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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傳播-傳播學-大眾傳播
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

原文作者：Dan Schiller（丹．席勒）
作　　者：馮建三、羅世宏譯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10/05/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5953-9
書　　號：1ZB3
頁　　數：344
開　　數：20K
剩餘庫存：1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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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政治經濟學名家席勒用心二十餘載，通過「文化」與「勞動」兩組關鍵詞，書寫《傳播理論史》，深具理論與實務的啟發，寓意深遠，垂之長久。
　　作者將傳播理論的發展，放置在世界史與社會脈絡中考察，美國的生產者共和論、傳播行為研究、從杜威至米爾士的論說貢獻及缺陷，一應納入檢視；排比美國的大眾文化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進而對照文化（傳媒）帝國主義的說法，以及文化研究的原初意旨及其日後演變。
　　歐洲大陸的結構、後結構與後現代派別，乃至於哈伯瑪斯與政治經濟學的親合與分歧關係，席勒以其見解，多有提綱挈領地對話。席勒主張以「生產力勞動」克服勞心勞力之分，（非）薪資勞動及家務與閱聽人的有償及無償勞動，均應納入，藉此才能建構「文化的勞動理論」。

知名傳播學者
尤其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為舉足輕重的學者

－－譯者簡介－－
馮建三
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碩士，英國Leicester 大學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編輯委員、臺灣媒體觀察基金會與媒體改造學社成員。教學科目包括「傳播政治經濟學」、「當代大衆傳播問題」、「電影史與政策」、「區域傳播問題研究」等。著有 《 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1995）等六本書及學術論文數十篇，（合作）翻譯《 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 （Raymond Williams, 1974/1992）、《傳播政治經濟學》（Vincent Mosco, 1996/ 1998）、《 問題媒體：21世紀美國傳播政治 》(Robert McChesney,2004/2005 )、《論市場社會主義》（John Roemer, 1994/ 2005）與 《傳媒、市場與民主》（Edwin Baker, 2002/2008）等十六本，業餘時間投入於古巴研究，個人網址：http://www3.nccu.edu.tw/~jsfeng。

羅世宏
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碩士，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媒體傳播博士，現任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傳播政治經濟學、通訊傳播政策、中國傳媒研究、傳播與社會理論。除了學術生活之外，亦常參與公民社會民主運動與公共生活，關注台灣社會民主與媒體結構改造議題，曾任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參與翻譯的書籍包括《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Severin & Tankard）、《 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 》(Chris Barker )、《 質性資料分析 》(Bauer & Gaskell)、《 問題媒體：21世紀美國傳播政治 》(Robert McChesney )。

		第五章  邁向一個統整的概念架構
		
生產【勞動】，是開花，或是舞蹈。
而身體並不會為取悅靈魂而受損。
最美的女性，也不是因為絕望而誕生，
炫目的智慧，並非來自焚膏繼晷的努力。
啊 ! 栗子樹，偉大深根的開花者，
你究竟是葉、是花、還是枝幹？
