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從覃子豪到林燿德─臺灣當代詩論家

語言、文學-學術專著
從覃子豪到林燿德─臺灣當代詩論家

作　　者：孟樊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學術叢刊
出版日期：2019/07/19(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763-370-5
書　　號：1XGK
頁　　數：272
開　　數：20K
定　　價：500元
優惠價格：3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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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現代主義初興的1980年代，作者率先引介「後現代」入臺灣詩壇，為此連續寫了好幾篇論文，甚至出版專書《臺灣後現代詩的理論與實際》，被定位為臺灣詩壇後現代的燃燈者之一。而詩史、詩論與詩評是新詩研究的三塊主要領域，本書則屬於「詩論」所做的探究。

本書特色：
1.挑選出十位詩論家：包括覃子豪、林亨泰、羅門、洛夫、葉笛、杜國清、鍾玲、張漢良、簡政珍、林燿德等，分別在新詩的理論與批評方面多少都有所建樹，若干人的論述乍看之下雖似未具系統性，但確實也針對同一主張前後做出相當多的關注與發言，且渠等言論又具某種代表性（例如超現實主義、女性主義、都市詩學等），故值得予以探討。
2.按照各詩論家的出生∕年歲依序編排：原有考慮依照其詩論或詩學出現順序編目，如此實暗含有「詩論史」寫作之企圖。但後來轉而一想，一來有些論述並非只在一個時間點出現，其前後甚至持續一段時期（如鍾玲的女性主義詩學），彼此之間也有重疊的現象；二來若只論其中十家，未免掛一漏萬，更難呈現一部完整面貌的詩論史。

孟樊，本名陳俊榮。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博士。曾獲中國文藝獎章。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曾長期於傳播界任職，擔任報社副刊編輯、主筆，雜誌社主編與出版社總編輯，並於國內外各大報刊開設專欄長達十數年。後於中國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南華大學等校兼課，曾任佛光大學文學系暨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系主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訪問教授。出版有《我的音樂盒》、《旅遊寫真》、《戲擬詩》、《當代臺灣新詩理論》、《臺灣後現代詩的理論與實際》、《文學史如何可能──臺灣新文學史論》、《臺灣中生代詩人論》……，包括詩集、散文集、文化評論、文學評論、學術論著與翻譯著作，凡三十餘冊。詩作收入兩岸各類詩選集，並入選九歌版《評論20家》、《評論30家》。

導論

一、是詩學、詩論或詩評？

    在西方，詩學的發端，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詩學》（Poetics），該書被視為是西方第一部系統性的詩學論著；惟此所謂「詩學」，套用韋勒克（Rene Wellek）與華倫（Austin Warren）的說法，指的是研究文學的原理、範疇以及判斷標準 ，詩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而不只是詩而已 。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韋勒克便建議用文學理論取代詩學一詞。依此，稱呼某人為詩學家，不如改稱他或她為文學理論家或文學批評家，恐怕來得更恰當些。
    然而，本書研究的對象既是新詩，豈不正中下懷，乾脆援用「詩學」或「詩學家」（poeticist）一詞呢？確屬如此，在第七、九、十章，我分別探討了鍾玲、簡政珍與林燿德的女性主義詩學、現象學詩學與都市詩學，用的都是「詩學」一詞，事實上，這裡使用的「詩學」詞彙，除了研究對象是新詩外，其義亦雷同「詩論」――也就是文學理論。但由於詩學一詞容易使人聯想及一般的「文學理論」，在此毋寧逕呼詩論反而更為適當。
    尤有甚者，文學理論（或詩論）又與文學批評（或詩評）息息相關，兩者甚至相互依存，也互為影響。韋勒克與華倫即指出，文學理論不包括文學批評或者文學批評中沒有文學理論，兩者都是難以想像的。而韋勒克認為，前者研究文學的原理、範疇、手法等，而後者則討論具體的文學作品。
    以上韋勒克的說法，美國學者布瑞斯勒（Charles E. Bressler）有進一步類似的主張。他說，從傳統來看，文學批評家不是涉足理論批評（theroetical criticism）便是涉足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理論批評創制了有關文學（藝術）的性質與價值的理論、原則和宗旨；透過援引關於文學（藝術）的普遍美學和道德原則，理論批評為實用批評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實用批評――也稱為應用批評（applied criticism），則是將理論批評的理論和宗旨運用到某個特定的作品上，亦即實用批評家使用理論批評的理論和原則，以界定趣味的標準，並為一部特定的文學作品做出解釋、評價或辯護。
    上述之說，是布瑞斯勒站在批評的角度所做的區分，說法其實和韋勒克如出一轍，但他的觀點確實也說明了一件事：批評在文學（詩）的研究來說是無法被分割開來的，即便你所從事的是理論的建樹；或因如此，韋勒克便曾指出文學批評一詞往往被用來概括文學理論。那是因為文學理論如果不植根於具體文學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學的準則、範疇和手法都不能憑空產生；可反過來說，沒有一套課題、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資參考的論點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學批評也無法進行。而此點正也說明了臺灣詩壇與學界關於新詩評論的概況及其發展。

