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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上卷) (限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銷售)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原文作者：John Stuart Mill
作　　者：約翰‧斯圖爾特‧彌爾
譯　　者：金鏑、金熠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23/06/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43-962-7
E I S B N：無
書　　號：1D5V
頁　　數：512
開　　數：25K
定　　價：580元
優惠價格：4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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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爾這本《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價值有兩處：一是收納自從亞當‧史密斯之後的最新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成果；二則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也就是書中進行的討論需要包含「對超出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更為寬廣的思想與課題」。其撰寫這個龐大主題與長篇浩帖的主要理念為：用當代最優秀的社會理念揭示社會的經濟現象。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有關「財富」的問題，而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研究財富如何產生與如何分配。雖然隨著社會理論的「社會科學化、客觀與嚴謹」發展，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範式逐漸被「數理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替代，但基於政治經濟學的科際整合式論述方法之特性，其可能深具啟發且有與現實密切結合的能力！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

英國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十九世紀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邊沁後功利主義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從小父親便以功利主義當作倫理學的基底來教導彌爾，事實上彌爾自己也與邊沁常有接觸，邊沁死後彌爾還負責整理他的著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意無意成為功利主義學派的接班人。然影響他成熟時期最大的是他與哈莉耶特‧泰勒‧彌爾的婚姻生活。
彌爾對現狀的不滿多少來自於妻子的影響，泰勒的思想不僅在當時非常前衛，即便是在當今，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許多的女性主義者也不惶多讓。例如她反對愛情，因為愛情奴役了女性；對於社會主義的關注，使得彌爾重新思索了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在彌爾的著作中都不難發現。
發表《邏輯體系》（1843）、《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論自由》（1859）、《論代議制政府》（1861）、《功利主義》（1861）、《女性的屈從地位》（1869）與《論社會主義》（1876）等。

金鏑
遼寧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2007年退休）。主要譯著有：《福利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原理》（上、下）等。

導讀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陳思賢教授

歐洲邁入近代之後，其實只有兩件事情是文明發展上攸關人性尊嚴與生民福祉的百年大計，一是民主政治的發展，另一則是人類在工業社會階段的經濟制度。我們回顧兩、三百年來的政治社會思想史，就可以知道「民權」與「民生」這兩個問題占據了所有思想家的心靈，也牽動世局。
在十九世紀，可以說只有兩個人同時在這兩個問題上深深地影響了世界，留下寶貴的遺產與巨大的影響。這兩位足以名垂青史且成為政治理論家典範的人，一個是左派的馬克思，另一個則是非左派（但也不算純粹右派）的約翰‧彌爾（而十八世紀則只有亞當．史密斯與其《國富論》）。既然說是左派與非左派，那他們的差異應該很大，但是卻在一個重要觀念上，他們有著完全的交集：那就是他們都認為，沒有純粹的政治學，也沒有純粹的經濟學；這兩個學門是密切連結不可分的，它們形成了所謂「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而彌爾則在一八四八年出了《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第一版。換句話說，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兩個偉大的心靈同時針對工業時代的文明，戮力擘劃出政治經濟體制，因為他們都看到了這是個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幾乎把他們所有的心力與學問投入此問題的研究上。