啊 ! 隨著音樂搖擺的肢體，啊 ! 璀燦無比的閃光 !
我們應如何辨別舞蹈和舞者呢？
										   葉慈 

存有疑問的是……通過必要的社會過程，物質論者事業定義且重新定義它的程序、發現與概念，在這一過程中，超越一個又一個的「物質論」。  
										威廉士 

在謎樣的客體半明半暗的幽微中，我們的主體一再重新創造自身。穿越一代又一代的傳播研究視野的領域，關於「智力」勞動這個史詩般的問題，一再被重新調製與重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時期，普遍流行的關注聚焦在一系列伴隨著壟斷電報和新聞的企業崛起而來的社會問題。提煉自這個尖銳瞄準的批評，杜威傾向於-- 盛行於19世紀末期的生產者共和論思想（producer republican thought）的-- 傳播的互惠概念（the mutualistic concepts of communication）。杜威的工具主義證明成功地負面孤立二元思考的侷限與缺陷，但卻未同樣成功地提出可取而代之的正面整合。不是選擇將生產者共和論的知識遺產—勞動—置於同情的批評和修訂，杜威選擇透過一個自由浮動的「經驗」（experience）概念，去理解人類的自我活動。經驗的導引機制是對他而言是「有組織的情報」這個本質良善的概念。當「勞動」被移置，「智力」勞動一連串的物化當中的第一個，係在傳播研究的領域內展開。
在兩次大戰相隔的幾十年間，最初的這個移置被大規模地擴展，即使人們對於傳播的關注變得生猛有力。儘管「有組織的情報」的一些有影響力的支持者充滿熱情，但別人開始在建制機構 -- 包括企業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動員下退縮；後者（國家）越來越依賴「大眾說服」（mass persuasion），而這也給了這些機構強大和令人擔憂的反民主-- 對於某些人來說，「極權主義」 -- 的潛力。我們發現，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對於「群眾說服」的關注即已開始延伸到新聞和資訊（信息）的媒體之外，以便進入私人生活和領域，包括「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當大蕭條時代的大規模的衝突危機逐漸消散，而美國佔據了戰後國際霸主地位之後，基進評論者說大眾文化組成了極其重要但神秘的社會新頁。後者的特徵是它給予當代支配的意識形態基礎，一種植根於不僅是由上而下的操控、也出現在白領階層的反常地位的特性。 
當挑戰美國國際霸主地位變得明顯以後，傳播研究再次重製自身。通過批判文化帝國主義，一個跨國企業傳播政治經濟的重新整合，遭遇了是一個仍有待組建的國族認同。大約在同一期間，人類社會能動性的概念，也開始促成知識界對於英國工人階級歷史與現狀，投入深刻的研究能量，而且反種族主義和女權運動旋即開始再度萌芽。在這兩種狀況下，「文化」似乎滿足，或者至少是提高了令人感到滿足的前景，需要概念上大幅度修正根深柢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但是其所必需的修正在本質上仍不明確，而且，出於這些與馬克思主義的直接對抗，終將發生的徒然是一套新的物化 。結果得到的傳播概念，似乎與之共存的不是一些有限的媒體，而是一套徹底取代的社會總體觀（visions of social totality），受到據稱是自主的表意所驅使。腦力勞動能獲得認可、並且被徒具虛名地概括為社會組織的支配因素或原理，只因為通過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後工業理論與後結構主義，它【腦力勞動】卸除了它的「勞動」身份。
這段歷史最後揭露了一個重要的新問題：我們如何可以從層層積澱的物化限制之下進行研究？也就是說，我們如何找到辦法繞過我們已看到附帶發生且一再具有破壞性的假設，亦即有所謂「智力勞動」這個可單獨孤立存在的範疇，而且可被賦予實質意義？ 
我認為，此種嘗試需要我們找到一個有效替代任何例外主義的概念。 「文化」或「資訊（信息）」，簡言之，絕不能被看作是異常、自我封閉邏輯的表現。相反地，他們需要置放—無論它們的獨特殊異有多少-- 根據某些更為通則和包容性的範疇原則。 
這種生成的範疇，正如我一再敦促，可見於勞動之中，那麼它必須作出同樣維持「勞動文化理論」（labor theory of culture）。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將「文化」當作生產予以掌握，已證明是極其困難的事。尤其是困擾我們許久的物化之顯著後果是我們被迫繼續依賴這個範疇的不適當概念。透過回到威廉士，我想我們可開始闡述這樣一個勞動文化理論的前景，威廉士的歷史和理論取向-- 現在終於可以強調- 是在與「文化」的替代特徵之間緊張日益升高的1970和1980年代發展出來的。 
