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把人生翻個倍：從留級生到大學教授

一、澎湖女孩
民國前11年～民國16年

在跨海大橋建立之前，澎湖縣西嶼鄉就像一座孤島，幾乎杳無人跡。在明朝永曆年間，住在金門一帶的居民為了躲避兵災，駕著小船逃到西嶼鄉東北角，發現一處海水如鏡的港灣，在地勢較低窪的地方則有竹林叢生，有如世外桃源，因此取名為「竹篙灣」（「竹篙」為閩南語，意為「竹竿」），港灣的位置在經過跨海大橋之後約二公里的南邊。定居在竹篙灣的居民，主要以捕魚、種地瓜、花生為生。
多年之後，有一戶蔡姓人家，靠一台小漁船在竹篙灣與台灣之間運送物資買賣，家道頗為殷實。民國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蔡家的許姓媳婦生產了一個小女娃，蔡家憂喜參半，喜的是已經有了兒子，再添一個女兒，龍鳳俱備。憂的是蔡家媳婦生了兒子之後，已經連續夭折了四個娃兒，不曉得這個小女娃，是否能順利保住？求神問卜之後，有人認為蔡家媳婦的親哥哥有三個兒子，雖然許家的家境較為貧困，但是個個健碩如小牛。如果讓小女娃食用許家的米糠，意思就是將小女娃認定是許家的人，就可以和許家的兒子一樣健康。
既然把小女娃當成許家的人，則長大成人之後，就要嫁到許家。表親聯婚在當時是很普遍的現象，不足為奇，蔡家和許家都同意了。於是許家拿了一瓢水、一杯米糠以及一件衣服送到蔡家，完成了沒有寫成書面契約的簡單儀式。從此小女娃已經成了許家的童養媳，只是還沒有過門，小女娃留在蔡家撫養，等到及笄之年再辦理婚嫁。
小女娃果然健康順利的成長，到了十八歲出落得標緻出眾，每隔幾天就有媒人到蔡家提親，幾乎踏平了蔡家的門檻。但是女孩的母親堅守對許家的承諾，不肯答應其他人家的媒妁之言，要女兒從許家五個兒子中挑選一個當為夫婿。女孩百般不願，因為年齡最適合的是相同年齡的老三，其他四個年齡差距太大。但是老三是鄰里皆知的浪蕩子，女孩不喜歡、又厭惡這個老三。
婚事拖了二年之後，在民國九年，女孩的母親堅持信守承諾，硬是將二十歲的女兒送上花轎，抬到了許家。成婚當天，倔強的女孩沒有進入洞房，獨自睡在洞房外的長板凳上，雖然睡得不安穩，女孩就是不願意圓房。面對的橫眉豎眼的女孩，新郎也不敢強來，一連好幾天女孩都獨自睡在房門外面。最後，母親登門苦勸女孩認命，加上女孩的公公拿柴刀把女孩睡的長板凳劈了，新郎又低聲下氣哀求，女孩在無可奈何之下和新郎圓房了。
婚後新郎還是一樣無所事事，吃喝嫖賭，是個天生的浪蕩子，女孩經常生氣的跑回娘家，但總是被母親勸回婆家。婚後一年，女孩產下一子，本來希望當了父親的浪蕩子能有所悔悟，在家從事生產，好好耕種家裡那幾畝花生田、地瓜田，但是有了兒子的浪蕩子沒有改變，依然好賭成性。
有了第一個孩子後，浪蕩子更是覺得家裡那幾畝田，吃飽都嫌不夠，還能有什麼發展？而且又欠了不少賭債，於是在民國十一年，浪蕩子一個人搭船逃到了台南。在台南寄留在親戚家，並找到當捆工（搬貨工人）的工作之後，浪蕩子寫信回澎湖，要女孩帶孩子一起到台南，但是女孩寧願留在老家挑糞種田，打死也不願意到台南。結果這一分離就是六年，女孩留在家鄉養育兒子，六年之間夫妻沒有見過一次面。
民國十六年，女孩的母親因病去世，娘家的大哥也早已娶妻生子，忙著開小漁船來回台灣載貨的生意，女孩頓時失去娘家的依靠，於是女孩的公婆半勸半逼，要她去台南和浪蕩子生活。既然不容於公婆，女孩別無選擇，答應由婆婆陪著，帶著六歲的孩子到台南和浪蕩子相聚。從竹篙灣搭上大哥開的小漁船，到台南的一路上，女孩暈船吐得半死不活，而等待她的是命運多舛的生活，從此女孩沒有再回到澎湖。
澎湖女孩是我的祖母。


