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臺灣中醫發展史

壹、相遇在中國
綜合論之，中醫的發展係牽連著中華文化的歷史進程，像是提供今日中醫理念框架的《黃帝內經》，即是從戰國時代以至秦漢時期之數百年間的醫論集結，雖然《內經》以黃帝為託名，但是它所架築出以「天─地─人」為法則的宇宙之學，卻充滿著帝王治術的模態。而就《內經》的醫學地位來說，它著實地構造出中醫理論之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的重要基礎，但就臨床醫理部分，則直到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出現，才開始確立中醫「辨證論治」的診病方向。對此，區結成（2004: 37）即曾有這般的類比：

《內經》在中醫學的崇高地位，或者可以比擬西方醫學史的希波克拉底。……《內經》被極度尊崇，但若論對臨床醫學的貢獻，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才堪與蓋倫醫學的影響相媲美。

不管這般類比是否合宜，均已顯示中醫發展擁有理論和經驗的接合，這是長期的文化影響所致，象徵著中醫醫學持續不斷的精煉歷程。
是以，自秦漢以降，中醫發展亦隨著時代文化的演進而存有欣欣向榮的圖景。三國及魏晉南北朝時期，中醫在脈學、針灸學、藥物方劑、傷科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進展，到了宋代，由於朝政重視醫藥的發展更促使中醫登上了醫政高峰，如北宋官方編纂方書和本草、鑄造針灸銅人、並且設立了校正醫書局、惠民局、和劑局、安劑坊、養濟院以及福田院等等。明代重要的醫家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除了修正過去許多醫書的錯誤外，更增添了眾多醫藥記載，該書共收錄了一千八百多種中藥草，可說是一本重要的中醫學著作。因此，綜觀千百年來的中醫發展，其醫理和經驗的精進在中外文化的日益交流情況下已聲名海外，明代時期中醫的輸出便已達歐、亞、非洲的許多國家，甚至《本草綱目》至今也有英、法、日、德、俄等等語言的譯本，顯見中醫的全球化景象在過去的王朝時代早就初見端倪了。（葉永文，2009）
相對於明代中醫的輸出景象，西方醫學也於明代藉由傳教士進入了中土。十六世紀是西方帝國勢力開始向東方擴張的時刻，當澳門被葡萄牙人佔領後，由傳教士所帶來的醫學隨即慢慢地往內陸和京城推進。清初，康熙皇帝遭受瘧疾侵襲，在眾醫官手足無措之時，傳教士提供了可治療瘧疾之金雞納霜來使其病痛痊癒，於是西方醫藥開始受到關注。不過，這一段時期來華的傳教士大多未具有醫師身份，也不會去主動地傳播西方醫學，其醫療活動對象主要是為在華的傳教士和帝國成員之健康服務，所以西方醫學並未在民間社會生根。況且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方醫學尚只停留在「體液病理學」（humoral pathology）的傳統階段，因此還無法對中醫產生任何影響，這就如李經緯（1998: 261）所說：

由傳教士傳入之西方醫學雖涉及了西方醫學之理論、學說、臨床、藥物及治法等，反映了當時西方醫學的一般水平，即在病理學上還遵循希波克拉底液體病理說，在解剖生理方面仍崇蓋倫學說，在疾病認識和治療上未見較中醫有更高明處，再加上西方譯述之著作大多未出版，……從總體來說，尚未對中醫界有根本觸動。

傳教士係以傳道為其要務，醫療並非主要目標，但為能方便傳道，醫療卻經常成了工具，並且能使得傳道更為順暢，結果造成接續來華的傳教士，若非具有醫學背景也必然要學會一些醫藥運用常識，以期獲得傳道效果。這般「醫療傳道」（medical mission）的情境當然也受到一些教會人士的質疑，認為在醫療過程的時間壓縮下，傳道目標將會變得模糊，甚至可能妨礙了傳道任務本身。即使如此，為能符應帝國勢力擴張以及加快傳道的速度，醫療最終還是被確認為傳道志業之重要環節，於是經由傳教士的傳道過程，西方醫學已從過去的被動提供轉為主動散播而進入了民間社會。針對這般情況，楊念群（2006: 5）即明確地指出：