在著手之前，該做個澄清。威廉士的著作並不容易表現出尖銳的命題結構，因此我試著引伸其義。要不然，它在積極論證的鷹架上覆蓋了一系列交叉、有時甚至相當混淆、不完整的理論主張。「我現在宣稱已經達到的，」威廉士在1976年寫道， 「……是一個文化做為一種（社會和物質）生產過程、具體實踐、「藝術」的理論，做為物質生產工具的社會使用（從語言做為物質的「實踐意識」，特定的書寫技術和書寫形式，一直到機械和電子傳播系統）。」  無論它怎麼暗示，此一威廉士稱為「文化物質主義」的提法，產生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擺盪，因為它明確賦予語言、溝通和意識「一個與其他形式的物質社會進程平起平坐的首要性，包括……「勞動」或「生產」。  一個至關重要的混淆，不是源自於促使這一論斷的改正的衝動，而是在於它被用來傳達的不精確性：威廉士複製了這個根深柢固的傾向，把「語言」（或「意識」）放在一邊，把「生產」 （或「存有」）放在另一邊。討論的用詞，弔詭地，跌回到威廉士原本反對的那個框架，一如我們將看到的，威廉士力求對之提出無懈可擊的反對。但由於重提這個二元論，如何還有可能-- 像他原本早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所希望的-- 將「藝術…生產、貿易、政治、養家」當成生產來看待？ 
因此，直到1980年，霍爾能夠合理地宣稱，在他刻正進行的修正工作中，「威廉士在定義「文化物質主義」時負面地表列出一些位置（一方面是「一個完全精神層面的文化生產」，另一方面是「它被降級到次要地位」），比他對自己理論的正面內容之澄清，更為清晰穩當。」 在日益擴展和自信的文化研究裡，威廉士默許的「語言和書寫形式的物質性」倒轉過來本身變成偏好的強調所在。這些試圖這樣做的人，可能會把威廉士讀成彷彿他關心的是，包括和排斥勞動的表意，而非一如現在與過往，必要時，延展、挑戰與重新導向更多方面的「文化與社會」傳統（the more multifaceted “culture and society” tradition）。  因此，讓我們直接轉向這個正在進行和不完整的修正。 
威廉士相信自己犯的錯誤，在於假定「一個文化和教育方案本身就足以重振左翼，或改變民意，改變勞工運動的傳統體制」。  現在他認為，新左派（the New Left）早期對文化變遷的看法付出了昂貴代價—長期和嚴重「低估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未嘗改變的一切事物」，特別是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權力」  無論嘗試復興「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造成什麼樣的痛楚，如同威廉士在1950年代所做的，他並沒有摒棄這樣的討論，有利偏好於「探索文化經驗的當前變遷」，簡單地說， 仍然是「必要的」。這一工作被忽視已久，又構成了「一個後來將付出慘重代價的弱點。」  因此，威廉士，也直接轉向馬克思，他對「文化」和「社會」的思考也做了相應的延伸細察和修正。
首先，「文化的」形式和活動，必須理解為有其為發生在威廉士此時認定為一個更加包羅萬象、總是動態的「社會過程」。他開始稱作「文化社會學」（sociology of culture），從而繼承了他先前曾經投注於「文化」本身的合成的動力。「社會」，在這個後來的提法中，
從來不只是個限制了社會和個人實現的「死軀殼」（dead husk），它也始終是一個組構的過程，有著非常強大的壓力，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形構之中，並且為了充分體現「組構的」，這些【壓力】是內在化的，變成「個人意志」（individual wills）。這整個的決定作用-- 一個複雜和相互關聯的限制與壓力過程，是在整個社會過程本身，別無他處。 
「社會」，而非「文化」，現在是可以被指認的，儘管偶爾失誤，仍然是具包容性的—實際上，總體的（totalizing）--詞語。事實上，太少人注意到，在他開展「文化社會學」之際，威廉士相應地著手，相當刻意地，限縮這個一度極重要的關鍵字的意義參照範圍。他把「文化」輕描淡寫為「一個整體的生活方式」 ，再次為了強調「全部的表意形式…在實際的生產工具和狀況之內，」  其後，更確切地說，以便「具體規定和強化文化做為一種實現的表意系統（a realized signifying system）的概念。」  這種限制是必要的，威廉士論稱，為了遂行更大的智能控制，發展出「對實踐狀況（conditions of practice）能夠提出適當的理論解釋」，同時申明特訂實踐中的具體決定特性，而仍然還繼續保持探索「不同實踐活動之間的必然關係。」   
