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全球秩序的重組：空間、認知與時間之分歧

政治、公共事務-國際關係-區域研究
全球秩序的重組：空間、認知與時間之分歧

作　　者：林子立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20/09/30(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763-736-9
書　　號：1PUG
頁　　數：200
開　　數：25K
定　　價：350元
優惠價格：315元

專文推薦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吳玉山院士

在許多人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否已經名存實亡而爭執不休的時候，本書提出一個有趣的論點，為什麼秩序的締造者──美國，與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中國，都想要改變此一秩序？協同美國共同創建此秩序的歐盟，在歷經歐債危機、層出不窮的恐怖攻擊、大量難民湧入的同時，也產生了民粹主義對民主政治嚴重的挑戰，似乎也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受害者，又是什麼原因造成？最後，深受國際體系與秩序影響的兩岸關係，像是在冷戰結束後體系與秩序改變，使得兩岸敵意降到最低，台灣甚至大量裁軍。但在新一波全球秩序重組的過程中，台灣應當如何思考自己的位置？本書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概念與架構，逐步推論秩序重組的因果關係，釐清空間層次上國內到國際的分歧、認知層次上物質到理念的分歧，以及時間層次上過去到現在的分歧，全面解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重組的前因後果。

林子立
英國利物浦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研究興趣為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民粹主義、歐盟研究、文化外交等。

一本好書：用三個視角透視世界變局

中央研究院院士
吳玉山

林子立教授的大作《全球秩序的重組：空間、認知與時間之分歧》是理解當前紛擾不休、而又超速變動世界的一本具有透視力的好書。多年來學術界一直在討論從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所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為何能成功地吸納了原來的共產陣營加入，卻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開始逐漸崩解。這個崩解的趨勢更在2017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加速度進行。在此一大趨勢之下，至少包括幾個最顯著的現象：中國大陸的崛起、西方各國反全球化的騷動、歐盟的弱化、川普以重商主義遏制中國，與美中競逐下各國面臨越來越強的選邊壓力。如何能夠發展出一套分析架構，讓這個大的趨勢和主要現象都能獲得充分的解釋，是一個很艱鉅的任務。子立教授的力作很漂亮地完成了這個使命。

《全球秩序的重組》所採用的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框架，而以空間、認知與時間的三個維度來進行分析。空間指的是國內對於國際環境的影響，這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主軸；認知是指物質如何影響到觀念，這是引入了心理與決策的面向；而時間則是強調空間與認知都是處於發展的過程，是變項而不是常數，因此在不同的時間會展現不同的樣貌，全球秩序因而出現了重組的可能。具體而言，自由主義秩序下產生了很大的分配變化，這不僅在各國內部出現，也影響到高度整合國家間的彼此關係（例如歐盟），與國際上大國間的權力平衡（主要是美國與中國大陸）。分配是一種物質的變項，可是在國內與國際間卻產生了認知與心理的改變，並透過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連結，成為改變各國領導階層與其對外政策的動因。漸變日積月累，終於帶來質變，當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無法在新的物質分配、認知心理、政治變動，與國際關係之下存續的時候，國際秩序重組的時代就來臨了。

這個解釋的框架給予了國內與國際層面連通的可能，而不像結構現實主義者不願意去探索國內政治的「黑盒子」；它又承認了認知的重要性，因此讓心理與決策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而不是像「雙層賽局」理論那樣只是形式地在國際與國內的兩個政治賽局中求一個共同解；而它對於時間的強調，則給予了這個分析框架對於當前歷史關鍵點的敏感性，這又不是通常的「一般性理論」所著重的。不過，雖然子立教授的架構捕捉了更多的分析層面（國際與國內）、變項本質（物質與認知），和時間差異（體系的尋常運作與結構重組），但並不是不分輕重的拿來主義。他是遵循著現實主義的基本圭臬，以物質國力的分配作為核心的動因，並以此透過認知的相應改變、政治勢力的變動調整、與國內與國際的緊密連結，來解釋全球勢力的重組。這個思維的脈絡，基本上是與Paul Kennedy在《霸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所展示的眼光一致：經濟決定國力，而國力決定國際關係。

