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

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研究-總論
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

作　　者：林呈蓉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哲學名著導讀
出版日期：2017/11/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9395-3
書　　號：1B0C
頁　　數：288
開　　數：25K
定　　價：380元
優惠價格：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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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是日本社會新思惟的開創者。當明治新政府的歐化方針確立之後，福澤諭吉開始批判日本傳統舊思惟，並為新文明開啟社會啟蒙的新頁，而《學問之勸》則可謂是這一連串活動的重要文宣品。 
根據日本經濟學者小泉信三（1888-1966）之研究指稱，福澤諭吉立場轉換的主因在於，此一時期福翁的思想逐漸受到明治政府感召，欣見新政府的開明作為，乃決意從旁協助明治政府的革新事業，且以成為日本新思想指導者自許，而其中一項具體作為，即《學問之勸》十七編的撰寫（大久保啟次郎，1）。 

　　對青年學子而言，為學的目的與意義是什麼？學問可以兼顧有趣與有用嗎？而什麼樣的學問才稱得上是有用的學問？這些古今中外學子心裡經常存有的迷惘與疑惑，皆可從福澤諭吉《學問之勸》一書中找到解答。這本近代日本史上的首部暢銷書，自出刊以來歷一百四十年而不衰，日本社會每每遇上瓶頸時，例如，幕末維新的時期、太平洋戰爭敗戰之後，以及所謂「消失的二十年」之現在，《學問之勸》經常扮演救贖的角色，溫故而知新，人們試從作者福澤諭吉的教示中尋求處方箋，更突顯福翁思想的歷久彌新。
　　身處瞬息萬變、前途多舛的二十一世紀，每個人心底多少潛藏著各種隱憂，《學問之勸》則引領讀者凡事應正面思考，以邏輯思惟的合理精神去面對各種困境，言動審慎，學習自尊自重而不損知識分子風範之道。

林呈蓉
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研究人文科學博士(1993)；
學術專長為日本對外關係史、日治時期台灣史。

現為淡江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曾獲取2003年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亞洲女性研究者支援獎助金，並擔任過台灣歷史學會秘書長、副理事長等職務。

代表著作有《近現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中国(合著)》(1992)、《前近代日本對外方針之研究》(1998)、《Island in the Stream ~ A Quick Case Study of Taiwan’s Complex History(合著)》(2000)、《台北縣史料彙編~淡水篇》(2001)、《台灣史(合著)》(2003)、《樺山資紀蘇澳行》(2004)、《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台灣文明開化的進程》(2005)、《近代台灣的醫療衛生~從「安平追想曲」到「國家衛生原理」（莎士比亞版）》(2006)、《牡丹社事件的真相》(2006)、《皇民化社會的時代（莎士比亞版）》（2007）、《日本史》（2008）、《皇民化社會的時代（五南版）》（2010）、《水野遵—一個台灣未來的擘畫者》（2011）、《台灣涉外關係史概說》（2015）等。

〈二編〉人際間的同等事宜
    延續〈初編〉所謂的人與人之間、國民與政府之間應該各司其職，相互敬愛，而非弱肉強食、相互掣肘。在〈二編〉開頭，開宗明義「學問」之定義，區分為「有形」的學問與「文形」的學問兩類。心學、神學、理學乃無形之學問；而天文、地理、窮理、化學等則屬於有形之學問。我們應該增長知識、擴大見聞，才能明辯事非道理，了解自我職責之所在。為了增廣見聞，必須聽取前輩經驗，或是精進技藝，抑或是博覽群書。因此為學的前提莫過於具有閱讀能力，但閱讀卻不等於為學（二編，頁19）。 福澤諭吉以「讀論語但不懂論語」，定義之。
    另一方面，福澤諭吉雖稱人際之間乃對等存在，但其所指的是「權理通義」之事，但現實上卻有貧富、強弱、愚智之別（二編，頁21）。 所謂「權理通義」乃指個人的生命、財產、名譽應該受到保障（二編，頁22）。 福翁認為平等的權利與義務，乃是每個人所與身俱有的，然而倘若欠缺學問之修得，便難以伸張自我權利，更遑論善盡己任與義務，而其撰寫勸學的意義則莫過於此。
    人與人之間皆有同等的地位、平等的權利，出生之際是沒有上下階級的區別。每個人皆具有尊重生命、保守財產的權利，而人格與名譽更遠勝於一切。無論身處什麼狀態，這個權利是不容他人任意侵犯。在舊幕府時代，武士與平民之間的社會地位天壤之別，武士總是逞其猛威，視百姓町人為罪人。而政府與平民的關係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是幕府，地方大名亦在自家領地開設小政府，任意支配平民百姓，不認可他們的基本人權。
    事實上，當政府與民眾之間皆擁有對等權利的同時，兩者所應承擔之義務亦同，但現實上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確具有強弱之別。政府向民眾收取年貢米與稅金，就應該正當運用，保護民眾，這是政府所應善盡之職務，畢竟國家的財富收入乃取之於國民。因此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相互關係既有契約、亦有義務，應該以禮相待（〈二編〉，24-25）。 
    福澤諭吉認為無學者既不解國法，亦不知己任，天生就是遭致政府壓制的對象，因為政府勢必會以苛政處置無學、文盲的投機取巧者。因此，唯以學問為職志，修煉自己的能力與品格，才能有效與政府抗衡，避免招致苛政之禍，確保國民之於政府能擁有對等的資格與地位（大久保啟次郎，2）。