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前言中有提到，彌爾這本書的價值有兩處：一是收納自從亞當‧史密斯之後，最新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成果；二則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也就是書中進行的討論需要包含「對超出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更為寬廣的思想與課題」。對於第一點的補充前人，這似乎是任何學術著作出現的基本原因與任務，自不待贅言，他也認為《國富論》「許多內容已經過時，而且整體上不夠完善」，因此亟需要後繼者；而第二點就是彌爾最自豪之處，他自承其基本立場是與前輩亞當‧史密斯完全一致：「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哲學的許多分支領域，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若要將政治經濟學原理應用於實際現況，必須「超越純粹政治經濟學的領域，進行更廣泛的思考」。但是彌爾也提醒讀者注意，雖然他在宏觀上希望做超出對於政治經濟學抽象理論的論述，但是「仍然希望這種論述應該在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說他不會因為要顧及實際應用，而「犧牲嚴格的科學論證」。總而言之，在全書的最開始，彌爾就已經昭示他撰寫這個龐大主題與長篇浩帖的主要理念：「用當代最優秀的社會理念揭示社會的經濟現象。」
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有關「財富」的問題，而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研究財富如何產生與如何分配。如果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研究生產、分配與交換（全書的上卷），而相關的概念就包括了勞動、資本、土地、所有制、工資、地租、利潤、貿易、貨幣等。在全書的下卷中，彌爾列出了我們今天所謂總體經濟學與政府財政上的一些討論項目（見諸第四編與第五編），他將之稱為「社會進步對於生產與交換的影響」，與「論政府的影響」，其中的重要概念即包括了產業發展與人口增長對價值、價格、地租利潤與工資的影響，以及稅收、國債等問題的討論。從以上可以見到，彌爾的書把今天經濟學的重要次領域都包含進去了：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與財政學等。在十九世紀中葉，當時的學界規模不大、資訊交流遠不如今日方便，文獻收集更不易，他就已經獨力完成了這樣一本政治經濟學的巨著，如何不令人欽佩？
對於生產、分配與交換的討論，彌爾強調了因素、變數間橫的與縱的影響關係。所謂縱的，就是時間軸之下的演變；橫的，就是社會脈絡下與大自然之內的動態交互影響。以勞動為例，他認為有直接性的勞動與間接性的勞動，生產糧食以供其他生產者從事各種生產的勞動與後續從事各式生產的勞動，這是時間軸。而人類將勞動力作用於自然物以創造最終產品，就同時需要人的精巧勞動技能配合上自然物的特性（例如棉花可以搓揉成長纖維而織成紗、人利用物質的物理特性製成工具以快速生產），這些都是各因素間橫的共同作用結果。所以由勞動的簡單例子我們就可以知道，彌爾的經濟學與今日的量化模型經濟學最大差別，在於他的觀點是「整體性的」（holistic）與「統合性的」（compositional），而非「化約論式的」（reductionist）與「分析性的」（analytical）。在他的申論模式中，時間與空間內的變化都非常重要，個別因素與整體變動間的關聯也須要被考量。與計量經濟學相比，他的經濟學彷彿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動態的而不是停格在特定時間點上的。這樣的風格與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或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相似，因此其論點鋪陳的困難度很高，我們今日就可稱之為「科際整合式的」（interdisciplinary）論述方式，也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範式。
這種範式顯然在社會理論的「社會科學化」後就不易維持了。所謂「科學化」就是指仿效自然科學的模式而將分析之對象「標準化」與「量化」，前者是為了可以達成普遍推論的目的，而後者則是能夠透過精確化而納入邏輯結構中分析。這樣的發展趨勢其實是隨著社會理論與經濟學的採納「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而逐漸成形的。「效用主義」是「倫理學自然主義」（ethical naturalism）的代表，意味倫理學的研究應該像自然科學一樣地精確，不能任由抽象的形上學觀念來引導，否則不會有確定的結果。另外，自然主義的研究方法也因為有固定而邏輯化的過程，故可以訴諸客觀的評論，也會有清晰的結論與普遍推論的可能。因此，《國富論》、《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原理》今日的經濟學者已不閱讀，原因就是在經濟學中已發生明確的知識典範的推移，經濟學已成為社會科學的範式，大步朝向自然科學的「客觀與嚴謹」邁進，「數理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替代了已是昨日黃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上三本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現在大抵都是政治系與社會系專攻古典社會理論的學生在研讀，彷彿成了思想史的「考古」資料。
