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國際關係新論

政治、公共事務-國際關係-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關係新論

作　　者：翁明賢、吳建德、張蜀誠、王海良、朱顯龍、王瑋琦、林文程、李銘義、李樑堅、余元傑、夏立平、馬祥祐、蔡宗哲、廖舜右、李明正、李黎明、黃清賢、葉怡君、蔡裕明、羅天人、楊仕樂、梁文興、許克文、戴振良、林信雄、朱家敏、王志鵬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國際關係
出版日期：2013/01/2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6956-9
書　　號：1PO1
頁　　數：500
開　　數：20K
定　　價：520元
優惠價格：468元

投影片(請電洽，僅供老師索取)

　　國際關係是一錯綜複雜的學門，牽涉到許多方面的專業知識，所涵蓋的主要議題，都是人類在歷史中必須面對的難題；有衝突與戰爭，有合作與和平，也有競爭和發展。藉由國內外大學院校與智庫的優秀教授群，採取集思廣益、分工合作、互相研討之方式針對國際關係作全盤、客觀、中立之探討，對國際關係之發展投入心血、戮力研析，始能全盤了解、窺其堂奧；藉由教授羣之研究成果，對未來我國之外交、大陸政策，冀望有更穩健之制定與發展，俾促進整體國家安全。所以，本書集合兩岸三地近三十位知名學者，分別來自臺灣樹德科技大學、中山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屏東教育大學、高雄空中大學、台南大學、屏東科技大學、淡江大學、義守大學、實踐大學、南華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空軍官校、陸軍官校、中華經略國防知識協會；中國大陸與澳洲地區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學院、上海同濟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的教授群，針對國際關係之發展，加以探討研析。
　　《國際關係新論》本書內容取材豐富，引證資料具體而詳實，論點不偏不倚，切中要點，客觀平衡地提供讀者宏觀的思考與微觀之分析，針對國際暨兩岸關係理論與實務，作整體分析與探討的專書。所以，本書不僅可提供大學部與研究所的國際與兩岸關係課程之用書，亦有助於兩岸與國際關係、軍事、外交、戰略研究者之後續參考；因此，本書具有研究與實務之多重價值，更可供兩岸政府決策階層制定政策之參考。希望本書，強化這個領域的諸多知識，並為大學與研究所學生理解現代國際關係的奧妙，讓青年學子可藉由閱讀本書，進入國際暨兩岸關係的理論與實務的殿堂，也凸顯本書的意義與學術實用之與價值。

廖舜右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李明正　大仁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李黎明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黃清賢　國立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葉怡君　高苑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兼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
蔡裕明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助理教授、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羅天人　大仁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楊仕樂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梁文興　陸軍官校暨樹德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許克文　正修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戴振良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萬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林信雄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朱家敏　空軍官校兼任講師
王志鵬　中華經略國防知識協會副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翁明賢　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吳建德　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張蜀誠　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兼副執行長
王海良　上海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中心秘書長
朱顯龍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王瑋琦　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副教授兼顧問
林文程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兼院長
李銘義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副教授兼所長
李樑堅　義守大學EMBA班副教授兼執行長
余元傑　嘉南科技大學南瀛文化創意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夏立平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馬祥祐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蔡宗哲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助理教授

