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大家講堂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作　　者：胡適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大家講堂
出版日期：2022/12/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86-522-847-7
E I S B N：9786263435322 ( PDF )
書　　號：1C56
頁　　數：216
開　　數：25K
定　　價：280元
優惠價格：252元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開啟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七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發學生示威遊行的「五四運動」；當時胡適等人所倡導的白話文、新思想影響了「五四」的發展，加上學生大量運用白話報刊發表意見，助長了新文學改革的成功。 
新文學運動又稱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是文學與語文的改革，由胡適大力提倡，發表多篇的發想及與學者論戰過程等相關文章。
本書是選自胡適自選集中相關文學革命運動經過與文學見解的文章，再衍伸收錄數篇，並附錄陳獨秀、張我軍、魯迅文章及一九一五~~ 一九三七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及日治臺灣時期的新文學運動簡表，藉以理解胡適提倡的文學改革經過。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安徽績溪上莊村人。師從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1917年任北大教授，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1949年再度赴美，1952年回臺灣，1958年4月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因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學識與膽識下的創想新聲與歧見異調 ——序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黃雅莉‧清華大學華文文學所教授


    學術不僅是高山豐碑林立之地，且更應是一條路，從過去一路行來、還要向未來走去。民國百年來的中國學術史是一個名家輩出的時代，先後出現了幾位學問淵博、著作豐沛、見識領先的名家，為文學史開創了新頁，成為引領風騷的旗幟。他們以文化、哲學的參悟為底蘊，以感性、悟性為其學術涵養，對歷史、現實、世態人心，以及人類的生存困惑進行深刻的洞察。這些富有思辨精神的經典，展現了知識份子對文化、時代承擔的一份使命、一種責任。
    從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3年，這段時間是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重要關鍵，古與今、新與舊、中與西的衝突表現得尤其突出，在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一位位文化大師和一個個理想飛揚的熱血青年演繹出的一段充滿理想、燃燒青春的澎湃歲月，形成了文學史上影響後世深遠的「新文化運動」，它在傳統與開新的兩極張力中發展，不論是同聲相和，或異音相從，新文化運動中的每一位學者大儒的行止，每一場激昂發越的對話，皆能把理想、思考和文學藝術，張揚到令人動容的地步，呈現了那一代中國人的精神跫音。
     《聖經》有云「上帝的磨子轉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細」，即是說歷史上重大的改變雖然來得慢，但是常常變得很徹底。文學史每出現一個文學現象，總是有其產生的社會原因，有其發展的內部規律，它是由歷史結構所準備的必然現象。五四新文學運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它確立了一種對傳統反叛的新文學觀。文學史上每一次的革新運動，基本上都是和時代的變化密切關聯。民國時期是一個否定舊有、接受新知的時代，也是一個將人的創造力張揚到淋漓盡致的時代。在這個新舊思想交鋒的特殊時期，學術界在對待國學的態度上也常常流露出否定與認可兼具的複雜性和多變性。被稱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胡適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書也恰好印證了這一時代精神。這本書正是胡適在當時學術文化界影響力的見證，透過這扇窗，可以放眼捕捉到當時五四新文化的歷史風光，從而起到振葉尋根、思古想今的傳播、傳承作用。
    在文學史上，凡是承擔起革新運動重任的人必須具有開創的眼光，也需要有開創的才氣和勇氣，胡適承接晚清「詩界革命」反對擬古、推崇白話的餘緒，與陳獨秀等人共同揭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序幕。胡適文學革命思想發軔於留美期間與對西方文學作品的譯介過程中，他接受了西方實驗主義、進化論、現實主義等影響，逐漸產生文學革命的思想，在1917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8年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在其中提出了白話語文觀、文學改良觀、文學進化觀等理論，並以《嘗試集》的創作來實踐其理論。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而且是一個從發生當時就開始被傳頌、記憶和詮釋的特殊事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劇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社會背景，清末民初中國文學的近代化是文學革命興起的直接原因，西學東漸是文學革命發生的外部條件，在中西碰撞、古今交替的時代背景下，富遠見卓識的中國文人們也開始意識到，古老的中國文明走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求新應變是擺在面前的唯一出路。