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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如何更快樂？
快樂研究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結論是，在小康水準之後，經濟水準的繼續提高並不能顯著增加快樂, 還存在許多比金錢更重要的因素，包括性格、信仰、婚姻、就業、健康、人際關係等。我們應該更重視這些因素，減少過度物質主義的影響；尤其不要為了多賺錢而犧牲對快樂更加重要的健康、友情與家庭，更不必說用非法與不道德的手段賺錢了。
瞭解影響快樂的因素（見上一章）或許有助於提高平均快樂，但有些快樂學者 (如Lykken & Tellegen 1996；Stones 等1995) 認為，每個人的正常快樂水準是由遺傳基因決定的。雖然這一水準受環境與個體活動影響，有高峰也有低谷，但由於生理的侷限，很難大幅提高（關於遺傳基因與快樂的關係，參見Tellegen 1988, Franz 2012, De Neve等 2012。 雖然說來讓人沮喪，基因對人們各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影響，甚至連政治思想也受影響，生理與心理的基本層次上的性質影響人們的政治傾向，在這些基本層面對負面因素的刺激反應比較強的人比較保守。詳見Hibbing 等，2013）。筆者認為，也存在著能幾倍甚至百倍地提高快樂水準的方法。在談這方法之前，先說環境與生活方式的重要。
筆者最瞭解的人是自己。筆者對從大約5歲到現在的快樂水準，有很好的記憶。5歲到十多歲的記憶可能比較模糊，但從十多歲到現在的記憶是很清楚的。筆者認為，現在這幾年以及十多年來的平均（淨）快樂量，肯定超過二十多歲和三十多歲時期的至少三倍以上。因此，筆者相信，即使還不能夠改變基因，人們還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快樂的。

8.1 避免超時工作
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士很不快樂，但工作時間過長的人的快樂水準也比較低。因此，對於有工作的人，一個能夠增加快樂的方法是避免工作時間太長。筆者在2013年初到南洋理工大學經濟學系工作前，也曾經多次到新加坡訪問，最使我震驚的是從老同學及他們的孩子得知，許多新加坡人的工作時間長得離譜。一位老同學說，在工忙時期，他孩子一兩個月每天都是從早上八九點做到半夜兩三點，一回到家，倒在床上就睡。他們甚至擔心孩子是否是到夜總會玩女人，半夜打電話到公司，發現孩子確實還在工作。非工忙時期，也是到晚上八九點左右。平均是晚上十點。週末也帶文件回家做。而且聽孩子的同事說，大家都是這樣。這家會計公司及其他幾家新加坡最大的會計公司都是這樣。雇員多數工作不到五年就吃不消，都換工作。聽另一位說，他有一位親戚，長期每天工作到晚上十點，很希望公司把他裁掉。人家對他說，「你每天這樣勤奮工作，公司那裏會裁你？」再聽其他幾位親戚朋友，情形也是大同小異。
勤奮是一種美德，筆者絕對不希望人們不勤奮。隨著家庭收入的提高，許多年輕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失去勤奮的美德的危險。因此，鼓勵勤奮也是應該的。不過，雇主讓雇員大量超時工作，對雇員的健康、生活、以及與家人朋友的關係等，是有很不好的影響的。其實，對雇主本身，也是得不償失的。今天多做幾小時到半夜，難道明天的工作效率不會大量減低嗎？雇員長期睡眠休閒不足，難道不會大量影響其長期效率嗎？關懷雇員的福祉，不讓他們過度工作，難道他們不會更忠於公司，長期而言更有效地為公司工作嗎？雇主們，請你們不要只看到短期的收益與成本，更要看到長期的回報，也要照顧雇員的福祉 (關於工作時間與快樂的複雜關係，見Diener 等2010， 第13與14章；Pereira & Coelho 2013)。

8．2 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的啟示
傳統經濟學假定人們都是完全理性的，每個人都會極大化自己的效用，除了無知或資訊不足的情形，效用與快樂是一樣的。因此，除了增加有關的知識與資訊，一個人就不必學如何增加快樂了；他已經會極大化自己的快樂了。然而，心理學的長期研究，以及近幾十年來受了心理學影響的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現人們的許多決策與其他行為，距離完全理性是很遠的。因此，我們還可以透過認識這些背離理性的決策與行為，學習如何減少錯誤的決策，提高成功的機率，以增加快樂。