第一篇  國際關係理論與變數

 
第1章  國際關係理論之主要學派
蔡宗哲

壹、前言
長久以來，國際關係的論述大多零星地散見於他們的歷史學、政治學、地理學、哲學和法學的著作當中。一次大戰前，國際關係仍是以各國的外交史做為基礎資料而來闡述，自一次大戰後，國際關係的學術著作才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才開始有更為明確的研究定向。
二十世紀中期以來，國際關係理論出現三次大辯論（great debate） 。首次辯論係1940 年代至 1950 年代理想主義對現實主義，辯論的核心在於國際關係本質。第二次辯論發生於 1960 年代，係傳統主義對行為主義，主要針對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選擇問題。
關於國際關係理論第三次大辯論，學界有不一說法。在國際關係文獻實例上，第三次大辯論所呈現的兩大派別，學者所使用名稱略有出入 。例如：Yosef Lapid（1989）則概括區分為「實證主義VS後實證主義。」 ； Mark Neufeld （1993）區分為「實證主義VS詮釋主義」 ；Robert Keohane（1988）、Ole Waever（1996；1997）區分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 ；Emanuel Adler（1997）區分為「理性主義vs.詮釋／相對主義」。John Ruggie（1998）則區分為「新功利主義vs.社會建構論」 。儘管學界對於國際關係理論的第三次大辯論之界定仍尚未有完全的定論，然由之前國際關係研究，所針對之本體論、認識論以及方法論的討論，對是應於西方後實證主義思潮，國際關係意涵與分析層次的影響。本章以拉皮特（Yosef Lapid）的見解為基礎，以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辯論為「實證主義」（Positivism）對「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
第三次辯論大致可分為二大階段，首先第一階段先介紹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爭論。再來第二階段再介紹其中新自由主義被視為與新現實主義逐漸趨同後之「實證主義」（Positivism）、「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與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初期主要是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爭論，唯該二者均呈現強烈實證主義取向為主的新實證、理性主義（或新功利主義，Neo-Utilitarianism）的合流趨勢。因此時至1990 年代迄今，做為針對理論進行自我反思探索「理論反思」（theoretical reflexivity）之後實證主義學派（Post-Positivist Schools）與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同時蓬勃發展，對於以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實證主義，與逐漸呈現挑戰的趨勢 。
以下將分別敘述三次大辯論重要內涵，從中點出國際關係重要理論基本核心命題間對話、力抗、合流、解構及再建構論述脈絡。

貳、第一階段的辯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國際關係學發展史上第一次辯論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0 年代至 1960 年代。維也納會議以來的大國均勢政策帶來的歐洲百年和平局面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打破，並給人類生存與世界和平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因此，要如何消彌戰爭、維護和平的終極問題，成了當時政治家與國際關係學者最關心的議題，而此時做為社會科學主流思想的即為理想主義（Idealism），所關注「國際關係應如何」（what ought to be） 。以下針對理想主義核心概念進行說明： 

一、主要觀點——自然狀態學說
認為和諧是人類自然狀態的固有的性質，人類的自然狀態是與公正、理性和人類福利相關的，平等、自由是人類的自然權利。

二、人性為善，具有利他本質，因此能夠相互幫助及合作
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是善良的，並且是可以教化的；強調通過道義和精神教育可以喚醒人類的良知；而且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彼此間的相互學習，可以充分發揮人類的理性，從而達到防止戰爭的目標。 

三、人性中關心他人福祉的本質可以創造進步
自由主義的理論基礎是從啟蒙時期以來人類崇尚的「理性」與「自由」為出發點，可以說是人性樂觀主義。因此，維護世界和平要靠人民和群眾力量的觀點。

四、人類惡劣行為係來自不良制度及結構安排
自由主義者認為人類惡劣行為並非源自人性，例如戰爭乃因國際體系之缺陷所造成，因此可透過利益協調而避免戰爭發生。

五、戰爭並非不可避免
自由主義者認為降低其發生頻率並根除爆發戰爭因素最重要；另外強調符合國際道德行為的國家外交政策。

六、戰爭及正義係國際問題，需要集體或多邊國際努力
自由主義者威爾遜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應建立一個可以維護界和平與安全為目的國際組織，也就是國際聯盟，才能具體落實國際的和平與正義。「十四點和平方案」的核心。

七、國際社會須透過制度來消除造成戰爭衝突等之無政府狀態
國際法和國際組織是自由主義的兩大支柱，自由主義也依靠著他們追求國際社會的永久和平和國際間的正義。因此自由主義者認為：國際間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各國因利益矛盾而採取權力平衡以維持世界和平，一戰的實踐證明此模式無效，故應設立國際機構運用集體安全，集體制裁來維持世界和平 。 
基本上，自由主義是一種樂觀主義學派，卻也因此廣受批評為一烏托邦式的學說 。雖然威爾遜將民族自決，裁軍和公開外交等政治原則道德化，理想主義無法處理1930 年代德國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與日本的軍國主義的發展，再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更使得理想主義的主張幾無說服力。

