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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臺是誰的─釣魚臺的歷史與法理

作　　者：黎蝸藤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2014/09/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7599-7
書　　號：RH31
頁　　數：592
開　　數：25K
定　　價：580元
優惠價格：522元

為何一座過去被稱為「無人島」的群島，在1970年代一躍而起，登上東亞政治的舞台，引發爭奪與佔領？

釣魚臺列嶼一直是中日間最敏感的話題，釣魚臺本身的複雜性，加上中日之間超過百年的衝突，使得問題的存在至今仍無法可解。釣魚臺的爭議之處在於一八九五年之前，它到底算中國領土還是一塊無主地？甚至是否為臺灣的附屬島嶼？再者日本如何佔領了釣魚臺？是割讓還是對無主地的先占？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釣魚臺有沒有在國際條約體系中劃給中國？中國在一九七〇年前有沒有主張過對釣魚臺的主權？

到底，這一座島嶼，是誰的？

本書從史料事實、戰後條約、國際法理三大面向切入，大量的資料統整、時序重建、戰後和談的時代背景、各方勢力心裡所打的如意算盤全都一一排列，最後援引國際法庭對於領土爭議的判例經驗，歸納出釣魚臺在法理上所代表的地位與意義，用客觀的角度進行分析，嘗試釐清這齣彷彿沒有結局的羅生門，也提供讀者在面對釣魚臺危機時，一個清晰而完整的新概念。

黎蝸藤，美國維珍尼亞大學哲學博士，現於美國學術機構從事研究工作。近年專研東海及南海歷史、國際海洋法及東亞國際関係。他提出從中立全面的視角，持公正平衡的態度，在法理和歷史的框架之下研究和分析東海及南海問題，為解決東海及南海爭議提供了新思維。

