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國史要義

史德第五

吾國言史學之專書有二，曰劉知幾之《史通》，章學誠之《文史通義》。此盡人所知也。然二書同為治史學之要籍，而二人之主旨不同。劉氏自以所志不遂，鬱怏孤憤，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章氏立論，主於敬恕，故著〈史德〉、〈文德〉二篇，暢論其旨。其最要之語曰：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又曰：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所謂文史之儒、即指劉氏也。章氏蓋謂劉氏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世之誦習章氏之學者，似皆未悟其所指。劉咸炘雖謂〈史德〉一篇最為精深，其所舉敬、恕二義，頗不易曉，敬即慎於褒貶，恕即曲盡其事情《治史緒論》。然未嘗切究章氏所謂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諸語。章氏並時及自唐以後之為史者，固未有如章氏所舉示。即鄭樵持論激昂，而章氏甚推鄭樵，且樵之言亦多本劉知幾也。梁任公《歷史研究法補編》，謂實齋補充史德甚是，而謂實齋所講亦不圓滿；又謂心術端正，相當必要，但尚不足以盡史德之含義。我以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於忠實。
因歷舉誇大、附會、武斷諸病，且謂忠實之史家對於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態度，史家道德應如鑑空衡平《歷史研究法補編》第二章〈史家的四長〉。其陳義甚高，第似未甚虛心體察章氏之意，忠實及鑑空衡平，非養心術使底於粹之謂乎？
章氏論德，固亦明於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然曰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文德篇〉，則易使學者誤認平時不必修德，而臨文乃求其敬。此捨本而求末也。劉、梁二氏又皆就史言德，苟諦思之，吾人不欲為史家，即無須乎修德乎？故治史而不言德則已，言德則必究德之所由來，及其為用之普遍，而非曰吾欲為史家始不得不正其心術。知此，則學者之先務，不當專求執德以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
人類之道德，稟於天賦之靈明，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而其靈明所由啟發而養成，則基於積世之經驗。必經歷若干之得失利害，又推闡其因果之關係，灼然有以見其自植於群有必然之定則，決不可背。爰以前事為後事之師，始可免於嘗試之勞，及蹈覆轍而猶不悟之苦。故《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甘為前人之奴也。積前人之經驗，為吾所未經驗之經驗，其用始捷而宏也。《書》曰：惟學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孫志者，先虛其心，不逞己見，而敏銳以求前人之經驗，畜之於心。而後所謂道德者，乃若自外來入吾之身心。雖其心性所固有之良，有以吸受，而非以前言往行證之且堅識之，不能真知而力行也。故以前人之經驗，啟發後人之乘彝，惟史之功用最大。吾國古代教育，首以《詩》、《書》、《禮》、《樂》為植德之具。《詩》、《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為未經驗者之先導也。〈虞書〉之言教胄子，不惟授以《詩》、《樂》之技能也，於其性情矯其偏而濟其美，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即章氏所謂有君子之心而所養必底於粹也直、寬、剛、簡，皆君子之美，而必矯其失始粹。至春秋時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言之尤詳。所謂聳善抑惡、昭明廢幽、廣德明志、疏穢鎮浮、戒懼休勸者，皆以史為工具而求成其德也。
〈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古史孔多，孔門歸之六藝。《戴記．經解》所言某書之教有其特長，亦有其流失。得其長而祛其失，則治史而能明德。故古人之治史，非以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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