不同於文化研究的主體，威廉士以最嚴肅的態度採取這一指令。他謹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決定性」（determination）的概念，卻仍然頑固拒絕給予「經濟」-- 他過去在《革命之路長且遠》一書中是比較願意-- 任何更大的首要性。利用霍爾恰當稱作「徹底的互動論概念，」  威廉士反而是繼續強調需要在「實踐活動」之間「發現和描述關係的整個困難過程」，從而跨越過去被物化為分開的「基礎」和「上層建築」。  然而，因為他才剛剛開始提出一套理論術語，以指導其對於社會關係性（social relationality）的追尋—當然，因為吾人不能期待「壓力」和「限制」會簡單地自招【是壓力和限制】-- 威廉士的「決定性」概念可被看成是，正如霍爾在1980年偏好稱為「只不過是一個持有操作。」  然而，這一判斷絕不能蒙蔽吾人承認威廉士正在努力達成的進一步突破。 
雖然他正嘗試提出的綜攝概念，「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所依據的是對於社會民主共識被拒絕的無力回天，如我們所見，【「一種生活方式」的概念】從未讓道給湯普森早年偏好的提法--「一種鬥爭方式」（a way of struggle）。  挪用葛蘭西的重要概念，威廉士逐漸論稱，在結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定義的「霸權」之中，支配和持續鬥爭都扮演組構的角色。但威廉士並未賦予「文化」 （更不用說「意識形態」）在實現此一霸權時的上位角色（此處可見霍爾在名義上的同意，但諷刺地，霍爾以同樣的缺陷批評威廉士）。  威廉士的概念事實上提供了空間，即使它並未積極強調，武力布署和經濟權力，脅迫和同意，乃是維繫階級支配的核心手段。 因此，對威廉士而言，「社會」或「社會過程」現在已不只是等同於、而是遠遠超過重新命名他曾仰賴的人類學的「文化」概念。
更為重要的第二次轉型，雖然從未完全正式化，環繞在威廉士對於人類自我活動本質（the nature of human self-activity）的所做的複雜概念重塑。同樣在《漫長的革命》，威廉士曾試圖運用人類學的文化概念，包括「藝術…做為一個活動，與生產、交易、政治、養家一樣，」  都是社會過程的構成機制。這個通則化的要旨後來怎麼了？到1970年代中期，在一個關鍵的重述中，相同的一系列活動有許多被重新構思為「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s），而且重要的是，「生產」本身 ：
維護資本主義市場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就像創造了它的社會和政治鬥爭一樣，必然是一種物質生產。從城堡、宮殿、教堂、監獄、工廠和學校；從戰爭武器到受到控制的報業：任何統治階級，以多變但總是物質的方式，生產出一種社會和政治秩序。這些從來都不是上層建築的活動。它們是必要的物質生產，其中一個顯然是自我維繫的生產方式能夠單獨進行。 
相較於他曾經做的，威廉士當時並沒很努力，閃躲（現在則是積極超越）歷史鑲嵌的「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遺緒。他匠心獨運地重新整合這些範疇，正如安德森（Perry Anderson）後來如此評論道，「不是基於尋常的理由，所謂後者的理想領域被無法辯護地化約為它的物質支持，而是因為前者錯誤地（如果有的話）太過狹隘和抽繹，而且文化生產的的力量被排除在外」；因此， 「威廉士指責馬克思主義，因為它的物質主義太少而不是太多。」  
應當強調的是，威廉士的新修正與頑強的—而且，從制度化社會主義的觀點-- 傳統是協和一致的，從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尋求啟發。後者曾寫道，「人類本質…是總體的社會關係」； 另在他處說道，「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等，只是特定的生產方式，服膺一般的法則。」  此後這個信條有多人反覆致意，包括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以及哲學家馬庫色（在1933年） 和盧卡其。後者【盧卡其】論稱，生產活動-- 勞動—具有根本的本體論的意義。生產活動對他而言變成是亞瑟（C.J. Arthur）所謂的「初級中介」（primary mediation），因此人類的自我創造始得以發生。  正如盧卡其所說的，關於人類進化的「向勞動躍進」（evolutionary “leap to labour”），亦即對社會存有（social being）及歷史而言，勞動在社會與自然之間持續進行的代謝機制和基本條件。
通過勞動，一個目的論的主張是在物質存有之內實現，作為崛起的一種新的客觀性。其第一個後果是，勞動力成為任何社會實踐的模型。… 
類似於馬庫色，盧卡其一直未能毫無保留地將藝術、科學和其他據稱「更高級」和「相對自主的」活動置放在勞動的範圍之內；勞動被賦予「模式」而非「來源」或「能動性」的地位。 然而，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威廉士正巧朝向此一構思：勞動構成完整的人類自我活動的範疇，盡括全範圍的「智力的」的追求-- 藝術、法律、科學和宗教—以及更熟悉的直接的「經濟」生產的範疇。 
