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現代世界史後篇：一八七○年起

歷史、哲學、宗教-世界史-通史
現代世界史後篇：一八七○年起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原文作者： R. R. Palmer 、 Joel Colton 、 Lloyd Kramer
作　　者：R.R.帕爾默、喬‧柯爾頓、勞埃德‧克萊默
譯　　者：董正華、陳少衡、牛可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大歷史
出版日期：2016/11/28(1版2刷)
ＩＳＢＮ：978-986-157-971-9
書　　號：1WG5
頁　　數：600
開　　數：長20K
定　　價：700元
優惠價格：630元

本書探討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過去幾個世紀已深深影響世界的各種衝突，然而它把這些轉變和事件都聯繫到廣泛的歷史性影響，例如經濟、科技技術發展、工業興起、思想傳播，以及西方文化與世界上其他各種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此外，更加入了地圖、圖表和插圖，使讀者更易閱讀和消化。

R. R. Palmer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一九三四年獲得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七年間先後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華盛頓大學和耶魯大學。作為法國大革命研究權威，以及美法兩國革命比較研究的先驅，Palmer曾先後擔任美國法國史研究協會主席、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同時也是美國哲學學會、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活躍成員，並被歐美多所大學授予榮譽學位。一九九○年，Palmer被義大利林琴科學售與費爾特里內利獎。
著有《十八世紀法國的天主教徒和不信教者》、《民主革命的年代：美國與歐洲的政治史》。

Joel Colton
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任教於杜克大學歷史系，曾任洛克斐勒人文科學獎學金與研究項目主席，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古根漢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成員。

Lloyd Kramer
康乃爾大學哲學博士，北卡羅萊大學歷史系教授，史丹佛大學、康乃爾大學兼職教授。

董正華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

用「現代化」的視角解讀現代世界史

用「現代化」概念來取代「西化」概念，這絕不僅是一個修辭上的問題，而是對觀察現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論」觀點的修正和突破。這在本世紀七○年代以來西方出版的近現代世界史著作中，有明顯的轉向。在這裡，我要特別推薦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帕爾默（R. R. Palmer）與科爾頓（Joel Colton）合著的《現代世界的歷史》 。此書的一大特色，就是以「現代世界」的形成為主線，從「現代化」的新視角來觀察近期世界歷史的進程。作者對「現代化」的涵義沒有嚴格的界定，但做為本書核心概念的「現代世界」（modern world）是不同於古代的「希臘世界」、「羅馬世界」、「拜占庭世界」或「阿拉伯世界」的。現代世界是從近世以來世界歷史進程的整體關聯性的觀點出發的。要了解現代世界，必須從歐洲開始，因為從十六世紀以來，歐洲在數世紀中建立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全球性的政治、軍事、經濟、技術和科學體系的綜合體，這是由歐洲及歐洲人移民後裔組成的國家所構成的「文明世界」。到十九世紀七○年代，世界上確實已存在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文明世界」。 按作者的觀點：「歐洲是世界上首先變成現代的部分地區，世界的其餘部分則正在進行一個持續的現代化過程，而現代世界正在變成一個日益相互連結的整體。」 作者稱此為「新的全球一致性」（a new global uniformity）。書中也使用了「西化」和「歐化」二詞，主要是用於俄國和日本「借助仿效西方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過程。 在區分「現代化」和「西化」兩個概念時，作者顯然把現代化理解為一個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歷史範疇。書中寫道：

　　二十世紀後期，全世界各民族都還在經歷「現代化」的歷程。它有許多形式，其中最明顯的標誌是飛機、超級市場、電腦技術和城市人口稠密。……結果之一，是在文明的某些方面出現新的全球一致性。現在已不再是「西化」的問題，如過去日本和俄國經歷過的那種情況，也不是人們有時警覺地指出的世界被美國化的問題。這是一個過程，美國人和歐洲人曾經起過主要作用，但它的產生畢竟是由於採用現代科學、技術、醫學、運輸以及電子通訊工具等的結果；哪裡採用這一切，哪裡便出現這種過程。看來，包括各種文化和種族的整個人類都有可能發展從事這些活動的能力，同時他們都有這種活動能夠滿足的種種需要。 

