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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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

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作　　者：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譯　　者：謝宗林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22/09/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43-144-7
E I S B N：無
書　　號：1D5Y
頁　　數：552
開　　數：25K
定　　價：660元
優惠價格：594元

「全能政府」真的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體制嗎？ 
米塞斯以國家至上主義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將「國家至上或政府掌權者與官僚至上」，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消費者至上」或「消費者主權」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對比，來突顯問題之所在：「一個極其有害的教條主義，才是造成世態混亂的一個根本原因。」

十九世紀末，所有歐洲國家都熱中於委給政府更多權力，以國家名義壓制個人的一切活動與努力，在「經濟民族主義」，也就是「國家至上主義」下，政府控制越來越多的商業活動。他們貶斥生產手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熱烈支持進步主義的經濟管理辦法，為實現全能政府奮鬥。

米塞斯察覺到一九四零年代已是個人主義讓位給全能政府的時代，人民服從國家至上主義，允許政府管理人間一切事務，深信政府將使人間變成天堂。

在極權主義的道路上最為先進的國家，甚至公民個人的閒暇時間如何使用，也被認為是政府的工作，德國是最重要的一個代表性國家，而當時人類文明危機的焦點就在德國，它一直是國際和平的干擾者，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德國的戰爭。有鑑於此，米塞斯乃撰本書，探索描述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與事件，以致形成當時德國與歐洲這樣不幸的事態。

在這本書中，米塞斯就以國家至上主義一詞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反對政府干預者所信奉的是資本主義或自由經濟，如今則被強加指責認為是「市場萬能」論者。其實，政府干預或管制，往往不知不覺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實而言，「市場萬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麼」以及「個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問題。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奧地利裔美國人，知名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與作家。
自由主義學派的主要領導人，被譽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他的理論也影響了之後的弗利曼、寇斯、海耶克等經濟學家。1982年米塞斯研究院成立，成為研究和推廣自由主義的機構。2000年美國的《自由》雜誌稱米塞斯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

謝宗林
學歷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譯作
《國富論》、《道德情感論》、《資本主義與自由》、《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經濟學的終極基礎：經濟學方法論》、《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官僚制》與《理論與歷史：對社會與經濟演變的一個解讀》。

「政府萬能」vs. 「市場機能」—導讀《全能政府》

吳惠林
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自2020年初武漢肺炎(Covid-19)全球流行以來，各國政府的「管制力」就快速膨脹，專制共產國家的「全面管控」固不必說了，連自由民主國家都左派社會主義掛帥，各種「干預」措施紛紛出籠。在「清零政策」下，封城、隔離等等限制人民自由的措施，在「保障生命安全」大纛下大量實施，而「疫苗護照」更阻礙人民的就業、消費、旅遊等等社會經濟生活。這些種種干預措施，撇開隱藏在背後的「政治因素」不談，就消弭疫情和減少生命損失來說，是否真有效果？

政府強力管制封鎖有效嗎？

就美國這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代表國度來說，近年來民主、共和黨左右派愈見對立，而「藍州」、「紅州」就是民主黨、共和黨主政的顏色劃分，保守主義的紅州抗拒聯邦政府的封鎖政策，社會主義的藍州則奉行封鎖政策。兩年來究竟哪一種做法較佳？

2022年4月20日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這位經濟名家在英文《大紀元》發表〈兩年來我們從疫情學到什麼？—封鎖無效〉(What Have We Learned After 2 Years of Covid: Lockdowns Don't Work)一文，揭示他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凱西．穆立甘(Casey Mulligan)，以及病毒學家費爾．克片(Phil Kerpen)聯名發表在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該研究旨在對美國各州在疫情表現的評分。

他們使用1.公民的健康狀況和Covid死亡率，2.經濟表現，以及3.兒童失去的上學天數三個指標作為評比。研究結論是：封鎖經濟和學校時間最長的州排名最差，因為封鎖令減少死亡數只有一點點效果，但對兒童造成嚴重損害。猶他州、蒙大拿州、佛羅里達州等州封鎖措施很少，經濟仍充滿活力、失業率低，而大部分學校仍然開放。表現最差的州是紐澤西州、紐約州、新墨西哥州、加州和伊利諾州。表現最好的是猶他州、內布拉斯加州、佛蒙特州、南達科他州和佛州。

他們特別就加州和佛州這兩個封鎖和開放代表州作比較，充份說明了什麼有效、什麼無效。加州嚴厲封鎖的結果，因破產和漫長的失業而破壞經濟；佛州大部分開放，生活如常。在校整人口年齡後，兩州的死亡率大致相同，所以加州紐森州長的「封鎖在加州挽救了數千人的生命」之說法是不正確的。

