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曾國藩傳

博雅書屋-人物誌
曾國藩傳

原文作者：Hail,W.J
作　　者：黑爾(Hail.W.J)
譯　　者：王紀卿譯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2014/05/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7531-7
書　　號：RB14
頁　　數：404
開　　數：25K
定　　價：400元
優惠價格：360元

十九世紀中，中國發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太平天國運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曾國藩在這次的革命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也花費了11年的時間才平定這場革命，這中間他是如何做到......？
「太平天國運動」起因於一個拜上帝會的組織，造成的動亂，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因其牽涉到了宗教的信仰及諸國。曾國藩因為平定了這場戰役得到了直隸總督任上的職位與光榮。但這場戰役長達11年之久,透過本書不僅可了解曾國藩的不平凡的一生,亦可了解太平天國戰爭始末。

黑爾(Hail.W.J)：中文名解維廉，1877 年出生，美國耶魯大學雙博士，教育家和歷史學家，曾為耶魯大學海外教育事業傳教士。1966年來華，任長沙雅禮學院院長兼歷史學教授；1927年離華回到美國，在俄骸亥俄州伍絲特大學任歷史學教授。

王紀卿，著名文史學家、翻譯家。湖南長沙人，1953年生，潛心研究湘軍及湖湘文化二十餘年。主要著作有：《湘軍為什麼這麼牛1：亂世豪傑多書生》、《湘軍為什麼這麼牛2：一朝天子一朝臣》、《湘軍》（上、下）、《清末有個左宗棠》、《血肉長城：血戰十四年》、《我是湖南人》譯著《左宗棠傳》等。