日本在一八九五年正式把釣魚臺編入日本的領土之中。正如序言中所提出的：如何在國際法上界定這個佔領的性質是關於釣魚臺主權問題的關鍵之一。因此在這一章，我將從歷史的角度對日本佔領釣魚臺的過程仔細地進行分析。日本和釣魚臺的淵源很大程度上源於琉球，在日本兼併了琉球之後，日本才開始產生對釣魚臺的主權意圖，進而才經過十年的考察與等待後兼併了釣魚臺。因此，要理清日本與釣魚臺的關係，還必須從琉球和釣魚臺的關係說起。
三‧一　十九世紀前琉球人對釣魚臺之認識
與中國人一樣，來往於中國和琉球水道之間的琉球人也很早知道了釣魚臺。由於明朝和清朝限制民間海外貿易，琉球和中國的貿易大多是以「進貢」的形式進行，即琉球派出船隻向中國進貢，而中國則回賜價值相當甚至更多的貨物，另外琉球亦趁此機會向中國出口和從從中國入口其他貨物。這種進貢貿易只由琉球方面進行。而中國到琉球都是通過冊封使進行。因此，琉球在歷史上向中國派遣船隻多，而中國向琉球派遣船隻少。據日本人的統計，從明代到清代，琉球到中國方面的進貢船達到二四一次，而中國方面的冊封船只有二三次 【172】。可見，琉球人對中琉水路之熟悉，至少並不在中國人之下。從一系列中國使者的記載來看，琉球人顯然對釣魚臺非常熟悉。比如前章已經提過在明朝陳侃出使琉球時，因為中國人不熟悉水道，還必須依靠琉球人帶路才能出發前往。在清朝，琉球派出接引大夫伴隨冊封使到琉球，這些接引大夫可能既有禮儀性的因素，又有引路的作用。這些記錄正印證琉球人對中琉水路非常熟悉的論點。
儘管很多明代的中國史料都認為姑米島是琉球的界山，而這一點也為清代的史料所重複。我在此提出兩個例外，而它們在第一部分中也都被提過：
第一個是明朝鄭若曾對《鄭開陽雜著》中的第七卷「琉球國圖」中，釣魚臺被畫在琉球國的境內，而且和非琉球國的地方區分得非常明顯（參見一‧五）。鄭若曾是《籌海圖編》的作者，從「琉球國圖」這個名字看，遠比《籌海圖編》的「沿海山沙圖」更能被確認帶有主權意義。
第二個就是冊封使郭汝霖一五六二年完成的出使述職報告《琉球奉使錄》。其中明確記載赤尾嶼是琉球邊界上的界山。聯繫郭汝霖的另一部著作《石泉山房文集》所說的：「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嶼」，其意思就更為清晰了。這句話是指：「進入了琉球的地界，這個地名是赤嶼」。因此，郭汝霖這兩個互相印證的表述都表明了赤嶼，也就是赤尾嶼，屬於琉球的範圍。（見一‧二）需要指出的是，它們都只是表明了琉球的地界，並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中國的地界。當然，我認為單憑此兩個證據，就認為釣魚臺，或者至少是赤尾嶼屬於琉球的領土，仍然是不足夠的，因為孤立的證據往往是歷史學和國際法中的大忌。
琉球本國極少留下清朝之前的文獻。現存琉球本國的文獻中，最早出現釣魚臺已經是中國清朝的事。該文獻是琉球王國執政官向象賢於一六五○年所著的《琉球國中山世鑒》【173】。這部文獻裡沒有單獨提到釣魚臺，只是全文轉載了陳侃的《使琉球錄》，因而也記載了釣魚臺。第一部原創的材料為一七○八年程順則的《指南廣義》【174】。《指南廣義》的配圖清楚顯示古米山是琉球之界，釣魚臺則在其外。一七二五年琉球人蔡鐸的《中山世譜》中的《琉球輿圖》（圖51）中畫出了琉球地界，當中也沒有釣魚
臺 【175】。
但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一般說琉球的領土是「琉球三十六島」，但實際上，三十六島並不是琉球領土的全部。琉球的島嶼大約有七十餘個。不少島嶼並不在「三十六島」之內。因此僅僅因為三十六島不包括釣魚臺就認為釣魚臺不屬琉球是一種不嚴謹的方法。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綜合而言，特別是結合中國的材料看（見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十九世紀之前，琉球人儘管知道釣魚臺，但基本不把釣魚臺視為自己本國的領土。