這樣的一個視野顯然已不僅僅把「醫務傳道」理解為傳教士的一種個人行為或宣教的一種特殊形式，而是與西方現代帝國勾畫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規模擴張的版圖設計之間構成了相互對應的關係，也開始改寫傳教醫生作為傳教機構附屬的身份和僅以傳教士健康為關注對象的舊殖民歷史。

因此自十九世紀開始，當西方進入了「科學醫學」（scientific medicine）的發展階段後，在華傳教士宛如更加獲得傳道利器一般，飛快地將宗教與醫療植入了他們的宣教區，並逐漸地穩固人民的信任甚至被接受。針對此般情形，楊念群（2006: 33）便稱「西醫傳教士東來顯然抱有從肉體與精神上征服『他者文化』的雙重目的」，亦即醫療用來處理肉體，而宗教用以改造精神，最後得以對華人的這些「他者」進行文化的征服。
這般征服不但讓西醫得以深入中醫所固守的地盤，同時也挑戰中醫在華人社會裡的獨佔地位。1840年鴉片戰爭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年代，因為清政府戰敗所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包括之後的許多條約）已大開了通商門戶，條約中亦保障了傳教自由，於是大批的西方傳教士一波一波地渡洋抵華，而西醫也順勢在中土擴散開來，無怪乎區結成（2004: 59）會認為「從1850年起的半個世紀是西方醫學在中國確定地位的關鍵」，或者這更意味著此階段顯現著「醫療─宗教─帝國」三位一體的文化征服圖像。
事實上，有論者就直接指出自鴉片戰爭後，伴隨帝國勢力的入侵，清朝統治的社會已經慢慢陷入了所謂「半殖民半封建」的狀態，特別是在醫學教育上，「一方面是大批傳教士和醫生來華，到處修教堂、辦醫院、設醫學院校、辦期刊等」，「另一方面，中國的清王朝，還保留著沿襲舊制的太醫院」（李經緯，1998: 300）所以這時期可說是中醫與西醫兩種醫療體系並存的情形。然而就太醫院的發展來看，由於清政府已無經費餘力來持續地投注，故逐漸與西醫的發展呈現出我消彼長的態勢出來，以致誠如楊念群（2006: 252）對中、西醫消長的感嘆而說：

這樣的平衡狀態在晚清後逐漸被打破了，西醫在與中醫的競爭中逐步訴諸各種手段改變了醫病之間長期構成的微妙關係，波及的範圍從生活習慣到審美情調，從文字表述到空間安排，幾乎是無所不至。