這項研究受到美國媒體和外國媒體熱烈報導。反對該研究的聲浪很大，但摩爾認為說服力很低，主要來自索羅斯集團(Soros Group)的「媒體很重要」(Media Matters)，除了聲稱「右傾」外，提不出連貫論點。

左翼人士對這項研究表示不認同，並憤怒表明，若有下次機會還是會採取封鎖政策。不過，摩爾認為封鎖政策不是基於科學，而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很鬱悶，因為他們無法解釋為何50個州的封鎖嚴重程度與死亡率間的相關性近於0，畢竟他們是主張封鎖可帶來安全和健康。摩爾說他們等了兩年多，還在繼續等有說服力的解釋。

這篇文章傳達了兩項訊息，一是「政府干預或管制政策」是無效的，而且還會產生不良效果，而晚近耳熟能詳的「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兩句東西方流行的話語就是傳神的闡述。最具代表性的干預政策就是「價格管制」，在基礎經濟學中都以「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資率」兩者為例。不過，這些在傳統古典經濟學中認為「不證自明」的事況，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後，如今卻都受棄置，不但政府的價格管制充斥，連最低工資率對失業的衝擊也受到挑戰，而且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給早在1995年便獲得美國經濟學界最高學術聲譽的克拉克獎章的學者大衛．卡德(David Card)，以肯定他實證得出「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且不會使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影響」，是關於「勞動市場」的新見解。

最低工資率已經全球化

儘管不少學者明確指出卡德的研究是有問題，而已故的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S. Becker)更在1995年就斬釘截鐵地說：「『提高最低工資會降低就業機會』的定論，連神通廣大的人都很難駁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還沒有那麼高，就不應該試著提高最低工資。」而且卡德本人也明確表示，不會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但其研究卻時常被作為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有力論據。這也間接引證了這篇文章傳達的第二項訊息，那就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或政府干預主義者往往提不出說服力高的論點，卻採用似是而非的研究結果，或用「種族主義」扣人「右傾」的帽子，甚至指稱「資產家走狗」來否定「反對干預政策」者的說法。

反對政府干預者所信奉的是資本主義或市場機能，或者是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如今則被強加指責認為是「市場萬能」論者。其實，政府干預或管制，往往不知不覺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實而言，「市場萬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麼？」以及「個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問題。奧國學派大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出版的《官僚制》(Bureaucracy)〈前言〉開宗明義：

「當今社會與政治衝突的主要議題是：人是否該拋棄自由、私自開創進取和個人負責的精神，而選擇屈服於社會主義國——一個執行強制與脅迫的巨大機構——接受其監管？獨裁的極權主義體制是否該取代個人主義和民主體制？公民是否該被改造成為順民，在一支全民強制勞動隊伍裡當下屬，無條件遵守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該被剝奪最為珍貴的選擇權，不准他選擇自己的手段與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

米塞斯將之化約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爭論所隱含的根本問題—在人的行為過程中，有無可能使用經濟計算的工具，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他在1944年運用人的行為理論於歷史觀察，寫成《官僚制》和《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兩本小書來詮釋，前一本藉由比較與分析營利事業的利潤管理制和政府機構的官僚管理制，兩者運作方式的本質差異，為一般讀者介紹這個根本問題。

這一本《全能政府》則以國家至上主義概括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明確表示「國家至上或政府掌權者與官僚至上」，來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本質「消費者至上」或「消費者主權」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對比，來凸顯問題之所在。

(節錄)

第一篇 德國自由主義的潰敗
第一章 德國的自由主義

第一節 舊秩序與自由主義
如果認為納粹主義是舊秩序時期的政策與心態的復甦或延續，或認為納粹主義是「普魯士精神」的一個展現，那就犯了一個根本的錯誤。沒有任何納粹主義的元素，承續德國歷史中出現過的理念或制度。無論是納粹主義，或是納粹主義所承傳與進一步演化的大德意志主義，都不是出自腓特烈．威廉一世或腓特烈二世（號稱大帝）的普魯士主義。大德意志主義和納粹主義，從來無意恢復布蘭登堡選帝侯及普魯士首四任國王的政策。納粹有時候會說，他們努力的目標，是要恢復舊普魯士的光榮與幸福；但，這只是提供給崇拜昔日英雄的普通民眾消費的宣傳話語。納粹主義的計畫，目的不是要恢復某些過往的秩序，而是要建立前所未聞的新秩序。

霍亨索倫家族的舊普魯士王國，在（一八○六年）耶拿和奧爾施泰特(Jena and Auerstädt)的戰場上，被法國人徹底摧毀。普魯士軍隊在普倫茨勞(Prenzlau)和拉特考(Ratkau)投降，而一些比較重要的要塞和堡壘的守軍，甚至毫無抵抗便繳械投降。當時的普魯士國王逃到俄國沙皇身邊避難，而且也唯有透過沙皇的居中調解，他的領地才得以保全。但，早在這場軍事失敗之前，舊普魯士王國內部便已經崩塌了；在拿破崙給它最後一擊時，它早已腐朽分解了，因為它所依據的意識形態，已經喪失所有力量，已經因遭到自由主義新理念的攻擊而瓦解了。