五四新文化運動張揚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發揮了文化啟蒙的重大作用，它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然而這個革命運動並非謀定而後動，而是在發展中逐步摸索成型。在其逐漸定型的過程中，本事與言說的糾纏，形成了錯雜紛繁的歧見，整體與個人的差異，形成頭緒紛紜的複調。史事本身的多姿多彩，導致了關於新文化運動的認知多樣化。其內部不同的聲音既各自獨立、又共同參與並形塑出一個更大的和聲。所以當我們在研讀新文化運動的學術史料時，必須要掌握幾個重點，包括：新文化運動產生的背景與原因、運動的實質內涵、參與運動群體之間的觀點異同與變化、運動的偏失與局限等。如此，我們便能突破以往對新文化運動的評斷只重「結果」不重「過程」的描述。如果從「過程」來看「結果」，便能深化我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的認識。
文學作為一種人類的精神活動，始終都要以廣闊的社會生活為舞臺。文學的發展和變化，文學的生命與活力，都源於文學活動和現實的聯繫。新文化運動就是時代文化的產物。我們可以從文學思潮、文學流派(群體)、文學變遷等幾方面來探討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原委與意義。
文學思潮是在歷史發展的某一特定時期中，為了因應時代和社會變動所需而在文學上形成的一種具有廣泛影響的思想潮流和文學運動，它是在文學流動變化的過程中，伴隨著文學的自覺而由特定的文學觀念、創作原則、文體風貌乃至評批評範式和理論架構匯合而成。新文學總是在顛覆舊文學的範本，新寫的文學史也同樣對先前文學史的桎梏與束縛進行嘗試性的突破。新的評價標準的出現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其次，在一定的文學思潮的指導和影響下，自然會有一批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總結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或教訓，適時地提出帶有創新性的文學見解、創作主張、批評理論，從而滙成一種富有「個性群聚」的文學群體，聚集著諸多相似相近的個性的力量，相對而立，相因而成，即使他們在見解上有所差異，在風格上有各自的個性，但畢竟都在不同程度上與時代思潮同頻共振，形成在對立中統一的辯證性與互相含納的統攝性。
綜合以上二點，是以閱讀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思想體系，雖然不離乎胡適個人的學識和膽識，但卻不能忽視群體之間的相互交流或激盪。不能忽略了陳獨秀對胡適的影響、周作人與胡適的不同見解，也不能忽略了被龍瑛宗讚譽為「高舉五四火把回臺的先覺者」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張我軍。這就是在本書中，除了胡適的文本之外，編者還在「附錄」中保存著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周作人〈人的文學〉、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的用意。同時也在書末附上了「新文學運動簡表」，以見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和臺灣日治時期的對照。不僅讓讀者在對五四傳統的發生、發展的對照中更深刻地理解新文化運動的豐富內涵，也見證了同為中華文化傳統一員的臺灣文學史也因為新文化融入開啟了新的一章。我們可以透過一個作者或論者來觀看一個群體的文學觀、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潮。透過對文學思潮、文學群體的綜合研究，將有助於人們更深入地解讀新文學運動的現象，而從總體把握文學史的流變和演進規律。
    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以自己對中國文化現狀的不滿中形成的白話文革新的主張，並醞釀了他的魄力與衝決一切的勇氣。他的這種膽識，與清末嚴復與林紓對學術承繼性的堅持、陳獨秀的思想革命的主張、蔡元培相容並包的教育思想、魯迅的立人思想、周作人以人為本的文藝思想、章士釗主張新舊調和的漸進型變革主張等等，形成相互成全或對立引爆的關係，他們在同中有異、異中求同之中共同促生了中國的新文化，共同譜寫五四文學創造的燦爛星空。五四時期參與文學革命的知識份子在改造社會的核心理念上達成了共識，但他們在文學革命與社會革命、文學為人生與為道德、啟蒙大眾還是融入大眾等關係的看法存在著認知的差異。這些多聲部的歧見，從正與反兩個方面作用於新文學，最終促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讀者若能以「點」牽「線」，以「線」帶「面」，以胡適具體的文本閱讀為核心，進而及於相關與外圍的作家、時代風潮與文學運動，既可對胡適的文學觀進行微觀探索，又可以從宏觀視野審視文學與社會的血肉聯繫，如此一來，閱讀的理解便能向深處挖掘，亦能向廣度挺進，提昇為一種群體化和整體性的掌握。
    在文學思潮史上，一場文學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往往得到了某一種或幾種思想理論的有力支撐。五四新文化運動經胡適、陳獨秀的醞釀發起再到其他革新派人士的參與捍衛，這當中始終有一條理論線貫穿其中，那就是在西學東漸背景下引進過來的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到了指導和推動作用。後來在與保守派、復古派的鬥爭中又成了他們批駁對方的理論武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說：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模仿古人」之說。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模仿唐宋，亦不必模仿周秦也。
