得單純而平靜？很顯然的，這個答案是否定的。近代中國出現倡導獨身的聲音時，隨即遭到強烈的質疑和關切，特別是女子的獨身。
　　事實上，近代以前中國便有女性獨身，儘管各朝代對男女的成婚年齡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甚至將不婚者的父母處以重罪，以防範怨女曠夫的產生，仍無法禁絕女性不嫁。較常見的是，因廢疾而不婚、為當尼姑而出家；另是出於孝順而不婚，戰國時代齊國北宮的女兒嬰兒子「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便是為奉養父母。較特殊的是，因才華過人不願婚嫁，最後被延攬入宮司教，以藝學揚名顯親，例如唐代的宋若昭；「憲、穆、敬三帝，皆呼為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為之致敬」。 還有女性則是採「慕清」方式拒絕出嫁，也就是刻意嫁給已死的男子，讓自己過著沒有實際婚姻生活的清靜日子，廣東許氏女子和她的小姑便是以「慕清」名義，絕意于歸。再是地方婚俗或不婚傳統造成的女性結伴獨身，華南地區便流傳不落夫家和自梳的風俗。其中不落夫家的部分，女性為保持獨身，寧願替夫買妾，臨終時才落夫家；自梳女則終身不嫁，終老於姑婆屋。由於女性獨身的例子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畢竟是少數，這些少數個案又多被合理化，因此未曾引起太多的爭議。
　　不過，近代以來女子獨身問題卻備受關注，並以老處女、老姑娘或老小姐等辭彙稱呼不婚女性，甚至稱不婚是病態或變態的現象，與目前稱不婚者為單身貴族，實大異其趣。 嚴格而言，在近代適婚人口中，不婚女性所占的比例有限。根據一九二○－一九四○年代對農家女性的調查顯示，這段時期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十七－十八歲，以雲南呈貢縣為例，二十歲以前結婚的女性高達百分之九十，陳達還特別指出，這地區的女性很少過了二十五歲以後才出嫁，而三十歲以後才結婚的女性幾乎不曾見。 但由於當時被視為有獨身傾向的女性主要是受教育的城市女性，因此她們的人數才是觀察指標。首先必須界定的是，適婚而未婚的女性年齡標準，從陳達的說法可以看出，他將二十五－三十歲的不婚女性視為遲婚，當時人的看法也大致如此，有人甚至稱這類年齡的不婚女性為老處女。 其次是，這群被稱為老處女或獨身的女性究竟有多少？但因迄至目前尚未有這方面的統計資料，此處僅能就一般人的調查或觀察進行說明，一九四三年一份對抗戰末期重慶沙磁地區女學生的調查，曾指出在二百七十二名學生中，主張不婚的女學生僅九人，占被調查者的百分之三‧四。 另有論者也發現抗戰時期各文化機構或官署中鮮有女職員超過三十歲而不婚。 根據這些資料顯示，期望獨身的知識女性其實不多，但論者何以充滿焦慮與不安？基本上是因當時有不少女性將不婚當成口號；再加上贊成結婚的女性之中，不少人傾向晚婚，例如重慶沙磁地區的女學生便多主張二十五－三十歲才結婚。 由於這段年齡的女性是一般人界定的老處女，她們的遲婚有可能導致失婚或不婚，因此引發多種討論。 
　　結婚與否多半是一種隱私，鮮少有獨身者願意向大眾告白，論者究竟如何建構獨身者不婚的態度或行為？這不但引發我的興趣，也激起我成串的問題：不婚既不犯法，何以女性提出不婚的主張時，受到嚴重的關切？而論者究竟如何勾勒女性不婚的圖像？他們是否真的了解婦女不婚的因素或處境？重要的是，這些論述是在為誰說話？獨身的論述是否僅是個引子？其背後是否有更大的問題受到注意？那是什麼樣的問題呢？另外，儘管獨身女性的聲音是微弱的，甚至有部分是試探性的提出，但我也想了解獨身女性是如何回應有關獨身的言論？並以何種態度接受獨身？這些問題都將在本文中進行研究。
　　必須說明的是，當時論者對獨身或獨身主義並沒有明確區別，但大多認為不娶或不嫁、過著獨身生活的就是獨身或獨身主義；本文所討論的獨身女性便是終身未曾婚嫁，至於與配偶離異或因配偶死亡而營單獨生活的女性則不列入討論。 在資料方面，有關近代中國家庭婚姻的二手研究相當豐碩，主要集中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婚姻議題，包括自由婚姻、自由戀愛、家庭改革與廢除婚姻等，至於女子獨身的討論，目前僅有徐建生和藍承菊的論文略有涉獵，但也僅限新文化運動時期，尚未有論者對女子獨身從事廣袤的研究。 至於一手史料，只有一九二二年上海的《婦女雜誌》、一九四三年北京的《婦女雜誌》及一九二五年的《京報》曾開闢專號討論女子獨身問題，其他論述不是散見於各專書、期刊報紙中，便是呈現在小說、故事、新聞報導、劇本、口述紀錄、回憶錄裡，於是這項議題的研究必須爬梳自多元的文本。值得一提的是，文本中有關獨身的討論大體上是男女兼論，但論者對女性的獨身著墨更多（詳見附錄）。更重要的是，由於獨身的言論多半是由他者對獨身者的觀念或行為進行探究或描述，受論者自身的思想與文化背景的影響，不免產生偏見、選擇與虛構的論述；同時，獨身在當時被視為是違反婚姻制度的行為，所以有不少文本刻意將它誇大。再者，論者多半是匿名，因此無法得知這些聲音是出自已婚的男性或女性，還是未婚的男性或女性。儘管如此，這些文本或討論方式能幫助我了解近代中國女性獨身現象，並可藉此探討這些言論的背後所蘊含的意義。有關本文的時間斷限，獨身的言論主要集中在一九二○－一九四○年代，惟在一九○八年胡漢民已注意到廣東「不落家」的問題，而其後有關獨身的討論也陸續不斷，所以本文以一九○○年代為討論起點。