相對於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第一次大辯論的另一對手是現實主義（Realism）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之下，形成於 1930 年代，發展於1940 年代遂成為國際政治的主流思想，至 1950～1960 年代已於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基本上，現實主義學派的理論發展是奠基於理想主義的批判上 ，在西方社會科學領域形成頗 具影響力的第一次論戰，代表人物如英國學者卡爾（Edward H. Carr）、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在知識建構上，現實主義則是主張必須認清「國際關係為何」（what is it）之課題 。以下針對現實主義核心概念進行說明：

一、世界政治本質的爭論，即人性為惡
馬基維利（Niccolò Machiavelli）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政治思想哲學理念，人類本質就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殘酷、骯髒、不堪，因此國際體系須設法避免成員間相殘 。

二、自然狀態：國際社會顯著的特徵為無政府（anarchy）狀態
現實主義的自然狀態即霍布斯「人人為敵」，將其置於國際社會就形成一種國與國之間相互為敵、弱肉強食的無政府（anarchy）狀態。因此國家須靠本身的力量來保障國家安全及追求國家利益，而「生存（安全）」乃各國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國家利益。

三、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者
現實主義者認為，從1648年威斯發利亞條約起，主權國家就是主要的成員。基本上古典現實主義者是國家中心論者，也就是認為國家是整個國際社會的唯一行為者，國家因而能夠獨立地確立自己的國家利益，制定並執行一國對內及對外的政策。國家的目標卻具有整體性和統一性，只有這些整體、統一的目標才能夠構成國家的利益 。儘管受到國際間政府組織以及跨國企業的挑戰，和其他權威相比，國家主權在國際關係中依然是最強大的角色。同時，國家被視為單一的主角。因為國家的主要問題被侷限在國際體系中，國家行動被視為主要在回應外在變化，而與內政無關。

四、國家尋求權力或安全的極大化
以權力界定利益的概念是政治現實主義研究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徵，政治家的思想和行動以利益為準，而利益又以權力為準，此對於政治家的行動，提供了合理的方向和規律，因而形成了一國外交政策的連續性 。因此各國基於自利，關注的焦點在於如何擴充本國的權力 。

五、國家是理性的行為者
國家在行動之前，會先計算利益與成本，採取理性的政策以達到權力或安全的目標 。國家是依據「國家利益」來行事，且以「理性前提」，而避免有關動機和意識型態偏好的謬論。所謂「國家利益」是可以被分類和排序，其中包含國家生存、獨立自主、政經利益、意識形態價值利益等，但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由決策者主觀決定。
以每個國家的理性行為同樣可解釋國際合作為何不會成功：因國際合作固然對各國有利，但受到彼此競爭壓力及合作力量的不對稱性影響，追求「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的誘因更甚於「絕對利益」（absolute gains）的增加，使得國際合作困難重重，這種「合作有利但卻拒絕合作」的國際現象，即所謂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

六、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會依靠威脅或使用武力以確保他們的目標。
因此外交政治即為「權力政治」，而軍事力量則是重要的權力工具。每個國家若均以自助原則獲取生存，很不幸的最終會採建立軍備的途徑，以武力去威脅敵人或保護自身的利益與安全，但也會導致軍備競賽，造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產生 。

首次辯論為理想主義對上現實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自由主義獨領風騷，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國際聯盟失敗，使得理想主義形同破產；使得現實主義崛起，特別在大戰結束後美蘇兩強形成對峙關係，更強化現實主義論點。雖然其在對於｢互賴合作｣上、經濟對政治的影響等解釋力不足，然此次辯論，現實主義顯是贏家。

