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大學諮商中心的新變化新挑戰

心理、諮商與輔導-諮商運用
大學諮商中心的新變化新挑戰
其架構與因應校園性侵、暴力、自殺議題

作　　者：陳若璋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20/03/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763-841-0
書　　號：1B0X
頁　　數：272
開　　數：20K
定　　價：400元
優惠價格：360元

投影片(請電洽，僅供老師索取)

作者過去32年曾任職於臺灣、清華、東華及慈濟大學，為專任之臨床與諮商心理學教授；其中有15年擔任清華、東華大學諮商中心主任。

作者在30年前，首先注意到臺灣婚暴對婦女、社會的傷害，後帶領婦女團體建制臺灣家庭暴力防治法及相關程序；又掀起社會大眾對性暴力及兒童性虐待的重視；並成為臺灣推動性侵加害者強制診療制度與運行之先驅者。作者持續對上述議題關注，並進行相關研究，加上諮商中心的工作經驗，因之敏感於島內30年大學文化的急劇變動及學生困擾的改變，過去諮商中心服務的範疇較集中於協助學生在自我與生涯的探索上，現今因網路與社群媒體興起，影響同儕、師生間的互動；亦導致新興議題大幅增加，如企圖自殺、嚴重精神疾病發作、遭受性侵或暴力的個案們，都在在考驗於諮商中心的助人工作者。

故本書在前半章節中，介紹作者從多年研究與實務經驗中，整理出之諮商中心應有的組織架構，硬體上應有的種種規劃等；中間章節則介紹中心平日應提供之多元服務及作業流程，同時如何與校園各級單位合作與聯結；後半部則描述與回應，現今中心應如何因應新興議題:在自殺、性侵、暴力問題上，如何使用工具評估與預測、何為有效之處理流程、治療策略與技術等等。本書可說是國內第一本針對台灣校園實務及新興議題所量身打造的專書。

陳若璋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諮商心理系博士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輔導諮商系碩士
臺灣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學士

現職：
私立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臨床心理退休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臨床心理退休教授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理事

經歷：
1. 私立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臨床心理教授（2017退休）
2.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主任(2003至2013退休)
3.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中心主任(2008至2010)
4.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教授 (有給職) (1997至1997)
5.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1994至2004)
6. 國立清華大學諮商中心主任 (1988至1995) 
7. 美國聖伊麗沙白醫院住院心理學家 (1990至1991)
8. 臺灣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1985至1987)

第一章　我和大學諮商輔導中心的情緣：從很早很早以前談起
一、1980年之前