三‧二　日本人對釣魚臺的認識
目前沒有看到日本人在十八世紀之前關於釣魚臺的直接記錄。但可以推斷在中國明朝，日本人就已經知道釣魚臺。這有兩方面的證據。第一，明朝倭寇興盛之時，日本人在十六世紀就開始以臺灣為據點，也來往於臺灣到琉球的水道，他們可能在這時前就知道釣魚臺。中國為了抵禦倭寇而畫的海防圖中多有把釣魚臺畫在圖上，可能倭寇當時已經在這一帶活動。第二，更為直接的證據是鄭舜功在《日本一鑑》中說他所畫的海圖是參照了日本人的地圖，而這些海圖裡就詳細畫有釣魚臺（見一‧四）。因此可以推斷日本人的海圖中也是有釣魚臺的。
在日本典籍中，最早出現釣魚臺的是一本名為《和漢三才圖會》（圖52）的類書。《和漢三才圖會》在一七一二年出版，其構思來自中國明代的《三才圖會》。全書達一百零五卷之多，以圖解形式描述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是繪圖類書的代表作。
《和漢三才圖會》中畫有「琉球國之圖」【176】。從圖的形式看來，應該和《籌海圖編》和《廣輿圖》有淵源。在圖中，釣魚嶼出現在琉球國領域。由於圖中還出現了不屬琉球國的小琉球（臺灣），因而不能僅僅憑藉該圖就確認釣魚臺屬於琉球。但此圖再一次證明了釣魚臺在歷史上的模糊地位。而且根據圖名，其表達的主權意思比《籌海圖編》中的「沿海山沙圖」更能被確認帶有主權意義。
在十七世紀起，日本已經控制了琉球並從中琉之間的貿易中獲益，因此對中琉之間的水道也是相當熟悉的。一個證據就是在十八世紀中期清朝冊封使周煌的《海東集》中，他說當時中琉水道所用的航海指南都是用日本人的針經（見二‧一）。可以推斷這些水手用日本人的針經而不是中國或者琉球的針經的唯一原因就是日本的針經更為詳細和準確。因此，日本人對這個地區的水道的了解可能比中國和琉球人更多。
中國專家一般認為日本最早的有關釣魚臺的書籍是日本人林子平在一七八五年寫成的《三國通覽圖說》（圖53）【177】。它經常被支援中國方的材料引用，以證明在當時釣魚臺是中國的一部分 【178】。日本學者井上清也持同樣意見。《三國通覽圖說》的一大特點是上色，這在古代東方地圖中非常少見。而當中釣魚臺和中國大陸都採用了紅色。於是傾向中國的專家就認為這「證明」了釣魚臺在當時是中國的一部分，更加「證明」了日本當時承認釣魚臺是中國的領土。
事實究竟如何呢？首先說明的是，《三國通覽圖說》並不是日本官方的著作。林子平本人並不是日本的官員，而是一個日本學者與幕僚。他本人的意見並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見。林子平的《三國通覽圖說》也並不是在日本政府命令或支持下寫的。當時的日本政府不但不支持，還把這本書在日本列為禁
書 【179】。所以用《三國通覽圖說》來論證日本政府當時的態度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當然，我不同意日方所堅持的只有官方材料才有法理價值的看法。《三國通覽圖說》作為一部地理學著作，仍然可以作為當時人們如何看待各國歷史疆界的一項證據，是有歷史價值的史料，只不過它的內容不能代表當時日本政府官方的立場。
另外還有重要的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三國通覽圖說》儘管上了色，但是在釣魚臺歸屬中國的命題上，仍然存在缺點，因為《三國通覽圖說》的著色是有問題的。按照現代的通常理解，在一張地圖上，同色代表屬於同一個國家，而不同色代表屬於不同國家。但是在《三國通覽圖說》中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嶼之圖》中，臺灣的著色是黃色，而不是與中國大陸以及釣魚臺一樣的紅色。臺灣的黃色反而與附近的琉球的顏色一致 【180】。但實際上，在林子平時代，臺灣早就正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了。又比如說在另外一幅圖上，當時屬於中國的庫頁島塗上了黃色，也和中國大陸的紅色相異，反而與地理位置接近的朝鮮一致，
