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

歷史、哲學、宗教-中國史-通史
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

作　　者：潘邦正
主　　編：丘為君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五南當代學術叢刊
出版日期：2023/05/17(1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43-206-2
E I S B N：9786263431959 (PDF)
書　　號：1W1R
頁　　數：304
開　　數：20K
定　　價：450元
優惠價格：405元

「什麼是中國？」中國自古不是一個國家，它是各民族建立政權及生活的那塊土地。

本書將「中國」分為文化、地理、歷史、政治等四層面。近代中國的歷史矛盾與政治爭議就是對這四種中國不同認知與解釋，而自1895～2022年前後出現33面旗幟與政權，無疑是一個「新戰國時代」。
本書以大歷史與人民史觀，為讀者提供一本淺顯易懂、宏觀鳥瞰近代中國的歷史事實及歷史地圖。


近代中國對內歷經革命起義、軍閥戰爭、第ㄧ次國共內戰、北伐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海峽戰爭、飛彈危機……；對外遭遇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俄戰爭、中美戰爭、經貿戰爭……。近代中國國家發展的複雜史無前例、舉世難見。
本書旨在展現1895～2022年在法定中國固有領土上，前後長達127年、地域跨越1141萬平方公里土地，總計33個重要政權，並分章介紹。33個政權、百年歷史、千餘事件。僅做概念提示，簡要介紹，並省略註解。
也嘗試解釋百年以來數十個「地理中國」、「歷史中國」及「政治中國」如何建立，並說明彼此關連、差異、矛盾與複雜性，期使讀者更清楚認識「中國的真實全貌」。期以「大歷史」與「人民史觀」為主軸，為讀者提供一本淺顯易懂，又能宏觀鳥瞰近代中國的歷史地圖。
面對現況，期使執政者「以史為鏡」，找出國家發展之正確道路，走出烽火綿延，蒼生哀號的百年「戰國時代」，共創幸福生活。

潘邦正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學士（外文系），國立臺灣大學法學碩士（三民主義研究所），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哲學博士（政治研究所國際關係）。曾於全球9所大學進行教學與研究，並遊歷世界45個國家。
主要著作：《台灣民主化及兩岸關係》（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英文版），《紐西蘭議會比例代表制研究》（MMP in New Zealand）等；翻譯作品《紐西蘭——台灣關係》（New Zealand-Taiwan Relations）、《台灣人移民澳洲紐西蘭研究》（Astronauts from Taiwan: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等書籍與文章。
興趣喜愛藝術、音樂、歷史、旅行、運動。關心世界環境保護、人類自由平等、全球戰爭和平與拯救貧窮孤兒。

丘為君
現職：東海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主要學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台大歷史系碩士, 學士
主要經歷：東海大學特聘教授；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考試院特種考試典試委員；教育部文科簽審顧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教育部國立編譯館高中歷史科教科書審定委員；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系所評鑑委員；成功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學人；台大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歷史的機遇與危機-----序《國局與世變》叢書

二十世紀的序幕是從革命開始的。在中國，在俄國，在亞洲，在歐洲，以破壞為手段的革命主義者，與舊制度（Old regimes）維護者做激烈的戰鬥。另一方面，這個經歷革命的世代，也迎接並見證了他們心目中的「新世紀」的降臨—現代性；而革命破壞與捍衛舊制這兩股勢力的辯證性開展，書寫了波瀾壯闊的歷史詩篇。
這個歷史詩篇的高潮，無疑是1914年至1918年之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所周知，這場為時四載的大戰深遠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在政治上，它具體表現在幾個著名傳統帝國的解體：俄羅斯帝國、日耳曼帝國、奧匈帝國，與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另外，世界上出現第一個以標榜無產階級專政為號召的共產主義國家—蘇俄。在經濟上，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英國因為巨大戰爭開支而黃金外流，最終英鎊遭到擠兌而無法兌換黃金，美元遂逐漸取代了英鎊的霸權。