　　從「西化」到「現代化」，表面上看只是修辭上的變化，但實質上是對現代世界變革趨勢的再認識。就近代中國思想界對這一認識過程的演變而言，在清末以來關於東西方文明的日益激烈的爭論中，已出現所謂「新學」與「舊學」之爭。但「新」與「舊」是一個朦朧的概念。到「五四」前後，進一步認識到這是傳統東方（中國）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之爭。從朦朧的維新意識到較明確的現代意識，這在「五四」時代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已經出現。例如當時陳獨秀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等文章中即已認識到，中國的近世文明實質上仍是古代文明，而只有歐洲的近世文明才是真正的近世文明。「『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這是給西洋文明以明確的時代定位。到了三○年代，在有關「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文化」的論爭中，現代意識就更加明確了。哲學家馮友蘭曾指出從「西化」概念到「現代化」概念，是一種思想上的「覺悟」。他寫道：

　　現在人常說我們要近代化或現代化，這並不是專是名詞上改變，這表示近來人的一種見解上的改變。這表示，一般人也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的，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為它是近代的或現代的。我們近百年來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的。這一覺悟是很大的。即專就名詞說，近代化或現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實亦較不含混。基督教化或天主教化確不是近代化，或現代化，但不能不說是西洋化，…… 

　　從東西文化的分野到「現代」與「前現代」的分野，可說是從文化形態史觀到社會進化史觀的分野。關於「現代」概念的爭論，過去主要是哲學的和美學的涵義；而今天我們對「現代」的定位則主要是歷史學的，是現代發展意義上的。東方的西方化，這是一個西方的概念；東方的現代化，則是一個新概念，是第三世界發展中的新概念。

所有時代所有學科中的十九部經典教科書之一～～紐約時報
第一部晉身教科書榮譽殿堂的作品～～華盛頓郵報
教科書的黃金標本～～美國歷史學會（AHA）

第十五章　歐洲文明，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社會與文化

對進步的信仰，自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來已成為現代思想的核心。雖然有一些浪漫詩人、保守分子和社會主義者對現代技術和工業的後果進行過質疑，但十九世紀大多數人都持有一種觀點，即進步既是必然的，也是有利的。對現代生活所有主要領域——科學知識、技術發明、經濟擴張、憲政和基本人權的保護——的進步發展，自由主義者尤為樂觀，但絕非單是自由主義者將十九世紀後期歐洲人的優勢地位視為人類進步的歷史性證據。
　　然而也還有許多歐洲人認為，尚有一些人未能享受到現代文明的好處，工人在現代財富的分配中沒有獲得理應獲得的份額，婦女沒有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占有恰當的一席之地。故而，在這數十年裡出現的大眾新政治運動使人深信，它們是站在進步的一邊的，而事實上它們也往往能夠為它們所代表的集團爭取到新的權利和利益。
　　與此同時，科學本身在對自然的理論理解方面，以及在改造現代社會的技術發明方面，都繼續取得進展。不過也正是在這時，形形色色的思想家開始對科學知識的必然性表示懷疑，強調人類理性存在限制，由此，他們向許多支撐著大眾對人類進步的信念的文化假設提出挑戰。一九一四年前出現在歐洲知識界的這些新動向，開始侵蝕人們（至少是某些哲學家和藝術家）對人類歷史進步發展的信心，並動搖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樂觀情緒。進步思想仍舊是所有現代文化的一大主題，但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進步的限制和後果也正成為歷史反思、藝術表現和文化爭論的物件。