從今天來看，這樣的「古典」、「經典」作品的價值何在呢？與其說它們可幫助我們解決經濟問題，不如說它們有其他更好的功用。為何說它們主要不是用來面對經濟問題呢？在此，如要宣稱它們的理論已經陳舊失效，倒不如說時代環境改變很多，不但經濟行為的模式、媒介或標的不同了，連問題的性質都不一樣！然而這些經典政治經濟學著作，無一不是偉大心靈運作的產品，它們至少可以給我們兩方面重大的啟發，第一是對人性本質的探析，第二是從事社會理論的研究方法論。
就第一點來說，在效用主義及倫理學自然主義的視野內，人性的本質（human nature）並不具有重要性，也不構成理論的預設。以效用主義而言，重視的是可觀測到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結果，一般對於「動機」並不追究。但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卻把社會視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與環境互相關聯影響，人與人也互相關聯影響，以至於人不只是一個被觀察的對象，也是具有「能動性」（agency）的行動者（agent），他的思維、欲望與傾向──也就是構成他行為的「動機」──是社會理論無可逃避的課題與建構假設的材料。因此，我們可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論述中加深很多對於人的認識［不要忘記亞當‧史密斯還有一部聞名的著作，《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七五九）］。在社會哲學史上，對於人之本質的探究應該要先於對其行動結果的分析，這就是整個西方人文傳統所留下的重要遺產；而所謂社會理論，其實就是對於人的微觀與宏觀研究的加總，對人的所有可能性的描繪。
至於第二點，前面已經簡單提過。「整體論」與「科際整合」的取徑不僅可以讓不同的知識得到彙整之機會，也讓我們在具體的情境中看待人的社會行為。這種古老的研究方法庶幾可以類比於傳統中醫與現代醫學的對比。中醫是整體醫學，不但強調身體的體系性，也注重身心與環境或自然之互動連結；西醫分科很精細，用具體的檢驗數據來描述身體的狀況與擬定治療方針。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兩種方式各有利弊，而不少大醫院（至少臺灣）也開始有了中西醫並存的現象。這可以給學術界一個啟示，就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不可放棄，它雖然入門困難、成就也不易，但是可能深具啟發且有與現實密切結合的能力。我們只要看看馬克思與彌爾對於國家角色在百年多前的預言──關於政府的干預、政府的影響與政府受資本的左右等，就可以知道經濟與政治不能是分立的兩個學術領域了！
且讓我們再強調一次，《國富論》、《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原理》是社會思想史的瑰寶，在意識形態立場上雖各有堅持，但在治學精神上是三位一體的。

第一章　關於生產要素
§一　生產要素分為兩類：勞動與適用的自然物品。
勞動既可以是體力勞動也可以是腦力勞動，或者使用更易於理解的語言，可以表述為：勞動既可以是身體方面的勞動，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勞動。此概念不僅僅包括一個人為從事某項具體的工作所消耗的腦力或者體力，或者兩者兼具，還包括與其相聯繫的所有不愉悅感、所有身體上的不舒適感或者精神上的煩惱。關於另一類要素—適當的自然物品，這裡是指某些屬於自然存在或者自然生長，適合用來滿足人類需要的物品，例如，岩洞和樹洞可以提供藏身之所；果實、根莖、野生蜂蜜和其他自然產物可以維持人的生命。不過，一般來說，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仍然需要大量的勞動，目的不是在於創造，而是在於尋找與占用這些自然物品，少數並且不重要的情況除外（不包括人類社會發端時期），自然所提供的物品只有在人類的努力下，且在發生一定程度的轉化之後，才可以用來滿足人類的需要。即使是狩獵森林中的野生動物和捕捉海洋裡的魚群，人類的主要勞動以捕捉為主，但這些動物在作為食物之前，都必須經過宰殺、分割，而且不管在任何地方都還必須經過烹飪過程，這些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人類勞動。在變成適合直接用於滿足人類需要的形式之前，自然物品在人類所給予的作用下發生轉化的程度是多種多樣的，既可以像上面所列舉的實例那樣，也可以僅在外觀和本質上發生微小的改變，或者是發生澈底的改變以至於無法分辨其形狀與結構。在地層中所發現的礦物質與人們所製作的犁鏵、斧頭、鋸子等物品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在瓷器與用來製作瓷器的花崗岩之間，在混有海藻的泥土與玻璃之間也是鮮有共同特徵；羊毛與薄紗織品之間、一把棉籽與一塊布之間的區別更是顯而易見。羊與棉籽本身並非自然成長之物，而是人類先期勞動與精心培育的結果。在這些實例中，最終的產品與自然界所提供的物品截然不同，因此，根據常見的說法，自然界的作用僅僅體現在提供原料方面。