二、探尋女子獨身的原因
　　在中國的傳統宗法社會，兒女的婚姻大事是由家長決定，直到清末民初，西方的婚姻自主觀念傳入中國之後，開始有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婚姻制度不滿，而新文化運動時期討論婚姻的話題則普遍為知識分子關切。其中婚姻自由的倡導更是風行，例如沈兼士提出「獨身、結婚、離婚、夫死兩嫁，或不嫁，可以絕對自由」的主張，使婚姻有自由的發展空間。 但事實上，不是所有婚姻的選擇方式都受到支持，獨身或不嫁便是爭議最多的一種，因此當女性發出獨身的聲音時，許多論者試圖阻止或防範獨身的事實，探索女子獨身的原因便成為解決女子獨身的前提。論者不但從西方的獨身現象進行觀察，也反思與婚姻有密切關係的中國家庭制度、社會思潮，同時也關注獨身女性本人的不婚態度與觀念。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討論的內容不斷被重複引用，反映出論者對獨身因素的看法有部分是一致的（詳見附錄）。

（一）從西方說起
　　儘管女子獨身早在中國傳統社會便已存在，不少論者認為獨身主義這個名詞是出自西方，與自由婚姻一同傳入中國。 基於此，論者從西方進行了解，例如有人根據魏斯脫馬克（Edward Westermarck）的研究，指出上古時期並沒有獨身的情形，直到近世獨身的人數才在歐美地區不斷增加，因此認為獨身是文明社會的特有現象，這種現象包括生活程度的提高、精神文明的進步等。 但是論者也提及生活理想雖然提高，兩性的戀愛卻仍受社會束縛，於是歐美地區的青年男女唯有尋求獨身。 論者又發現男女人數的不平均是造成獨身的另一項因素，從人口調查顯示，一次大戰前歐洲的女性人數已超過男性甚多，而這種情形至戰後更是明顯，導致許多女性不得不獨身。 另有論者則認為西方獨身主義是受「不自由毋寧死」的學說影響，一些女性因此主張不嫁男子、不育兒女；對於兩性之間，大抵「隨意的臨時行樂，全無正式婚姻的形跡，只有彼此淫亂的行為」。 論者認為這是因中國知識分子崇拜歐風，對外來學說不加選擇、盲目採用，造成有的女性將獨身主義視為是「可喜的新名詞」，是「能高尚女子人格」，反認為嫁人是可恥的事，於是主張打破這種矯情的獨身主義。
　　無疑的，上述說法多數來自報導或個人推想，但有人是出於自己的觀察。例如胡適以他所接觸到的美國婦女為例，發現美國婦女之所以不嫁是與知識程度的提高有關，他指出因知識的提高，這些婦女的結婚對象便「可遇而不可求」，於是「往往寧可終身不嫁，不情願嫁平常的丈夫」。由於胡適從這群獨身的婦女身上看到自立的精神、「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因此他能認同她們的不婚。 不過胡適也承認這是美國的社會讓這群婦女無所顧忌：
　　「美國不嫁的女子，在社會上，在家庭中，並沒什麼不便，也不致損失什麼權利。他一樣的享受財產權，一樣　　　的在社會上往來，一樣的替社會盡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頭「老處女」（old maidens），也不用慮著死後　　　無人祭祀！」
簡言之，根據胡適的了解，美國婦女的不婚，一則是教育的提高，另則是社會未給予壓力。

　　至於中國女性的獨身因與西方不完全相同，於是多數論者從中國社會究根，藉此檢視中國女性的獨身因素。討論最多的是與婚姻有關的家庭及其制度，1908年胡漢民分析廣東「不落家」風俗的原因時，曾將矛頭指向家庭制度：
　　「夫粵俗男女之辨最嚴，可為各省之冠，而順德等處，家庭之壓制尤甚。壓制既大，抵力旋生。其所以結為團　　　體力持不婚主義，甚或至于同時自殺者，乃真野蠻惡風所生之反動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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