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修訂版)

醫護暨生命科學-總論
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修訂版)

作　　者：皮國立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22/09/01(2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43-009-9
書　　號：1XCC
頁　　數：350
開　　數：20K
定　　價：430元
優惠價格：387元

肝病要看中醫還是西醫好？

國學大師梁啟超的「失腎記」，竟為西醫「擺烏龍」割錯腎臟？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自幼身體不好，出國竟必備中醫的成藥「六神丸」與「痧藥」？蔣介石怎麼應對牙痛、失眠的老毛病？他為什麼痛恨國人隨意吐痰、放屁？

這些近代的政治人物及知識分子是如何面對及看待自身的疾病？如何擇醫，尋求健康之道？又如何擴大自己的患病經歷，在中西醫論爭的年代，來思考整個國族的衛生與健康？

本書從「病人歷史」出發，選取最具代表性的近代中國人物，包括孫中山、胡適、魯迅、梁啟超、蔣介石等人。他們受著大病小痛之苦，都曾經表達對傳統中醫和身體觀的各種看法。書中對這些歷史人物的醫療觀點進行深入剖析，以期讀者對近代中西醫的醫療史有更寬廣的認識。作者深入淺出的詮釋中醫與中國文化轉型之困境，在人物故事中尋找國族發展之路，讀起來意義深遠卻又趣味盎然。

皮國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興趣為中國醫療社會史、疾病史、史學方法、中國近代戰爭與科技等領域。

著有《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2008)、《臺灣日日新—當中藥碰上西藥》(2009)、《「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2012)、《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2019)、《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2019)、《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2020)、《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2022)等學術專書，並主編論文集、教科書數本，發表期刊論文、專書篇章等80餘篇。

二、病人的經歷
讓我們的思緒先來到1924年，當時孫中山雖未滿60歲，卻已是一個步履蹣跚的老者，歲月的磨難，在他憔悴的神情中刻下了一道道的皺紋。此時他努力想要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並希望中國能達到真正的統一，擺脫軍閥混戰的大局勢。孫於11月12日發表「北上宣言」後，當日即乘坐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赴香港，然後再轉乘「春陽丸」繼續他離粵北上的行程。此次北上雖抱有救國的理想，然路途奔波，加以海相變化多端而導致船身不穩，例如在春陽丸上，「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者多暈船。」孫自14日以後「均未到餐廳進膳，終日在臥室中閱書。」據隨行者所言，孫雖未暈船，然其面色已顯「黑暗蒼老之象」。17日早晨，抵達上海吳淞口，孫忙於接待各國記者與歡迎群眾，卻已經在「精神上似現疲勞，形容亦極現蒼老之象。」因為孫心繫於儘速召開國民會議，遂不事休息，馬不停蹄的於21日再乘「上海丸」往日本出發、再轉往天津。當時因上海往天津的火車受軍事影響而不通達，而且兩星期內也無輪船直航天津，故孫選擇繼續搭上搖晃的輪船，繞道至日本，順便於日本進行一些政治活動，隨後再折往天津，因此這趟旅程可說是山高水遠。30日，孫再次轉乘「北嶺丸」離開日本神戶往天津出發。然孫在船內的專屬臥室過於狹小，不方便休息，所以他每日均在餐廳閱讀，或遇「終日顛簸於狂風巨浪之中」，他就在臥室中休息，並未出來走動，但隨行者仍言孫「精神似不見疲勞」。12月4日黎明，輪船終抵天津大沽口外。只是，此時孫已感分外疲憊，加以「北地嚴寒」，待孫回行轅後，突然「寒熱遽作，而肝胃病相繼暴發，蓋本係宿恙，至是復劇也。」由此可見孫以往就有肝胃方面的毛病，只是一直沒有被重視與精確診斷。這一段旅程下來，至少有兩件事對孫身體有極大的影響。第一，從日本出來以後，孫都沒有帶特定的廚師，所以每天只吃日式食物，隨行者坦言：「味道既不適口、滋養成分又不多」。其二，也就是前述的「北地嚴寒」，孫是南方人，廣州與天津之緯度不同、氣候也不同，加以又碰上冬天，會使水土差異性增大；資料顯示，孫在這些年裡都非常怕冷，即使在廣東過冬天，房內也要升火取暖。故北方的冬天，對孫的身體而言是另一個雪上加霜的隱憂，現在只是一起發作而已。既有病況，隨行一干人等當下急延德國醫生施密特進行診治，一開始就診斷錯誤，認為只是臨時感冒，略事修養即可。直到6日中午，孫突然肝痛強烈到「幾不能發言」，德醫眼見無計可施，再邀日本醫生共同診治，結果又診斷錯誤，這次說孫是患了膽囊炎。在19日以前，醫生們推測孫之病情是樂觀的，在這段時間孫除了會客與閱報外，還會喝了一些能使胃腸通達的「德國瓦雪鑛泉」和水果；除此之外，醫生們複診了一個半小時，也並未對病情有任何新的發現。總之，到目前看來，孫的宿疾似乎並無大礙，只有一次吃了白飯魚粥後嘔吐大作，「徧體大汗，（李）榮以毛巾代拭，竟透濕兩巾。」然而，孫此時仍發電於各界：「刻以胃病，醫勸休養數日」，希望大家能放心。當時他認為應是自己的胃病在作祟，還說：「余極望入京，病中無奈，但據醫生確息，更一星期，可望痊癒矣。」可見醫生與孫本人對此時的病況都還抱持樂觀的態度。