40年前，在我進入大學時，當聽到「輔導」兩字，大多聯想到教官的「指教」；而聽到「諮商」兩字時，多數人的聯想則是人本主義大師「羅吉斯」的大名；當時心理學界是行為主義的末端，人本心理學開花的時代，而「羅吉斯」就成了當時年輕教師及學生的偶像，他宣稱的：「人只要充分地被尊重、同理，生長在溫暖的關懷中，就可以逐漸的成長、茁壯及自我實現」；這種主張，在臺灣的心理學界幾乎就是人道主義的代表。而當時救國團「張老師辦公室」所提供的諮商訓練，比許多大學心理學系還紮實，因而吸引了眾多各大學心理學菁英學子加入；在大學時，我也成為其中的一名義張，當時從督導／同儕的回饋及自己參與諮商工作的喜悅中，悄悄的種下了我日後要以諮商／心理治療作為終生志業的允諾。而這些接受張老師訓練的菁英學子，日後也大多任教於各大學之心理學系，至今仍對臺灣之心理學界有重大影響；但，就我的記憶，當時的各大學雖已有諮商的訓練，但並沒有成形的諮商或輔導中心，學生們也幾乎從未使用過諮商中心。
本人在大學後於1975年開始至中學任教，那時不少國高中學校已有輔導學生的單位，許多稱之為「輔導室」，多由師大的教育心理系或教育系畢業的同學擔任輔導老師，本人也擔任過此角色。但當時，雖號稱為輔導老師，在學校的角色仍以教課為主，鮮少真實有機會輔導或諮商學生；學校內同仁也鮮少會轉介學生來輔導室接受輔導或諮商；輔導室在當時仍有「訓導」及「說教」的色彩。
1977年遠赴印第安納大學修習諮商輔導碩士課程；當時該系所亦鼓勵學生至印大諮商中心接受諮商歷程，但並未積極推銷諮商中心，當時的同學們也鮮少有自己接受諮商的概念與想法，因此在1980年前，大學諮商中心對我而言，仍是個陌生的場域。
二、1980年前期
而後在1980年初，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修習諮商心理博士時，系裡老師開始要求及推薦同學，在博士學位取得前，應有被諮商輔導的經驗；只是當時的威斯康辛大學諮商中心只有3、4位專任諮商員（2位是博士級諮商員），但同學們似乎並未對學校諮商中心有所好評，因此本人在博士班初期也覺得該中心是個遙遠的機構；直至博士班後期，被要求必須到諮商中心實習至少一學期，才開始與其有所接觸。開始時我的督導其特長為生涯輔導，因此被轉介來的個案大多以生涯困擾及職業探索問題為主，而我在諮商中心的工作也以操作史肯二氏職業興趣測驗（Strong-Campbell Interest Inventory）及何倫職業興趣測驗量表（Holland Codes）為主，日子久了也覺得無聊乏味。之後換了一位督導，但轉介過來的個案仍以簡單的學習困擾為主，較少需進行長期心理諮商及探索，個人覺得了無挑戰；因此我第一個大學諮商中心工作的經驗並不精彩；40年後再回顧該經驗，也覺得並沒有太多的學習，特別是對於大學諮商中心該如何有效的運用其組織，來協助全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有更好的適應，以及提升學生們的心理衛生，在實習結束後，我對這些概念仍相當陌生。
(一)	我的心理治療學習
當時至大學諮商中心實習，雖然，學習的經驗是失望的，但另兩個經驗卻啟蒙了我日後對心理治療的熱愛及理解……
1.	夢到他精神病院實習
一是赴當地主要的州立精神病院實習—夢到他精神病院（Mendota Mental Health Institute），此為該州最大／最主要的精神病院；剛開始時，實習對象是針對青少年慢性精神病人，及企圖自殺之精神病人，而後由於當時的督導為性罪犯病房的主任，因而轉至性罪犯（Sex Offender Unit）病房實習；該病房隸屬於醫院的司法病監（Forensic unit）管理。而司法病監的病人是那些犯了法，但法官認為他們需要的是治療而非懲罰的犯人。當時「性罪犯」病房，關了30～40位性罪犯，他們分類為強暴犯、亂倫犯及戀童症等三類型。