    進化論的文學史觀認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而後代的文學是前代的進化，因此，它必然優勝於前代文學。這種文學史觀最大的問題不是時間序列的問題，而是直線性的認定時代先後中必然具有優劣的比較判斷。它肯定現在和未來，卻對過去或傳統全然否定和反叛。實際上，生物進化論被引入社會科學，用以概括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不科學的，用它作為基礎理論來論述中國文學的發展線索和運動規律同樣也是不適合的。「文學演進」與「生物進化」的規律並不相同，因為文學不同於一般事物形態，乃是具有藝術美感和價值意義的一種精神活動，其發展應有別於生物的演化過程。胡適對文學進化論的解釋是按自己的理解和需求提出的，不僅存在機械性和功利性的解讀，而且誤導了人們對文學發展的理解。
    胡適立志為新世代創造新文學，將語言的革命作為首要任務：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
    胡適將「國語的文學」解釋為用白話文創作的文學，以為只要抓住「白話」這個新文化運動的總開關，就能創造一流的國語文學和標準化的國語。他沒有真正認識到新舊文學的區別在於內涵精神，只是簡單的認為新舊文學的區別就是文言文學與白話文學的區別。周作人意識到這個偏頗，開始思考新文化的思想建設，在1918年12月發表〈人的文學〉，提出新文學的「新」，在於它所具有的民主、科學精神和反封建思想意義。文學應體現「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胡適過於重視白話語言的工具適用性，卻忽略了文言文背後更為重要的「人文性」，所以他對傳統文學是全然否定，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白話的本質是一種現代語言。胡適對於白話文學的倡導是基於文化創造和新文學理想所跨出的一大步。伴隨著語言意識、價值取向的深刻裂變，經歷了語言、文學體制的重大調整，從此新文學從內部和外部從整體上實現了現代轉型，白話文學上升而為現代文學。時運交移，質文代變，白話取代文言，這本是文學史的必然發展。然而，胡適斷然認定文言文學是死文學，白話文學才是活的文學、實用的文學，這樣的見解顯然是偏頗的。在古老的中國，以載道為主的文言文學有著深厚的文化積累和輝煌悠久的歷史，如果作者對家國有關懷、對時代有理想，真正形成了一種歷史觀、文學觀、世界觀、生命觀，在文中載道言志，論理說情，誠於中，發於外，便是佳篇好文。千百年來，這些載道的作家和作品已形成了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古今相通的人生意蘊就這樣異代同心地讓我們感知共鳴。但胡適完全否定傳統文學的價值，斷然認為古代文學不及現代文學，現代必然超越古代。殊不知，每一代的文學，都必須前代文學所留下的豐富遺產作為自己發展的依憑，它無法擺脫傳統。傳統文學的的哲思往往以某種形態潛藏在現代文學中，現代文學的語言藝術往往離不開對傳統文學的學習。
    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一書中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口號，認為我們應重視晚清時期先於甚至超過五四的開創性。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沒有古文，何來五四白話文？沒有五四白話文，何來現、當代散文？」文學發展的每一步，明顯地是來自前面的一步，前後往往是環環相扣的，抽去了任何一種繼承要素，文學發展的鏈條就要中斷。只要是華文寫作，無論在大陸、臺灣港澳、還是在海外，都必然要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受到中國古代文學經典「遠傳統」和五四新文學經典「近傳統」的影響，而且這些影響是巨大的。
    五四新化文運動留下許多寶貴的精神遺產，同時也留下了許多的局限和偏失。在認識到胡適新文學觀對中國現代文學巨大推動作用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其局限。胡適雖然勇於承擔再造文明的使命，但在思考學術發展和公眾問題方面，他的部分言論是有局限性的，這也造成了革命的成效有限。
    愛國是五四精神的本質彰顯，民主是五四精神的鮮明旗幟，科學是五四精神的價值追求。但是，五四文學革命理論上的片面和思想上的偏頗導致否定傳統、否定文學史的承繼，其直線進化論、平民化傾向以及功利主義，造成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局限。細思起來，胡適、陳獨秀等一批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無一不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學者，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研究國學經典成長的名家，傳統對他們的學識的養成起到的重要作用自不需別人提醒他們。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他們公開宣導傳統對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言已經無法起到現實的推動作用。於是，在對傳統的取捨上，胡適等人只能持有一種看似矛盾的複雜態度。而這種矛盾的心態恰恰可以見證當時知識份子面對新舊文化變革的迫切焦慮。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的年代，在救國救民的口號下，把一代知識份子凝聚起來，形成一種文學群體，造就一種文學思潮。回望既往，反思現在，在五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的社會面臨極大的轉型，現代市場經濟又把已經凝聚起來的那個共同體給肢解了。現代人想要找到家國、社會之間精神聯繫的紐帶，似乎不太可能了。人的精神趨於無家可歸化、孤獨化，只憑著對名利的競爭來證明自我存在價值。然而，人生既要遠行，更不能忘記為什麼而出發。人必須知道自己的昨天，才能知道自己的明天。傾聽歷史的跫音，回望文化的長河，相信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精神在我們這個時代依然有著明鑒歷史、開創未來的重要價值。其濟世報國、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迎難而上、挺身而出的擔當精神以及思想解放、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都在在提醒我們要傳承文化之根，伸展創新之脈。
