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動態經濟發展模式：東亞經濟演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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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經濟發展模式：東亞經濟演化論

作　　者：黃登興、黃幼宜、楊子菡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23/11/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66-667-2
E I S B N：9786263666665
書　　號：4M21
頁　　數：288
開　　數：20K
定　　價：500元
優惠價格：450元

這是一本尋找經濟發展典範的書，文獻的整理回溯到二戰後的主要經濟發展思潮，最後以東亞發展的經驗與政經體制為主軸。本書一方面透過文獻的整理與歸納，再以含括日本、四小龍、四小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與印尼）以及中國和越南等東亞地區為實證對象，來解析東亞經濟發展的模式；進一步特別針對中國崛起後所引起的中國模式之爭論提出解讀。最後，從中等所得陷阱的角度，指出政經體制對於經濟發展的限制，提出動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論。

黃登興
　　1988年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2022年退休。相關經歷：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執行編輯，《亞太研究論壇》和《經濟論文》編輯。研究專長與興趣：國際貿易、經濟發展、區域經濟整合與東亞區域研究等。

黃幼宜
　　2003年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博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貿易、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及海洋經濟。相關經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法政學系、海洋經管系合聘教授，期刊編輯委員。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經濟部國貿局相關委辦評審委員等。 

楊子菡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博士，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經濟學與公共經濟學，長期關注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發展，並持續參與貿易與關稅事務及財政政策研討。曾任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委員、中央公債管理委員會委員、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並名列美國密西根大學貿易經濟學者族譜(Family Tree of Trade Economists )。

第1章 緒　論

1-1全書大要

從歷史的經驗，經濟發展隨各國體制而有其極限，僅有少數可以登上高所得國之列；大部分則停留在中所得水準，落入所謂「中等所得陷阱」。何以致之？本書將從經濟發展理論的角度進行解析這個現象。首先，我們從文獻既有之理論來找答案，以解釋這種經濟發展的極限性與跨國特徵。更重要的是，我們進一步要針對近幾十年來，半導體技術成熟後誘發的數位革命，導致全球經濟本質上更趨於高度跨國分工、高階技術密集的新情境下，發展中國家之經濟發展政策的挑戰與機會。探討跳出低所得或中所得陷阱的客觀環境與主觀的發展策略何在？是否存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此為本書所要闡述的主要方向與目標。

本書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首先，從第1章的緒論到第2章經濟發展文獻的回顧與評述，為第一部分。在第2章，我們回顧傳統文獻三大發展理論學派：新古典成長理論、雙元結構發展與依附經濟發展論，以及後來的「新自由主義」，並就其在現實世界成敗的體現，進行討論與評述。毫無疑問，東亞在戰後的傑出經濟發展表現，衍生了東亞的經濟發展經驗有否獨特之處的研究，文獻發展脈絡自然歸結到是否有「東亞發展模式」？

第二部分有第3、4與第5章，以「東亞模式」的探討為重心。我們在第3章改進傳統實證方法，觀察產業別之相對優勢指數(RCA)的長期趨勢，以該指數之起落順序的跨國比較，透過統計檢定來檢視東亞的「雁行產業發展模式」。在這一章，我們將發現：雖然大多數產業的跨國移轉與雁行產業發展秩序的理論相符合，但是，仍有些產業，呈現中國後來居上，越過東南亞諸國領先成為重要出口國的跳蛙模式，特別是在相對技術密集的產業，如紡織業最上游的人造纖維或資訊通訊產品上。

前述之產業發展的跳蛙現象，將換個角度，進一步透過進出口貿易的軸心—邊陲關係(hub-spoke) 的遞移來證實；透過嚴謹的計量方法，同時檢測貿易軸心的決定因子，如外來投資（此為驅動雁行發展論的主要因素，外來投資所落腳的國度，即是下一個相關產業的出口軸心—主要出口國）、技術水平與國家規模（在地市場，homemarket）等等。應用此觀察貿易軸心遞移的方法，第4 章針對紡織業分上、中、下游來驗證；第5 章則針對產業屬性分成勞力密集、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來驗證。