一些明顯的錯誤
先從一個很簡單的發現說起。透過法官對犯人假釋（parole）申請的判決，心理學者（Gailliot等 2007，Gailliot & Baumeister 2007）發現，當法官們是在飯後處理時，有65％的申請被批准；當他們是在飯前一兩小時內處理時，批准率大大下降，下降到剛好飯前的0％。假釋申請的判決默認（default）決策是不批准。因此，當法官們肚子餓時，就沒有心思去考慮是否應該批准。因此，當你要請求人家幫助或支持時，不要在他們空腹時進行。當然，還有其他類似有關因素，包括心情好、放鬆與酒後等都有助於你的請求（見如Forgas 與 East 2008）。
一個很通常的錯誤是信心太強，對成功的或然率估計太大，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與困難估計不足，因而決定去進行許多太冒險的事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者Kahneman （2010， 第253頁）認為這部分解釋為什麼人們進行訴訟，發動戰爭，與開辦小生意。絕大部分的新生意在幾年內就失敗。筆者希望人們接受教訓，不要輕易進行訴訟或發動戰爭。但對於開辦企業、讀書、科研、社會工作等利人利己的事情，只要有足夠的準備，也不必太保守。成功的小生意與大企業，不但對自己有利，也增加消費者剩餘與工作機會，尤其是在競爭不完全的現實社會，對經濟是有利的。
有些很顯然的錯誤，本書讀者大概很少會有，至少可以很容易學會避免。例如，從一個甕中取出一顆珠子，如果珠子是紅色的可以獲得獎金。可以從兩個甕中選擇一個。甲甕有10顆珠子，只有一顆是紅色的；乙甕有100顆珠子，只有8顆是紅色的。為了獲得獎金，你選那一個甕呢？多數讀者應該知道，應該選甲甕。然而，有30％到40％的試驗者（而且應該是大學生）選擇乙甕。大概他們受到絕對數字的影響，8遠大於一，認為機會比較大。實際上，十中取一的或然率顯然大於百中選8 (詳見Miller 等1989)。
另外一個類似的錯誤是，許多人認為能夠使「每萬人中殺死1286人的傳染病」比能夠使「人口中的24.14%的人死亡的傳染病 」更加危險（Yamagishi 1997）。實際上，前者的致命率只有後者的一半多一點點。這大概是因為千多人死亡的數字比較形象，使分辨能力較差的人認為比較危險。
上述兩個明顯的錯誤，是否只是分辨能力比較差的人的錯誤，而多數人是不會犯這種錯誤的呢？要能夠進入大學讀醫科是需要非常高的成績的，因此醫生應該是智力比較高的人群。心理學者對醫生們進行試驗，讓他們考慮醫治肺癌病人的兩個方法：開刀與放射。五年後的生存率是開刀明顯大於放射，但是一個月內的死亡率則是開刀比較大。讓一半的醫生看開刀的一個月內的生存率：90%；讓另外一半的醫生看開刀的一個月內的死亡率：10%。 這兩個不同的數位，實際上是同樣的結果的不同表述：90%生存與10% 死亡是完全一樣的。然而，那些看到90%生存率的醫生絕大部分（84%）選擇開刀；那些看到10%死亡率的醫生則有半數選擇放射（50%） (詳見McNeil等1982)。 非常高智力人群的選擇，也有很大的非理性的成分。
很多讀者可能像筆者一樣，自認為不會犯上述三種與類似錯誤。然而，是否會犯下述筆者自己認為也會犯的錯誤呢？
考慮詞典甲，出版年：2009， 內收詞條數目：10﹐000。詞典情況：像新的一樣。讓你估計最多願意花多少錢購買。考慮詞典乙，出版年：2009， 內收詞條數目：20﹐000。詞典情況：除了書皮有些損壞，像新的一樣。讓你估計最多願意花多少錢購買。如果讓人們只單獨考慮這兩部詞典之一，絕大部分人願意出比較高的價格購買詞典甲，因為詞典乙已經有些損壞。然而，如果讓人們同時考慮這兩部詞典，則絕大部分人願意出比較多錢買詞典乙，因為人們認為多一倍的詞條比書皮略微損壞更重要。個別評價時，人們沒有注意詞條數目，因為一萬與兩萬都是一個大數目，因而只注重書皮有沒有損壞的方面。兩部詞典互相比較時，詞條數目的差異就凸顯出來了（詳見Hsee 2000）。
筆者承認，如果分開單獨評價，筆者也是會出比較高的價格買詞典甲，而當兩部詞典一起比較時，就會出比較高的價格買詞典乙。這種偏好的改變，是否非理性呢？或者可以說，當個別評價時，詞條數目的重要性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而同時比較時，自然會注意到詞條數目的很大不同，這最多只是著重點不完善的問題，不是真正的偏好改變，也不是真正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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