就像所有其他曾在條頓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廢墟上，建立起獨立統治地位的君主和公爵那樣，霍亨索倫家族也把他們的領地，視為他們家族的地產，而且也嘗試透過暴力、詭計，與家族協定等手段，擴大他們的領地範圍。生活在他們地產上的人民，是必須服從命令的臣民，是土地的附屬物，是統治者有權利任意處置的財產。人民是否幸福與生活無虞，統治者完全不在乎。

當然，對於臣民的物質幸福，國王還是關心的。但這種關心並非基於相信使人民富裕幸福，乃是公民政府所以存在的目的。這樣的理念，在十八世紀的德意志區域，被認為是荒謬的。國王渴望增加農民與城鎮居民的財富，因為他們的收入是他的歲入來源。他在意的不是臣民，而是納稅人。他管理他的王國，目的在於獲得錢財，用來增加他自己的權力與光榮。德意志的君主羨慕西歐的財富，因為這財富提供法國國王和英國國王充裕的資金，可以維持強大的陸軍和海軍。君主所以鼓勵商業、貿易、礦業和農業，是為了提高公共收入，而臣民不過是君主把玩的棋局中，無足輕重的棋子罷了。

然而在十八世紀末，臣民的心態發生相當大的變化。來自西歐的理念，開始滲透德意志地區。習慣於對神所授予的君主權威盲目服從的德意志人民，第一次聽到自由、自決、人權、議會、憲法等等字眼。德意志人開始學習掌握這些危險口號的意義。

現代自由思想體系，徹底改變了社會結構，並以人民的政府，取代了國王與王室情婦的專制統治。但，對於這個偉大思想體系的發展，沒有任何德意志人有過任何貢獻。發展這個思想體系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以英語或法語思考和寫作。在十八世紀，德意志人甚至尚未成功將這些英格蘭、蘇格蘭和法國思想家的著作，翻譯成可讀性高的德語版本。對自由思想的貢獻，德意志的唯心論哲學，若和當時的英國與法國思想界相比，真的是乏善可陳。不過，德意志的知識分子熱烈歡迎西方的自由與人權思想。德意志經典文學充斥這些思想，而偉大的德意志作曲家則為讚美自由的詩歌譜曲。席勒(Frederick Schiller, 1759-1805)的詩作、劇作和其他著作，通篇從頭至尾，都是讚美自由的頌歌。席勒所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對德意志舊政治體制的一記重擊；他的作品，受到幾乎所有時常讀書或觀賞戲劇的德意志人熱烈歡迎。當然，這些知識分子只占少數。大多數德意志人，還不知道有書或劇院。他們有一部分是德意志東部省分裡貧窮的農奴，一部分是天主教地區的居民，這些人的思想，才剛慢慢擺脫天主教改革運動的緊密箝制。在比較進步的德意志西部和城市裡，甚至還有許多文盲和半文盲。這些群眾不關心任何政治議題，他們盲目服從，因為他們生活在恐懼中，一方面恐懼地獄的懲罰──這是教會用來威脅他們的手段，而另一方面，他們更加恐懼警察的懲罰。他們處在德意志文明與德意志文化生活的範圍外，他們只知道自己地方上的方言，幾乎無法和只講德意志文學用語或另一種方言的人溝通。但，這些落後的德意志人，為數逐漸減少。經濟繁榮和教育逐年普及，讓越來越多人達到足夠高的生活水準，得以關心一些食宿之外的問題，也得以把閒暇運用在一些飲酒作樂之外的活動上。凡是脫離貧窮並加入文明生活圈的人，都變成自由主義者。除了君主和其貴族僕從這個少數群體，幾乎每一個對政治議題感興趣的人，都是自由主義者。當時，在德意志只有兩類人：自由主義者和對政治冷漠的人；政治冷漠的隊伍不斷縮小，而自由主義的陣營則不斷擴大。

所有知識分子都同情法國大革命。他們鄙視雅各賓黨人(Jacobins)的恐怖主義，但堅定不移地贊同政治體制大改革。他們原本盼望拿破崙保護並完成這些改革，但在拿破崙背叛自由、自任皇帝時，立即──像貝多芬那樣──變得不喜歡他。