二戰與近代世界秩序的確立
一戰雖然給世界帶來深遠改變，但並沒有在實質意義上為世界秩序定下格局；從1939年開打到1945年結束的六年二戰，才是近代世界秩序確立的關鍵。
在二戰尾聲的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領導人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在寒冷的蘇聯雅爾達舉行會議，安排禍首納粹德國未來的國土分配，與戰後國際秩序的架構。雅爾達會議很不幸地未能重建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而是迅速在東歐出現了所謂的「鐵幕」（Iron Curtain）；最具體形象，自然是象徵區隔自由與專制兩個世界的柏林圍牆。在此一日後被稱之為雅爾達體系（或雅爾達—波茨坦體系The Yalta-Potsdam System）中，世界格局以美國和蘇聯兩極為中心；兩強以鬥而不破的冷戰形式，各自宣揚其自由民主與極權專制的價值觀，並於全球範圍內進行霸權的爭奪。
冷戰形式作為世界秩序運作的基調，劃分了兩個對立的世界陣營；由於它穩固而長期存在的情況，而且兩大陣營也在消極意義裡於經濟上或文化上或甚至政治上持續交流，這讓世上大多數人默認與接受這種國際體系現象。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獨霸
歷史的拐點出現在約半個世紀之後，其代表事件是1980年代後期的東歐民主運動—所謂的「蘇東波浪潮」（1988∼1993）。
在這波驚心動魄的東歐民主化運動中，無疑以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為最高潮；在美、蘇兩大巨頭雷根與戈巴契夫的攜手合作下，結束了世界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對峙格局，雅爾達體系劃下句點，而立國69年的蘇聯，也從此灰飛煙滅成了歷史。立陶宛於蘇聯解體前一年的1990年3月率先宣布獨立，於是其他14個加盟共和國鑒於過往的集體主義與極權主義的痛苦經驗也就紛紛效法，這樣俄國在極短時期內便失去了約四分之一的土地，與二分之一的人口（約1.5億人）。俄國作為與美國長期對峙的超級強權，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在1979年排名第二，1990年次於日本排名第三，到了1992年蘇聯解體後，竟然已經遠遠落後中國、日本、南韓、臺灣與印度等等這些亞洲國家，成為第33名，國力退步極為嚴重。在政治意義上，由於作為主權國家的蘇聯已經不復存在，國際體系因此進入新的重組。
與此同時，美國領導的由35個國家組成的聯軍和伊拉克之間發生的一場二戰以來最大的局部戰爭之一—1990年至1991年間的波灣戰爭（Persian Gulf War），獲得了空前的勝利。伊拉克最終接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並從科威特撤軍。這個展現當代各種新式高科技武器（例如精確導引武器PGM，precision-guided munition）的聯合軍事行動，確認了美國卓越的領袖地位，這樣的成績讓她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唯一霸權（sole superpower）的角色，已經無庸置疑。職是之故，整個世界局勢至此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

