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人類思想史後篇：衝擊權威與平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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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思想史後篇：衝擊權威與平行真理

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

原文作者：Peter Watson
作　　者：彼得‧沃森
譯　　者：南宮梅芳、高錄泉、韓同春、苗永姝、姜倩、劉織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大歷史
出版日期：2015/02/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7970-4
書　　號：1WH4
頁　　數：612
開　　數：長20K
定　　價：720元
優惠價格：648元

　　本書始於近200萬年前手斧的發明，揭示出在人類和語言出現之前，一切最重要的概念是如何開始的。接著，以寬廣的視野展開思想，認為我們賴以生存的是逐漸形成的一些至關重要的思想，也正是這些思想史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
　　除了人類最初語言詞彙、藝術起源，還描述了書寫產生、古代法律思想，以及祭祀和靈魂在宗教持久不衰的原因。並解釋科學、醫學、社會學、經濟學和資本主義是如何產生的，亦解釋新大陸發現如何改變人類思考方式等。

彼得‧沃森

出生於一九四三年，就讀於杜倫大學，倫敦大學和羅馬大學。出版十三本著作，包括《20世紀思想史》，並被翻譯為17種文字出版。此外，主持有關文化藝術的電視節目。自一九九八年以來，一直在劍橋大學麥克唐那考古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

沃森獨具慧眼，能夠使歷史中蒙塵的名字再次鮮活起來。本書對精神生活的熱情令人振奮，強調智力的歷史不可思議地獨立於技術，而它的視野也更為全球化。
──《倫敦時報》

沃森才思敏捷，能夠巧妙地化繁為簡……這是一部宏偉的著作……人類思想的歷史應該在這樣的規模中討論。
──菲利普‧費爾南德斯-阿莫斯圖，歷史學家，《標準晚報》

這是一部特別的新作……關於「思想」的歷史，這是前所未有的。
──諾埃爾‧馬爾科姆，《星期日電訊報》

一部歷史領域的傑作。將西方思想從禁錮至深的文化狹隘主義中解脫出來，令人耳目一新。旁徵博引對於那些渴望引人入勝的精采敘述的讀者而言，將是無價之寶。
──約翰‧格雷，倫敦經濟學院歐洲思想教授