參、第二階段的辯論：行為主義與傳統主義 
第二次論戰發生於 1960 年代，辯論的雙方是行為主義學派（Behavioralism）與傳統主義學派（Traditionalism）。研究方法的辯論根植於對「知識」（knowledge）的看法，論戰的焦點其實在於方法論上、研究方法上（research method）的辯論。
行為主義學派主張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國際關係，知識可以理解任何事物。行為主義學派反對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等過往所強調的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視此等為傳統的或古典的理論，注重以及提倡實證的研究方法。行為主義者積極的想把國際關係研究變成科學研究，因科學方法體現理性主義內涵，認為「理性」（reason）係通向真理（truth）之唯一途徑，可獲得完全的知識。易言之，行為主義是重視演譯，相信只要具備理性的思維，即獲得全部的事實，進而認識真理。 
行為主義主張從經驗和事實出發探討國際關係學的因果關係，並以量化方式加以驗證；以自然科學方法代替傳統研究的歷史研究、定性研究和規範研究。科學行為主義進而提出了統計、模擬…等方法，以使國際關係的方法能與自然學科相聯繫。他們是用角色、結構、功能和互動等新觀念來替代權力、利益、主權等新概念 。
卡布蘭（Morton Kaplan）係代表該該觀點之代表人物，其認為必須運用理性模型於國際關係研究。科學行為主義對國際關係具有其卓越的貢獻，主要它是將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帶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論之中。以下針對行為主義核心概念進行說明 ：

一、研究方法上的主張
（一）提倡實證的或實驗的研究方法－整體研究（範疇分析和模式分析）、策略研究（博奕分析和決策分析）以及計量研究（統計分析、數量分析和電腦類比研發）。
（二）注重國際關係的數量變化的研究，把國際關係的一切活動看成是一個參數和變數的總和，認為國際關係研究正趨於計量化。
（三）在具體方法上，科學行為主義學派強調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著重於行為經驗的實證研究。
（四）力圖把其他學科中的理論概念框架、方法論和思想加以改造利用，特別包括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經濟學和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建構模式。
（五）注重行為體分析和層次分析方法。
（六）科學主義者雖不能完全避免在選擇課題、提出假設、制定分類方法時運用個人的判斷，但他們力圖超越個人判斷的範圍，採用不受個人偏見影響的演繹法或歸納法，用邏輯推理的數學推理來取代直覺性的說明。

二、行為主義的主要研究領域
（一）統合研究
（二）戰略研究
（三）衝突研究
（四）決策研究
（五）和平研究
（六）系統分析（國際體系研究）

傳統主義認為人們透過知識理解世界有限，因此堅持歷史、法律、哲學與政治論點的等傳統研究方法不可偏廢，且應是國際關係的研究基礎。傳統主義偏好解釋國際關係的歷史脈絡，並重視歸納。傳統研究學派批評行為主義學派過於強調實證而忽略哲學、歷史與倫理等因素，認為許多社會科學的事務或人類的心理因素根本就難以量化。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係代表該觀點之代表人物。霍夫曼則是強調透過史學研究，從中建立通則，並不把國際關係當作是科學。同時，傳統主義認為理解真理的途徑很多，「理性」只是其中一條路，此外人們不可能獲得所有的知識 。以下針對傳統主義核心概念進行說明 ：
一、研究方法上的主張
傳統主義注重國際關係的質的變化，把國際關係看成是一個歷史進程，堅持傳統的哲學、歷史學研究方法。注重概念的基本屬性和主要功能的規定與研究。在具體方法上，強調歷史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以及相互內在聯繫的研究，注重事件分析。注重對國家行為體的分析，而較少關注國家之外的行為體和國家行為體本身內部的各種複雜因素的分析。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規範研究，認為法律、哲學、歷史、倫理學仍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基礎。