民主的進步：社會主義、工會和女權運動
　　手工藝者和勞動者階級從未用很欣賞的眼光看待資本主義或「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崛起，他們總是懷疑自由競爭、無控制的私人企業、曼徹斯特學派、自由貿易、供求法則、貨物和勞務的自由市場，以及那種經濟不受國家和政府支配的思想。這些都是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思想，而不是激進民主黨人的思想。在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中，民眾領袖曾反對過它們，英國憲章派也曾直言不諱地攻擊過這些在資本主義環境裡存在的思想；同時，社會主義思想在歐洲大陸上四處傳播，到處擴大影響。一八四八年，工人階級隊伍中有一個要求「社會」共和國的強大運動；儘管社會革命在當時失敗了，它的威力卻足以使統治階級觸目驚心，並且形成卡爾‧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隨著選舉權的到來，工人階級迫切要求實現社會立法，並利用他們的政治力量去贏得更大的實現社會民主的措施。
　　但除此之外，在獲得選舉權前後，工人為了改善他們的狀況，曾求助於其他方法。要反對那些控制著就業機會的資本占有者，只有兩種主要的行動方式：一種是消滅資本家，另一種是與他們討價還價。前者導致激進形式的社會主義，而後者導致工會的形成。社會主義在邏輯上意味著消滅私人雇主及諸如此類的人物，或至少瓦解資本主義大型企業。工聯主義在邏輯上則意味著工人有無數理由維持他的雇主在經營上興旺發達，以便在與他打交道時可以產生更好的經濟效果。工人階級運動就這樣包含了一個從未圓滿解決過的內部矛盾。
　　從事於工人事業的中產階級和受過教育的人，即那種運動的「智囊們」，如卡爾‧馬克思、佛烈德里希‧恩格斯、路易‧布朗、費迪南‧拉薩爾，以及數以千計不那麼出名的人，都更傾向於社會主義，而不是工聯主義。他們把社會當做一個整體來加以考慮，把這種經濟體制看成一種複雜的社會制度。他們從長遠期限來思考未來，他們的時間計法慷慨地允許整個歷史時代的變動。事實上，那些小小年紀就參加工作的、幾乎未受過教育的工人們，由於他們的成年生活中除睡覺之外全被消耗在某種體力勞動裡，因而比較願意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工聯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上面。每個星期都比上個星期多賺一個先令，能夠使連續不斷地暴露在毫無保護裝置的機器面前所產生的神經緊張和肉體危機有所減輕，每天能多有十五分鐘吃午飯，比起重建社會這樣一個宏偉但卻遙遙無期的計畫，似乎是更加明確和重要的。工人把知識分子看做局外人，然而歡迎他們；知識分子把工人看做是目光短淺和缺乏自信力的人，但又迫切需要他們的幫助。
　　在一八四八年遭到失敗以後，社會主義運動和工聯運動的分歧持續了整整一個世代的時間。十九世紀的五○年代與饑餓的四○年代相比，是一個充分就業、工資提高和各個階級都日趨繁榮的時代。工人著手組織工會，社會主義思想家則正在完善他們的學說。

工聯運動和英國工人的崛起
　　支薪工人的組織，或者說現代意義上的工會（以別於中世紀的手工業行會），長期以來就保持著一種既模糊不清又零星分散的存在狀態。但它們總是未經法律批准的，因而受到政府的刁難或實際上的禁止。法國革命者一七九一年的《列霞白利法》，英國托利黨人一七九九年的《聯合法》，都是禁止工人實行聯合的對策。正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出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工人都是非常不敏感的），才首先給予工會以合法的自由。英國工會於一八二五年得到自由主義托利黨人默認後，直到一八七一年才從格拉斯通的自由黨內閣那兒得到確認。法國工會被拿破崙三世承認，是在一八六四年，後來又因「公社」而起的反作用受到限制，直到一八八四年才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在德國，俾斯麥與勞工領袖談判，是為了從中取得支持，來反對那些妨礙他行事的既得利益集團。
　　十九世紀五○年代的繁榮是有利於工會形成的，因為當雇主最需要工人的服務時，工人總是能夠很快地組織起來。同業協會（即同行業技術工人協會），比如說木工工會，在最初時期是代表性組織。一八五一年，在工程師（即機械師）的聯合引導下，一種「新型的」工聯主義在英格蘭得到最充分的發展。「新型的」工會官員們採取的方針是：帶領工會脫離政治，忘掉憲章派的半社會主義，拋棄羅伯特‧歐文的全體工人都屬於「一個大工會」的堂皇宏偉的設想，集中力量為各個分散行業謀求利益。這些新領導建議與雇主講道理，避免罷工，積蓄工會基金，逐步增加他們的會員。他們在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工會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這些工人階級代言人出乎意料的溫和，使英國兩大政黨大感放心，遂於一八六七年聯合給予城市工人選舉權。
　　在十九世紀八○年代，特別是因為導致倫敦港口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第一次陷於癱瘓狀態的一八八九年倫敦碼頭工人大罷工，非技術工人工會開始形成。行業的工會主義，也就是說某種行業的全體工人都參加同一工會，如煤炭業或運輸業（不考慮工人個人的技術或工作），也在這時開始形成。在某些情況下，那些從前的技術工會會員與在他們身邊工作的非技術工人聯合在一起。到一九○○年，大不列顛大約有兩百萬工會會員，而德國僅有八十五萬人，法國才二十五萬人。
　　大半是因為英國工人在工聯主義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進展，在集體與他們的雇主談判時，相當成功地施加壓力，以至於他們在形成一個工人的政黨方面，比他們的大陸同行要緩慢得多。直到十九世紀八○年代，在公認的社會主義者已經進入法國、比利時和德國的議會以後，英國才僅有一小部分相應的人，即被稱為「自由主義勞動者」的男性工人被列入自由黨候選人的名單之中。在工聯官員和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下，英國工黨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得以建立起來。大陸的工會往往受社會主義政黨領導，甚至由這類政黨所創辦。在英國，則是工會使工黨產生，並隨後加以領導。英國工會的影響使得工黨比大陸上那些工人階級的政黨少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味道。它的產生和壯大，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把工會當做業已確立並且是受人尊敬的制度來加以保護的那樣一種願望。
　　但在一九○一年，英國法庭的一項裁決，使工會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脅，這項「塔佛維爾裁決」裁定：工會要為雇主在罷工期間所蒙受的經濟損失承擔金融責任。這樣的話，哪怕是一次時間最短和最有秩序的罷工，都將耗盡工會的基金而毀滅工會。對「塔佛維爾裁決」的反對，將工會和所有其他現存的勞工組織及社會主義組織統一了起來，並加速了現代工黨的形成。在一九○六年的選舉中，新成立的工黨獲得議會中二十九個席位，議會因此以新立法否決了「塔佛維爾裁決」。跟著沒過幾年，主要由於來自勞動者方面的壓力，自由黨政府促使議會通過了社會法，這在上一章已經講過了。