中國的歷史機遇與崛起
就在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時刻，經歷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受到西方制裁的共產中國，獲得了美國終止經濟制裁的機遇。於此一期間，在已經退位的政治強人、88歲高齡的鄧小平的強力主導下，中國從1992年起正式宣告了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開放」（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為國家最高指導政策，主張效法亞洲四小龍發展經驗，強調以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
「改革開放」政策是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底所提出的國家發展策略，但是一直受到保守派的質疑與挑戰，1989年六四事件帶來的國內衝擊與國際騷動，更是對鄧小平開放政策的直接打擊。但是從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中國大陸資本市場誕生來看，鄧小平推動的「實事求是」開放政策，是中國國家發展的主要路線，不容置疑。
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後，「改革開放」才在鄧小平的堅實政治實力與過人的意志下，正式定位為國家政策。於是從江澤民主政時期（1993∼2003）開始，經過胡錦濤時期（2003∼2013），到習近平主政（2013∼）的前期階段，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政策下因為中央鬆綁以及獲得外資注入活水而蓬勃發展，讓中國見證了百年罕見的持續一整個世代的開放紅利。統計數字具體說明此一以民企為主導的經濟發展威力：到了2020年左右，民營經濟所扮演的角色，為中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以及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必須指出的是，「改革開放」施行的市場經濟不會是放任的資本主義模式經濟。鄧小平在1985年5月就曾說過：「我們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
在「改革開放」政策實踐的這段期間，中國的經濟體量與國力不斷增長，贏得全世界無數的讚嘆。代表性指標是2010年發生的兩件大事：製造業規模正式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關於製造業總量，二十世紀美國有三個戰略對手：德國、俄國和日本，但這三個國家在製造業總量上都沒有超過美國，最高時也只是達到美國的70%。美國製造業在1985年觸及全球總量28%的高點後，隨後不斷下滑。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時，美國製造業產值占全球份額降至18.5%，嚴重影響了美國就業人口。
另一方面，中國憑藉其廉價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之優勢和經濟復甦，以及利用2008年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加速趕超，遂在2010年登上世界第一的寶座。
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重大事件，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大突破。2006年中國GDP總量超過英法，2007年超越德國成為第三大經濟體。到了2010年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遽升至1.337兆美元，超越日本的1.288兆美元，晉身為僅次於美國（3.522兆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紐約時報》將這一超越稱為中國國力增強的「里程碑」。中國這種大型經濟體的高速經濟成長趨勢到了2020年，其經濟規模甚至來到了世界霸主美國經濟規模的70%（中國站到上世紀末日本經濟巔峰時期的相似位置）。很多經濟學家因此預測，大約在2030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在此一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奇蹟下，富強理想已經不再是空中樓閣，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所謂的「四個自信」，成了中國菁英們追求所謂「大目標」的重要動力。但是另一方面，「黃禍」意義的「中國威脅論」也逐漸引起西方的關注，尤其是作為西方領袖的美國。

中國威脅：圍堵或交往
關於「中國威脅論」，美國在1990年代中期，有一場對華政策的大辯論，辯論的主題是對於當下走市場經濟路線的共產中國，美國的策略是什麼？是繼續採取冷戰時期的「圍堵主義」（Containment）？還是改走「交往主義」（Engagement）？辯論結果是兩派主張各有利弊，最後選擇了折衷主義的所謂「圍堵／交往主義」（Congagement），即是既有圍堵也有接觸，或者更正確的說，「圍堵為體，交往為用」。
美國的中國論述受到幾個時代思潮的影響：1940年代冷戰兩極對抗結構、五○年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極右意識形態、六○年代反帝國主義、反越戰浪潮、七○年代中美建交的和解，八○年代中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改走市場經濟的影響，九○年代蘇聯解體後的效應，以及2018年起的中美貿易戰，兩國關係嚴重惡化，冷戰再起發展。
大體而言，冷戰之後的西方對於中國的發展，基本上有四種主要論述：崛起論、崩潰論、演變論與威脅論。

崛起論
崛起論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國際地位到達十九世紀初以來的巔峰。蘇聯解體和隨之而來的俄羅斯混亂、歐洲各國相對衰落，以及日本的經濟失衡與軍事力量的限制，這些提供中國有利的崛起條件。在習近平時期的戰狼外交出現之前，胡錦濤和溫家寶等第四代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政策，也常常用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視「和平崛起論」為該階段的中國大戰略。

崩潰論
至於崩潰論，它基本上可以區分為兩類：積極論與溫和論。積極崩潰論宣稱，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勢力已經達到最高峰、將會下滑；國企虧損、金融呆帳、財政惡化與貪汙蔓延，導致中國債務每年以15%或20%、甚至更高的速度在成長，中國的債務危機一定會發生，計劃經濟模式已經耗盡了力量，終將屈服於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中國現在正失去對周邊的控制，而且與周邊地區交惡，爆發嚴重武裝衝突的「大戰區」（Great War Zone）的機率大增。積極崩潰論另外有一個從體制角度出發的版本，主張中共的政治體制已經沒有出路，
成了一種黑幫組織，黑幫老大憑著掌握著刀靶子與槍桿子捏住體制本身，使9000萬黨員淪為奴隸和個人使用的工具。
溫和崩潰論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產生數種危機，有錢權交易的貪腐肆虐、所得分配上貧富懸殊、農工階層地位邊緣化擴大、社會道德倫理淪喪、以及自然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等等。由於中國政府極權、壟斷媒體，缺乏言論自由，這些危機因為無法獲得彰顯與獲得適當控制，終將爆發並帶來社會崩潰。雖然中國即將因為這些危機而不可避免地進入「拉丁美洲化」狀態，但是他們卻指出，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因此這一派理論又可稱為「潰而不崩論」。

