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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諮商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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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論
孝道心理學:全球變遷下成年子女角色的運作
作 者:
葉光輝
出版社別:
五南
出版日期:2026/07/01(1版1刷)
ISBN:978-626-442-392-2
E I S B N:9786264425117
書 號:4B0U
頁 數:288
開 數:20K
定 價:580元
優惠價格:522元
滿額優惠折扣
5/5-6/30五南官網週年慶!全館滿599再享9折
本書以「成年子女角色運作」為主題,透過孝道雙元模型的理論架構,整合東西方研究與文獻,展開跨文化與變遷兩大面向的分析。除第一章簡介研究脈絡與方法論外,其餘七章各聚焦不同子題,既能獨立閱讀,也共同構成完整的理論與實證探討。 第二至四章屬於「跨文化比較」面向,第二、三章回顧西方倫理學的子女義務理論與當代比較倫理學對儒家孝道的新詮釋,並透過孝道雙元模型中「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代間互動心理基模,整合不同文化下子女角色規範的共通性與差異性。四章更提出一套跨文化比較方法論,示範如何在跨國或跨社會研究中運用雙元模型分析子女角色規範相關議題。 第五至七章屬於「變遷比較」面向,第五章先從方法論層次反思「傳統到現代」的單向線性變遷觀有何侷限,提出更能掌握多元變遷來源的「雙元孝道相對重要性差異分析架構」;第六章以臺灣社會近三十年的實徵研究為例,呈現不同脈絡因素如何影響雙元孝道相對重要性的長、短期變動;第七章延伸至全球人口高齡化背景,由各類新興代間議題(如移民子女的遠距孝道模式)解讀子女角色運作的變遷意涵。 第八章結合跨文化與變遷視角,分析東西方社會子女贍養責任法規的演變,指出法令規章雖能提供制度化解決途徑,但代間互動的根本問題仍需透過雙方溝通協調才能改善。全書藉由孝道心理學的理論詮釋,展現不同文化與脈絡下子女角色運作的多樣性,並提醒讀者唯有理解差異、尋求共識,才是維持代間關係平衡與和諧的核心。
葉光輝 現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以及香港Gratia基督教學院教育及心理學院榮譽教授。曾擔任科技部心理學門召集人及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博士,以本土心理學、性格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為專長,專注於華人孝道與親子關係、青少年自主性發展及適應、高齡社會照護等議題。在華人心理學界具開創性貢獻,提出三個重要原創理論:「孝道雙元模型」、「雙元自主模型」及「親子衝突建設性轉化歷程模型」。其理論在學術界產生深遠影響,不僅為家庭輔導、青少年心理健康、高齡化社會的親子關係提供了實徵科學依據,也在本土文化心理研究中廣泛應用於親子關係及青少年適應發展課題上。出版超過200篇中英文期刊文章、多部專書,如《中國人的孝道:心理學的分析》、《從親子互動脈絡看華人性格的養成》;並擔任《家庭心理學:系統思維的探討與應用》、《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華人的心理與行為:全球化脈絡下的研究反思》、《華人家庭、代間關係與群際認同》及《反思與變革》等專書主編,以及《Asia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Global Psychology from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Visions Inspired by K. S. Yang》等國際專書主編,其著作不僅深化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理論基礎,更將影響力擴展亞洲至全球心理學界。其研究著作持續為心理學界提供深刻見解,並引領華人心理學邁向更廣闊的學術舞台。
導論
第一章 全球高齡化下親子關係研究焦點的轉移與孝道心理學的可能貢獻
第一部分:成年子女角色運作的跨文化比較
第二章 從應然規範到實踐動機差異:孝道雙元模型對西方子女義務理論的整合
第三章 品格、自然關懷與角色修養:當代倫理學與雙元模型對孝道概念化方式的對話
第四章 成年子女角色運作跨文化研究方法論:從理論整合到實徵操作
第二部分:成年子女角色運作變遷的分析架構
第五章 子女角色運作變遷研究典範的轉移:從現代化線性發展觀到多重脈絡下相對重要性變化觀
第六章 多重脈絡下雙元孝道相對重要性變遷觀:運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之系列研究範例
第七章 成年子女角色運作的新興現象與議題:孝道雙元模型的解讀
第八章 東、西方孝道法規的跨文化變遷與成年子女角色的現身
前言 本書研究主題發展脈絡 在全球化趨勢下,社會的快速變遷、跨文化的頻繁交流、資訊的大量傳播,不僅重新形塑了當代生活模式,也在人類生活的不同層面衍生各種新型態 的問題。然而無論身處在哪個社會,人們的自我認同、人我關係、價值觀念都會受到其衝擊。早在90 年代Hans Küng 曾提出「全球倫理(global ethic)」的概念(Küng, 1991),嘗試整合不同宗教和文化在倫理價值觀和道德標準上的基本共識,以因應全球化帶來的價值衝擊與倫理危機。另一方面,重視解決日常困境與實踐的應用倫理學也隨之出現眾多新興次領域,例如由職業分工日趨複雜而演化出的各種專業或職業倫理,或諸如環境/生態倫理、動物倫理等隨人類活動不斷擴張而延伸出的新關懷範疇,在在顯示倫理議題隨時空脈絡變遷的特性,甚至可能和社會中的其他系統(如法律、教育)交互影響。目前雖有不少涉及親子倫理議題的討論,但多半與生殖/基因科技等變遷脈絡結合,基於特定新興現象反思既有的親子認定原則。至於一般情況下,每個人都無法自由選擇卻又必然經歷的「與父母之間的關係」,則因為親子間的血緣、親子雙方作為「照顧者—被照顧者」的緊密連結等特徵,被視為最自然的關係,卻較少受到新一波應用倫理學的關注。