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敘事教育學：生命史取向

心理、諮商與輔導-諮商運用
敘事教育學：生命史取向

Narrative Pedagogy: Life History and Learning

作　　者：Ivor F. Goodson, Scherto R. Gill
譯　　者：丁奇芳、王勇智、洪慧真、張慈宜、陳永祥、蔡仲庭、鄧明宇、賴誠斌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23/07/01(2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43-827-9
書　　號：1B0Y
頁　　數：216
開　　數：20K
定　　價：400元
優惠價格：360元

眾所周知，我們正活在一個「敘事時代」。社會科學為了回應這一趨勢，許多學科都開始使用生命史和敘事方法。當我們從強調客觀性的現代主義時代轉向以主體性的後現代主義時，這種對敘事的訴求在學術界可能變得更加明顯和清楚，這樣的情形也同樣出現在社會和商業論述中。

這種敘事形式其中一個常被忽視的面向是教育學交會（pedagogic encounter），這樣的現象存在所有敘事和傳記研究裡。這本書從根本問題上反思和檢驗了我們學習過程中的生命敘事，這為我們稱之為「敘事教育學」提供了一系列研究和指引，它為這些敘事過程提供了資源和探索，以使我們可以學習環境並在生命中學習。聚焦在生命史使我們能夠在學習者的敘事地景中學習，並透過這些教育學交會，允許我們辨認學習的途徑並得到支持。

Ivor. F. Goodson
布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Brighton）學習理論的教授，同時也是普利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lymouth）Joss Owen講座的訪問教授。他是《教育政策期刊》（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的主要編輯，格蘭德愛馬仕和平基金會（Guerrand-Hermès Foundation for Peace）的研究員。

Scherto R. Gill
格蘭德愛馬仕和平基金會（Guerrand-Hermès Foundation for Peace）的研究員，她也是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訪問研究員，在這裡指導碩士和博士生。

丁奇芳
學歷：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候選人
現職：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講師

王勇智
學歷：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
現職：廈門市集美大學師範學院副教授

洪慧真
學歷：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博士
現職：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授兼教務主任

張慈宜
學歷：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
現職：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陳永祥
學歷：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電機碩士
現職：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蔡仲庭
學歷：輔仁大學心理學碩士
現職：道埕跨專業心理健康促進協會秘書長

鄧明宇
學歷：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
現職：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助理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賴誠斌
學歷：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
現職：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推薦序：是方法也是行動實踐
「生活只能向前，但只有回顧才能理解生活。」
齊克果
「只有當我們回顧過去的時候，我們才產生現在的知識。」
余德慧《生命史學》