大抵上，透過第二部分的實證研究，我們將證實中國在1980 年代起的改革開放，特別是2001 年加入WTO 後快速融入全球貿易體系（雖然仍以非市場經濟的地位加入全球化的行列），讓戰後「雁行產業發展模式」產生質變：亦即，中國大陸越過東協四小虎—馬、泰、菲、印，在諸多ICT 產業乃至傳統的紡織業上游取得領先優勢，成為東亞的出口軸心乃至全球的製造基地。何以致之？我們進一步在第三部分將透過中國模式的特色來檢視。

第三部分，為解答中國何以能越過東協四小虎，而成為東亞的出口軸心，我們在第6 章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演進歷史進行解析，提出所謂中國模式的特徵。據此，我們指出政經體制(institution) 的不同，在經濟發展路徑選擇與成敗的決定性關係。同時指出，因此而出現不可避免的中美貿易與科技戰。所以在第7 章，我們針對中國崛起、全球貿易失衡所引發中美貿易與科技戰，剖析其根源。

第8 章透過「成熟趨近模型」的實證研究，探討不同的體制品質，對於經濟成長之跨越所得等級，如中等所得陷阱的影響。最後，在9 章，歸納提出「動態經濟發展模式」作為本書的結論。我們也以2022 年斯里蘭卡經濟崩潰與習近平時代（後胡溫體制）中國經濟的困境，來說明伴隨國民所得提高，並不能保證演化出成熟的民主體制與法治社會，市場機制的效力發揮將因此出現瓶頸。

1-2經濟發展極限的初探

（經濟發展的極限與中所得陷阱）戰後在經貿的全球分工與技術進步帶動下，雖然全球經濟得以持續地成長，到冷戰結束(1989)前夕，如圖1-1之示，全球仍只有24%的國家達到世銀所定義的高所得水準，與低所得國家23.5%不相上下。全球國家有一半左右(52.5%)達到中所得水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全球脫離低所得水準的國家比率一直下滑到2009年的16.99%，在2018年更下降到12.9%，但發展到高所得的比例依然維持在三分之一以下（2009年的30.41%，2018年的32.80%）。

根據世界銀行(2012)的報告，1960年代以來全球各國經濟發展為中等所得的國家合計有110國，但是只有13個國家得以突破中所得水準而進一步發展成高所得國家，其中有五國屬於東亞的日本與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與南韓），亦即作為東亞製造業發展之領頭雁的日本與接續第一梯次的亞洲四小龍（台、港、新、韓）。 此經濟發展大多數停滯在中等所得水準的情況，為經濟發展的文獻稱之為中所得陷阱(Middle-income Trap, MIT)。

若將東亞與南亞各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平均國民所得歷年趨勢做長期觀察，如圖1-2，則可以發現前述日本與四小龍五國之外，均還停留在中所得或以下的水準。甚者，除馬來西亞、中國與泰國之外，其餘各國甚至都還落在低度中所得的行列，雖然這些國家在2009 年以後，都已經超過低所得水準的上限。

值得關注的是，東南亞四小虎（馬、泰、菲、印）在1990 年代被世界銀行(1993) 樂觀預期將追隨四小龍之後在日本領頭雁的帶動下，繼續成長的情境，並未發生。菲律賓與印尼都還停在低度中所得水準，只有馬、泰進入高階中所得的行列。後進的中國，則一路成長，特別是在2001 年進入WTO 後，超越菲、印，更在全球金融風暴的隔年(2009) 維持全球唯一沒有下降的趨勢，進入高階中所得之列，並於2011 年趕過泰國繼續上升直追馬來西亞。此外，我們更可發現馬來西亞於2014 年在很靠近高所得的地板水平後，反轉下跌。

上述東亞與南亞十八國的觀察，顯現東協等各國面臨中所得陷阱的情況。其中晚近開放的越、寮、柬、緬，都因加入全球貿易分工體系而呈現所得明顯增加之趨勢，特別是1985 年後就模仿中國政策進行門戶開放的越南，到2010 年以來其平均國民所得已直追菲律賓與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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