二、傳統主義的主要研究領域
（一）權力政治研究及戰爭與和平理論
1.權力政治學者提出，無政府狀態和等級狀態是國際衝突及其解決的兩面。
2.權力政治學者指出，在無政府的和等級的國際體系中，解決國際衝突的戰爭的主要手段是通過各國的「自助方式」。
3.權力政治學者認為，戰爭與衝突的最重要根源來自人性本身（生物功能），解決國際戰爭與衝突主要不能依靠訴諸人的良心內省或任何倫理道德。
4.權力政治學者同時認為，戰爭與衝突還有重要的心理學的社會學根源。
5.他們認為，二十世紀隨著核武器的發明，人類戰爭與衝突形勢發生了質的改變，國際衝突解決必須擁有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的特點。
6.他們重視外交領域的全球擴展及其對國際衝突解決的含義。
7. 將和平分為三種類型：均勢、霸權、和帝國和平。
8.他們雖不完全排除未來比較理想的國際衝突解決方式的出現，但他們更關心當下的國家間利益的摩擦與爭鬥。
9.將國際政治區分「低級政治」和「高級政治」。
（二）外交政策研究
1.認為外交在國際政治中具有不同尋常的價值。
2.外交是一門藝術。
3.外交有明確和有限的目標。
4.外交應儘量避免與意識形態掛鈎。
5.外交與國際關係的道德不能以理想主義標準衡量。
6.外交的主要手段是把握力量平衡。
7.外交與內政間存在著複雜的有機聯繫。
（三）地緣政治研究。
第二次大辯論發生於1950年代，係對國際關係研究方法之爭辯，為歷史研究對行為科學研究之爭辯，行為主義明顯獲得勝利外，給國際關係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對國際關係研究產生深遠影響，這個學科朝向科學研究發展趨勢，國際關係的研究方法論才會有不斷向前生長的空間 。

肆、第三次的辯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社會建構主義
第三次的辯論呈現明顯的階段性，辯論顯為精緻 。本次論戰可分二個階段：第一階段係自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初期主要是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爭論。檢視第二次辯論，行為主義成為贏者，這隱含國關研究朝向科學研究的趨勢，實證主義影響再次獲得提昇。當代前主流理論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度主義（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等都呈現強烈實證主義取向。
第三次的論戰的二個階段：係自1990 年代迄今則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實證主義，對上後實證主義學派（Post-Positivist Schools）、反思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同時蓬勃發展 。
第三次的論戰的第一階段的登場：因應國際情勢發生重大變化，全球的權力結構逐漸分散化，新現實主義提出體系（system）以及結構的（structure）分析，做為對傳統現實主義的修補，學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認為結構現實主義有異於古典現實主義者包括了：體系論、權力結構分析及國際合作等面向 。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為華爾茲（Kenneth Waltz），以下針對傳統主義核心概念進行說明 ：
一、體系結構理論
新現實主義者認為一個體系包括兩個變數，其一是單位，其二是結構。諸多國家行為體根據自身力量的權力決定在體系中的排列，也構成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結構。

二、體系結構的要素
體系結構構成的三個要素，包括：第一，國際體系是無政府而非等級的－此為不變的要素；第二，國際體系是由功能相同的國家行為互動體構成的－此亦為不變的要素；第三，國際體系的變化是由體系內力量分布不同引起的－此為變動的要素。因此，國際體系除非發生重大的革命事件，否則結構具有一種持久性，要隨著結構發生了變化，其可以改變行為體的行為，同時也可改變行為體間的互動結果。
 
三、權力與安全觀
華爾茲則認為國家最終目的是要藉權力而獲得安全，權力僅是實現安全目的的一種手段。權力在體系中大小排列形成結構，權力的變化引起結構的變化。此與古典現實主義者摩根索所提出：權力等於利益，權力更是等於目的，顯有不同。

四、均勢理論
華爾茲認為通過國家權力護持戰略的「制衡｣（balancing）VS「搭車｣（bandwagoning）二分法，主張「均勢自動生成論」，在結果的意義上強調制衡傾向的規律性和必然性。