此實習經驗，對我而言是人生的震撼，因在我的成長過程，臺灣只將強姦犯定位於是色瞇瞇的邪惡男人，意思是他們只是「壞人」，非變態；反而對受害者大多缺乏同情心，社會大眾極易去指責那些受害者，之所以會被強暴，是由於這些受害者的衣著暴露、行為舉止不當因而勾引了這些邪惡男人而引發的；此經驗改變了我原有的認知，對性侵案件有了全新的想法與體悟。在性罪犯病房的學習，首先是讓我了解到，不同分類的性罪犯，其實是有不同的生長背景，其生長背景的差異，塑造了不同的危險因子，也就是說不同類型的性犯罪是由不同的病理因素造成；而不同類型的性罪犯，會選擇不同的犯罪手法及不同特質的受害者；由此醫院提供的最寶貴學習，在於教導所有的工作人員明瞭在展開對各式的個案／病人甚或性罪犯做治療前，對各式各樣病人／罪犯的病理了解是重要的，而對各式病人／犯人形成病理的相關概念化之了解，是為這些犯人提供有效心理治療的基礎磐石。
「夢到他精神病院」之性罪犯治療方案是5個整天進行，其中包括了團體心理治療、認知行為治療、嫌惡治療、內隱減敏感法、娛樂治療等活動，每項活動都深深吸引著我，因此，原只需在此醫院進行一個學期的實習，但最後，卻續留學習了兩年；這個實習經驗讓我真正體驗及參與到書本所說的各式心理治療理論及技術，最棒的是可以將這些理論應用到這些最難治療、最具挑戰的群體上。上述許多的治療技術，在當時也是相當的新穎與前衛的，觀察那些有經驗的治療師如何利用這些課本上的技術，讓我真正了解到這些技術的精髓與操作。
2.	我的心理治療經驗
另一個幫助我專業領域成長的主要經歷，是我自己接受了專業心理治療。當時有同學推薦校外某所家族服務中心（Family service）有一個不錯的治療師，我個人也希望在取得博士前，能有真正接受諮商的經驗，因而前往一探究竟。幸運的是，在沒有預期之下，我遇到非常有水準的治療師，他採用客體關係理論之取向，在每次的治療會談中，前段他皆從最近的夢境解析開始，協助我將經歷的夢境連結到目前的困擾，並協助我以客體關係理論的角度，去了解這些夢境的意義及目前困擾之來源以及解決方法。這三年的被諮商經驗，奠定了我日後對心理治療的熱忱與熟悉度。
當時我的治療師並將社區居民以及一些他過去服務的個案組成一團體，並邀請我加入；在此團體中，我經驗了團體心理治療大師亞隆（Yalom）在他的經典團體心理治療教科書中，所提及的各式各樣挑戰與突發狀況，如：在團體過程中，突然有成員憤怒地衝出團體室、兩位成員用惡毒的語言互相對罵或是在團體進行過程中，成員發展成情侶交往的狀態；也見識了我的治療師如何冷靜有效的處理團體中各式各樣的危機狀態。也許是這經驗開啟了我往後26年回國從事推展團體心理治療工作的動力，  而後甚至承擔責任成為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的理事長，  長達六年。
(二)	伊利諾州立大學諮商中心提供了我完整運作概念
1984年8月，我帶著一顆興奮、雀躍的心情來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地區：伊利諾州的布魯明頓—伊利諾州州立大學，這是一個四周被玉米田所包圍的大學城，後來的一年，我成為博士前之實習心理師（Pre-doctoral internship），這是美國心理學會（APA）認可的實習機構。在美國心理師的訓練過程，當博士級學生修完課後，在每年的二月會有幾萬名博士生爭取APA認可的機構進行博士前實習。當初，我被伊利諾州立大學諮商中心錄取時，還有些阻抗與勉強，因為很想脫離美國中西部到美國的東及西岸見識一番；但如今再回顧這段經驗，其實是上天給我的恩賜，因為這個經驗不只逐漸雕塑我在心理治療的概念、架構及技巧；同時，也讓我有一個完整機會來學習及觀察到一所規模的諮商中心是如何去建構與運作其組織設備、人力規劃及服務流程；這經驗也奠定了我後來在臺灣，規劃幾個頗負盛名的大學諮商中心之基本藍圖。