18日當天，孫接見段祺瑞（1865-1936）所派來的代表（許世英，1872-1964），商討北京政局。北京當局表明要繼續尊重外國不平等條約的立場，這個堅持立刻使孫勃然大怒，隨後孫即感到肝臟痛腫交至，脈搏跳至每分鐘120下以上，幾經施密特診治皆無效果，這多少可能也應驗了中醫「怒氣傷肝」的道理。從19日到12月底，是孫病情開始逐漸加重的時期，體溫與脈搏的遽增，顯示他的生理狀況相當不穩定。孫開始遵照醫生指示，不閱覽報刊且多事修養。25日，日本醫生小菅博士加入診視行列，他斷定孫患的疾病是肝臟疾病，此論推翻了前面醫生的診斷，但小菅也只知道是肝疾，至於是何種肝疾，他一時也無法斷定，也可見當時診斷技術之限制。

基於病情的混沌不明，積極的治療也無法展開，孫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據其夫人（宋慶齡，1893-1981）言：孫當時正在修養中，還無法坐起來，相當虛弱。在1924年的最後一天，孫選擇了以北京飯店作為他養病的地方，當時的北京飯店，是西人所開設的新式旅社，各房間都有新式的暖氣設備以取代傳統煤爐，可以調節溫度，這對身為南方人又不習慣北方寒冷天氣的孫，無疑是個養病的好場所。而孫的隨扈則暫居行館（即鐵獅子胡同，顧維鈞（1888-1985）宅），一方面孫希望由他自己負擔醫療費用；另一方面，他的隨行人員也可以幫助他代見絡繹不絕的重要賓客。根據旁人的回憶，孫當時躺在床上，枕邊堆著書籍，病中仍手不釋卷，只是憔悴的面容，反映了病情的每下愈況。
孫一入北京飯店，就延請德醫施密特與協和醫院的狄博爾、克禮醫生共同會診，斷定孫患的是「最烈肝病」。施密特雖一改前診斷孫得了臨時感冒與膽囊炎，但此「三個臭皮匠」卻仍無法診斷出孫的肝臟出了什麼問題，遂決定用外科手術來確定病灶究竟為何，結果當下被孫拒絕，醫生們只好用內科的方式，改用服藥來調養這個莫名怪病。
1925年，孫中山將蒞花甲之年。1月4日這天，孫除了睡眠不安外，在精神與體力各方面都逐漸好轉當中；克禮與眾醫生會診的結果，再次斷定孫的疾病為「肝臟癰瘍」，即肝臟潰瘍，並有肝部慢性發炎與腫脹之情形。群醫曾試圖加以注射，使孫的睡眠品質轉佳，但克禮醫生試過各種治療肝病之藥方，仍無法對孫的疾病做出正面貢獻。直到孫接受施以外科手術診斷之前，眾西醫仍推論「此病並非絕症」云云，雖然已有某醫生指出孫的病狀可能是肝癌，但醫療團隊以及孫本人都不願作如是悲觀的推論。3日，美國醫生首先提出用「愛克司光」（X光）來檢視肝臟，若真有膿瘍，則須開割。孫之左右皆不敢妄下決定，商量後決定請孫夫人代為詢問，孫回答：「余曾習醫，深知此症難治，然余料余病不深，尚無須開割也。」孫夫人亦覺孫年事已高，恐不能承受開割手術，遂作罷。5日，醫療團隊決定共推克禮為主治大夫，當時此團隊共有四個德國醫生與三個美國醫生，大家開會討論的結果，還是決定開刀治療，但大家皆面有難色，原因是孫此時並不想用外科手術來治療；但僅用X光檢查肝臟後，並沒有什麼新發現，無如預期般的肝臟生膿，故只能繼續維持藥物注射，減少孫的痛苦，並囑咐孫少見賓客、不要吃硬性的食物。
到了21至23日間，克禮觀察到孫的眼球已經出現黃暈、無法進食。體溫高至攝氏41度，又時降至27度，相差甚大。據此斷言，孫的肝臟開始出膿，而且已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已到了非施行手術不可的地步了。當時由中、美、德、英、俄、日各國醫生共同開會討論開刀之事，但都沒有定論；在此危急之時，可以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生都不敢妄下決定，因為責任實在太重，病情又捉摸不定。後來經由協和醫院之法國醫生施以皮下注射先後達十一次，孫才脫離險境，但卻產生一食即吐的後遺症，只好先暫時停止進食；連續的注射，竟引起孫的前臂部靜脈栓塞性硬化病變。現下單靠注射治療，也顯得勢單力薄，難以回天。
文獻記載，1月24日是孫第一次沒有聽從隨侍人員的建議，而將自己的病情告訴了一位中醫，尋求幫助。這位中醫叫葛廉夫，在與他對話的一開始，孫就表明出自己選擇醫療的立場。孫言：「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藥，常喜聆中醫妙論。」孫接著說：「余請君以中（醫）理測我病機。夜不成寐，每晚則面熱耳鳴，心悸頭眩，嘈雜躁急或胸中作痛，乾嘔，甚則上氣面浮，有時而消。此何故？」當下葛即對孫開出了「三甲復脈湯」加減方，並判斷孫的病情是「肝鬱日久，氣火風化，上干肺胃」，氣血與真水皆耗散不少，然而仍可補救，並非無計可施。平日必須注意「戒之在怒，不再耗精，不過作勞，破除煩惱」等養生法，才能恢復健康。孫之前既已表明他選擇醫療方式的立場是不服中藥的，那麼他當然也對葛醫的藥方持「姑且聽之」的態度，回了一句：「我平生未服過中藥，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藥方，轉示西醫，使師君之法，改用西藥，以為何如？」葛醫一聽到此言，也不知該如何作答，只好說：「鄙人不知西醫，西藥能代與否，不敢妄答。」所以，這次孫與中醫的晤談，對孫的病情並沒有幫助。而現代西醫幾乎不瞭解中醫理論，也使得一般以西醫為主的療程中，中醫的力量難以介入，這個情況一直到現在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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