不滿於新現實主義於國際關係分析上的論點，新自由主義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新自由主義的主要論點為：
一、國際合作
新自由制度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同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狀態，每個行動體在個體主義的理性思維下，以利己的國家利益做為考慮之背景下，易出現「囚徒困境」的現象。以上推衍與現實主義有相當類似之處。然接下來，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認為，國際社會需要用典則（regime），來降低誤判與欺騙，國際社會的成員均具有理性與功利至上極大者（a rational utility－maximezer） ，對外行為即是要追求國家的利益為依歸 。然而要如何解決「囚徒困境｣呢 ？新自由主義者提出了解決之道：
（一）重複博奕：重複執行博奕的互動持續發生，國家最終會發現共同合作是每個國家最好的選擇，因此國際之間的合作就很容易實現。
（二）集體行動目標的達成與合作伙伴國的數量成反比：新自由制度主義認為在國際合作的環境中，參與者愈少，其彼此間的透明程度即愈明顯，愈少的參與者則典則的形成愈容易。
（三）多領域、多層次的博奕：國際事務各個的領域相互聯繫，且不斷進行討價還價的過程，有助於合作的實現。
（四）互惠利益：國家間乃基於互惠利益（reciprocity）而非單純為道德聲譽（reputation）來進行合作。自利是國家的特色，但卻不一定會產生衝突 。國家間乃基於其所關心的是他們國家絕對利得（absolute gains）而非其他國家到底可以獲得多少利益之相對獲利（relative gains）以進行合作 。
二、國際典則
國際社會可以是一個無政府，但卻有可能是個有序的社會 。新自由制度主義強調典則（regime）的作用，他們認為有效的國際典則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典則是國際穩定的主因；第二，典則可以降低交易成本；第三，典則可通過國內制度以改變偏好，國際安排改變社會集團的權力、信仰和目標並改變了它們對外的政策，限制了國家主權以及其偏好和價值方面 。
國際典則乃基於相關國家的合作意願所產生，這種合作國際典則之成功與否，端視成員間是否具有共同利益、制度化的結果是否可以影響成員國家之行為等條件而定。 而國家在國際典則中之行為端視國際典則之設計與具體的外在條件及國內因素而定 。 
三、互賴理論
所謂「互賴」所指的是以國家之間或不同國家之間的行為體之間以相互影響為特徵的情形 。因為通訊、交通和軍事技術迅速和持續的發展使世界正變後越來越小，而且日益導致國家、民族國家、國家體系等在爭取人類福利和安全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越來越小 。「互賴」有三個特徵 ：
（一）國際體系內各種不同層次、規模大小、數量龐大之行動者（actors），且彼此之間越來越緊密連結：包括了政府精英之間的正式聯繫或對外部門的正式關係、非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聯繫（包括了面對面的交往或通過資訊的聯繫等）其中新的非國家行為體－如跨國企業（多國籍企業）、非政府性國際組織以及各種形式的國際組織的角色益形重要與更具影響力，通過非正式渠道影響著政府決策、國民經濟、國際市場以及國家間的關係。
（二）國家間相互連結的議程包含了許多沒有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的議題，需強調的是軍事安全並非始終是國家間的首要問題。
（三）當合作的互賴普遍存在時，一國政府對他國政府動用武力機率變小。
另外，國際關係中也從單一型的互賴轉變成「複合型的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即從研究經濟上的單一相互依存到研究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在內的複合相互依存出現的，其中尤其重視非高層政治面（社會領域）的全球相互依賴度的確是已增加，此種互賴可稱為「複合式互賴」 。「複合式互賴」係通過「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兩種權力形式，成為該關係的根本特點。此二種權力形式，透過不同領域的權力模式由於面臨不同的資源環境和運行規則，即雙方都對對方的有關政策表現出某種敏感性，但由於雙方依賴程度可能不同，各自的敏感程度也有異，而會產生出不同的力量排列，而參與其中的行為體也會顯示出不同的影響力。某一個國家行為體在軍事實力和經濟總體上的優勢並不能使其壟斷所有的問題領域的最終決策權 。
第三次大辯論的第一階段，係由新現實與新自由主義先行登場，然而接踵而來的冷戰結束給了國際關係思維帶來強烈的衝擊。瞬息間發生轉變改變國際關係的環境、權力結構、與國家間的互動關係，然而面對冷戰的結束、蘇聯的瓦解,也非新自由主義所認為係來自於制度的壓力，也非新現實主義所認為係來自於戰爭的爆發或國際間權力的演變。因此主流理論的解釋性廣被各方質疑。
另一方面，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二者間從論爭到趨同越來越明顯，因二者均呈現強烈實證主義取向為主的新實證、理性主義（或新功利主義，Neo-Utilitarianism）的合流趨勢 。
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辯論第二階段為「實證主義」（Positivism）對「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本文以拉皮特（Yosef Lapid）的見解為基礎，前者為以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實證主義；後者則為1990 年代迄今，做為針對理論進行自我反思探索「理論反思」（theoretical reflexivity）的後實證主義學派（Post-Positivist Schools）。所謂「理論反思」係因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解構意涵，跳開理論既定框架，以檢視理論意涵，知識、研究方法及理論構成所隱含權力關係及歷史脈絡，故稱為「後設理論」（meta-theory）研究途徑。
國際關係理論一如其他早期社會科學，受到實證主義諸多影響，隨著時間演變，已經形成涵蓋不同假說與學派實證主義之大流派，檢視其認識論、方法論及本體論等不同層次意涵，實證主義以下四大重要概念，簡述如下 ：
一、客觀主義（Objectivism）
可獲取理解世界事物之客觀知識，不論該知識是否來自主觀經驗。科學知識具價值中立之特性，隱含對事實與價值分立之假設。
二、自然主義（Naturalism）
人類及社會皆屬於單一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爰可從單一科學方法來探究其奧妙之處。科學方法論隱含自然主義（Naturalism）內涵，因社會生活亦為自然整體一部分，故社會領域與自然界同樣存在相同規律性，行為規律性可超脫時空，並符合與主體與客體分立之原則。
三、經驗主義（Empiricism）
關於瞭解這個世界的知識最終僅能由經驗來判定。實證知識因為其對應可觀察及經驗領域，故為可信。
四、行為主義（Behaviorism）
生命僅為致力於社會科學目的之四肢活動 。