30幾年過去了，我依稀記得第一天到諮商中心報到的場景，建築新穎的大樓，第一場的歡迎會，我原以只會見到我們實習心理師的訓練主任（training director）及心理師同儕，沒想到有近20人的規模來迎接我們；也許冥冥中，在那一天就埋下了我未來會接掌諮商中心主任一職的種子。伊利諾州立大學諮商中心設有兩個部門：一為服務學生及社區民眾的諮商部門，另一則是培育博士級心理師的訓練中心。那一天最亮眼的有兩個人，一位是諮商中心的行政主任，她是身材及面容皆可媲美名模的非裔美國人；另一位是滿頭白髮但極具魅力的實習心理師訓練主任；行政主任首先介紹在中心工作的15位具證照及博士學位的心理師，之後才知道這15位心理師在未來一年中將會擔任我們5位實習心理師的實習督導；同時也一一介紹在諮商中心工作的秘書、職員，以及服務對象。而我們的訓練主任，則負責博士前心理師的訓練課程及行政運作。當時，除介紹我們5位實習心理師認識彼此外，亦說明我們未來一年的接案內容及訓練課程，以及每星期至少服務15-20位個案，這些個案皆屬於不同性質及各種不同診斷的個案；同時又介紹我們每一個人的實習督導，如前述每位實習心理師會分配到3位督導，3名皆來自諮商中心的心理師，以不同學派取向作為督導重點。當天，訓練主任也帶著我們去參觀整個諮商中心，除了諮商中心都有的個別及團體諮商室外，以及許多備有單面鏡的訓練室，更建有10幾台電腦的生涯探索室，這些設施在80年代的美國大學諮商中心，算是相當先進的，也讓我大開眼界，見識到一大學諮商中心竟然有此規模。
之後的一年，即使在30幾年後，仍然認為是一極具挑戰並收穫滿滿的學習生涯；由於此中心不僅只是服務校內學生，同時也接受該社區有困難的民眾來進行心理治療，故在這一年我有機會接觸了在教科書上面所描繪的各式臨床個案：憂鬱症、焦慮症、邊緣性人格違常、飲食疾患……等，當時，精神醫學界對於「邊緣性人格違常」（Board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個案，也才剛剛開啟對於這類型個案的關注及大量的研究，幸運的是，在其後的一年，在此中心有好幾位督導都對這類型個案產生興趣，對其處遇模式也廣泛討論，我在此薰陶下，也逐漸對此類型個案工作產生極大興趣，並開始大量閱讀這方面的書籍；透過這個新知識的學習經驗及在每週個案服務及後續的督導討論，我不只大幅度的精進在「邊緣性人格違常」個案的心理治療能力，也開啟了我在爾後30年對各式各樣臨床個案直接服務的興趣與信心。
也由於這是個大學的諮商中心，所以讓我有機會接觸及協助到學生的學習困難與生涯探索，擴展了我對學校諮商中心的認識；更重要的是，諮商中心會要求我們實習心理師必須參與對學校教職員生的心理衛生推廣計畫，從此將我一改過去靦腆害羞的個性而敢以不流暢的英語做即席的心理衛生演講；如今回顧那一年的許多的訓練，其實是墊下了我日後能在臺灣擔任十幾年的諮商中心主任之基礎，以及體驗到，諮商中心必須肩負何種的使命、規模、設備、人才及工作內涵，才能幫助一個大學更臻至完善。
那一年，我亦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社區緊急個案，像是家庭暴力、重複企圖自殺的個案，並有機會在危機現場學習危機評估及處理流程，因此，也幫助了我了解到心理治療的場域並非僅限於治療室，很多時候得就個案的狀況，必須配合在第一現場進行即時的介入及處遇，這也提供日後我能經常帶領學生離開診療室，直赴個案危機現場所在，提供第一線的危機處理的能力。
三、1985年後期至90年代：回到臺灣工作
(一)	臺灣大學
1985年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第一個工作是在臺大心理系任教，當時我雖然不是臺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的主任，但因主任風聞我過去曾在諮商中心的訓練經驗，因而邀請我到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幫忙督導其工作人員；藉由我在伊利諾諮商中心的訓練背景，我協助當時工作人員，擴大其服務學生的工作範圍如：生涯輔導、學校生活適應；並針對一些特殊診斷的個案，像是邊緣性人格違常的個案，培育中心的人員對此種類型個案增加敏感度、辨識及評估能力與後續處遇方案的設計，啟發他們對於這方面個案的興趣。由於深受好評，因而在接下來的學期，我特別在臺大心理系開設了一門有關「邊緣性人格違常」的理論／實務課程，這應該是臺灣第一個開設「邊緣性人格違常」課程的教授。
