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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文化概論

作　　者：施懿琳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台灣BOOK
出版日期：2013/09/30(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7264-4
書　　號：1XAC
頁　　數：344
開　　數：20K
定　　價：430元
優惠價格：387元

本書以「臺灣文化」為主體，嘗試探討「閩南文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如何藉由福建移民引入本島？這群移民具有怎樣的群體特色和精神文化向度？透過了向心力與臺灣本地居民又有怎樣的互動？本書共分十六章，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探討「臺閩文化」，一一為讀者解答......。

主　編：施懿琳 
撰稿者　(依姓氏筆畫)
林孟欣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林麗美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施懿琳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臺文系合聘教授
高佩英　國立暨南大學通識教育兼任講師
張美櫻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系副教授
張靜宜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張麗芬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許明珠　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曉怡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陳靜寬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
黃思超　實踐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
楊書濠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楊博淵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助理教授
劉淑玲　南榮科技大學觀光系助理教授
蔡蕙如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臺灣與閩地關係，除語言文化相承與社會互動外，臺閩交流是建構在商品流通與人際互動關係上。然而，目前對於臺閩經濟區域往來與分工，多侷限在清領由郊商主導的對口貿易，實則不然。從經濟作物的引進、荷西時代以來的歷史航路、不同政權下的區域分工，都顯示出臺閩交流的多樣性。
因此，本篇嘗試從商品經濟意識角度，建構臺閩交流的內涵，進而關心臺閩交流中，人際關係網絡與區域分工內涵的變化。
壹、經濟作物的傳入與臺閩經濟的發展
明清之際福建海外貿易的擴張，使閩地商業氣息日趨濃厚，商品經濟活躍的重要表徵是農業、手工業產品商品化的現象，農作物如甘蔗、菸草、柑橘、荔枝等尤為明顯。何喬遠說：「近時天下之柑，以浙之衢州，閩之漳州為最」，海外市場的開闢，大大刺激了閩地工商業的發展。
據《東西洋考》記載徵稅貨單可知，明隆慶間，進口貨物約50多種，萬曆年間進口最多課稅物品多達110種。至於由美洲經閩地傳入中國內地的農作物有番薯、玉米、煙草、馬鈴薯、花生、西紅柿等。
清初周工亮 《閩小記》載：「番薯，萬曆中閩人得之於外國，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明人何喬遠在《番薯頌》中說：「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飢，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開雨根益奮滿；即大早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餞，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耊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飢焉，得充多焉而不傷；至雞犬皆食之」。學界一直認為番薯、玉米等作物適合山地種植，不與水稻等作物爭地，在中國引發了一波農業革命，清代以來中國增長的大量人口仰食於此。
煙草從呂宋傳到漳州後，傳播很快，天啟年間已傳到西北、西南各地，清初成為中國的主要經濟作物之一。清人張岱《陶庵夢憶》提及：「十年之內。老壯童稚，夫人女子，無不吃煙，大街小巷，盡擺煙桌，此草妖也」，仕宦上流，亦趨之若鶩，看來吸食煙草，已蔚成風尚。
由此可見，玉米、番薯、花生、煙草等糧食、經濟作物在當時的福建已廣泛種植，成為人們重要的日常消費品，而番薯、玉米、馬鈴薯尤其成為貧窮人家果腹的食物。濃厚的商品經濟意識是臺閩交流的主要原因，傳統的漢人文化觀念是不主張從商的，重農抑商是幾千年來社會的主流文化。然而，在「三山六海一分田」的八閩大地上，為了生存，面海的優勢、商業交流的可能，使閩地人群產生了經商意識。閩南俗諺：「殺頭生理有人做，蝕本生理無人做」，說的就是這種重商逐利的生意意識。