演變論
演變論是一種相對溫和的看法。在歸類上，它也可以算是崩潰論的範疇。演變論觀點很分歧，大體而言有兩類：內部瓦解論與世俗化論。前者的代表性說法是，封閉性的極權共產主義社會，在與開放體系的自由民主社會接觸後，會由量變轉化為質變，造成在內部瓦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後，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將希望寄託在共產黨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堅信共產主義將會從內部瓦解。
至於世俗化論方面，它認為中國在進入自由國際體系後（例如1971年的加入聯合國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972年的加入WHO世界衛生組織，1979年的加入IOC國際奧委會，2001年的加入WTO世貿組織等等），必須與西方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與西方互補合作，良性競爭，最終消解其以鬥爭為綱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2016年美國經濟史學者提出了一個浪漫的概念「中美國」（Chimerica），用以描述當時中美互相依存的共生關係（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也可以歸類在這個世俗化論範疇。

威脅論
至於威脅論，它是一種非常廣泛的說法，以上所談的三種關於冷戰後中國的論述：崛起論、崩潰論、演變論，廣義而言，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威脅論的意思。因此就相對狹義的論點來說，中國威脅論主要還是指在2010年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與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業國之後，特別是在2012年習近平出任黨總書記與2013年擔任國家主席後所推動的一系列措施及其反彈。
習近平推出的諸多措施及其反彈，包括有：2012提出民族主義概念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治國策略，以及該年爆發的南海主權爭議，2014年香港爆發激烈反中、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革命」，2015年起大力推動境外的「一帶一路」造成相關弱勢國家的債務陷阱，2016年起推動個人崇拜與集權、同年共機開始頻繁繞臺文攻武嚇臺灣，2018年修憲將國家主席改為終身制、與同年爆發中美貿易戰。到了2019年爭議更多。首先是武漢爆發肺炎，隨後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其次是批評臺灣抗拒統一的發言：「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另外是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抗議損害港人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所列明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地位）。其他還有國內人權狀況惡化。進入2022年後，則是積極增加海軍軍艦特別是航母數量，為全球最大的海軍，以及與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親密地站在同一陣線等等。
中國威脅論的論點很多很雜，簡約而言，主要論點有積極建軍、窮兵黷武；在國際組織中威脅利誘非洲、中南美洲等弱小國家，在國際組織中以優勢票數杯葛西方民主國家；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動作是積極擴張軍事實力，造成區域緊張；「以疫謀霸」—在世界各地大剌剌搜刮各類資源與糧食、併購有價值的科技公司；在國內裡侵犯人權（尤其是新疆種族滅絕指控）等等。