(二)	清華大學
1987年，我從臺大轉任至清華大學任教；在第二年（1988），我回到臺灣的第三年，有一天在沒有太多心理準備下，當時的輔導室主任宋文里教授來洽談說，因我過去曾在美國心理學會認可的諮商中心實習過，似乎是接掌輔導室最合適的人選；在年輕及似乎沒有可以拒絕的理由下，我因而接掌了這個單位，當時只有一個辦公室、一間晤談室、一位工作助理、兩三位兼任輔導老師；但幸運的是，當時的校長劉兆玄先生，幾次洽談下，他毫不猶豫的協助我逐漸擴充該單位的規模，從一間晤談室擴充到四個晤談室、一個團體輔導室、兩位全職的輔導老師、七、八位兼任輔導老師及一位兼任工作助理；最後將輔導室定位為諮商中心，而我成了清華的第一任諮商中心主任，擔任此職位一做就是八年。
在當年，會轉介至學生輔導中心來談話的學生，大多數是被老師標示為「有問題」者，但有些自認為「有問題」的學生，也會偷偷摸摸地溜進輔導中心來談話；我因而在校園積極的廣為宣傳，介紹本輔導中心是個任何人都可以進來休息、聊天的地方，同時輔導中心所提供聊天討論的議題廣泛，可包涵進行心理測驗來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作為將來轉系、生涯規劃的參考；也可以探索早期的家庭關係，用以了解自己人格特質的形成；亦可探討自己的異性關係及戀愛交友困境；我們當時的宣傳改變了同學及老師對於輔導中心的認識，逐漸地將輔導中心脫離了早期的師生容易將來談者定位為有「問題」學生的窄化狀況。
在擔任清大諮商中心主任時，除推動「去標籤化」外，並鼓勵教職員及學生使用諮商中心之各式資源來提高自我探索及成長，在當時的清大諮商中心，可算是國內諮商中心的領頭羊；諸如：在中心曾推動過許多主題及多樣形式之團體輔導，如：心理劇、早期家庭生活探索、生涯漫遊、親密關係探索團體……等，常常一推出即秒殺；像我自己本人也跳進去工作，有固定的諮商時段以及推動數個團體諮商。依稀記得，當年（1988），我個人推出「探索早期個人家庭經驗」的團體成員，在30多年後的今日，仍與我保持相當緊密的聯繫，而當年年輕具有活力的團體成員，如今已不敵歲月，亦已屆退休之年，近年，每次的聚會，總讓人感慨時光流逝之快。另一值得回顧的清大諮商中心盛事為，我將當時許多心理衛生從業人員瘋狂的「心理劇」，推展至清大校園，記得一回我邀請鄭玉英女士蒞臨本校，透過心理劇作為媒材，協助同學對自身內在世界有更深入的探索，30年後，我依稀記得當天，許多同學在工作坊結束後，因心理劇探索之深層個人內在經驗而感到震懾，久久不能自己。當時，另一讓全校為之瘋迷的心理衛生講座，莫過於現今輔仁大學校長江漢聲提供的性知識講座，他以詼諧的口吻，談述有關兩性關係之「性福」的種種層面，常常演講完，尋求個別諮詢的學生大排長龍，久久不得散會。
相對後來20年的現今，大學校園日趨複雜，80年代當時的清大學風尚稱單純，三級預防／處理並非為大宗，緊急危機事件相對不多，除了少數學生因精神疾病急性發作需要個別關照及緊急送醫外，企圖自殺的個案，也並非年年皆有，若出現一名同學有此狀況，就會受到相當大的矚目；校園暴力緊急案件，在前後8年中，我印象中僅有兩起，一為學生在校園縱火案，另一為學生下毒案；這些案件在獲得校園教官的協助下，皆能平安落幕。而洪曉慧殺人事件，則是在我離開這個職位後才發生的。
基本上，清大的學生輔導中心仍為二級單位，也就是說，上面皆有學務長為頂頭上司，在此8年中，曾遇有極為支持同時也具相同理念的學務長，因此諮商中心的工作就推動得十分順暢與專業化；但之後我也曾遭遇過與自己想法及理念皆背道而馳的，只想把諮商中心定位為學務處的其中一個附屬單位，而去積極推動學務長所謂的「有業績的活動」；在多方思考下，同時也自覺在此職務太久了，因而在8年之後就選擇離開了。
四、千禧年後
(一)	東華大學