一八五○年以後的歐洲社會主義
　　在一八四八年曾經使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深感惶恐的社會主義，至十九世紀五○年代似乎暫且變得悄無聲息了。卡爾‧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與恩格斯共同發表了《共產黨宣言》，並以新聞記者的身分參與指導那年在德國發生的革命之後，來到了英國這個安全的避風港。經過多年的艱苦研究，馬克思於一八六七年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該書後面兩卷在他死後方才發行。這部著作給了《共產黨宣言》早先所宣布的原則以形體、內容和論據。馬克思在倫敦住了三十多年，很少與當時正在建立英國工會的勞工領袖來往，簡直不為英國人所知；他主要與一些政治流亡者交往，還有就是從各個國家來的臨時訪問者。《資本論》第一卷直到一八八六年才在英國出版。
　　國際工人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八六四年在倫敦召開，它通常以「第一國際」知名於世。在主辦大會的各種性質不同團體裡面，有英國木工工會祕書羅伯特‧阿普爾加思、日漸衰老的義大利革命者馬志尼，以及卡爾‧馬克思。由於工會官員被工會事務所吸引，協會的領導權逐漸落到馬克思手中，協會遂被他當做一種工具，用來宣傳他在《資本論》中所闡明的思想。隨後在日內瓦、洛桑、布魯塞爾和巴塞爾召開的那幾次年會上，馬克思逐步建立起他的地位。他排斥馬志尼分子，指責德國的拉薩爾分子自願與俾斯麥合作，論證與國家合作不是社會主義者的責任，而只有奪取它才是。他與俄國人巴枯寧的鬥爭是其中最尖銳的。鑑於自己在沙皇俄國的經歷，巴枯寧將國家視為工人苦惱的根源，他因此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國家不但應該受到非難，而且應該取消。對馬克思來說，無政府主義是令人憎惡的；正確的學說認為，國家──沙皇的或者資產階級的──僅僅是經濟狀況的一種產物，是保衛財產權益的一種手段，因此，革命行動的正確目標絕不是國家本身，而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一八七二年，馬克思從第一國際驅逐了巴枯寧。
　　與此同時，第一國際的代表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注視著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他們希望它能變成歐洲工人階級發生巨大變化的開端。第一國際的成員滲入公社，兩者之間因而產生了聯繫，而這，儘管有點偶然，卻成了法國臨時政府使用如此恐怖的手段去鎮壓公社的原因之一。但實際上公社扼殺了第一國際。馬克思讚揚公社有如國際階級鬥爭的一塊里程碑，他甚至從中看到了他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跡象，也因此，他嚇跑了不少潛在的追隨者。毫無疑問，英國的工聯主義者，有理智且穩健的人，與這種做法和這類學說是格格不入的。一八七二年之後，第一國際在生活中逐漸地消失了。
　　但是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會議上，馬克思派和拉薩爾派社會主義者卻盡力達成聯合，以建立德國社會民主黨；該黨後來的成長，以及對俾斯麥扼殺它的陰謀所進行的反抗，都在前面講過了。大約在一八八○年左右，社會主義政黨在很多國家開始萌發。高度工業化的比利時在一八七九年出現一個比利時社會主義政黨。在法國一些工業區，有些工人為朱爾‧蓋德所吸引，他是一位自修的工人，前公社社員，現在的死硬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堅持認為，靠任何類型的妥協都是不可能解放工人階級的。另外一些人追隨「可能派」布羅斯博士，他認為，通過議會制度，工人有可能達到社會主義。還有一些人則支持尚‧若雷斯，此人雄辯地把社會改革與法國的革命傳統和保衛共和制度結合在一起。直到一九○五年，法國的社會主義團體才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黨。一八八一年，H. M. 海因德曼按照德國模式，沿用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在英國建立一個社會民主同盟，但它從始至終只有一小批成員。一八八三年，有兩名俄國流亡者，新近改信馬克思主義的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德，在瑞士創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正是從這兒派生出下個世紀的共產主義。一八八九年，各個社會主義黨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國際聯盟，即大家知道的第二國際。爾後，它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一直維持到一九一四年為止。