二、詩論評類型 

    在臺灣，新詩從其嚆矢至今已近一個世紀，然而其間詩論評的演變與發展又是如何呢？依游喚所信，他認為臺灣這數十年來（迄至1990年代初）新詩評論大致可分成三種類型――也是三個不同的層次：
    一是宏觀的詩學理論。這類詩學理論旨在做詩學的全面性觀照，主要在探討根源性、本質性的問題。
    二是詮釋性的批評。這類批評主要以解析、評價、找出詩意為其重點，因而它近乎實用批評，屬於作品鑑賞的層次。
    三是紹介性文章。舉凡詩人交遊、私密往來、作品印象等，只要與詩或詩人有關者，皆可信筆寫之，譬如常見的序文、後記皆屬此類 。
    嚴格而言，上述第三類有關詩或詩人的「雜文」，不能名為詩論或詩評，於此毋庸費詞一談。就前兩類觀之，第一類即是上所述詩論，而第二類則為詩評。以本書所探討的第二、三、四、六、七、九、十諸章來看，包括：覃子豪的象徵主義論、林亨泰的詩體論、羅門的後現代論、洛夫的超現實主義論、杜國清的新即物主義論、鍾玲的女性主義詩學、簡政珍的現象學詩學、林燿德的都市詩學，都屬於廣義的詩論；而第五章葉笛的傳記詩評與第八章張漢良的新批評則為典型的詩評。
    乍看之下，詩論之成績遠勝於詩評，亦即臺灣詩論較諸詩評有更多的建樹。果其然？果不其然？事實上，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第一類的詩論成績其實並未如人意，影響所及，第二類的詮釋性批評也就乏善可陳。以第一類詩論而言，臺灣詩壇及學界自不乏宏觀式言論，但這種宏觀式詩論往往「斷簡殘篇」，亦即缺乏較具系統性的論述，譬如林亨泰的詩體論、羅門的後現代論、林燿德的都市詩論等，渠等所論常與時代性議題或話題有關；兼之早期的詩論較乏嚴謹的學術訓練與訴求，其「主張性」（advocacy）甚於「理論性」（theoretics），而此細究其因，則又與詩人兼充詩論家的角色攸關 ；也因為如此，詩論不成系統的表現同時影響了詩評——即上述第二類詮釋性批評的成績。
    事實上，如前所述，詩論和詩評兩者是息息相關的，詩學理論的探討或建構，往往建基於對詩作的檢視――也就是批評，並不和詩評楚河漢界劃分界線，亦即詩論或者詩學係從詩評建立地基，對一首首詩作的考察宛如一塊塊磚瓦的堆疊，終而建構成一座華屋。有鑑於此，類如鍾玲的女性主義詩學、簡政珍的現象學詩學……都有大量的詩作批評。即便詩論或詩學不依賴詩評而建構，它的適用性（applicability）或有效性（validity），仍需詩評的實踐（practice）才能被檢證和接受，也因此像洛夫的超現實主義論與杜國清的新即物主義論都得舉證詩作加以討論（前者如商禽〈逃亡的天空〉、瘂弦的〈下午〉和葉維廉的〈河想〉，後者有陳千武的〈給蚊子取個榮譽的名稱吧〉與〈高速公路〉、白萩的〈塵埃〉與〈廣場〉、鄭炯明的〈誤會〉與〈乞丐〉、李魁賢的〈紅蘿蔔〉與〈檳榔樹〉，以及杜國清自己的〈距離〉與〈塵〉） 。反過來說，從詩評角度出發，類如葉笛的傳記詩評與張漢良的新批評，雖其論述主要出於批評的實踐，背後仍須有理論的發想，以及批評所依據之理論原理或原則。綜而觀之，詩論是發端而詩評是落點，是以本書（副題）概以「詩論家」泛稱從事詩論評者；而如此稱謂並未有要割裂詩論和詩評之意。
    由於早期臺灣的詩論評較乏堅實有力的論述，儘管歷來不缺相關的論述文章，然而繳出的成績誠如上述，難稱如意；所幸在千禧年之後，這種情形已然改觀，尤其是詩論（或詩學）的表現，可謂有目共睹。而此緣何而來？

三、邁向學術化研究

    在一九九○年代初，筆者即曾為文指出，之前臺灣詩壇不時出現有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傾向，蓋因那時充斥於詩壇的多半是「感性的批評」（sensible criticism），而感性的批評重於理性的批評，其結果便是反智主義的出現，而所謂反智主義說穿了就是反對理論（against theory） ――或至少是輕視理論。事實上，台灣詩壇向來不乏理論的主張者，譬如一九六○年代創世紀詩社揭櫫的超現實主義以及一九七○年代笠詩社主張的新即物主義，七○及八○年代風起雲湧的新興詩社也一個個打著「理論」的旗號――雖然當時他們的理論比較像立場的「主張」或「宣示」，但誠如筆者當時所指出的，渠等所標榜之理論本身不免令人起疑（理論＝主張？），究其實真正稱得上「詩論家」者委實有限，乃因新詩的評論一向都不太講究嚴謹的理論與方法；兼之與小說豐盛的評論相較又不免小巫見大巫，詩論評成績便難以令人滿意。
    如果我們進一步考察便不難發現，表面上詩人或詩評家主張理論言之鑿鑿，骨子裡其實是反理論的，蓋因他們害怕理論――真正的理論。然而，詩作之批評乃至於研究卻不能缺乏理論，誠如新批評的健將藍森（John Crowe Ransom）在《世界的軀體》（The World's Body）一書中所言：