然而就如一般所認為，「中醫真正面臨危機，應是在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區結成，2004: 64），這意味著1860年代以來自強運動的失敗以及清末全面西化情勢的即將展開，於是被視為傳統文化的中醫，必定成為要遭受科學所改造或揚棄的一環，其最明顯的改變，即是二十世紀後之國家醫政已轉由西醫所掌握。以醫學教育體制來說，1911年民國建立後，1912年南京政府隨即公布「大學令」，確立了以西方醫學為主體的醫學教育模式，而1913年的北洋政府更改革了醫學教育制度，並且試圖把中醫排除出醫學課程之外。結果，西醫教育就成了此時期之醫療人才養成的正式管道，而中醫人才的養成管道則逐漸地淪為民間醫療的非正式醫學類屬。
醫學教育可說是國家醫政的基石，因此這般西化的教育模式已意味著西醫掌握了制度化的國家機器，儘管民間社會依然遍佈著中醫的身影，但是西醫醫療模式的政策方向已大致底定。於是從這時期開始，中醫只能在西醫醫政制度下謀求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其發展過程更陷入了中、西醫的權力關係中，弔詭的是，中醫為爭取與西醫平等的地位，便將自己符應入國家醫政所要求的行列中，以西化的制度做為發展之思路，順此楊念群（2006: 258）就認為「在這一思路的支配下，中醫的抗辯邏輯基本上建立在如何在國家行政框架下爭取與西醫具有平等地位這個目標上，而國家在醫療行政上的現代設計藍圖又完全出自西醫的手筆。因此，中醫謀求平等的努力結果不過是在西醫監控的部門中謀取生存之道而已。」這是中醫為生存而被迫經受西化的無奈，亦是其困境所在，當然也影響了日後中醫的發展圖像。
綜合觀之，已流傳千年的中醫文化，在十六世紀時與西醫相遇，而歷經了十七和十八世紀，中醫依然保有醫政支配的優勢，這一方面是因來華傳教士不多且醫療傳道尚未風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西方醫學仍未脫離體液學說的傳統階段。但是中醫這般的醫政優勢在進入十九世紀後已逐漸改觀，亦即除與帝國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保障傳教自由以及吸引大批傳教士來華外，西方科學醫學的發展更促進了醫療傳道的順暢，結果中、西醫並存的情景在十九世紀中葉起日益明顯。然令人嘆息的是，在全面西化的風潮下，中醫的醫政優勢於二十世紀初開始被西醫所逆轉，不管是在醫療制度或是醫學教育方面，均顯示中醫逐漸喪失了盤據已久的國家舞臺，而落入民間社會的民俗醫療行列中，成為受西醫醫政權力處置的一隻驚恐羔羊。總之，西醫殖民的歷史已開啟，而中醫正身陷其中。
貳、相遇在臺灣
綜觀近代中國海外墾殖的歷史過程，相較於南洋的移民發展，臺灣無疑是「近代漢民族殖民成功的特例」（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02: 7-9），因為除了移民人口的持續增多外，中國的各項典章禮俗也隨著漢人移民過程而傳入臺灣，其間當然也包括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到來，這誠如陳勝崑（1978: 126）所述，「明朝中葉，漢人開始移居臺灣本島，至明末清初的荷、鄭時代，移民激增，所以中原文化與中國傳統醫學亦輸入臺灣。」
關於中國傳統醫學傳入臺灣的最早日期可能無法考察，但是中國文化輸入臺灣的程度必然也是中國傳統醫學在臺灣發展程度的標示。明鄭時期是漢人政權首度在臺登陸的時期，關於中國傳統醫學的傳入就如顏裕庭（1998: 18）所說，「鄭成功於1661年戰勝荷蘭人，開闢臺灣，有組織的將中國文化帶來臺灣，招來大陸有名醫師前來診治官吏，甚至大陸醫師亦決定久居臺灣」；另外，陳勝崑也指出有文獻記載著明末永曆年間來臺避難的沈光立，1673年寄寓在目加溜灣社時就曾從事教讀兼以醫藥治人，而清代官修諸府縣志也記載有沈佺期、徐恢鑽、吳廷慶、翁同敏、邱孟瓊、卓夢采等人，或以流寓臺灣而寄於醫或以儒學而兼施醫藥以濟世之情事。（陳勝崑，1982: 121）
由此觀之，中國傳統醫學在臺灣移民過程中已然成為漢人重要的醫療方式，其間除了夾雜一些地方民俗醫療外，包括黃帝內經、傷寒論和陰陽五行等學說在內的中醫醫療體系，亦逐漸成為在臺官民醫療的主體。針對這般醫療情況，據載1683年康熙時期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後，1684年便有設置養濟院來收容孤老殘疾者，爾後在乾隆、道光年間也相繼設立了養濟堂、留養局、收容所、回春院等機構。（陳永興，1997: 43-44）而這些機構經費大多來自官方的提撥與地方紳商的義捐，以供開展救貧、養老和醫療之支出，所以有人認為此「可視為臺灣公設醫院的早年雛形」（莊永明，1998: 26）。
另外就西方醫學傳入臺灣的時間來看，依吳基福（1980: 82）推估係「要從1625年荷蘭人佔領後，才有遺跡可尋。」像是當時荷蘭人在臺灣所構造的行政組織裡面即設有「醫院院長」一職（楊彥杰，2000: 74），便可指明荷蘭醫生確實來過臺灣，只是他們所服務的對象僅限於來臺的西方人，對此陳順勝（2002: 59）就指出「當時的醫療制度與人員以商務或軍人為主，中間或許有傳教士醫師，但仍未完全脫離官方色彩。」甚至更有研究者直指當時那些駐紮在原住民社群的醫務人員，其任務主要是協助官方管理事務，因而「並未對臺灣居民有診療記錄」（莊永明，1998: 18），可見荷西時期即有醫療人員來臺，並且是以殖民統治服務為其職志。
是故，荷西時期的西方醫學並未進入民間社會，因此也沒有在臺灣生根下來，結果便如吳基福（1980: 9）所稱：「西洋醫學隨荷蘭人退出臺灣，中國醫學取代了足足二百年，一直要到滿清統治末期的1865年，情況才又丕變。」也就是說，中國傳統醫學是隨著漢人移民的過程進入臺灣，並在民間社會落地生根，而荷西時期來臺的西方醫學則一直是為殖民官方所用，於是當荷西時期結束後，西方醫學也就隨著統治政權的離開而消聲匿跡了。之後一直到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訂，西方醫學才伴隨著列強勢力再度進入臺灣，並且經由醫療傳道之過程而進入了民間社會，開始在臺灣落地生根。
醫療做為傳道的工具的確是有益於傳教士打入臺灣民間社會，對此馬偕（George Leslie Macky）即曾說過：