「東升西降論」與民族主義
經濟力與軍事力崛起的中國，在習近平主政時期展現出與西方一較長短的氣魄—「東升西降論」。習近平東升西降論的現實實踐，是他2012年11月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治國理念。外界一般將其核心目標概括為「兩個一百年」，即在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到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終則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官方的格局弘大的宣示，其底氣主要還是來自迅速累積的經濟實力與不斷推升的科技、軍事能力。
東升西降論作為一個大國的進取發展策略，其意識形態的動力是一種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它在國家發展戰略上，與鄧小平1992年的帶有審慎意識特徵的「韜光養晦主義」發展路線相左。必須指出的是，具有西方批判性與攻擊性質的民族主義，在習近平上臺前已經在中國大陸開始出現。最典型的例子是1996夏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一書。所謂「中國可以說不」，其真正的意思就是「中國可以對美國說不」，特別是針對美國的「中國遏制論」而發，儘管書中的反日情緒也是十分高漲。
這本由從未跨出國門的五位30餘歲文質彬彬書生撰稿的，標誌著九○年代鮮明反美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升溫的書籍，創下號稱300萬冊銷售量的成績，引起西方的注意並先後被譯成數種外語。書中批判了所謂的「孽債累累的美利堅合眾國」，宣稱她勢必面臨一場世紀末式的總清算，並且還挾洋自重地引用英國歷史學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的論點說：「中國將是世界的希望」。在反美方面，臺灣問題是本書著墨的焦點之一，對美國派遣航母到臺海周邊維持和平，作者們視為對中國的凌迫，說「全世界的危險勢力每時每刻都
在引導臺灣的偏航」。他們選擇回到1900年夏義和團的氛圍，呼籲中國青年要有民族自豪感—「要準備打仗」，要大家認真考慮：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並且警告美國說：將來若有那麼一天，美國人在臺灣問題上逼迫我們再奉陪一次，那麼華盛頓就要準備建造一座更大更寬的陣亡軍人牆，預備刻上更多的美國青年的名字。整體而言，這本獲得官方新華社、中新社發稿介紹、江澤民贊同的民粹主義風格的民族主義書籍，對造成納粹猶太人大屠殺（the Holocaust）式的中華民族千年罕見大浩劫—文革，以及對人權與人性尊嚴史無前例集體踐踏與大破壞的各類政治運動，隻字未提，沒有做出任何的反省。但這幾位愛國主義熱血青年卻堅信：「世界上一切的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
這一年還有另外一部強烈民族主義的反美作品《中美較量大寫真》，它是中共建國以來，首次以暢銷書形式對中美衝突做詳盡論述的作品。本書採用紀實體文學手法，從批判「中國威脅論」出發，控訴美帝明裡暗裡再度祭出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來達到最終阻止中國發展與現代化的目的。它從五○年代的韓戰開始，一直寫到1995年10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紐約的會面，敘述中美之間長達半世紀的衝突，而臺灣問題則是其中關鍵因素。寫此書的目的，根據作者，是要讓中國人民看看，美國是怎樣不斷變幻手法，製造麻煩，向中國施加強大壓力。至於貫穿全書精神的則是：落後就要挨人欺負，我們必須發展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是兩岸爆發嚴重衝突的一年。這年3月臺灣舉辦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大選前夕，中共對基隆及高雄外海發射飛彈。中華民國國軍以及所屬飛彈部隊隨即進入最高警戒狀態。美國也馬上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臺灣附近海域，並進行大規模的海空聯合演習。另一方面，解放軍海軍潛艇部隊也緊急全部出海抗衡。臺海進入臨戰狀態，各國準備在臺撤僑。
與《中國可以說不》互相輝映的民族主義作品，是十三年後於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前夕）出版的另一本暢銷書《中國不高興》。它開宗明義地說：《中國可以說不》是中國只想領導自己；《中國不高興》則是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主張在外交上，要與西方有條件的決裂；在大目標上，要告別晦氣重重的歷史悲情，告別自我矮化的精神歷史，成為英雄國家，為世界除暴安良。值得一提的是，九○年代後出現的極端民族主義，在現實中的對照是2012年出現的那句名言：「反美是工作，留美是
生活」。至於政商兩棲，號稱愛國藝人者在國內賺足眼球，也賺足財富，最後選擇將金錢轉移美國，享受自由人生，這種案例也是不勝枚舉。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晚清之前的中國世界觀，是一種具有包容性的以儒家德性倫理為基礎的天下主義；傳統上中國並沒有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概念。來自西方的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富強觀念的重要論述，是在清末若干流亡海外（特別是日本）的菁英，如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革命派人士，與維新變法派支持者如梁啟超等開始傳播開來的。在當時的歷史格局裡，來自日文的民族主義這一個詞彙，主要是作為喚起民眾的救亡工具。它首先是用來反對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排滿主義），這是近代中國關於民族主義的第一義。第二義則
是反帝，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主權侵犯以及與中國訂定的不平等條約。在精神上，無論是廣義或狹義的民族主義，它作為批判性的、抵抗意義的特色，與1990年代以後崛起的排他性、攻擊性的中國民族主義，有非常明顯的區別。