第十六章  「上帝和人的仲介」：教皇進行思想控制的手段
亨利四世在卡諾薩／亨利與格里高利七世
一○七七年一月末，正處嚴冬，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Holy Roman Emperor Henry IV）來到了卡諾薩（Canossa），義大利北部城市帕爾瑪（Parma）東南方二十英里處的一座城堡。亨利當時年僅二十三歲，身形健壯，精力充沛，長著日耳曼人典型的藍眼睛和亞麻色的頭髮。他來卡諾薩探望住在城堡中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此人被稱為「教皇中的朱利斯．凱撒（Julius Caesar）」。當時五十出頭的格里高利，後來被教會尊為聖人。但是，正如教會史學家威廉．巴里（William Barry）曾說的，他實際上是「人們所說的極度狂熱者」。早在那個月的初期，他甚至已經將皇帝驅逐出教會，表面上是因為亨利膽敢在德國任命主教，實際上是因為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制止普遍存在的買賣聖職、購買官位等行為，並且縱容神職人員（包括主教）結婚。【1】 
一月二十五日，亨利獲准進入城堡。據傳，他站在深雪裡，光著腳，禁食，並且只穿了一件長衫，在刺骨的寒冷中等了三天，格里高利才同意見他，同時也宣布赦免了他。在一場醞釀了多年並將持續兩百年的爭吵中，這種公開的侮辱是個戲劇性的轉捩點。
主教敘任權之爭
上一年的年末，格里高利在自己寫的《教皇訓令》（Dictatus papae）中聲明，「羅馬教會從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永遠都不會犯錯」。他宣稱，「任何人都不能對教皇本人進行審判」，並且「教皇的宣判，任何人都不能取消」。格里高利還宣稱，教皇「可以宣布免除臣民們對邪惡的人的效忠」，並且「所有君主都必須而且只向教皇行吻腳禮」；教皇「有權……廢黜帝王」並且「只有他可以使用皇帝的紋章」。【2】
這場激烈的爭執被稱為主教敘任權之爭（the Investiture Struggle），是一次為了控制教會事務而與世俗政權展開的曠日持久的纏鬥。其中，格里高利僅是第一位參與的教皇，其後有一長串繼任者跟隨他的腳步加入其中。【3】這場由他開始的鬥爭終結於一一二二年《沃姆斯協約》（the Concordat of Worms）的簽訂［法國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Calixtus II）一一一九～一一二四年在位期間），根據該條約，皇帝同意放棄主教敘任權，並且允許教會自由選舉。在歷史學家看來，這場圍繞主教敘任權而展開的鬥爭，或者說競爭，是一場廣泛開展的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可以稱為教皇制度革命（the Papal Revolution）。【4】它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將神職人員從皇帝、國王和封建貴族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獲得對手下神職人員的控制後，教皇這個職位很快就成為一位觀察家所稱的「可怕的、集權的官僚權力體」，一個集中了讀寫能力這項中世紀強有力工具的機構。【5】一個多世紀後的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任職時期（一一九八～一二一六），教皇的權力達到頂峰；也許在中世紀，甚至所有的教皇中，英諾森三世的權力是最大的，他曾坦言：「如同創世主上帝在天空安置了兩盞巨燈，亮一點的照耀白天，暗一點的點綴夜晚（《創世記》11:5,16），上帝也在所有教堂的天空放置了兩個值得尊敬的東西，崇高一點的主宰白天，即靈魂；稍次一點的主宰晚上，即身體。這些值得尊敬的東西就是教會權力和王室權力。並且正如月亮從太陽身上汲取光芒，而她的光在質、量、位置和效果方面都次於太陽一樣，王室權力也從教會權力身上獲得高貴品質的光輝。」【6】　　
這是挑戰性的言論，但事情遠不止如此。從一○七六到一三○二年，又有兩位強硬的教皇重申教皇職位的優越性，同時又有四位國王或是被驅逐出教會，或是受到了驅逐出教會的威脅。一三○二年的訓令《一聖教諭》（Unam sanctam）被普遍認為是中世紀教皇至上說的頂點，無疑，當時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把它當做是不斷延續最高權威的宣言。【7】但是，該教諭並沒有明確提及引發該教諭的法國國王菲力浦四世（Philip IV），他下令禁止本國錢幣的出口（這使教皇失去了豐盈的稅收收入）。兩個人之間本來是可以達成協議的，但卜尼法斯堅持要求絕對的服從，這激怒了法國國王，進而發布了一系列控告，對卜尼法斯進行討伐，其中包括怒斥其為異端。