〈三編〉國際間的同等事宜
    延續之前〈二編〉的主張，人與人之間無論貧富、強弱、官民之別，皆有同等的權理通義（right）（三編，頁27）， 福澤諭吉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亦同。因為國家乃國民的集合體，因此前述人與人之間的權理通義也適用於國家（三編，頁27）， 普世的價值不會因人數多寡而改變（三編，頁27）。 貧富強弱並非是與生俱來而永不得翻身，關鍵只在於勤與不勤而已（三編，頁28）。 倘若每個日本國民從此立志向學，先求一身能夠獨立，國家自然便能走上富強之道，洋人之力又何足以懼（三編，頁28）？ 然而，一國之人倘若欠缺獨立之氣，又如何能為國家伸張權益呢（三編，頁29）？ 
福澤諭吉於此編中，再次重申「一身獨立、一國獨立」的意義。延伸福翁的理論，現代日本社會的一般民眾，若能有一絲愛國情操，首先是思考如何自主獨立，其次則是協助他人獨立，並從父兄乃至子弟、教師乃至生徒，世代相傳獨立之教諭，而當全體國民都能獨立自主，國家才能受到守護。
    人者，有富有貧、有強有弱，但無論是國民或政府皆有同等的權利，而世界上每個國家亦有對等之權利。無論人文武備兼俱的文明開化富強之國、抑或是文武不備的野蠻未開之國，皆有同等權利。國與國之間既是具同等權利的關係，倘若一國之民卻不具自主獨立精神，獨立國家的權利自然難以在世界各地擴展開來，理由有三：其一，欠缺獨立精神的國民，其愛國心相對稀薄（三編，頁29）； 其二，欠缺自主獨立之自覺者，即使與海外人士交往，亦不懂得有効伸張自己的權利（三編，頁32）； 其三，欠缺獨立之氣力者，為了倚賴他人權勢過活，經常會因而步上惡行之路（三編，頁33）。 而上述之三項，乃國民欠缺獨立精神所產生之弊害（大久保啟次郎，2-3）。
    所謂「獨立」者，乃指可以自我支配，而無須倚賴他人，稱之(三編，頁29)。 欠缺獨立氣力者，勢必凡事倚賴他人，既事事依賴人，勢必不敢得罪人，甚至極盡諂媚之能事，久而久之自然變得厚顏無恥，見人就哈腰屈膝（三編，頁32）。 甚者，遇到大膽不敵之外國人，喪膽落志亦不足為奇（三編，頁33）。 國民大眾愈是欠缺獨立之氣，殃民禍國之情事自然愈是嚴重（三編，頁34）， 因為那些挾洋人以自重者，狐假虎威，藉機四處作奸犯科（三編，頁34）。 
因此，活在世上而苟有些許愛國情操者，不分官民，先謀求自我的獨立，行有餘力再協助他人的獨立。父兄應教育子弟學習獨立、教師則引導生徒自我獨立，士農工商都能獨立才能守護國家。而政治人物與其以苛法管屬束百姓，獨自為國家謀福利，還不如放手讓國民大眾與政府一起苦樂與共（三編，頁34）。 
    福澤諭吉透過〈三編〉之撰寫，強調國際關係一如人際關係，亦有弱肉強食之事，而為求國家的威光不滅，就須仰賴全體國民的同心協力。唯每個國民都能致力向學，求得己身獨立，國家才有獨立自主的可能。倘若國家安全的維護皆須仰賴開明的政府，民眾永遠處於客位者的角色，一旦國家有事，自然也不會為國家犧牲奉獻。因此，當民眾皆以維護國家生存發展為己任時，亦才能換得真正自由自在的生活。福翁則以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1870）中普魯士之完勝， 以及日本桶狹間之役（1560）今川家的崩壞為例， 說明旗下成員倘若皆具獨立之氣，愛國之心便油然而生。否則就像是無祖國觀念的商人一般，見到外國人便一味地卑躬屈膝，崇洋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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