我們要如何「理解」生活，往往要透過回顧，回顧過去的經驗，回溯童年的記憶。在回憶的故事中，反映了一個人對自己、他人及對周遭的世界所持有的主觀態度。從一個人的回憶中，我們也許可以看到他生命的風格，這是阿德勒（Adler）的觀點。人們生活在故事裡，在故事中生活著。故事無所不在，與我們日常生活交纏在一起，而我們也從故事中學習，而這個學習又會反過來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我是故事訴說的對象，而自己也是故事的主人，透過說故事，建構了我們自己。
從80年代開始，社會科學就興起了一種「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敘事轉向」在學術界提供了一種新的哲學思維，這種思維的來源是多方面的，包括敘事學、詮釋學、結構主義、文學傳統、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現象學、後結構主義等等，可以說是一種學術的重新框定。
在心理學界，首先發聲的可數Sarbin及Bruner等人。Sarbin在1986年大膽地提出了「心理學即故事」的說法，他在當時集結了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共同合作完成了一本介紹敘事心理的著作《敘事心理學：人類行動的故事本質》。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人類的思考、知覺、想像及道德抉擇都依據了敘事的結構。Sarbin也首次提出了「敘事心理學」這個概念，他主張用「敘事典範」作為方法論（methodology），以取代當時主流心理學的「實證典範」，這可以說是心理學「方法論的革命」，也常以此標誌著「敘事心理學」的誕生。
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敘事」（narrative）不只是一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它也是人類生活的一種「現象」，而個人是生活在故事中的。「敘事」取向在人文及社會科學中是跨領域的，從人類學到精神醫學、從歷史到神學、從大眾媒體研究到組織研究、從政治學到健康照顧等等，都開始轉向「敘事」研究。依Geertz（1983）的說法，「敘事」是一種「模糊的文類」（a mixed genre），它的應用是跨學門的。關於「敘事」研究的介紹，在本書的第一部份有較詳細的說明。
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作者將「敘事作為一種教育學」（Narrative as pedagogy），也就是「敘說學習」（Narrative learning）的概念，這是英國學者Goodson在2006年提出的，也是本書的作者之一。「敘說學習」強調我們不僅僅是從「故事」中學習，也同時在「說故事」的過程及場所中，在建構故事的過程中，學習訴說、聆聽、合作共學、建構／理解／再建構的一種學習實務活動。
「敘說學習」不僅將「生命故事」當作是一種促進學習的工具或媒介，「敘說學習」還可當作一種「學習實踐的場所」。在這「場所」中，彼此相互訴說自身的故事，是一種「敘說交會」（Narrative encounter），即彼此傾聽、共學、合作分享的教育場所，這是一種「教育學」。敘事作為方法（工具），同時也是一種「教育」場所，若兩者能夠動態的平衡，可使「敘說學習」達到最佳的效果。如何運用「敘說交會」，彼此能相互遇見，理解對方的故事，自由的學習。在這樣的學習歷程中，「敘事」提供了一種有活力的途徑，這種「敘說學習」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進行的，彼此故事的對話，彼此分享反思，或可重新賦予新義。
在1990年，心理學家Bruner也提倡了「民俗心理學」（folk psychology），以區別於學院中的「實證式科學心理學」。他認為「民俗心理學」可作為一種了解「文化」的途徑，而敘事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Bruner是一位認知心理學家，後來也成為「文化心理學」的主要推手。他提出人類思維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基於邏輯－科學的模式，而另一種是敘事的模式。這兩種模式存在於所有的文化之中，而不同時間及不同區域所重視的程度不同，只是近代的西方文化比較偏向「邏輯－科學」模式。「敘事的認知」是人類普遍的一種「思維方式」，而人作為一種複雜又具能動性的主體，可以經由「敘事思維」追尋或探究生命的意義，進而建構生命的意義，這是一種「意義的行動」。說自己的故事，也就是在「建構」自己的生命及意義，是一種「意義的行動」，有興趣者可以參看Bruner（1990）的《意義的行動》這本書。
Bruner的倡議「民俗心理學目的在擺脫傳統「實證主義心理學」，實證心理學往往採取「化約主義」（reductionism）觀點，成為一種「只不過是」（nothing but）的心理學，這並「不適合」用來研究人。
身處於時代思潮的轉變，社會科學的相關領域，已逐漸擺脫十九世紀中葉的「科學」（自然科學）的魔咒，而重新「定位」（positioning）自己的研究方法，找回自己的「主體性」。這正是從「現代性」思潮，轉向「後現代性」思潮，「敘事」取向也逐漸成為學術界及社會、企業界的主要論述了。
本書的特色，不但介紹了「敘事」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論」，更進一步的將「敘事」作為一種「教育」的實踐之學。透過一種「敘事的交
會／相遇」，建構一種「學習的場域」，學員可以在互動的過程中，訴說、反思、省察及重新定位，再建構出自己的生命故事。這一系列的活動與實踐，是一種「敘事學習」，呈現出一種「螺旋式」前進的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實現成為一種「敘事的實踐」。
敘事的實踐與學習可以是一種探索的資源，甚至是一種「資本」，透過這樣的資源，彼此互動訴說故事，可以引導我們以及團體朝向一種有意義的改變與發展。在彼此協作的學習中，體會及理解「生命」的奧祕，我們都是說故事的人，我們也成為了我們所說的故事。
本書是在2011年出版，現今又有中譯本問世。這使得「敘說學習」及「敘事教育學」有了理論及方法的指引，書中也援引了一些實務的案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敘事與實踐合而為一。「敘事」的理論及方法，應與「敘事的實踐／實務」結合。目前市面上尚缺少「敘事教育學」的論述書籍，感謝本書的譯者能將這本書介紹給我們。我自己在課堂也數度使用這本書，學生們獲益良多。希望「敘事與實踐」能往下扎根，成為生活中的一環，「敘事」不僅是一種方法途徑，也是一種生命的行動與實踐。