中國專家和傳媒一般回避這個問題，僅僅提到了釣魚臺和中國大陸同色，卻不提臺灣和中國大陸異色。少數沒有回避這個問題的中國材料認為「當年林子平面臨的問題之一，是要把它所認為屬於某國而又與該國大部分領土有別的地方加以區分」，所以顏色不夠用了 【181】。而事實上，在含有釣魚臺的圖中僅僅用了三種顏色（紅黃綠），連四種顏色都沒有用完。
因此在我看來，最大的可能有兩種：一種可能是林子平的著色是隨意的，並不帶有區分國別的意味；更可能是林子平的著色確實有著自己對國別的看法，但他對國界的認知與實際並不一致，至少在臺灣與中國及琉球的關係這個問題上與常識相悖。無論哪種可能，都降低了《三國通覽圖說》作為對釣魚臺歸屬問題上的證據價值。
綜上所述，《三國通覽圖說》並不是日本的官方材料，也不為當時的日本政府所贊成，不代表當時日本政府的態度。即便作為一份民間的地理材料，林子平在地圖上著色上的問題也降低了這本書在證明「當時釣魚臺屬於中國」這個命題上的價值。反之，如果《三國通覽圖說》是有效的證據，那麼它就可以用來證明了釣魚臺不是臺灣的一部分，因為它們的著色並不相同。
三‧三　十九世紀時的琉球與釣魚臺
十九世紀開始，釣魚臺的形勢開始轉變。如果說，在十七世紀中到十八世紀中期左右，釣魚臺更為傾向是中國的模糊領土的話，那麼自十九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釣魚臺更傾向是琉球的模糊領土了。這個轉變有幾項證據：
第一，在十九世紀之後，中國的冊封使的記錄中已經不再出現能解釋為「中外之界」一類的話了，甚至連姑米島是琉球界山之類的話也不見。在一八○八年出使琉球的冊封使齊鯤的《東瀛百詠》中，指雞籠山為中華界（見二‧一）。
第二，琉球開始對釣魚臺列嶼中的部分島嶼有了和中國不同的稱呼。他們把黃尾嶼稱為久場島，赤尾嶼稱為久米赤島。而這種稱呼在十九世紀中期也開始得到了中國的認同。比如十九世紀最後兩個冊封使一八三八年的林鴻年和一八六六年的趙新所著的正式報告《續琉球國志略》中對黃尾嶼和赤尾嶼的稱呼都用了琉球的名字（見二‧一）。
關於這兩個琉球名稱的起源尚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井上清認為這兩個名稱最早不超過十九世紀中
葉 【182】，但鞠德源考據出這兩個名稱在十八世紀就出現了。在《琉球家譜》中的《金氏家譜》中記載在一七○九年：「次年己丑六月十三日同兩船五虎門開船，十八日見古米赤島。」【183】 他認為這裡的古米赤島可能是久米赤島這個名詞的異稱。在《麻姓家譜》中記載在一七五○年：「至於三十日夜益怒，舵被打壞即失，無計可施，無奈只得砍去大桅，隨風飄蕩，幾乎衝釣魚山礁，權作小柁，倖免其難，風浪尤未息，小柁又被打折不存，見船漸近久場島山而將危，驚慌無地……只任風漂流。至於二月初七日，幸見八重山」。在《鄭姓家譜》中也有與《麻姓家譜》中幾乎一樣的記載。【184】
在這兩個例子中，鞠德源都否認了文中的「久米赤島」和「久場島」是現在的赤尾嶼和黃尾嶼，而認為它們是位於慶良間群島（Kerama Islands）中的阿嘉島（Akajima）和久場島（Kubashima）【185】。他同時認為，琉球為了竊取中國的島嶼，在十九世紀中故意把這兩個名字套用到了赤尾嶼和黃尾嶼之上 【186】。可是在文中他只是一再強調名稱的相似，而沒有給出更為實質的證據。