二、市政府後面
民國17～45年

浪蕩子祖父一直沒有改變，吃喝嫖賭還是樣樣不缺，賺錢養家只是副業。平時當捆工有一搭沒一搭，貨運行一家換一家。祖母對祖父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對他採取不問、不理、不求的態度。祖父如果賭博贏了，會拎著一條魚回家，再給祖母幾角零錢。如果賭博輸了，回家唉聲嘆氣，只差動手打人。為了生活，祖母幫人家縫布袋（一個二錢）、撿市場剩菜勉強過日子。到台南第二年（民國十七年），祖母生了老二，是我的父親；父親和伯父相差了七歲，再後來生了二個女兒，是我的二個小姑媽。
民國二十一年，當沒有貨運行願意再給祖父工作，而且又欠下賭債的窘境下，祖父帶著祖母與小孩逃到高雄。在市政府後壁（後面）的地區，找到一塊大約五十坪的土地，填土夯平後再用草繩圍起來，標記為自己的土地，暫時定居下來。但是台南的債主追到了高雄，追討祖父欠下的二百多元賭債。祖母只好向親戚們求援，最後住屏東的五叔公幫忙還了債。還債後，五叔公將十一歲的伯父帶去屏東，一方面減輕祖母家裡的吃飯人口，另一方面讓伯父幫忙他家裡的生意；表面上看起來五叔公是好意，但是事實上五叔公帶走伯父有抵押還債的意味，把伯父當成家裡的免費童工。
民國二十三年父親讀小學，接受的是日本教育，而二個小姑媽則沒有上學讀書。祖母的生活過得相當艱辛，除了幫人家縫布袋，還經常帶著二個沒有上學的小姑媽拿著籃子，到高雄港「哈瑪星」附近撿拾載貨火車掉下來的煤炭販售，偶而也偷挖路邊的地瓜。而父親一放學就到市場幫人家搬貨，或是到磚窯廠搬運磚頭當童工，偶而也幫人家賣「棗仔糖」。祖母和三個孩子平日的主食是「蕃薯籤」（曬乾的地瓜絲），加少許米煮成濃稠狀裹腹，既吃不飽但也餓不死。有時會去日本人食堂的垃圾桶撿剩菜，因為食堂的好心老闆有時會將大章魚剝下來的皮，以及其他剩菜用紙包著，再放在垃圾桶旁邊，因為老闆知道祖母她們會去撿，用紙包著可以避免食物沾到泥土。祖母曾經對我們說：章魚皮煮爛後非常好吃，每次都會希望紙包裡有章魚皮。父親好不容易挨到小學畢業，開始當木工學徒，一心期待出師後可以工作賺錢。
民國卅四年，美軍轟炸高雄，在「哈瑪星」撿煤炭的途中，祖母和小姑媽差點被美軍的轟炸波及。隔年，日本撤離台灣；民國卅六年，四十七歲的祖父罹患俗稱「天狗熱」的登革熱去世，這年父親十九歲。祖父去世時，祖母沒有流一滴眼淚，因為早已心死。祖母一生沒有體驗過愛情，唯一的丈夫如同陌路人，視妻子如草芥，視子女如無物，他的去世對祖母而言是一種解脫。
接著發生二二八事件，這時候父親已經在一家機械公司上班當木工，結果公司被舉報有叛亂份子，員工被抓起來訊問，父親也在其中。幸好有人作證說：「這個孩子一向很乖，不會鬧事，而且平常要奉養老母和照顧二個妹妹，不可能是叛亂份子。」最後，被關了一天的父親幸運的被釋放了；哭了一個晚上，沒有闔眼的祖母看到父親回家，如同絕處逢生，喜不自勝！這件事在父親心中烙下了深刻的痕跡，對於逐漸增加的外省人，雖然還沒有到除之而後快的痛恨，但是已經產生非我族類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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