丁興祥
輔仁大學心理系

緒論
本章回顧了在社會研究和人類生活研究中使用生命敘事的相關文獻，主要是社會學、教育學和文學方面的文獻，例如，生命故事的創作和傳記研究。這些文獻回顧試圖把敘事放到概念和方法論的脈絡中來探究。
下面的部分，我們首先介紹在現有文獻中所用的主要概念，然後討論在這些已被定義和應用的概念之外，還有什麼不同的方式和其可能的假設。這些都會帶領我們去審視在社會研究與人類生活研究中使用生命敘事的哲學基礎。
一	生命和敘事
敘事（narratives）和故事（stories）在社會研究中有時可以互換使用。定義如下：
敘事（故事）在人文科學中暫時定義為針對特定聽眾的論述，以有意義的方式序列地呈現相關事件，從而提供關於世界的了解和（或）人們的體驗。（Hinchman & Hinchman, 1997，頁xvi）

這個定義強調了敘事和故事的三個共同特質：
1.	時間性（temporality）—所有敘事都包含了一系列的事件；
2.	意義（meaning）—個人的意義與重要性是透過生命經驗的述說才得以表達；
3.	社會性交會（social encounter）—所有的敘事都有對象，並且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說者和聽者兩者之間關係的影響。
Gergen（1998）提議從更多的角度來描述敘事的其他特性，他認為其應有如下的特質：
1.	有用的觀點或某個重要結果：這與意義和意圖有關，但Gergen認為，故事的重點在於它必須有價值，這一點受到說故事之人的影響，並與故事背後的文化脈絡有關。
2.	故事中被選擇講述的事件都與結論有關：Gergen將敘事視為尋求「本體論的結果」（ontological consequences），即說故事的人不會所有的事件都講，只會講那些有助於結論的部分。
3.	事件的順序（order）：這一點與之前提到的時間性相關，但Gergen用Bakhtin（1981）的話進一步解釋，即事件的時間順序受到「事件代表性」（representability of events）需求的影響，這也與上述第一點和第二點相關。
4.	認同的穩定性（stability of identities）：這個特質是指，故事當中的角色性格特徵隨著時間發展是持續或一致的，除非故事想說的是改變。
5.	因果連結（causal linkages）：故事情節是用來解釋結果的，它們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6.	地界標誌（demarcation signs）：Gergen認為這個特質和之前所提到的時間性特質不同，它是指故事的開頭和結局。
顯然地，Hinchman等人關於敘說特質其定義強調了社會互動在敘說建構中的重要性，以及人類經驗轉化成意義的過程。（在第五章敘說交會的本質中我們會有更多討論。）相較之下，Gergen關注於故事的結構和情節的組織，以及它們是如何透過講故事的人所假設的內在價值或意義而建構起來。我們認為這兩種敘事的概念：一個重視社會性交會，另一個重視故事的架構，這正可以幫助我們解釋以生命史方法來了解敘事，和以敘事方法來探究故事這兩者的主要不同（我們會在第二章仔細審視這些不同）。
然而，生命敘事的這些特質雖然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在個人敘事中，活過的生命和被說出的生命這兩者有重要的關聯性。的確，人的生命經驗和敘事之間的關係有很多哲學視角的討論，特別是從詮釋學的角度。一些思想家認為，生命和敘事有內在的關聯性，人的生命是在敘事中被詮釋出來的。（見MacIntyre, 1981；Ricoeur, 1988, 1992）。
對這些作者來說，人的生命可視為敘事的詮釋歷程。也就是說，生命是有意義的，但意義是隱含的，可經由敘事而顯現。敘事的詮釋學解釋（hermeneutic interpretation）根植於不同的思想流派，包括Gadamer認為透過對話達成理解，從而產生「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後面的討論中我們會再回到這個部分，尤其是在第五章。
現在讓我們回到生命敘事的定義，以及為什麼它是需要被探索的重要性。概略地說，有三個原因吸引社會學家去比較活過的生命和被說出的生命。
首先，敘事一直被視為是一種人類天生具有概念。根據Roland Barthes的說法：