歷史上,不同宗教、文化對親子倫理的闡述,多半以促進親子關係或家庭和諧為訴求,分別對親子雙方提出相應的角色規範。近百餘年來,對於親子代間互動的相關探討,已從早期的倫理規範取向轉由心理學領域主導,討論焦點也改以促進子女最佳發展為目標,並基於各種育兒與教養知識建構一套理想的親子互動模式。 當代社會對親子關係的理解深受發展心理學研究形塑,例如對民主威信式教養(authoritative parenting)的高度肯定(Baumrind, 1978)、重視親子間具安全感的情感依戀關係(secure attachment style, Ainsworth et al., Ainsworth &Bowlby, 1965),幾乎已成為全球教養理念的主流共識。尤其在臺灣,凡是討論到親子問題或困境,往往習慣沿用「傳統封建/現代民主」、「東方集體主義文化/西方個體主義文化」這類固定框架來詮釋問題,將所有親子問題歸咎於華人孝道文化對子女角色的要求。然而,源自當代發展心理學的許多親子知識或教養理念,不僅建立在個體主義價值觀的特定預設之上,教養議題的興起與主流教養理念的形成更有其特殊時代脈絡。已有許多研究提到,當代熟悉的「純真無憂的童年」是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才逐漸演進成形的現代概念,且受到許多因素共同影響,例如學校教育逐漸取代學徒制、家庭功能的本質由傳承財產與姓氏轉向提供情感與輔助教育(Ariès, 1962)、印刷術與學校教育的普及促使某些知識與行為開始被劃分為「兒童不宜」並納入控管(Postman,1982)、十八世紀間浪漫主義思潮對童年概念的重構(Heywood, 2001)等,除了促使童年/成年的區分越發明顯,也讓如何透過教育與教養保護兒童不受成人世界汙染、引導其順利成長發展的觀點受到關注。不過,十八世紀雖開始強調給予孩童更多愛與關懷,但仍以嚴厲處罰來控管孩童的不良行為,直到二十世紀,歐美社會才普遍重視對兒童的主體性與情感需求滿足(Haring ,Sorin, & Caltabiano, 2019)。此外,在心理學史上,首度風靡大眾的主流教養知識,其實是1920 年Watson 夫婦根據「行為主義環境決定論」提出的科學育兒理念—強調透過嚴格訓練生活作息、避免給予太多情感回應,可養育出 高成就的孩子(Bigelow & Morris, 2001; Byers, 1977)。這套育兒模式不僅當時風行於美國,隨後也被引入英國與歐陸,並隨各國社會文化脈絡而有不同發展(Bakker, 2020)。儘管1930 年代起行為主義教養觀受到批判挑戰,全球學界轉向關注兒童的情緒與情感需求(Bakker, 2020),民主式教養與依戀理論也在1960 年代興起且蔚為社會教養主流;不過,亦有學者認為Watson 夫婦的某些育兒理念(如透過正向環境支持讓兒童習得合適行為)仍與當代某些主流教養原則相符相應(Bigelow & Morris, 2001)。事實上,各派教養知識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同一套知識在不同社會、文化間的轉譯重點也會有所差異(Bakker,2020; Byers, 1977)。目前心理學界已有零星研究開始反思當代主流教養理論的跨文化適用性,例如依戀概念在測量上是以能否自在因應與陌生人互動的焦慮來反映孩童的情緒安全感,此種操作化方式奠基於西方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情境與經驗(都市生活中陌生人是危險的象徵),卻未必適用於以地緣人際為主的農業社會(孩童常由鄰里共同照顧,且生活範圍內很少出現陌生人)(Keller, 2013, 2018)。至於民主式教養不僅在非西方社會中較難展現對未成年子女的助益效果,即使在某些西方社會(如南歐、拉丁美洲)也未必是最佳的教養型態(Febiyanti & Rachmawati, 2021; Calafata et al., 2014)。此外,亦有人類學者透過呈現不同文化中多元異質的童年概念,質疑發展心理學所建構之主流教養知識的跨文化適用性(Lancy, 2015)。整體而言,大眾熟知的主流教養理念,看似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真理,實則是西方工業社會與中產階級文化交織而成的產物,常被喻為是「怪異的」(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and Democratic, WEIRD)知識(見Keller, 2018; Lancy, 2015)。 上述這些反思雖彰顯出教養知識或兒童/童年概念深受文化多樣性的影響,卻很少深入探討主流教養知識如何影響並侷限了當代人對親子關係的基本理解,其中又以兩個問題最值得關注:(1) 在主流教養理論中,如何透過良好的親職角色實踐讓兒童順利成長是核心焦點,即使探討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關係或互動問題,往往也只是將問題歸咎於早期不當教養模式的延續;因此,心理學的親子研究長期忽略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關係,對於子女角色內涵的討論也遠不及對親職角色內涵的關注。然而隨著全球人口持續高齡化,成年子女的角色運作及其與父母的代間關係在全球高齡福祉研究中已漸受關注,長久以來,對成人親子關係基礎理論建構的欠缺也更形明顯。(2) 教養研究雖致力於提出一套具科學基礎的理想親子互動原則,但不同派別的育兒知識推陳出新,各種理論宣稱的「最佳教養模式」,儼然成為評斷親職表現良莠的絕對判準。越來越多研究開始反思,當前親子知識的發展趨勢造成全球父母共同陷入教養焦慮困境(Gopnik, 2016;Lan, 2018)。若要避免重蹈教養知識發展困境的覆轍,在探討成年子女與父母的代間關係或子女角色運作時,也必須重新思考:除了尋求唯一正確的最佳親子互動模式、理想親職角色範本,心理學還可以如何善用學科特色,跳脫對錯優劣之分的框架,更完整地理解人們在代間互動模式、親職或子女角色運作上的個別差異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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