   好的批評家不能僅止於研究詩，他必得也研究詩學。如果他認為他必須嚴格地棄絕對理論的偏好，那麼好的批評家將可能只是一個好的小批評家（a good little critic）。被人期待的理論，總是決定了批評，而且即便是未被察覺，它也絕不會少於此；所謂「批評家心中能不存理論」這種情形，是不切實際的。

　　顯而易見，在當時臺灣詩壇確實存在不少藍森所說的這種「好的小批評家」。但這些所謂「好的小批評家」的出現，背後卻是種因於少見的被人期待的理論，而這又緣由於理論的建樹或引進（西方文論），係一項困難的工作，不易為之。然而，誠如筆者當時的呼籲：「如果我們有心要擺脫貧瘠的現代詩學或新詩學的境地，要使我們的新詩研究更上一層樓，朝嚴謹的詩學體系之建立邁進的話，那麼實在不應該將理論視為洪水猛獸，不必自願成為『理論的文盲』。」 
    所幸上述這種輕理論的窘境，相應於一九九○年代末期以來臺灣文學（確切地說應是臺灣當代文學或新文學）日趨顯學化的現象，已見改善。臺灣文學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不外乎受到兩項因素的影響：其一是自一九九七年大學始設臺灣文學系所以來，臺灣文學的教育與研究自然跟著水漲船高；其二是臺灣文學也在中文系裡開始被建制化（譬如相關課程陸續開設），而被接受為學科（discipline）的臺灣文學自此則成了眾多博碩士論文研究的範疇。寖假，如李瑞騰所指出的：「投身這個領域的學者和以此為志業的研究生都不斷增加，影響所及，有關臺灣文學的學術會議此起彼落，在各種開放性的論述空間裡眾聲喧嘩，多音交響。」，而「這相當程度影響到文學批評的方式和內涵，它們常以學術論文的面貌出現，在學報，在論文集，甚至於在文學刊物中，形成一種景觀，反映出台灣文學批評的學術化傾向。」這種學術化走向，自然也涵蓋詩論評。
    進一步看，此時詩論評的日趨學術化，亦與專屬詩學刊物的出現及其鼓吹有關。一九九○年代初期筆者即曾指出，當時詩評論之成績之所以不如人意，著實和詩壇始終缺乏一份長期性的詩學研究刊物有關，並援引美國學界的情形說明，某一文學理論或批評學派的成形多半有賴一份屬於自己的機關刊物來推展 ，譬如新批評（new criticism）有《肯揚評論》（Kenyon Review）、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有《表徵》（Representations）、生態批評（ecocriticism）有《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ISLE）……而臺灣詩壇和學界正缺乏這樣的刊物，雖然當時不缺詩刊，但詩刊所登載論述至多只能培養「好的小批評家」。不過，這種缺乏詩學研究刊物的情況，在千禧年過後亦有所改觀。一九九二年創社與創刊的《台灣詩學季刊》 ，從二○○三年五月號起易名為《台灣詩學學刊》，開始刊載學術性論文（雖仍刊登詩作），並於二○○五年六月的第五期完全改為正式的學術性刊物，自此不再刊登詩作。此外，二○○五年四月第一份由大學（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系所創辦的詩學刊物《當代詩學》創刊，更對詩學研究有推波助瀾之功，詩論與詩評日趨嚴謹，邁向學術化研究 。
    從本書所論各個詩論家之詩論或詩學觀之，亦可看到其日趨邁向學術化之演變軌跡，如早先林亨泰、葉笛等人的詩論評，多為一般議論或詩評，較乏系統性之建構；其中像覃子豪的象徵主義詩論和洛夫的超現實主義論雖較具系統性，卻是出於向西方借鏡之初衷，應屬引介性之文章；而之後羅門的後現代論則多為其對當時新起之後現代詩潮與理論之回應。但自林燿德的都市詩論述起，除了其理論性更勝於前之外，寫作方式也逐漸學術化，以至於到了二十一世紀，諸如鍾玲的女性主義詩論乃至於李元貞或李癸雲等人相關的女性主義論述，都是出以更為嚴謹的學術論文了。而吾人從其中的演變，亦可發現其與詩史本身的遞移若合符節。不過，本書的編排並非從此設想，而是按詩論家之齒序先後編排，此則可以看出不同世代的關注點及其回應世情的異同之處。
    然而，學術化的詩學研究趨向也使得詩論成了長篇詩學，而原先議論式的短（詩）論日漸減少，留在一般詩刊上的多是短（詩）評，蓋因詩刊與學刊屬性不同，登在上面的詩論或詩評因而也分道揚鑣。但無論如何，二十一世紀之後嚴謹的、較具系統性的詩論或詩學之建構已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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