小結：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嗎？
2010年代從中國內部蔓延開來的「東升西降論」，不僅僅是靜態的自我期許，而是動態的擴張主義，它直接挑戰了二戰結束以來的冷戰國際體系，特別是挑戰了維持國際體系的世界霸主美國。如此一來，這就進入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新崛起的強權挑戰當下的霸主地位，必定爆發武力衝突。
美國總統川普主政時期的智囊、鷹派政治人物曾經指出，美國歷史上有過三次重大危機：獨立革命，內戰，和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但當下的美國正在經歷第四次重大危機—「修昔底德陷阱」。他認為美國前三次重大危機無一不以戰爭結束，至於這一次，爆發大規模衝突以解決危機，也將是不可避免的。
環視當下時空，2022年春俄國領導人普丁武力入侵烏克蘭，造成數百萬無辜百姓在寒冬裡流離失所。此舉不僅引起了俄羅斯周邊國家的警惕，紛紛從之前的中立角色，向歐盟靠攏；另一方面，這個戰爭也給原本各行其是的歐洲國家帶來大團結的效應，以各種資源支持烏克蘭，造成俄國意外的挫敗。而在此前中國領導人宣稱與俄國的「友好關係無上限」，不願在國際上表態譴責俄國的侵略行為，在私底下甚至還藉機大量收購俄羅斯的廉價能源，與世界主流的杯葛犯罪加害者的人道主義做法背道而馳，更讓世人對中國的曖昧態度起疑，將中俄視為「邪惡軸心」。2022年夏北約（NATO）在馬德里召開的會議中，控訴俄羅斯為當代世界「最重大與直接的威脅」，而且史無前例地將遠在天邊的中國定位為潛在敵人，宣稱中國「系統性挑戰」（systemic challenges）北約的安全、利益，與價值。
當下，人類的物質技術已經發展到移民火星不是夢想的時刻，但現實裡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中—瘟疫橫行，戰爭爆發，經濟衰退。2020年初以來從武漢爆發開來的冠狀病毒，肆虐全球，世界死亡人數已經超過570萬，至今仍未熄滅。於此同時，俄羅斯在2022年春入侵烏克蘭，爆發二戰以來最大的戰爭型態之一，至今這兩個同文同種的民族仍在廝殺當中，雙方傷亡人數不斷增加。對於此刻仍在螺旋升高的種種重大危機，政治菁英們與學者專家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去拆除引信，目前事實上還看不到可以樂
觀以待的契機。
一年多前我受到相交多年的前輩好友、資深出版人五南文化圖書公司楊榮川董事長的親睞，邀我策劃一套叢書。基於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將這套叢書訂名為《國局與世變》，希望透過海內外這些資深學者專家的無私奉獻，能在混沌的世局裡點起一盞智慧的明燈。如果這些思辨能夠為世界帶來和平，為世人帶來幸福，那也就不枉費楊董事長的託付了。
丘為君