修正主義的社會主義與革命的社會主義，一八八○～一九一四年
　　十九世紀八○年代新成立的社會主義政黨，全都是由馬克思主義者在起鼓舞作用的。馬克思死於一八八三年。馬克思主義，或者說「科學社會主義」，憑著它在社會分析上的說服力，和四十多年來馬克思的大量著作，以及對與之爭論的社會主義學說所採取的毫不妥協的敵對態度，成了唯一廣泛流傳的系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和法國影響最大，相對來說，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卻不大成功，不論從哪方面講，那裡工人階級隊伍中產業工人都較少，文盲較多，不能夠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選舉，並且習慣於一種加里波底式的頭腦發熱的造反，這些都使得他們更加頻繁地轉向巴枯寧鼓吹的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主義在英國也不完全成功。工人們站在他們的職業工會那一邊。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批評家追隨一八八三年成立的費邊社。費邊分子（名稱出自古代羅馬將軍費比烏斯‧庫恩克塔特，即所謂「拖延者」，或運用因循漸進方法的策略家）都是些地道的英國人和不折不扣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喬治‧蕭伯納、H. G. 威爾斯、西德尼‧韋伯和比阿特利斯‧韋伯都是該社的早期成員。對他們來說，社會主義對於政治民主制度，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是相似的，它不可避免的結果也是一樣的。他們認為，根本不需要或根本不存在階級鬥爭；逐步的、合理的與促進和解的措施，必然會在適當的時間內帶來社會主義國家，而地方政府的改善，如自來水和電力照明這類事業歸市政所有，就是完成這個過程的步驟。費邊分子和工會官員一樣，對於微不足道的眼前成就總是感到滿足。他們與工會聯合成立了工黨。同時，由於對經濟現狀進行耐心而又詳盡的研究，他們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知識，因而一個立法計畫能夠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來。
　　馬克思主義者，即社會民主黨，在大陸上發展得十分迅速。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不那麼革命的「議會社會主義」──實際上除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以外，因為當時俄國尚未有議會政府。社會主義政黨的壯大，意味著除知識分子外，那些真正的工人也正在為社會主義的候選人投票，讓他們能夠進入「國家議會」、「國民議會」，或者冠以其他名稱的議會下議院；還意味著工會在黨內的心理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大。工人們，還有他們的工會官員，可能早已在理論上認識到，在與資本展開的這場規模巨大的鬥爭中，他們之間已經是同舟共濟，相依為命了；而實際上，他們的目的不過是從雇主的經營中為他們自己獲取更多的好處。他們或許會相信符合工人利益的國際主義；但事實是，民族國家議會自始至終只會促成有利於它們本國工人的有秩序的法律──社會保險、工廠條例、最低工資或最高工時。
　　不可否認的是，到本世紀末葉，馬克思的那些預言（最初是以十九世紀四○年代的情況為依據的）並沒有真正實現，至少是還未實現；資產階級正在獲得更多的財富，可是無產階級並未因此更窮。從一八七○年至一九○○年之間，在工業國家裡，實際工資，也就是說工資領取者的收入實際上可能有的購買力，即使把由於失業造成的損失也算在內，估計仍增長大約百分之五十。這種增長要歸因於機械化普及後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極大提高，歸因於世界經濟的發展、資本財富的積累、糧食和工人們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在價格上的逐漸下降。
　　十九世紀九○年代，馬克思主義開始經歷一場修正主義運動，在法國領導運動的是國民議會社會主義議員領袖尚‧若雷斯；在德國是愛德華‧伯恩斯坦，他是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一八九八年曾出版《進化的社會主義》這本闡述新觀點的小冊子。這些修正主義者認為，階級鬥爭不見得絕對不可避免，資本主義有可能被逐漸變得為工人謀利益，工人現在不僅有選舉權，而且還有他們自己的政黨，他們通過民主的渠道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需要通過革命和任何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也就是社會民主黨人，是修正主義的追隨者。第二國際不得不反覆卻徒勞無益地告誡它屬下的社會主義政黨，不要與資產階級同流合汙。
　　馬克思主義者之中這種「機會主義」傾向，驅使真正革命的精神轉入一個新方向。就這樣，革命的工團主義產生了。它主要的知識分子代表是法國人喬治‧索雷爾。「工團主義」只不過是相當於「工聯主義」的法語詞，它設想工會自己可以變成社會的最高權威機構，不僅要取代財產所有權和市場經濟，而且要取代政府本身。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可能是一次規模巨大的總罷工，到那時，所有工廠裡的每一個工人將同時一齊停止工作，以此來癱瘓社會，並迫使它接受他們的願望。工團主義在工會最薄弱的地方取得了最大的進展，如義大利、西班牙和法蘭西，因為工會在這些地方並不發達，並且最需要激動人心的學說去吸引新成員。工團主義最強大的據點是一八九五年建立的法國勞工總同盟。
　　在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中，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中也有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復興問題。德國的卡爾‧考斯基指責修正主義者像一幫妥協分子，為了小資產階級的目標而背叛馬克思主義。一九○四年，他和另一些要求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的人，說服第二國際譴責法國社會主義者亞歷山大‧米爾朗在一八九九年接受法國內閣一個大臣職位這種政治越軌行為。第二國際裁決：社會主義者可以把議會當做一個講壇，但社會主義者進入政府本身，無異於投入自己的敵人──資產階級國家──的懷抱，則是不可原諒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再沒有社會主義者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內閣中任職。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問題，最初於一九○三年出現在倫敦舉行的一次黨代表大會上，主要是因為大多數傑出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是流亡者。當時在列寧領導下的一個集團要求清除修正主義，列寧取得了多數，至少在當時是這樣。從此以後，這些不肯妥協的馬克思主義者均被稱為「布爾什維克」（出自俄語「多數派」一詞）；而那些自願與資產階級自由黨人和民主黨人一道工作的修正主義的或調和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即以「孟什維克」或者「少數派」集團聞名於世。但是，在一九○三年那時，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
　　一般來講，在歐洲「內部地帶」，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大多數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已不再是積極的革命者。就像革命的共和主義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裡面已經沉靜下來了一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似乎也已經平心靜氣地接受了社會民主主義這種溫和的學說。如果未發生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是不得而知的；或許社會革命主義復興，因為從一九○○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不僅實際工資未普遍增長，而且，在勞工界當中，令人關注的不耐煩情緒在發展，並不時發生大罷工。但在一九一四年，工人階級做為一個整體，已無革命生氣。工人們仍舊在尋求一個社會正義的偉大計畫，可是，社會動亂是那樣可怕，對一八四八年那時所抱的希望已經化為泡影。這似乎有三個主要原因：資本主義已盡力去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使之高於尚存留在他們記憶中的父輩和祖輩有過的生活水準；工人有了選舉權，因而感到自己在參與國家事務，能期待從新的公共政策中獲得利益，而從政府的垮臺卻得不到任何東西；第三，他們已經組建起自己的政黨和勢力日盛的工會，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並幫助他們從國家收益中獲得更大的份額。