從操作概念，實證主義指涉對研究所採取的認識論看法，隱含對某些方法論或研究方法之取決。
第三次的大辯論一方面反映當代社會與政治理論發展的趨勢，另一方也呈現國際關係研究出現後實證或反實證的思潮。來自歐陸批判思潮對當代主流國際關係理論之解構力量，擴大許多如全球社會、非國家行動者、認同社群、社會建構以及種族/階級/性別等分析層次分析範疇及議題，「理論反思」為第三次辯論精神內涵，所謂的「反思」就是審視理論前提假設，並認識到每個典範都隱含某一特定政治規範。後實證主義理論與傳統理論的辯論雖在進行中，然而後實證主義理論如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等成為弱勢理論卻是不爭事實。溫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構主義定位為採取中間地帶，成為係獲得較多認同學派，其試圖將一些後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和實體論前提與實證主義的理論結合。易言之，建構主義己非純粹之後實證主義理論。建構主義的主要論點為： 
一、國際關係理論之後設理論的檢視
温特把國際關係理論區分為四種類型，可做為一個後設理論的檢視，頗有參考價值，相關矩陣分析如下 ：
（一）整體主義／物質主義（包括世界體系理論、新葛蘭西主義）。
（二）整體主義／理念主義（包括世界社會理論、後現代國關理論）。
（三）個體主義／物質主義（包括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
（四）個體主義／理念主義（包括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
温特將其國際關係理論定位為第二類型的理論，即整體主義／理念主義的理論。建構主義的主要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國家身分理論、國際體系結構理論和國際體系進程理論等。該理論認為 ：
1.國家是國際政治理論的重要分析單位。
2.國家身分觀念的形成，建構了國家的利益觀念（主觀利益），而利益觀念又導致與其他屬於一致的國家對外政策和行為。國家只有在國際體系中確定自我身分或自我認同後，才能相對地確定其利益範圍、程度或數量。國家身分利益是社會結構所構成的 。
3.國際體系的本質是基於對物質意義認知的觀念分配，國際體系的關鍵結構是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而不是物質的；它是由內含於國際制度的共有理解 。
4.國際體系的變化是一種文化選擇的結果，國家在彼此的互動過程中，通過複雜的社會學習（complex social learning），形成新的集體認同，這時國際體系就發生了改變。集體認同形成的主要變量包括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等因素 。