第1章  大清帝國（The Qing Dynasty）
黃龍旗（1636∼1912）

1616年女真族人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定都赫圖阿拉城。1636年5月15日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在盛京（瀋陽市）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清朝立國。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與崇禎帝談判破裂後，崇禎自縊身亡，明朝覆滅。同年，吳三桂等明朝殘餘軍隊歸降清軍，引清軍進入山海關內，消滅華北殘餘明朝勢力及李自成、張獻忠、南明、南鄭等勢力，統一全國；攝政王多爾袞迎順治入關稱帝，其後歷經康
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諸帝統治中國，前後約計276年（1636年∼1912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時期，文治武功強盛，民生建設蓬勃，是清朝鼎盛時期，史稱「康雍乾盛世」。
1889年5月26日清政府批准黃龍旗為清朝國旗。第一面黃龍旗最初為清朝的非正式的海上船旗，旗為三角形，其後一些涉外機構也開始懸掛三角黃龍旗。1840年7月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朝同西方各國的交往日益增多，依照海上國際慣例，商船需懸掛國旗方能進行貿易。因為清朝尚未制定國旗，中國商船註冊懸掛外國國旗，有時會引起其他國家商人的誤解。清政府始「仿各國成例，制定一種國徽，俾便商民尊用」。後因曾國藩考慮到製作方形龍旗與八旗正黃旗類似，大為不敬，因此旗幟設計為三角形，黃龍三角旗逐成為最初清朝軍旗。
1887年晚清重臣李鴻章在同西方列強談判、簽約、通商、互派外交人員等外交活動中，看到西方列國懸掛國旗，而清國卻無國旗可以代表懸掛，深感有失大清威儀，於是上奏孝欽顯皇后（西宮太后）請求頒制國旗。1889年北洋機器局完成了黃龍旗設計樣稿和營造法則，1889年5月26日清政府批准黃龍旗設計為黃地藍龍戲紅珠圖案，並正式使用「照會東西洋各國一體知照」；黃龍三角旗正式啟用為清朝國旗；也是中國使用國
旗之濫觴。1912年1月滿清政府被革命軍推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更換國旗，五色旗正式成為代表中國之國旗。
清朝人口約維持在4億3000萬多人左右，1820年清朝的領土面積達1340萬平方公里，由於歷年列強侵略與不平等條約領土割讓，至1912年移交給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約只剩1141萬平方公里，清朝約喪失200萬平方公里領土。後再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局動盪，及列強干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迫於外交現實及自身利益，再丟失150萬平方公里領土，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際控制地區則僅剩957萬平方公里。清朝歷代四易首都赫圖阿拉城、遼陽市、盛京（瀋陽市），最後定都北京。文字語言漢滿並用。
清朝大臣滿漢並置，但以滿人為優，滿漢君臣猜疑日深，導致滿漢內亂時起。1673年12月至1681年12月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孫）懷疑朝廷撤藩，結合海內外反清勢力，起兵發動戰爭，史稱「三藩之亂」（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歷時八年。清朝平定三藩之後徹底廢除藩鎮制度，除臺灣島外，完全統轄全中國。1842年清朝與英國產生第一次鴉片戰爭（First Opium War），戰敗後簽訂第一個對外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自第
一次鴉片戰爭（First Opium War）後，清朝與各國不平等條約（Unequal Treaty）簽署日益增加，割地賠款，認罪道歉，國力損耗；大清王朝國勢逐漸日衰。1851年至1872年中國再度發生內亂，洪秀全與馮雲山以宗教「拜上帝會」號召為名，於廣西兵變，史稱「太平天國之亂」（The Taiping Rebellion），太平軍擁兵擁有約3000萬人。清軍與太平軍激戰十數場，攻防慘烈，雙方死傷估計有數千萬人。然而中國內亂剛平，外戰又起。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鮮半島、遼東、山東半島及黃海一帶發生一場大規模的陸戰與海戰，史稱「甲午戰爭」（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清朝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傾巢而出，最終北洋水師慘敗，1895年4月17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收場，清朝支付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並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等地。1900年「八國聯軍」（The Eight-Nation Alliance）5.5萬餘人，戰艦54艘攻入北京；清朝除付出巨額賠款，並逐漸喪失國家主權。清朝中期以後歷經各國侵略，內憂外患，元氣大傷，清朝與各國簽訂之不平等條約堆積成山；自此國力衰敗；及至辛亥革命後，1912年2月南京參議院通過清室退位《優待條例》和宣統宣告《宣統帝退位詔書》，清朝滅亡。
清朝國體是君主專制（Monarchy），君主專制是以君主為國家主權的唯一代表，君主對所轄臣民與領土有至高無限制的權力，君主統治權力完全不受任何其他司法、立法、宗教、經濟或選舉的制衡或約束。乾隆時期清朝國勢極盛，疆域遼闊，達1300萬餘平方公里。十九世紀西人東來中國經商，傳教，由於文化差異及政經利益，中西衝突日多，世界列強視清朝為肥肉，紛紛豪取強奪。鑒於魏源「師夷長技以治夷」建議，自1861年至1895年大清在中國展開「自強運動」（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強運動是全國工業化運動之始；引進大量西方科技，書籍，人才；及培養了一批中國留學生，力
圖中國走上工業化和現代化之路。自強運動建立現代銀行體系、郵政體系、新式教育、新式軍隊、政治思想、商業模式、鐵路交通、輕重工業等。自強運動持續35年，直到1895年甲午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門