醫療傳道之重要，已經毋須再強調了，這是凡知道近代傳教工作歷史的人都承認的。從我們在臺灣開始工作時起，就重視主的話語和榜樣，用醫病的辦法以求獲得迅速的利益。在我預備作海外宣道工作所受的各種訓練，應用起來，都沒有比我在多倫多及紐約所做過的醫學研究，更見有用。（周宗賢，1984: 6）

由此可知，西方醫學對傳教士的傳道活動提供相當大的助益，難怪陳順勝（2002: 69）會直稱「1895年以前，受派來臺傳教的二十名男宣教師中有六名具有專業醫師的資格，比例高達四分之一強」，甚至「許多宣教士雖然不是醫師，但具備醫藥常識是宣教師共有的特質。」
然而，也因為清末隨著西方帝國勢力的入侵，西方醫學體系大舉邁進臺灣而衝擊當時既存的中醫醫學體系，同時夾雜著中西文化差異與臺人諸多的反洋情緒，以致兩國間經常存在著緊張和衝突關係，如中醫醫療被指為缺乏科學訓練、無根據、迷信的惡醫，西方醫療則受「紅毛醫生用支解人體做藥」之謠言而遭群眾攻擊（陳永興，1997: 56）。但是此般的中、西醫療衝擊過程似乎讓傳統醫學逐漸失去了醫政支配地位，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清末深具「洋務運動」色彩的劉銘傳在臺灣所進行包括醫療在內的西化建制成果，如依連橫（1994: 563）在《臺灣通史》卷二十一之〈鄉治志〉中所載：「臺北官醫局：在臺北城內考棚。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設，以候補知縣為總理。招聘西人為醫生，以醫人民之病，不收其費，並設官藥局於內。臺北病院：亦在考棚。光緒十二年，巡撫劉銘傳設，以醫兵勇之病。」可見西方醫學在日治時期之前，已於臺灣醫政體系中展露出頭角了。
綜上所述，臺灣醫療發展可從十七世紀的荷西時期開始算起，中醫是經由漢人移民過程傳入了臺灣，而西醫則是透過帝國殖民過程進入，這是首次中西醫學的相遇。然而因為西醫並未生根於民間社會，以致隨著帝國勢力的退出而離開臺灣，而留下中醫在官方和民間社會中發展，直到帝國勢力再度進入臺灣而使西醫跟著進來。然不同的是，這時候進來的西醫已具有科學醫學的面貌，中西醫學再度相遇的環境與條件也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了。所以到了清領末期，其醫政處境已從中醫支配景象進入了中西醫學競逐狀態，更甚者，西醫更挾其現代科學的姿態對既存於民間社會的中國傳統醫學進行壓抑，無怪乎傅大為會認為在1858年後臺灣即已落入了殖民醫療的脈絡中，或者說是陷入了「半殖民醫療」的情境，也就是說，當時的臺灣雖非屬於列強的殖民地，但在醫療場域裡卻存有強大的殖民勢力（傅大為，2001: 35）。
因此在進入日治時期之前，臺灣醫政發展過程已由傳統中醫的優勢景象逐漸地轉讓給西方現代醫療體系，而隨著日治時期的開啟，在面對生物學統治導向的殖民情境時更使中醫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困境，中醫至此面臨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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