阿嘉島古稱為赤嶼（阿嘉即紅色之意），又稱為馬齒山，是中琉水道上一個重要的地點，它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被稱呼過為久米赤島。鞠德源的邏輯是阿嘉島即有「赤」的稱呼，又靠近久米島，而日本又有把主島附近的島嶼命名為「主島+附屬島名」的習慣（他舉例在久米島附近的鳥島，又稱久米鳥島），因此阿嘉島就是久米赤島。但只要看看地圖就知道，阿嘉島距離久米島二十六海裡，是慶良間群島的有人居住的五個主島之一，位於慶良間群島的中心位置，和久米島之間還橫亙著一些島嶼（同屬於慶良間群島的久場島就在此兩島之間），因此並非久米島的附屬島嶼。反觀，久米鳥島本身只是一個細小的無人島，和久米島之間沒有任何島嶼阻隔，距離只有十五海裡，這個情況顯然和阿嘉島的完全不一樣。因此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把阿嘉島認為是久米赤島是站不住腳的。
而在《麻姓家譜》等出現的久場島，幾乎可以肯定就是現在的黃尾嶼。因為根據那個記載，船遇上風暴而從釣魚嶼漂流到久場島這只是很短時間內的事情（大概在同一晚），之後漂流了六七天才到達八重山。顯然這個久場島與釣魚臺距離很近，只可能是和釣魚嶼相距十二海裡的黃尾嶼，而絕不可能是遠在釣魚嶼之外二百零三海裡處的慶良間群島的久場島。在歷史上，久場島之名來自與島上所生長的檳榔，沖繩人讀作Kuba或者Koba。據井上清考究，在黃尾嶼上也生長著這種這種樹 【187】。因此，它們都有相同的名字並不為怪。另外在歷史上，現在慶良間群島中的久場島很少被寫成「久場島」這三個漢字：《順風相送》中稱為「古巴山」；《中山傳信錄》中，它被音譯為「姑巴訊麻山」；周煌的《續琉球國志略》中也稱為「姑巴訊麻山」；在一八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日本地圖中以片假名稱為コハ 【188】；而琉球人自己寫的《指南廣義》稱之為「姑巴甚麻山」【189】。因此，這裡以漢字記載的「久場島」也極不可能是現在的慶良間群島中的久場島。
一個最為直接的證據就是成畫年代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琉球至福州航海圖》，鞠德源認為是接引冊封使趙新的琉球大夫鄭秉均所著，但並無證據 【190】。裡面的黃尾嶼和赤尾嶼除了用漢語的名稱標註之外，還以琉球名稱「久場島」和「久米赤島」同時標註。這證明了琉球人所說的「久場島」和「久米赤島」正是黃尾嶼和赤尾嶼。鞠德源認為鄭秉均故意做手腳，誤導中國冊封使，從而實施「竊島」之舉。但是這個指控也沒有任何證據支持。
釣魚嶼在琉球稱為「魚釣嶼」，即為Yukon或Yokon，琉球人也用Yigun來稱呼之。據井上清的綜合各家的說法，在琉球語中Yukon是魚的意思，而Yigun是魚叉的意思。這個叫法不知出於何時，但大概不晚於十九世紀中葉 【191】。根據鄭海麟的考證，他認為Yukon和Yigun這兩個詞語都是古琉球話對中國「魚」字的讀音，故此命名還是從中國的「釣魚臺」起源的 【192】。
根據黑岩恆在二十世紀初的說法，「近年來，不知何故，釣魚嶼和黃尾嶼的名稱互相調換了，稱黃尾嶼為Yukon，而主島釣魚嶼被稱為久場（Kuba）」【193】 井上清認為這反映了琉球人對這些島嶼的不熟悉 【194】。但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對，互相調換名字的事件發生在十九世紀末，正是日本吞併琉球和兼併釣魚臺的時期。這種混亂其實更多地反映了在日本領土擴張時期的認識混亂，而不是琉球人的認識混亂。這個錯亂的情況大概到了二十世紀一十年代才糾正過來。
無論如何，琉球人在十八世紀開始有自己對黃尾嶼和赤尾嶼的稱呼並在十九世紀中讓中國冊封使承認這些名字表明了琉球人在釣魚臺影響力的增強。
第三，清朝的記錄中，也有疑似記錄把黃尾嶼視為琉球的一部分。在《琉球歷代寶案》中記錄了一八一五年福建布政司的一份文件《福建布政司諮：移知遣發風漂臺灣鳳山縣轄番社難夷宮城等回國》（第二集卷一一七）【195】：