敘事存在於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社會；始於人類最早的歷史，世界各地和所有的民族都有敘事存在。（Barthes, 1975，頁79）

同樣地，Ricoeur（1984）也說，生命（某種意義上還有時間）經由敘事並在當中成就了人。人的生命一直深深地嵌在敘事之網中，個人、社群、文化和國家可以在其中表達他們是誰、從何而來、如何生活以及渴望什麼，因為我們的意義感、自我、價值和志向都基於我們的敘事。所以敘事是一個人的核心（Grassie, 2008）；敘事對於人類在生活中建構一致性和持續感是很重要的（Taylor, 1989）。同時，敘事也允許個體修改、調整和改變他們的故事，也因此個體的生命經驗得以轉化。
其次，人類的生命有時候是整齊有序的，更多時候卻是雜亂無章的，但敘事的情節性和時間性卻可以幫助我們設定明確的架構和組態，去發展方向性和一致性的行動（MacIntyre, 1984）。MacIntyre認為，敘事可以幫助解釋人類的行動，因為在敘述生命經驗時，個人也考慮了他們在歷史情境中的角色或他們所歸屬的情境，從而特意採取某些行動（出處同上，頁208）。在這反思歷程中，個人藉此機會「寫下更進一步」的歷史。如此，在敘事的建構中，人的行為與他們的意圖、價值觀和目的結合起來。根據敘事建構，當個人敘述自己的生命經驗時，他便如他所說的那樣在生活。生命變成「被演出的敘事」（enacted narratives）（出處同上）。這一點強化了生命與敘事之間的相互關係：生命構成敘事的根本基礎，而敘事為生命提供了順序、架構和方向，以更豐富與更整合的方式發展其意義。
第三，社會學家熱衷於探求生命與敘事之間的複雜關係，因為這種關係對另一個概念有深遠的影響，即敘事建構的自我認同。認同本身不能只被當作一個心理學概念，它同時也是文化的、歷史的、社會的和個人的。
認同的概念已經從許多角度被定義過，有時定義歧異，有時又缺乏定義，實在讓人困惑。儘管如此，認同和敘事有著內在的關聯，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其中的一些定義，以了解這個概念。
二	從敘事角度來看認同概念
認同（identity）在心理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社會學和心理治療各學科中有不同的定義。我們對這個概念的定義主要放在生命敘事，即敘說認同（narrative identity），它與幾個學科都有關聯。
敘說認同是Paul Ricoeur提出的論點，之後在人類生命研究中被廣泛應用。敘說認同是關於個人或團體在回答：「誰做了什麼？誰是行動者？誰是作者？」等問題所做的敘述（Ricoeur, 1988，頁246）。Ricoeur稱：「自我理解是一種詮釋，是在敘事中發現自我」（1992，頁114）。他探索時間和敘事之間的關係，並得出結論，時間只存在於敘事之中，它是一種現象學和宇宙論的時間（1988，頁241-244）。
Ricoeur認為自我（self）同時包含兩種認同的概念：固定認同（idem-identity）和敘述認同（ipse-identity）。Ricoeur認為固定認同是始終不變的自我，但這種說法可能不是最貼切的，他描述為「信守諾言」（keeping one promise），它包括遺傳上的身分確定以及身體上與精神上持續的自我認同；而敘述認同是自我如何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它的存在不是永久不變的。因此，個體的特徵是：