為此，教皇用另一篇教諭來加以反擊，企圖瓦解對菲力浦效忠的民眾；這種公開的侮辱對效忠於國王的支持者來說太過分了，他們衝進了羅馬東南方五十英里阿那格尼（Anagni）的教皇住所，逮捕了卜尼法斯。他很快便獲救，但一個月後就因驚懼而亡。繼任者很快就被選舉出來，但只在位九個月。從那之後，紅衣主教們爭吵了兩年，教皇波爾多（Bordeaux）才被選舉出來。他的周圍都是法國的紅衣主教，他定居在亞維儂（Avignon），在此後的六十多年裡（一三○九～一三七八），亞維儂一直是教皇首府的所在地。【8】這些事件震驚了整個歐洲，成為教皇命運中的轉捩點。從此以後，沒有一個教皇享受到像在《教皇訓令》和《一聖教諭》之間教皇享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從一○七五年訓令到一三○二年訓令，是教皇至上的一段時期，也叫做教皇專制時期，是歷史上最特別的時期之一。這段歷史隱藏著中世紀中期三次同時進行的鬥爭，三種雖然在出現時間和地點上相互交錯（有新聞價值），但從概念上來說截然不同的彼此競爭的觀念。關於誰更有地位這個問題，教皇和國王之間發生了第一次的鬥爭。這次鬥爭再次反映了神權的性質和在這種等級制度中國王的位置。在東正教會的國家中，國王宣稱是耶穌在世上的代表而得到了權力。而在天主教會的國家中，教皇利用聖彼得（St Peter）的使徒傳統，將權力授予國王。就像我們所見的，在西方國家因為城市和商業的發展，增強了商人階級的獨立性，使他們不會像以前的農奴和騎士一樣，為了國王的利益而發起戰爭。對國王權力的質疑越來越多，議會和社會等級越來越頻繁地表達新興階級和他們的利益。如人們有時候看到的那樣，如果教皇擁有比國王更大的權力，如果國王不再是至高無上的，國王們會越來越遵守法律。這是個很大的轉變。本章和後文將對這個轉變進行描述和討論。
我們應該考慮的第三個觀點是在前一章提出的，也就是對宗教信仰的新的理解，將其理解為一個人內在的東西，是可以從一個人身上找到的東西，是新個性的一個部分。在某些方面，這是個最有意思的問題。內在的信仰如果在神學方面講得通，並且像《聖經》裡顯示的那樣，可證明與耶穌的教導更一致時，對於有組織的教堂來說，實際上是一個起弱化作用的腐蝕劑。私人的信仰遠離了牧師或主教；而且私人的信仰可能會墮落成為非正統的，甚至是異端的思想。把這三個問題以及本章餘下部分討論的其他問題結合在一起的（雖然我們不應該再一次做過多的結合），是理性的（因此也是政治的）權力。如果國王和教皇要求神認可他們的地位和權勢，而他們之間卻存在公開的激烈爭論（就像他們所做的那樣），如果個人的信仰是實現真正的拯救的方法，那麼無論是從神學上還是從政治上來說，這難道不是一種新的形勢、一種新的困境嗎？這就意味著或許對於這種新的個性有一種觀點，對一個世俗世界有進行思考的新的自由。
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時期的幾個謎團，而如果我們要想完全了解中世紀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歐洲，理解這幾個謎團是至關重要的。例如，以上簡單的分析可以解釋為什麼兩位強勢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英諾森三世──卻出現在教皇的實權實際上逐漸減弱的時期，之所以說教皇的實權被削弱，是從較為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的；此外，也可以解釋紅衣主教學院（the College of Cardinals）和地區元老院（the Curia）成立於這個時期的原因：在新的心理和神學環境中，教堂暴露出其內在的弱點，成立這兩所學院只是在嘗試著加強教堂做為一個團體的凝聚力，同時也有助於解釋歐洲的歷史，尤其是英國、法國以及義大利的歷史。有些人試圖恢復君主的權力，但大都不是借助宗教手段：例如路易九世（Louis IX）的聖封和燒炭黨人以及金雀花王朝（the Capetians and Plantagenets）試圖透過「皇家觸摸」等手段來復辟王權的行為，他們聲稱這種觸摸可以治癒淋巴結核。但是此時，在英國和法國，商業革命剛剛結束，議會剛剛成立，而在城邦國家義大利，公社思想演變成一種完全獨立的（世俗的）權威。
當我們考察那個時期的思想史的時候，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是很重要的。它們與我們現代世界的產生密切相關，確切地說，正是這些事件產生了現代社會。正如我們要看到的，專業的歷史學家已經不再把文藝復興看做是現代的起源，取而代之的是，正如R．W．S．薩森（R.W. S. Southern）所說的，除了一七五○年到一九五○年這段年限差不多的年代，一○五○年到一二五○年這段時期在宗教、商業、政治以及學術上，是西方歷史上最重要的時代。教皇命運的改變與此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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