女權運動，一八八○～一九一四年
　　當新興的工人階級政黨在歐洲蔓延發展時，同樣的數十年裡，女權運動也變得更加國際化，更有組織性。在新工業經濟中完成的工作，女性獲得的報酬比男性更低，在大多數地方，女性仍然面臨許許多多對她們的權利──擁有財產、參加政治集會、在選舉中投票和進入大學──的限制。因此，女權運動繼續推動自十九世紀初期以來女性主義者一直倡導的改革，包括更多受教育的機會和投票權。歐洲大陸上的婦女團體傾向於強調法律改革和社會改革，而不是投票權；英國和美國的女性主義者則更加關注於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但在所有的工業化社會，行動派們日漸被吸引到國家和國際的組織當中，部分原因是這樣的團體組建了有益的網絡以傳播消息和政治思想。美國婦女，如蘇珊‧安東尼和伊莉莎白‧斯坦頓，與歐洲女性主義者一同在一八八八年組建了國際婦女理事會，對婦女權利的要求與日俱增，跨越了所有現代國家的疆界。
　　雖然有些女性主義者致力於讓更多婦女能夠節育或改善女工的狀況，吸引公眾最多注意力的卻是對選舉權的追求，在美國和英國尤是。像「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和英國的「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這樣的新組織，發起了要求在地方選舉和國家選舉中獲得同等投票權的請願、群眾集會和抗議等活動。在英國議會對准予婦女投票權的每一項立法建議加以拒絕──自十九世紀六○年代以來，這種官方的反對已經成了英國政治生活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之後，英國的投票權運動變得特別富有戰鬥性。由於受挫於男性政治家的頑固抵制，「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精力充沛的領袖——艾蜜莉‧潘克赫斯特，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歲月裡領導投票權運動激進派從事暴力抗議運動。潘克赫斯特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擾亂議會會議、砸碎商店櫥窗、搗毀郵箱並破壞政府建築物，以此來抗議婦女被排斥在英國的選舉和政治機構外。遭到逮捕後，「主張婦女參政的婦女」就進行絕食抗議，對此，警方則報之以痛苦的強制餵食。
　　潘克赫斯特及其他主張婦女參政的婦女遭到英國新聞界和議會廣泛的譏笑，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武力抗議被擱置）期間，她們的運動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年過三十歲的英國婦女在一九一八年終於獲得了投票權。在「一戰」戰後階段的早期，婦女在德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也都獲得了投票權。然而，爭取投票權的運動只是現代女權運動的一個部分；增強婦女在經濟、法律體制、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的權利的運動，在整個二十世紀展現出新的主題和新的政治策略。