然而，自然界並不僅僅侷限於提供原料，還提供動力。地球上的物質具有活躍的能量，可以與人類的勞動相互結合，甚至替代人類的勞動。很久以前，人們將穀物放在兩個石塊之間碾壓成麵粉，之後又發明了透過轉動手柄使一個石塊在另一個石塊上面旋轉的磨麵粉方法—這項工藝經過了少許改進之後，仍然是東方慣用的磨麵粉形式。這種勞動需要消耗大量的體力，因此經常用來作為奴隸冒犯主人的懲罰。當人們意識到應該節省勞動以及緩解奴隸的苦難時，便發明了藉助自然界的風力和水力旋轉上面石塊的裝置，因而不再需要大量消耗人力。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界的力量—風力和水的重力—完成了原先由人力予以完成的部分工作。
§二　在與此相類似的實例中，一定的人力所完成的工作被分給了自然界的力量加以完成，這種情況很容易促使人們對於人力與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產生錯誤的觀念，好像這些力量與人類的勤勞相結合，只能完成人力所能完成的工作；在人類手工製作物品的情況中（正如常見的說法所說），自然界僅僅提供被動的原料而已。一位工人將亞麻或者大麻撕成纖維，用手指將幾股纖維撚在一起，並藉助於紡錘的簡單工具，將其製成麻線；接著工人將這些麻線排列整齊，再藉助於梭子，上下交織其他同樣的麻線；現在這位工人織成了一匹布，根據材料的不同，可能是亞麻布或者麻袋布。這位工人用手工完成了這項工作，而且在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沒有參雜任何自然界的力量。但是，是什麼力量使得這位工人每一步操作都成為可能，並且最終生產出布匹呢？是纖維的黏性和相互結合的力量，這是自然界中的一種力量，我們可以透過其他機械的力量對其做出精確的測量，從而確定這種力量所能平衡或者承受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如果考察其他所謂的人類作用於自然界的情況，我們將發現，一旦把某個物品放在正確的位置之後，自然力，或者換言之，某物的屬性，就會以同樣的方式發揮作用。在整個操作過程中，人類對這個物品所做的，或者說，所能夠做的，只是將之安放於適當的位置，藉以發揮其自身內在的力量或者存在於其他自然物體中的力量，人所完成的工作僅是將某一物品移近或者移開另一物品而已。人將種子撒向大地，之後是植物自身的力量使種子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人用斧頭砍樹，是在重力的作用下樹才轟然倒地；人用鋸子切割木材，是透過一定的形式以及物理特性的作用，使比較柔軟的部分讓位於比較堅硬的部分，才將木材鋸成木板，然後人將木板按照一定的位置加以排放，使用釘子或者黏膠，才製作出桌子或者房屋；人將點點星火移近燃油使之燃燒，然後利用燃燒的能量烹煮食物或者熔化鋼鐵；人將麥芽或者甘蔗汁放入特定的裝置，然後使其轉化成啤酒或者蔗糖。除移動之外，人類沒有任何其他作用於物質的手段。保持運動以及保持靜止，就是人的肌肉生成的全部功能；透過肌肉的收縮，人可以對外在物體產生一定的壓力，在力量足夠大的條件下，將使物體開始運動；如果作用於運動中的物體，則將阻礙、改變或者澈底終止物體的運動，除此之外，人不可能做得更多。不過這已經足以揭示出一點，即人類從自然界中所獲取的全部支配力量是無法估量的，這遠遠超出人類自身的力量，而且這種已經十分強大的支配力量將註定變得更加強大。或者透過使已經存在的自然力量發揮作用，或者透過安置物體使之混合並且協同產生自然力量，人類得以行使這種支配力量，正如人將點燃的火柴投入燃料之中，再將盛水的鍋爐置於其上，於是產生了蒸汽膨脹的力量；這種力量已經被廣泛地應用於滿足人類的各種目的。【1】
因此，在物理學領域，勞動僅僅被用來使物體產生運動，物質的性質和自然的規律將完成其餘的工作。人類的技能與獨創性主要體現在發現運動，運用他們的力量予以運作，並且產生他們所希望獲得的結果。不過，既然人類利用自己的肌肉所能夠立即獲得的結果只是運動，那麼人類並無必要在獲得想要得到的所有運動過程中，都直接利用自己肌肉的力量。最初也是最為典型的替代是牛的肌肉運動，逐漸地，不具有生命形式的自然物也被用於替代，例如風力和水力，這些已經處於運動狀態的物質，人類利用它們的部分運動推動輪子使之轉動，此項發明替代了由人類肌肉所能完成的工作。這種由風力與水力所提供的服務，被所謂的機器替代，機器像前者一樣，將一定的物體安置於一定的位置，不過在整個過程中不再需要不斷重複的肌肉運動，而是一蹴而成，從而在整體上節省了大量的勞動。
§三　某些學者提出，是否自然界在這種或者那種產業中，給予了人們更大的幫助，並且在某些工作中勞動完成得多一些，而在另一些工作中自然界完成得多一些。然而，這種說法似乎造成思想上的極大混亂。自然界在人類的任何工作中所發揮的作用都不能確定，也無法評價。不可能確定自然界在這件事中比在那件事中所做的工作更多一些。人們甚至不能說勞動所做的工作要更少一些，的確可能需要較少的勞動，但是如果這種較少的勞動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則可以說，所獲得的結果既是勞動的產物，同樣也是自然界的產物。為了獲得某種成果，當兩項條件同樣不可少的時候，議論其中各項條件各自發揮了多少作用是毫無意義的，正如試圖評價一把剪刀的兩部分，在剪東西的過程中哪一部分所發揮的作用較大；也正如試圖評價在五與六相乘得到三十的過程中，哪個數字較為重要一樣。這種思想通常認定，自然界在農業生產中對於人類的幫助比在工業中大。由法國經濟學家所堅持的這種觀點，亞當．史密斯也未能擺脫其影響，這觀點源自於人們對於地租本質的錯誤理解。這些學者設想，土地的租金是支付給某種自然力量的價格，可是在工業生產中卻沒有支付這種價格，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農業生產中自然界提供了更大量的服務。然而，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對於土地的使用需要支付價格，是因為土地是有限的。如果空氣、熱量、電力、化學能源以及其他被工業所運用的自然界力量的供給，也像土地那樣被壟斷或者強占，則使用這些自然力量同樣需要支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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