二、無政府狀態下的國際體系文化
溫特認為主流國際政治，尤其是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理論來自於這樣一個假定，提出三種類型的無政府狀態下的國際體系文化 ：
（一）霍布斯文化
此種文化也分別建構了「敵人」的身分關係。霍布斯文化中行為體相互敵對，任意地使用暴力以圖消滅或統治對方，霍認為這是人的自然狀態（戰爭狀態），因而殘暴與衝突是霍布斯文化下的國際關係之特徵。
（二）洛克文化
此種文化也分別建構了「競爭對手」的身分關係。洛克文化中，行為體的競爭對手關係，使各國擺脫了殘暴的戰爭狀態（自然狀態），競爭與合作構成了洛克文化的國際關係之特徵。
（三）康德文化
此種文化也分別建構了「朋友」的身分關係，而基於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則使行為體培育出朋友關係的身分和認同，行為體之間的關係模式超越了競爭與合作，不僅不以對方為敵，而且將對方的利益「內化」為共同體的利益，並由此建立了新的合作觀念。

三、國際體系的進程理論
（一）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素
溫特認為國際體系的變化來自於行為體在國際社會中的互動與實踐的。國際體系的變化際上是基於角色關係的文化體系。
（二）國際社會進程與國家身分的形成
國際體系文化的構成是由行動者之間的角色和結構所決定，同時，角色和結構是指行為體相對於主體的位置。如同以上分析，國際體系中可以存在敵人、對手和朋友等不同的體系文化三種角色結構。而身分形成可透過的兩種邏輯形成 ： 
1.模仿
建構主義認為集體認同的轉換是通過社會模仿、簡單及複雜的學習等管道得以形成集體認同。
2.社會學習
即認為行為體的個別內化方式，必須根據對社會規範的服從程度來影響行為體。

四、建構主義的觀念、利益與規範
（一）觀念與利益
利益的產生是由觀念建構出來的，所以利益的形成必須要有「主體間性」的承認 。對決策者理念的分析有助於全面的理解他們的對外行為及可能產生的結果 。建構主義認為，社會環境是由觀念建構而成，觀念的形成是來自於社會的實踐，並在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 。
（二）觀念與規範
建構主義認為，規範屬於一種社會約定，包括了規則、法律、習慣、習俗等。社會規範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他們創造出行為模式 。從信念誘導的立場出發，認為共享期望或規範是主體間的信念，根植於社會實踐，並在實踐中得到新生命 。行為者為什麼要遵守規範。導致制度動力反對他們自己的利益，制度的動力同時也塑造了他們的利益 。
伍、結語
國際關係理論在百年內的發展與變化一日千里，因此若將其置於時間的縱軸，再來檢視理論間的對話，是較好理解的一種方式。
第一階段的辯論係由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進行對話，學者西伯里（Paul Seabury）指出 ：「在哲學意義上,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是看待事物本質的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現實主義以事物的本來面目來看待和接受它，理想主義具有理想化的習慣，傾向於用理想的形式來描述事物,或渴望事物採取這種理想形式。」而這正說明了兩種相互對立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最佳寫照。現實主義與理想主義對國際關係觀點，反應出其對「人性」（human nature）之兩種角度與不同的政治哲學信念。
第二次論戰發生於 1960 年代，辯論的雙方是行為主義學派與傳統主義學派。研究方法的辯論根植於對「知識」（knowledge）的看法，論戰的焦點其實在於方法論上、研究方法上的（research method）辯論。
第三次辯論開始，國際關係理論探索，才正式出現非實證主義觀點，形成以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實證主義」，對上包含後現代主義、批判理論、建構主義、女性主義及後殖民主義等「後實證主義」，其之間的產生的對抗與對話關係。第三次辯論特殊處在於「後設理論」之「理論反思」過程，即先質問理論構成所涉及認識論觀點、對於差異之界定與處理過程、社會脈絡下權力關係等，這些都涉及人類意識的作用。該次辯論已經跳開既有理論架構或論點，而是從一個更廣泛的概念體系中探索理論的選擇。然實證主義雖假定有跨越時空之實存客體，其在解釋國際關係的透析力仍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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