戶大開，洋務運動就此結束。洋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重視硬體，輕視軟體；虛造外觀，缺乏務實。但是自強運動對整個中國的新潮思想、科學化與現代化，依然有著啟迪的意義。
1895年甲午戰敗後，大清王朝再度奮力革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緒皇帝推動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欲藉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之改革，變更國體，走上君主立憲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之
道路。1898年6月10日光緒皇帝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6月11日頒布，表明變革決心，「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竟騰其口說，總期化有用為無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百日維新由此開始。光緒並召袁世凱來京，下旨進行新政整頓在軍事上，陸軍改練洋操，並開始一系列的改制。戊戌變法中途因涉及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宮廷權力鬥爭，康有為等人更策動暗殺慈禧太后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海外，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均被逮捕斬首，百日維新終止。光緒皇帝主導君主立憲制本是近代中國的重要轉捩點，影響至為深遠；戊戌變法如能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成功，近代中國歷史將會完全改寫。
立憲運動民間亦有行動配合者。1900年張之洞門生唐才常與沈藎、畢永年祕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以「東文譯社」掩護；3月改名為「自立會」。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愚園召開了「中國議會」，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號召維新派、清軍士兵、革命黨，以及各會黨人員；目標是擁護光緒，推翻孝欽顯皇后（西太后），建立君主立憲制政府，選舉國會議員。8月21日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前被捕。中國議會遂自行解散。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是中國從「君主專政」走向「民主共和」政體的一個轉捩點，此一事件引發維新黨人同情革命。另一方面，同年7月20日八國聯軍（The Eight-Nation Alliance）攻陷北京，從此各國與華關係改變近代中國歷史。
立憲運動是大清王朝推動的第三次大型政治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國仿效英、日兩國建立虛位元首的內閣政體，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1906年光緒皇帝下詔預備立憲，闡述「仿行憲政」的涵義為「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立憲活動得以展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The Russo-Japanese War），日本以君主立憲小國戰勝俄國專制大國。大清帝國朝野普遍認為「非小國能戰勝於大國，實立憲能戰勝於專制」。
1907年大清政府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諮議局。資政院是大清帝國成立議會準備機構，成立於1910年9月，終止於1912年初，院址在北京象來街。議員人數起初訂為200名，欽選、民選各一半。欽選一百名由皇
帝指派，民選一百名由各省諮議局選出。由於新疆省未開諮議局，故應選的2名議員闕如，實際民選的議員只有98名，因此清廷也相應減少欽選議員至98名，故總共應選議員196名。1910年9月1日，資政院舉行第一次開院典禮，監國攝政王載灃代行蒞選，頒諭嘉勉議員。1911年9月遵章召開第二次召集開會。
1908年8月27日大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The Outline of the Constitution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確立君主立憲政體，確認了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與義務，同時對君權進行了一些限制。例如：「臣民權利義務」共9條。有納稅、當兵及遵守法律等公民義務。主要內容為：
1.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2. 臣民現繳之賦稅，非經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舊輸納。臣民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
3. 公民權利則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自由，不受非法逮捕、監禁、處罰；以及進行訴訟，專受司法機關審判等權利。
4. 臣民中有合於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
5. 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6.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
7. 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呈訴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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