可以幫助我們確定這個人是同一個人的一組區辨標示，根據這些給定的區辨特徵，個體由包括量和質的認同所組成的，認同隨著時間不會被完全中斷而保持延續的。（Ricoeur, 1992，頁XX）

「敘述認同」或「自我同一性」（self-sameness ）中的自我，其特色是在敘說生命故事或者閱讀和聆聽他人的故事時會不斷變化。Ricoeur認為，敘事在各種不同的辯證關係中有重要的調節作用，包括和諧與不和諧的人類經驗、作為生活與作為說的敘事、創新與傳承的敘事、真實與虛構、實然與應然、獨立的我思（exalted cogito）與破碎的我思（shattered cogito）、個人作為闡釋者與被闡釋者（作為自我生命的讀者還是作者）以及作為生活的世界與敘事的世界。
Ricoeur認為，我們要用一個人一生的故事來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因此，敘說認同（narrative identity）「最主要就是自我一致性（self-consistency），當然它可能有所改變或受他人影響，它是人在一生歲月中凝聚而成的。」（Ricoeur, 1988，頁246）。McAdams（1996，頁307）也同樣認為：「內化和發展中的自我敘事是同時融合了過去經驗的重建、當下的覺悟和可預見的未來」。因此，它使得個人得以在連續性的基礎上來過活。
以此定義的敘說認同並不排除自我認同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也不排除可能有的調整、改變和轉化，相反，認同的一致性和連貫性正是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者所提出的主要挑戰。據Sarup（1993）的見解，後現代意指現代性（modernity）之後，它指的是最初跟現代性有關的社會型態開始消散。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認為自我是非中心化和多重的，暗含著對需要形成認同的焦慮（Turkle, 1995）。這個觀點認為認同總是隨著時間、聽眾和感知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敘說認同處於後現代思潮的何種位置？
讓我們簡要分析一下現代性到後現代性的進程，看看後現代如何看待認同。Lyotard（1979）指出，後現代的出現是對「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反思，人們開始認知到它所主張的前進、解放和自我成長觀點其實都可以放棄。相對於宏大敘事，Lyotard呼籲採用一系列的微觀敘事（les petites r
2.	以在地脈絡的研究代替宏大敘事。
3.	相對於有序、連續和限制，強調無序、變化和開放。
其他學者研究了宏大敘事和權威決斷被拋棄的可能原因。例如，根據Lyon（2000）的論點，後現代性有兩個特點：新媒體技術的興起和消費主義（consumerism）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
根據Lyon的論點，新媒體技術使傳統權威受到個體的質疑和挑戰。非權威資訊經由現代媒體的傳播，模糊了「現實」（reality）和被投射的「意象」（images）之間的界限，造就了大量豐富的框架讓個人去使用，以建構他們的經驗，從而形塑他們對自己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認同變得碎片化且不穩定。
與此同時，消費主義的強大影響力，即「消費的力量」（the power of consumption）為個體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去重新定義它們自己，以擁有一個「可塑性自我」（plastic self）。這樣認同變得靈活，個體可以儘可能有更多體驗，然後創造出一個「表達性自我」（expressive self），以尋求內在敘事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因此，自我是具有多重面向的，在個體的建構中，自我有獨特的脈絡，個體在這個脈絡中形塑他們的經驗。消費選擇和媒體影響同時一起發生作用，這兩者的結合突顯了認同是個沒有最終答案的問題。這一方面讓人高興，因為個人可以自由地建構他們自己，另一方面又讓人擔心，因為內心深處人們不再清楚自己到底是誰。
後結構主義者進一步認定，自我存在於語言和論述（discourse）的建構中，因此語言對認同有重要影響，因為論述本身是易變的，語言則進一步使個體對自我的感受變得不穩定，認同成為一種談論自我的方式，一種不斷變化的話語力量（Butler, 1990; Foucault, 1972）。在這個意義上，認同在我們互相之間的交流中得以表達，它是變化的、暫時的與論述當下的語境有關。認同也透過人與機構之間的相互作用來建構，另外，我們在討論認同時，必須要把時間和空間／定位的概念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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