就實際內容而言，這本書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部分，前面三章從理論、美中權力轉移，與歐盟的區域整合危機來解析全球秩序的重組。後面兩章則探索在新的美中競逐格局下，歐盟如何自處、而兩岸關係又可能如何發展。子立教授是歐洲問題的專家，因此在本書中對於歐盟相關的議題討論甚深。但是他更把歐盟當前的困局放置在一個大的國關理論框架中來分析，從而加大了解釋的深度，而不僅是歐洲專家討論歐洲。在第五章中，他把注意焦點轉移到兩岸關係，則是進一步地推廣了理論的解釋能力，也更切合台灣讀者的興趣。

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來看本書所要處理的內容。造成今日大變動的起點是冷戰結束後自由主義秩序在國內與國際取得了優勢的地位，一方面全球經濟大大得利於自由市場，獲得了效率的增加、成長的契機、與物價的平抑，一方面分配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也就是全球化讓這個世界更富有，但是並沒有讓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國家更富有。如果放任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資金的全球化移動，則每一個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必然越來越懸殊、緊密整合的國家集團內前段與後段成員的差距會越拉越大，而國際上大國間的國力差距也必然持續增長。此一秩序雖然名為自由主義，但其實是在美國的霸權支持下運作的。美國的優勢國力是它的運作保證，美金是它的流通貨幣，美國所主導設立的國際組織是它的骨架，而美國所領導的同盟體系是它的背後支撐。因此冷戰後在全球興盛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其實是一種霸權自由主義，而美國也願意為了維護此一秩序而提供各種公共財。美國的假設是，這個在二次大戰後創設、並在冷戰後強化與擴張的自由主義秩序會始終以美國馬首是瞻，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全球的利益始終協調一致。

但是此種秩序產生了幾個大的問題，而無法維繫，這是當初推動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美國所始未料及的。第一個當然是自由市場與無限制的資本主義會帶來貧富差距拉大，於是社會抗議之聲大起，而國內政治也受到嚴重的影響。這個問題搭配上資本主義週期性地波動與經濟和金融危機的一再出現，使得社會下層民眾受到更大的打擊，並引發了更大的挫折。由於左派的力量受制於過去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而不易再興，因此對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抗議的發言權就落到了右翼的民粹主義手中，並從盎格魯・薩克遜的自由主義核心──英國與美國──開始，引發了巨大的政治風暴，讓排外的右翼民粹領袖執掌了大權。

自由主義的分配問題也在高度整合的國家間出現。歐盟雖然在經濟上一向強調重新分配，並對於發展弱勢的東南歐挹注資源，但是前段班與後段班的歐盟國家在生產力上始終存有巨大的差距，而且在單一市場的體制中益形惡化。在不受管制的情況下，東南歐的人力與資源大量地向北流動，而不勝負荷的公共開支又讓這些國家背負鉅額債務。一旦經濟危機到來，前後段受創程度大不相同。由於「歐洲認同」並不堅牢，前段的國家不願意如同對待國內落後地區一樣地幫助後段國家，於是各國間裂痕出現，一向喜愛獨善其身、「光榮孤立」的英國便選擇了脫歐，而且不論經濟與政治代價如何高，也始終不悔。

自由主義下的分配不僅出現了在各國內部與整合區域中「拉開」的困擾，也出現了在強權間「拉近」的麻煩。中國大陸是少數在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下快步追上的國家，而這和其採用了當年東亞「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模式有很大的關係。此一模式造成戰後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經濟快速而持續地增長，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中共在文革的騷亂與蘇聯東歐共黨政權快速傾倒後痛徹覺悟，拋棄了過去僵化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而以國家的力量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取得了飛躍的進步。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是一種重商主義，全力推動出口並積累大量外匯，以作為投資與成長的基礎。中國大陸巧妙地利用了冷戰後全球自由主義的氛圍，一方面大舉進入國際市場，一方面對於本國的企業進行扶植並製造世界級的產業冠軍、高度政治性地控制國內市場的開放、用盡方法學習與取得西方的進步科技、對於資金的方向進行策略性的調控，並且制訂發展先進產業的戰略計畫。這些積極的國家作為，使得自由市場在中國被有條件的引入，其目的是達成國家發展產業的具體目標。中國的企業不論公私，都在黨國體制的嚴密控制之下，被賦予國家的使命。這種獨特的設計，使得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當中快步趕上，很快地超越德英法等歐洲國家，在2010年追上日本，並與美國競爭世界第一的地位。面對這個「拉近」的分配困擾，美國逐漸感覺其經濟、科技、政治、軍事，甚至意識形態的優勢都受到威脅。於是一個「修昔底德陷阱」形成，既有霸權的美國和挑戰者的中國進入了「權力轉移」的危險局面當中。