審美之心常新，藝術生命永昌，一代學術必有一代名家，文學史上因為名家開拓的魄力與勇氣，便能推動文化的進步，創造新的文學史。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重鎮，是對五四革新付出熱忱的先鋒，先鋒的實質精神就是一種對真理永不止息的探索、實驗與創造精神。雖然先鋒勢必被後浪所批判或超越，但先鋒會以永恆的精神引導後人前赴後繼，引領來者不斷前進。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至於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為何物，則全系於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惟愚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以為白話之文學種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詩短詞。及宋而語錄體大盛，詩詞亦多有用白話者（放翁之七律七絕多白話體。宋詞用白話者更不可勝計。南宋學者往往用白話通信，又不但以白話作語錄也）。元代之小說戲曲，則更不待論矣。此白話文學之趨勢，雖為明代所截斷，而實不曾截斷。語錄之體，明、清之宋學家多沿用之。詞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雜劇之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廢絕，而今之俗劇（吾徽之「徽調」與今日「京調」、「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後之戲劇或將全廢唱本而歸於說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趨於白話之一例也。小說則明、清之有名小說，皆白話也。近人之小說，其可以傳後者，亦皆白話也（筆記短篇如《聊齋志異》之類不在此例）。故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

　　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于文學之「正宗」，而卒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然此但是一個假設之前提，在文學史上，雖已有許多證據，如上所雲，而今後之文學之果出於此與否，則猶有待於今後文學家之實地證明。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為吾國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則吾輩今日之紛紛議論，皆屬枉費精力，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然則吾輩又何必攻古文家乎？曰，是亦有故。吾輩主張「歷史的文學觀念」，而古文家則反對此觀念也。吾輩以為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而古文家則以為今人作文必法馬、班、韓、柳。其不法馬、班、韓、柳者，皆非文學之「正宗」也。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為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為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如是，則吾國將永無以全副精神實地試驗白話文學之日。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膽力，能以全力為之耳）。

　　吾輩既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則亦不可不以歷史的眼光論古文家。《記》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乎身。「（朱熹曰：反，複也。）此言復古者之謬，雖孔聖人亦不贊成也。古文家之罪正坐「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古文家盛稱馬、班，不知馬、班之文已非古文。使馬、班皆作《盤庚》《大誥》「清廟生民」之文，則馬、班決不能千古矣。古文家又盛稱韓、柳，不知韓、柳在當時皆為文學革命之人。彼以六朝駢儷之文為當廢，故改而趨於較合文法，較近自然之文體。其時白話之文未興，故韓、柳之文在當日皆為「新文學」。韓、柳皆未嘗自稱「古文」，古文乃後人稱之之辭耳。此如七言歌行，本非「古體」，六朝人作之者數人而已。至唐而大盛，李、杜之歌行，皆可謂創作。後之妄人，乃謂之曰「五古」，「七古」，不知五言作於漢代，七言尤不得為古，其起與律詩同時（律詩起於六朝。謝靈運、江淹之詩，皆為駢偶之體矣，則雖謂律詩先於七古可也）。若《周頌》《商頌》則真「古詩」耳。故李、杜作「今詩」，而後人謂之「古詩」；韓、柳作「今文」，而後人謂之「古文」。不知韓、柳但擇當時文體中之最近于文言之自然者而作之耳。故韓、柳之為韓、柳，無可厚非也。

　　及白話之文體既興，語錄用於講壇，而小說傳於窮巷。當此之時，「今文」之趨勢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於漢、魏以上，則罪不容辭矣。歸、方、劉、姚之志與七子同，特不敢遠攀周、秦，但欲近規韓、柳、歐、曾而已，此其異也。吾故謂古文家亦未可一概抹煞。分別言之，則馬、班自作漢人之文，韓、柳自作唐代之文。其作文之時，言文之分尚不成一問題，正如歐洲中古之學者，人人以拉丁文著書，而不知其所用為「死文字」也。宋代之文人，北宋如歐、蘇皆常以白話入詞，而作散文則必用文言；南宋如陸放翁常以白話作律詩，而其文集皆用文言，朱晦庵以白話著書寫信，而作「規矩文字」則皆用文言，此皆過渡時代之不得已，如十六七世紀歐洲學者著書往往並用己國俚語與拉丁兩種文字（狄卡兒之《方法論》用法文，其《精思錄》則用拉丁文。培根之《雜論》有英文、拉丁文兩種。倍根自信其拉丁文書勝於其英文書，然今人罕有讀其拉丁文《雜論》者矣），不得概以古文家冤之也。惟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居心在於過抑通俗文學而以漢、魏、唐、宋代之。此種人乃可謂真正「古文家」！吾輩所攻擊者亦僅限於此一種「生於今之世反古之道」之真正「古文家」耳！

　　民國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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