（嘉慶二十年五月初七日）查得臺灣府送到琉球漂風難番宮城等七名，又浙江臨海縣送到琉球漂風難番久場島等九名。

這裡提到了兩個名稱：宮城和久場島。鄭海麟認為這兩個都是人名 【196】。但是宮城和久場島同樣是琉球的島名。宮城島位於沖繩群島之中，而久場島，正如上述，是琉球對黃尾嶼的稱呼。在日本，宮城固然是一個姓，但卻沒有久場島這個姓氏，只有久場這個姓。這裡固然可以解釋為前一句「宮城」用的是姓，而後一句「久場島」用的是全名。但是琉球島嶼並不多，恰好兩個人的姓或全名都和島嶼名稱一致，也未免過於巧合。
我認為，儘管從文義上看，這兩個名稱更像是人名，但是事實上，當時琉球平民普遍沒有正式的姓而僅有「童名」，而把地名作為類似姓氏的指代並非罕見。琉球在被日本兼併之後，才推行姓氏制度，而當時很多琉球平民取姓就是直接用所在地的地名。因此把這兩個名稱解釋為地名亦未嘗不可，即這兩句分別指來自宮古的七個人和來自久場島的九個人。如果按照這個解釋，就是中國臺灣政府把七個來自宮古的遇上風暴的船員和九個來自久場島的船員送回琉球，那麼這就無疑是中國政府認為黃尾嶼屬於琉球的一個例證。當然，鄭海麟的解釋也有一定道理。故此這個證據可以算作存疑。
第四，琉球編年史《球陽》記錄，一八四五年六月，英國船隻沙馬朗號（HMS Samarang）要到八重山一帶測量水文，在事前專門向琉球國中山王駐福州琉球館的官員提交申請，允准後才前往測量。這件事的細節在下一節（三‧四）專門討論。
第五，在一八七○年後，逐漸有西方國家的地圖上把釣魚臺劃歸琉球（或日本）（見二‧四）。這還在日本一八九五年佔據釣魚臺之前。這顯示，部分西方國家的地理學者認為釣魚臺是琉球的一部分。
以上證據均顯示，十九世紀開始，隨著清朝對釣魚臺不在意，琉球開始逐漸取得了對釣魚臺的模糊主權。需要指出的是，琉球這種對釣魚臺的模糊主權，也是不符合國際法對主權的定義的。因為沒有證據顯示琉球對釣魚臺進行過實質上的管理。而一八七○年代末中日關於琉球爭議時對琉球的劃界中，釣魚臺也不包括在內。儘管如此，從這些證據中可以找到關於釣魚臺在中琉日三方歷史變遷中的線索。
三‧四　英國船隻沙瑪朗號對釣魚臺的測量
一八四五年六月，英國船隻沙馬朗號（HMS Samarang）在巴切爾船長（Sir Edward Belchan）帶領下到琉球一帶測量水文，留下了《沙馬朗號航海記》（Narrative of the voyage of H.M.S. Samarang）一書。這次測量前，英國在事前專門向琉球國中山王駐福州琉球館的官員提交申請，允准後才前往測量，測量中包括了釣魚臺。這是歷史上首次有官方的船隻測量釣魚臺，其結果對於搞清楚釣魚臺的地理有莫大的幫助。
這一事件的背後交涉過程最早為鄭海麟在二○一○年十二月的《海峽評論》中的《中日釣魚臺之爭與美國的亞洲戰略部署》一文所發掘 【197】。後來，鄭海麟說申請地不是福州的琉球館，而是日本的琉球館 【198】。但是在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中國青年報》的文章中，他又回到了之前的說法 【199】。鄭海麟在這篇文章裡認為：「在日本人吞併琉球以前，英國人想登陸釣魚島，事先必須通過福州的琉球館向福建海防官（即布政司和都撫兩院）提交申請文書，即必須征得中國政府的同意，而不是直接向琉球國中山王府提交申請，這清楚地表明釣魚島並非『無主地』，其主權屬於中國。」
其實事情的經過究竟是怎樣的呢？整件事要從一八四四年說起。當時英國剛剛在鴉片戰爭中打敗了中國，與中國簽訂了《南京條約》。福州乃屬五個開放口岸之一，於是英國在福州派駐了領事李太郭。其時，英國把下一個通商目標放在琉球。當時琉球在福州有琉球館，相當於琉球駐中國的領事館，琉球館的主事為在閩存留通事魏學賢，即琉球外交代表。在一八四四年李太郭致信魏學賢，知會了英國和中國已經簽訂了《南京條約》之事，《球陽》卷二十一中相關記錄如下：【200】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俱照所議辦理。茲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來不和之端解釋，息止肇釁，為此議定設立永久和約。（其後為南京條約全文）

同時，李太郭又向魏學賢說明了英國欲與琉球交好的意願（鄭海麟稱之為給琉球國照會文書）：

為與貴國兩相和好，本領事由盡心願施貴國官民之平安，但大英戰船常往趕海盜、探水、度量地方畫圖，恐貴國官民見戰船懼怕，今特齎來文憑一紙，若船官要水菜，均約價錢，公道交易，貴國官民不可拘禮，此照。

可見，英國人在測量這件事上，只是和琉球政府打交道，完全沒有和中國政府打交道，更談不上需要中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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