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分配問題，就這樣催生了各國內部的政治變動、高度整合國家間的相互爭執，與兩大強權間的激烈競爭。於是民粹主義大興、歐盟瀕臨危機，而美中之爭眼看將要開啟冷戰2.0，全球秩序因而面臨重組。處於這些問題根源的，居然就是美國所一貫提倡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沒有全球資本主義就不會出現一次次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右翼民粹主義的勃興、歐盟的內爭與衰落，也不會出現與美國比肩爭雄的中國大陸，和威脅著要把世界扯成兩塊的新冷戰。

局面已經出現了，這個世界要如何應對呢？子立教授是國際關係學者，他並沒有提到應該如何駕馭新自由主義，例如《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Thomas Piketty所主張的全球稅制改革，而是以現實主義的精神，來探討個別國家在區域整合危機與新冷戰的格局下所可能採取的策略。對於歐洲而言，由於並非現狀霸權，也沒有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因此對中國的崛起並不必然會產生如美國一般的警惕之心與激烈反應。夾在美中之間，著重經濟利益的歐洲（特別是與中方經濟關係特別深厚的德國），所期待的是不選邊的位置。然而從傳統盟友美國傳來的強大壓力，對於北京分而治之政策的反感，以及香港國安法爭議所帶來的巨大衝擊都使得歐洲國家不容易採取兩強之間的位置，而需要有所抉擇。對於台灣，一意遏制北京的美國也有極為殷切的要求。自從1949年以來，美國對於台灣的態度絕大部分是由美中關係決定的。美中衝突時台灣的戰略地位就有所顯現，美中親善時台灣就被要求不要攪局。只是在美中關係不斷惡化、而美方又不斷地通過友台法案之際，台灣是應該抓緊機會一意強化與美國的紐帶，還是應該以本身長遠利益為考慮來決定與對岸的關係，也是一個不容易的抉擇。前者就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而言，是一個「小老弟」（junior partner）的角色，而後者則是「避險者」（hedger）的角色。前者是全面倒向美國，並且願為其馬前卒；後者是在安全上依靠美國，但是在經濟上希望與對岸密切交往，在美中貿易戰中儘量不選邊，在政治上也與對岸維持最低限度的共同語言。其實，在美中兩大國對抗之下，世界所有其他國家都成為了夾於兩強間的中小國家，面臨被迫選邊的困局。安全上與美國相善、經濟上與中國相交是過去大多數國家的抉擇，也就是避險在過去是優勢策略。但是當兩強開始全面對撞後，對中小國家的爭奪也就更為激烈，而各國的壓力也就倍增，這是大家的共同宿命。台灣與歐盟雖然在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這個大的結構中，卻是處於相同的地位。

在中小國家面對兩強的定位選擇上，理性的不選邊未必能夠成為主要的策略。特別是在兩岸關係當中，台灣民眾的統獨偏好與族群認同是一個關鍵的因素，而這又與兩岸的制度差異糾結在一起。「台灣主體性」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兩個對衝的理想。究竟這樣的心理因素是不是可以化約為物質變項，也就是僅僅反映著中國大陸的國力崛起、兩岸間的權力失衡、或是經濟依存度的升降，是有疑問的。在這裡出現了心理因素可能跳脫出物質結構的情況，也使得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與其他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出現了很大的不同。此一情況測試了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力，成為值得更進一步深入研究的主題。

在大多數國家雖然不想選邊，但可能卻必須選邊的情況之下，究竟這個世界會往哪一個方向發展呢？在許多美國官員的擬想中，這就是一個脫鉤和兩分的世界，各有自己的5G系統、生產鏈結、金融網絡、聯盟體系，將要相互競爭直到分出勝負。美國不會任由本身的霸權被中國大陸取代，而已經崛起的中國也不會放棄爭取和美國平起平坐乃至取而代之。雙方的領導人變遷可能會改變競爭的方式，但不會改變競爭的本質。台灣與世界上各個中小國家一樣是夾處在競爭的兩強當中，面臨選邊的壓力。此種新冷戰的情境猶如1950至1960年代的再臨，構成對於國內自由與境外安全最大的挑戰。新冷戰的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顯學，而對於中華民國的台灣而言，更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現存自由主義民主體制最需要發展的學術領域。子立教授的大作，來得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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