貳、臺閩經濟區域分工的歷史環境
一、臺閩歷史航路的形成
一般而言，人們對於臺閩歷史性航路的瞭解大都侷限在於由清代「一府、二鹿、三艋舺」等城市所代表的南、中、北三條官方核定的對渡路線上面。然而，事實不然，臺閩航路的開發遠早於清代，而且路線也遠多於三條。在荷西時代裡，臺閩之間已經有四條對渡路線的出現，即：南部的大員、廈門；中部的馬芝遴、湄州灣；北部的雞籠、福州以及淡水、福州等路線，而其中的大員、廈門路線更是臺閩之間的首要航路。當清廷取得臺灣的控制權之後，當局僅將大員廈門路線保留下來，並改名核定為鹿耳門、廈門航路，至於橫亙中、北臺灣海峽的對渡路線則在隱匿一個多世紀之後才重新被拿出來檢討，並獲致清廷的認定而轉化為官方航路，即：鹿仔港、蚶江與八里坌、五虎門路線。
康熙23（1684）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後，運用特許航線的規劃，讓臺灣的發展依附於福建，此即「對渡」政策。臺、閩進行對渡的口岸，又稱正口。在對渡政策下，除非從事偷渡與走私，否則船隻都要照規定航行。由於對渡口岸的規定，清廷才能在正口強制船隻執行「臺運」的
任務。 
乾隆48（1783）年以前，臺閩的對渡口岸有二：福建的廈門與臺灣的鹿耳門。1784、1788年鑒於臺灣中、北部土地漸闢，先後開放泉州蚶江與彰化鹿港對渡，福州五虎門與臺北八里坌對渡。至此，臺閩共有6個對渡口岸。嘉慶15（1810）年清廷下令，臺閩6處正口可自由通航，不拘對渡。因此，從廈門可對渡鹿港、八里坌，其他5個港口也可以互相通航。道光6（1826）年清廷在臺灣片面開放第7、8個正口：雲林的五條港、宜蘭的烏石港。
道光至咸豐年間，臺灣各地區陸續開發完成，與對岸進行貿易的需求益熾，西部的竹塹、後龍、大安、北港、鹽水港、東港等陸續開放為對渡口岸，稱為小口。小口雖仍隸屬正口管轄，與其貿易頻繁，但因可以直接與中國貿易，正口貿易因此大受影響。
咸豐10（1860）年復因天津、北京條約，開淡水、雞籠（今基隆）、打狗（今高雄）、安平四口對外通商，成為國際港口，康熙末年以後只與對岸貿易的正口，地位更加式微。臺灣開港，外國輪船可在安平、打狗（今高雄）、淡水、基隆入港貿易，使得臺灣航運的主力，逐漸從帆船轉移到輪船。透過輪船航線的開闢，臺灣更可與中國沿海的港埠互通。以往透對過渡將臺閩局限在一起的作法，也顯得毫無意義。同治13（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在欽差大臣沈葆楨的奏准下，清廷廢除實施近200年的對渡政策。
除這些官方航路之外，民間人士還經常利用多條私渡路線航行於臺、閩之間；這些路線比較不為人們所注意。就臺灣的開發而言，無論是荷西時期發展的，還是清領時期出現的，無論是官方航路，還是私渡路線，它們同樣是兩岸交流的橋樑，同樣是先民渡臺的管道，同樣為漢人在臺灣的生根發展扮演過積極的角色。
二、重輕貨、配運生理
臺閩兩地從事出口貿易商人或同業商人所形成的商業團體，一般稱為郊。清領臺灣的郊至少可分成三種：（一）是指往同一地區貿易的郊，如泉郊、廈郊；（二）是指稱某地區的郊，如塹郊；（三）是指同業商人的郊，如藥郊、油郊、布郊、糖郊。郊也是某一種行商謀共同利益的組織，行商間相互扶助，排解紛擾以及保持商人之間的聯繫，較著名的有府城三郊、鹿港八郊。
郊的成員稱郊商或郊舖，郊商就是進出口貿易商，自中國沿海、臺灣各港來的船戶和水客取得進口商品，又包買地區性貨物出口。郊商通常在港口市街開設店舖和棧間，規模大者自置船隻出海貿易，稱為船頭行；規模小者僅接受船戶或水客委託販賣商品，或代為收購土產，收取2%的傭金，又稱作九八行。
郊大都集中在沿海或內河的港口市街，郊數的多寡，反映市街集散市場的大小。臺灣府城（今臺南市）長期是臺灣政治經濟中心，又是清初臺灣唯一與廈門對渡的正口所在，雍正初年最早出現北郊。乾隆末年，府城南郊、糖郊相繼成立，嘉慶元年（1796）組成三郊，1818年擴展成16郊。鹿港於乾隆49年（1784）開設為正口之前，首先出現泉郊，嘉慶年間已有八郊。北部在嘉慶年間出現新（新莊）艋（艋舺）泉廈郊，之後形成三郊。其他中型以上的港口市街，也有一、二個郊存在。
從臺灣出口的米、糖、油、菁等農產品重量較重，通常稱為重儎。由中國輸入的手工製品，以布匹、雜貨、藥材、菸、金紙等為大宗，相對於農產品輕，所以稱為輕貨或輕船貨。民間貿易書信有時也簡稱「輕」。官方文書如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記載：「其漳泉來貨，飲食則乾果、麥、豆，雜具則瓷器、金楮，名輕船貨」，或如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載：「輕貨重儎，皆由鹿港配運」。
「輕貨重儎」是形容清領臺閩雙邊貿易商品特色的俗稱。首先來臺開墾的閩粵移民，大半屬於經濟性移民，拓墾土地的目的並非只為了謀生，而是重商趨利，農業生產具有濃厚的商品化特性。其次，臺灣資源有限，又開發較晚，並沒有形成中國內地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則自明清以來即呈現外向型經濟型態，手工業相當發達。再者，清廷限制兩岸港口對渡的政策，促使臺灣主要與中國地區進行貿易，形成「開發中區域」與「已開發區域」的區域分工現象。亦即，臺灣主要向中國地區輸出農產品，中國地區則向臺灣輸出手工業製品，因此兩地貿易往來非常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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