從來沒有任何精神運動像這樣席捲全體德意志人民，而他們也從來未曾有過這樣統一的情感和理念。事實上，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內的君主、主教、伯爵和城市貴族，所管轄的那些講德語的臣民，現在由於接受來自西方的新理念，而形成一個民族──德意志民族。直到這個時候，才出現從來未曾有過的：德意志輿論、德意志公眾、德意志文學、德意志人的祖國。德意志人於是開始了解，他們從前在學校裡讀過的古代作家，想要表達的意思。他們現在理解的民族歷史，不再只是君主之間相互爭奪土地與收益的故事。數百位小貴族領主轄下的臣民，透過接受西方的理念，變成德意志人。

這種新精神動搖了德意志眾多君主賴以建立其王權的基礎──隨時準備默認特權家族專制統治的臣民身上傳統的忠誠與服從心態。德意志人現在盼望一個有代議制政府和人權的國家。他們不喜歡當時存在的眾多君主國。那些自稱為「愛國者」──一個剛從法國輸入的新奇名稱──的德意志人，鄙視專制暴虐與濫權的王座，他們厭惡暴君，尤其最厭惡普魯士，因為它顯然是最為強大的王座，所以對德意志人的自由而言，是最危險的威脅。

十九世紀的普魯士歷史學家大膽無視史實，所捏造出來的普魯士神話，希望我們相信，和腓特烈二世(1712-1786)同一時代的德意志人，就像他們自己那樣，也將他視為：一個為德意志民族的偉大，挺身而出的捍衛者；一個為德意志民族的興起，乃至統一與強大而奮鬥的鬥士；一個當之無愧的德意志民族英雄。沒有什麼神話比這個更遠離事實。其實，這位戰士國王的軍事征伐，在他那一代人看來，是為了增加布蘭登堡王室的財產而發起的鬥爭，只和王朝的利益有關。他們敬佩他的戰略天賦，但他們厭惡普魯士體制的殘酷無情。凡是在腓特烈的領地裡讚美他的人，都是出於必要而讚美他，都是為了避免惹怒這個睚眥必報的君主而讚美他。而當某些普魯士之外的人讚美他時，則是在掩飾他們對自家統治者的批評。無足輕重的小君主領地裡的臣民發現，要貶斥他們自家那些袖珍型尼祿(Neros)和波吉亞(Borgias)，這種反諷是最不危險的方式。他們推崇腓特烈的軍事成就，但很慶幸他們自己毋須忍受他的恣意衝動與殘忍。他們對腓特烈的讚賞，僅著眼於他讓他們自家的暴君實際感到難受。

在十八世紀末，德意志的輿論，就像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法國那樣，一致反對舊秩序。德意志人無動於衷地看著法國兼併萊茵河西岸，看著奧地利與普魯士接連遭拿破崙打敗，看著神聖羅馬帝國分裂，看著萊茵河同盟建立。他們為法國思想的得勢而迫使所有他們的君主做出的改革歡呼。他們敬佩拿破崙是一位偉大的將軍和統治者，就像他們早前敬佩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那樣，直到他們──像法國皇帝的臣民那樣──終於厭倦了連年戰禍的沉重負擔，他們才開始討厭法國人。當法國大軍在俄羅斯遭到挫敗後，他們饒有興趣地關注各次終結拿破崙命運的戰役，但只因他們希望他的倒臺，將導致議會制政府的建立。後來的歷史發展驅散了這個幻想，並且逐漸產生那種導致一八四八年全歐動盪的革命精神。

曾有人斷言，當今德國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根源，在於浪漫主義的著作、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的劇作，以及在徹底擊敗拿破崙的戰爭中出現的政治歌曲。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見解。浪漫主義的那些內容玄奧的著作、克萊斯特劇作裡那些變態的情感，以及解放戰爭中那些愛國的詩歌，並沒有顯著打動人心的效果；那些建議回歸中古世紀體制的作家，所撰寫的哲學與社會學論文太過玄奧。當時的德意志人對中古世紀不感興趣，但對西方的議會活動很感興趣。他們閱讀歌德與席勒，而非浪漫主義者的著作；他們觀賞席勒，而非克萊斯特的劇本演出。席勒成為德意志人最喜愛的詩人；在席勒對自由的熱情讚頌中，德意志人發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席勒一百週年（一八五九年）慶祝會，是德意志地區未曾有過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示威集會。當時，德意志人民團結一致堅持的，是席勒的理念──自由主義的理念。

所有嘗試使德意志人民停止追求自由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各種敵視自由的學說，沒產生效果。梅特涅(Metternich) 的警察，遏制不住日益高漲的自由主義浪潮。

直到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自由主義的勢力才遭到動搖。這是國家至上主義造成的。國家至上主義──我們稍後會討論這個意識形態──是一套嶄新的社會與政治理念體系；從前的歷史，找不到和它對應的理念，也沒有任何思想和它有任何牽連，雖然──就它所建議的那些政策的技術面性質而言──也許有些道理把它叫做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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