科學、哲學、藝術和宗教
　　三個多世紀以來，對自然科學力量的相信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特點，但是以前任何時候都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半個世紀那樣；這種信念為那麼多人所接受，被他們那樣堅定地樂觀地持有，並且抱有那樣少的疑慮和保留態度。科學成了整個工業化運動的基礎。科學在一八七○年之後已經變得絕對流行，即便對科學一無所知的人也將它視為智慧的啟示，這是因為它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顯現出新的奇蹟。當世界上較文明的地區剛剛領會了鐵路、輪船和電報的好處時，一系列的新發明問世了。在一八七五年之後那三十年裡面，美國的專利數量增加三倍，德國增加四倍，其實，在所有的文明國家裡都在成倍成倍地增加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就像在這個世界曾看到過的任何一次運動一樣，完全國際化了（儘管主要限於「內部地帶」）。科學發明的突飛猛進，對於建設性的工作和人類的嚴重問題，產生了這樣根本性的作用和助益，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人本身的發展也產生著同樣的效果。
　　大約在一八六○年或一八七○年左右，基本的科學思想開始發生更加重要的變化。直到那時，一般的說法是：那些基本概念在差不多兩個世紀以前已經由以撒‧牛頓創立了。萬有引力定律毫無疑問占據著統治地位，而歐幾里得幾何學和基礎力學物理學也不遑多讓。宇宙萬物的基本性質被認為是不變的、有規律的、可預告的和協調的；它也是永恆的，因此，流逝的歲月並沒有帶來什麼變化和發展。到這個時代結束的時候，即到本章所敘述到的一九一四年，那些陳舊的概念已全面讓位於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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