威廉士統合「知識」和「手工」勞動於單一概念框架之內的初步嘗試，可見於許多方式。首先是在簡略探討當代經濟趨勢的脈絡下，他初步地和有限地同化「資訊（信息）」：
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特殊的社會秩序裡，文化機構如報業出版、電影、廣播、電視和唱片工業，已不再，像更早以前的市場，那樣邊緣或次要的，而是無論它們本身或是它們與其他生產機構的頻繁扣連和整合，都是最全面和盛行的整體社會和經濟組織的一部份。 
以上是這些趨勢的驚鴻一瞥，威廉士短暫地轉而思索「文化」和「資訊（信息）」的匯聚點。 「資訊（信息）過程，」他寫道，在文化本身這一端 — 吸收了他在後工業主義中發現有用的，以及或許是相關的對於「資訊（信息）」的基進批評--  「以已變成經濟組織的質性的一部份。」然而，他他也立即注意到，這意味著「整個現代勞動過程的一個主要部分，在定義時必須把它當作不易在理論上與傳統『文化』活動分開的方式處理。」  「文化」和「資訊（信息）」，從而指涉的是同一個實踐活動的歷史連續體的重疊的面向或部分，而後面這個概念-- 「實踐」-- 未對「智力」勞動的物化做出任何讓步。
有徵兆地，在討論「新形式的文化生產」時，威廉士強調，與日俱增的「職業分途」，不僅作家、演員和設計師，還有「攝影師、錄音師 、編輯和各類具有輔助技能的人手」，以及「電工、木工、[和]後勤工作人員」，變得「不可或缺」。  威廉士圍繞「生產」的修正努力也表現得越來越好-- 不像霍爾的—也有強調傳播媒介政治經濟的研究。  對威廉士而言，或許最重要的是，「工作」明確地開始近似於「媒介」，其中表意和非表意的元素俱在，在任何分離的個案中達到某個比重。為此，他引介了他所謂的「解方的隱喻」（the metaphor of solution）-- 一個有容乃大和充滿見地的用法，旨在強調「明顯的表意機構、實踐與工作」是「深沈地現身於」其他活動之中，反之亦然。這一提法，顯然取自於他早年努力闡釋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此刻相應地即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和歡迎。 
這樣說 -- 威廉士的提法意味著人類生產活動中的每一種社會實踐創造了其自身的特定的「智力」和「手工」的元素，亦即思想和活動的結合 -- 會太過份嗎？其時正被吸收的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為這樣的概念提供了重要支持，試圖展示語言 – 在個人發展的層次上 -- 如何不斷與活動結合，而且融入於活動之中。維果茨基寫道，「我們的分析賦予象徵活動一種特定的組織作用，滲透於工具使用的過程，生產了徹底新穎形式的行為。」  對維果茨基而言，形塑兒童發展的核心角色是由自我活動的概念所扮演的，它【自我活動的概念】與整合的勞動概念幾無二致。後者的獨特境界，因此適當地被維果茨基劃分為所謂的「更高層次的心理功能」-- 用語言表達的思想、充滿知性的演說、自主記憶和注意、理性的意志 –維果茨基把這些功能的發展，歸因於前述語言和工具（包括身體）使用的匯流。在重要的延伸意義上，其他學者 – 在維果茨基的見解上進一步發展 – 強調「日常認知」（everyday cognition） 遍及整個分工範圍的所有活動之中。 
此處我們或許也可回顧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與修伯特（Baptist Hubert）一百多年前提供的論點。根據狄慈根的看法，思考是勞動，只因為它是由一個體現感性的能動者；轉向修伯特，不管多麼平凡或「非技術」的勞動 – 或實踐、人類自我活動，隨便你叫它什麼 -- 總是包含了思想的成分。 「智力」勞動，或狄慈所謂的「腦力勞動」，不能被視為一個分開的成分或東西；而是，根據修伯特的觀點，它是與「勞動」共存的。表意，在這個觀點上，並不是以一個單獨和自主的實踐活動而存在，甚至也不是包括活動的一個複合構念的半體；而再度是本體論意義上優先存在的社會勞動範疇中的一個有機的面向。  勞動於焉是通過歷史過程體現在無數具體的活動之中，其中一些我們慣常稱之為「智力」勞動。
這本書試圖表明，當我們混淆這命名的方便與活動本身時，無異於致力於追求一種幻想。與此相反，一個包容、整合的「勞動」概念可指向一個更有希望的方向。然而，這一「勞動」概念做為有感覺、自我積極的社會主體參與的全方位實踐，並非只是垂手可得的熟梅。只有當一系列額外的概念位移生效之後，一個長期受阻的道路方得再次敞開。 