2003年，我離開擔任16年教職的清華大學，並遠赴花蓮東華大學去參與建構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在第二學期，我接手該系的系主任，當時，對已擔任過8年的諮商中心主任早已興趣缺缺，私下告訴自己，我已揮別該職務，再也不希望接觸相關業務。當時的東華大學，並無諮商中心組織，相關的業務亦為學務處中的「諮商輔導組」，當時的組長多是由學校內的熱心公益的教授擔任，但幾乎都無任何專業背景，諸如有些組長為英美文學、歷史學等的教授；熱心有餘，卻常把諮商輔導組內的工作同仁當作一般校園工作人員使喚，例如：畢業典禮時，輔導員就需要協助頒發畢業證書、在學校相關會議中擔任司儀，甚至在一次學生自殺身亡事件後，還需直接協助處理遺體事宜，導致輔導組內工作人員紛紛求去。由於校園發生學生自殺身亡事件，當時的校長才意識到需要有專業背景的教授來擔任校內的心理諮商輔導工作的帶領者，後與我商量是否能接受諮商輔導組組長一職，我因而向其請命，希望將原學務處下的諮商輔導組擴大編制為一級單位，因而於民國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中，東華大學確認增設心理諮商輔導中心；我成為第一任的主任。
諮商中心成為一級單位，優點是我可以完全依照我對大學教育的認識／理念及學生性質與其困擾來規劃諮商中心，而不再受制於非專業的學務長之指揮。當時，得利於我同時擔任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之系主任，因而力邀系裡的三位與諮商輔導所學相關又熱心的同仁來諮商中心，擔任不同組之組長，分別為：心理諮商組（其主要任務是推動心理諮商事宜及處理緊急危機個案）、預防推廣組（以推動校園心理衛生教育及一級預防的講座與宣導為主） 、資源開發組（負責與學校其他單位的橫向聯繫，以及招募熱心學生加入輔導股長的工作等）。同時逐年將專任的心理諮商人員擴編，最後達到八名有證照的諮商員；並將資源教室輔導員也納入工作團隊中，同時開始接受全職實習生加入團隊；成為當時東部地區規模最龐大的諮商中心。
接下來的數年，我還做了許多的改革，諸如徵聘駐校的精神科醫師固定來校看診，讓一些懼怕去身心科診所但已有些精神症狀的同學們，可以來到諮商中心，對自己的狀況有初步的了解與澄清，後續有就診需求的同學，亦可與醫師約定就診時間後至醫院拿藥。一般而言，東華諮商中心仍以二級預防為主體，諮商人員主要的服務仍放在協助有各式困擾問題的同學上；而後並有越來越多的同學出現精神症狀，甚至有緊急送醫的需求；校園也增加了不少暴力案件，如：同學間親密關係暴力或是騷擾、跟蹤事件，企圖自殺的個案日益增多，經常要處理緊急的狀況，三級預防處理工作開始加重，因而，我規劃在中心開放的每一時段中，皆有一名專職諮商人員處理這些緊急的狀況，另外，每星期中心的人員亦會召開一次困難個案工作會議，討論並演練危機事件的處理流程，一方面做預防，二方面避免讓這些危機狀況持續惡化。
我們也擴增了許多一級預防的措施，如：推動多元的校園紓壓活動，徵詢學校內熱心的同學，加入輔導股長制度，實施新生入學篩選及後續關懷的完整流程等等，這些工作的詳細運作過程，會在本書的後面章節（第五篇）詳細敘述。
我在東華的諮商中心主任一職，共有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始於民國95年，結束於民國99年，共4年，結束的原因是因為東華大學與當時的花蓮教育大學併校，使得校園文化一夕之間丕變，我與當時的組長們都覺得實在心力交瘁，因而提出辭呈，諮商中心又回歸學務處接管。又隔一年，由於校外租屋同學遭遇火災以及連續有數位同學自殺身亡，引起校園諸多老師質疑諮商中心的專業性：因此，在校長的懇請之下，我又回歸諮商中心，重新整頓業務；但由於當時我已有退休計畫，因而在第二年諮商中心工作業務回穩時，我仍然揮別了此職務，專心做退休準備，就此結束了在臺灣長達16年高教生涯奉獻給大學諮商中心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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