安居的概念如「遊戲」和「閒暇」，構成了這樣一個參與的領域。我們面前有一個世紀多的女性主義論點，主張家務勞動應被當作「真實」勞動，  勸阻我們勿草率忽視那些-- 只用主導和支配的類別來看待時 -- 乍看遙遠或獨特的活動。最近一些女性主義傳播研究的著作可用來總結出了這一點。女性主義學者轉向研究大眾媒體閱聽人，以抵制一般和長期的邊緣化。女性由於相對的歷史缺席於這種位置，歷來未能被當作製作人或電視網主管人員來研究；只能被認真對待為觀眾、聽眾和讀者。女性主義觀眾研究備受歡迎；是時候了，這個社會自我活動的廣大領域，割讓給市場研究和政治民意調查已久，該當收復為批判研究的領土。將性別置放在重新理論化閱聽人的中心位置是同樣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分析才能承擔社會分工的具體歷史形式。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歷久不衰的物化「智力」勞動的趨勢也從這一脈絡下興起。女性主義轉向觀眾有時是建立在一個不切實際的行為，其中接近純粹假設有個表意的首要領域，幾乎只被等同於消費領域，或是如洪宜恩（Ien Ang）那樣甚至遁入推想的「使用價值」的領域，與受「交換價值」主導的領域嚴格分隔開來，然後研究就圍繞著觀眾成員如何與為何賦予意義（make meaning）， 彷彿這個問題可以得到有效的答案，無需對媒介生產體系—當然充滿了自身的限制和壓力-- 中的性別角色，進行系統性的調查。的確，複製消費和生產這個二分法本身，係受到文化產業制度化的影響所致，這樣的研究可能會斬斷自身的批判潛力，反諷地與那些操縱、干預觀眾反應，協助將二次戰後婦女重新臣服在家庭之中的研究者別無二致。凡此種種，克拉克（John Clarke）已恰當地指出了：
這種文化創造力（cultural creativity）的觀點，將消費強調為一種主動的社會實踐，並將交換和商品關係貶低為背景因素。我們所看到的是符號過量（excess of signs），而非使得符號被產製出來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狀況。反諷地，其效應是以資本主義最樂見的方式複製了資本主義的觀點：市場的豐饒和自由選擇的消費者。另一邊，生產結構和近用市場的不平等，責是付之闕如，強調符號的「自由浮動」特性，因此可用任何方式使用或附加任何意義…。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取向錯過了消費的結構次要性（structured secondariness of consumption）。 
然而，這歸因的「次要性」（secondariness）反過來暗示了一個熟悉的貶低（putdown）：資本主義優於且壓倒父權體制。我們該如何調整自己，遠離像這樣逼近死胡同？我認為，唯一的辦法是明確反對吾人熟悉的「生產」和「消費」二分法，朝向我所提議的這種方案。難道我們無權堅持，在這個脈絡下，「生產」本身需要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時刻：一是傳媒做為制度化的文化生產場域，二是閱聽人成員做為生產者，貢獻出自己的自我瞭解（self-understanding）？  若然，那麼我們就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將閱聽人研究培養成不只是做為觀眾或讀者，參與的只是重複的觀看行為，而是做為人，其勞動包括閱讀或觀看媒體。  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以這種方式構想出更奇特的一些活動。 
進一步修訂也必須考慮。追隨威廉士的理論，生產活動延伸到基礎和上層建築，包括「智力」以及「手工」【勞動】實踐活動，通過這個明顯的機制去理解和分析「生產」，已變得無可或缺。人類的許多活動仍是非正式的；但是，正如人類學家早已知道的，這並不意味著它是無秩序的或臨時性的。為了理解歧異、廣袤的實踐（也就社會），我們需要工具，能夠描述和分類這些歷史性決定的、相互關聯與動態的人類活動的叢結的工具。 「困難在於，」威廉士本人指出， 「如果我們…將生產性的力量描述為社會過程中的所有和任何活動，一個整體，我們已然做出了一個必要的批判，但至少在第一種情況裡【將生產性的力量描述為社會過程中的所有活動】，也失去了優勢和特殊性。為了超越這一困難，將會是【我】以後要論證的問題。……」威廉士辭世前未能充分和明確地克服這一挑戰。然而，他確實開啟了這樣的一個理論化的工作；的確，賦予「生產」一個決定形式的問題，相當接近他持續智識努力的核心。在《文化》一書中，再一次，我們找到了暫時的成果：
在整體範圍的社會實踐之中，我們可以區分，特定實踐活動與與組織它們【特定實踐活動】的社會關係之間的不同的與可變距離測量。…某些形式的工作，包括……文化工作，是在工資勞動的狀況之外運作。…因此，假設一種實踐活動與其最密切的社會關係的有組織形式之間的程度不等的距離存在，似乎是一種有用操作程序，有助於建立差異化的社會學，瞭解組成一個文化和一個社會的實踐活動的範圍。 
「文化，」顯然地，需要不僅在相互主體性或經驗的層次，而且也也應該用更具體和決定的條件下追求：「社會關係組織了…特定的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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