一章
　　滿人治下的中國政府
　　
　　1.軍事
　　
　　當太平天國運動還在孕育過程當中的時候，小股的潛匪或宗教狂熱者的結社還過於弱小，無法威脅到大清帝國，連擾亂一個省都不容易，人們指望當局盡一切努力將之肅清。但是當局似乎完全癱瘓了。官軍根本無力肅清肆意蹂躪湘南、廣東和廣西農村的不法團夥。不過，從文件上看，兩廣總督至少手握著89000名士兵，軍官除外；其中廣西有22532名，廣東有66907名。為了公平起見，必須指出，其中有55401人是專為駐防或執行警務而徵募的；但即便如此，仍然剩下了34000名步兵和騎兵，組成一支野戰軍，足以消滅在1849年之前出現的所有匪幫。［1］
　　官軍如此軟弱的原因，在於朝廷在軍事組織與文官政府中實行的分權。就軍事組織而言，分權是從國家級組織開始的，包括兩套不同的官兵，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則組建部隊，各自享有不同的特權，這兩套系統就是八旗和綠營。
　　早在1614年，在滿人發動推翻明朝的戰爭之前，他們的武裝力量組建為8個師，每師約有7500人，由一名都統指揮。這就是八旗的核心，而所謂的八旗，最終囊括了所有的滿人。［2］每個師分為5個團，每團1500人，每團又分為5個營，每營300人。［3］
　　然而，在實際征服這個國度的時候，滿人得到了蒙古軍隊和漢人軍隊的援助。在全國平定之後，這兩支軍隊中的許多人被八旗吸收。起初他們跟滿人混雜在一起，但是隨著他們的人數增加，滿人認為更聰明的辦法是將他們安排到各自的隊伍中。於是在1635年，蒙古人被編入八旗部隊，總數為16840人；7年以後，從一開始就參加了征服戰爭的漢人同樣加入了八旗，［4］總計有24050人。因此，在這場戰爭結束時，八旗武裝的總兵力約為10萬人。從此他們成為佔領軍的核心，滿足了保衛皇宮、京城、直隸省以及北部與西北部邊境的特別需求。他們的人數逐漸增加到2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駐紮在東北、新疆與直隸。［5］他們加入八旗的權利是世襲的。
　　顯然，這種兵力部署的首要目的是堅守東北和直隸省的帝國領土，防禦來自蒙古和新疆的攻擊。直隸駐軍的分佈，在都城四面構建了一道防線，而在陝西、甘肅和山西等西北省份的大批駐軍，則是至關重要的前哨。在中國的其他地區，駐軍一般部署在總督駐節的省份，只有遙遠的雲貴除外。［6］廣西、湖南、江西與安徽只有巡撫，沒有旗營，而河南、山東和四川的駐軍則兵力較少。在開封，駐軍人數不足1000名官兵；山東有兩座軍營，一座在青州，另一座在德州，屯駐了大約2600人；而在遼闊的四川全省，只有2528名士兵和222名軍官駐紮在成都軍營。［7］
　　長江沿岸的情況有所不同。清政府懂得控制大江水道的必要性，在湖北的荊州駐紮了旗營，這樣就能控制四川的出口，並能威壓湖廣；在金陵和京口也駐有旗營。此三處的駐軍人數為：荊州6292名士兵和516名軍官，金陵3122名士兵和369名軍官，京口1596名士兵和147名軍官。
　　浙江和福建這兩個沿海省份處於兩名韃靼將軍的控制之下，一名駐節福州，率領1970名士兵和270名軍官，另有海軍陸戰隊的駐軍1526名士兵和104名軍官駐紮乍浦；另一位同樣擁有一支2000名士兵與209名軍官的陸地駐軍，還有一支小型陸戰隊的營房，包括475名士兵和39名軍官。廣東省的總兵力為4599名士兵和249名軍官，全部駐紮在廣州。［8］
　　各省所有旗營部隊的指揮權都在韃靼將軍的手中，只有山東與河南例外。韃靼將軍的級別高於總督，直接對京城負責，不過部隊的給養必須由所在省的政府提供。河南與山東兩省沒有韃靼將軍，由比巡撫低一級的旗人軍官指揮。在北京，旗人由一個由24名都統或副將組成的特殊班子領導，每個領導成員代表24旗之一，服從兵部指揮。
　　構成世襲階級的八旗子弟，就是這支武裝力量的成員，他們又被分為兩類，有內外之別。前者被特別指派到皇家與王室效力，後者可以在宮外隨意服務于軍隊或文官政府。事實上，滿人當中的每一個成年男性都以某種方式註冊於八旗之下，或者是軍人，或者是文職雇員。每一個籍隸上三旗的滿人，不論是否在政府中任職，都會得到贍養費；［9］而下五旗的滿人則只有在實際擔任編制內的職務或作為編外人員任職時才會拿到薪俸。
　　現在我們可以瞭解滿人武裝力量的性質了。在首都與可能發生危險的地區，它是帝國首要的依靠。這種職能給它帶來了若干勇武與效率的聲望。在內地省份，它主要是作為統治一族的獨立駐軍，屬於另一套指揮系統，隨時準備阻止或撲滅總督或巡撫在其駐節地造反的苗頭，但無力參與戰爭。在這些地方，旗人“實際上是榮譽囚犯，被嚴格限制在城牆之內，被敵視他們的軍民所包圍。旗人除了本族的語言之外，還要學會當地居民所講的方言，如果他們想要上街去買哪怕是一棵白菜。而在名義上淩駕于漢人總督之上的韃靼將軍，經常被人們輕蔑地稱為‘老處女’或‘醉鬼’”。［10］當然，這種描述需要稍加修正，派克自己也承認，有些傑出的韃靼將軍是勇敢的軍人，但他的描述在大體上是真實的。
　　我們的確沒有誇張旗營的無能，不論是作為戰鬥性的部隊，還是作為防禦性的武裝。最明顯的證據是，當太平軍於1853年攻佔金陵時，滿人的墮落行徑昭然若揭。［11］該城拿朝廷俸祿的滿人武裝的駐軍兵力多達5106人，說明成年人口有2萬到3萬。太平軍攻打外城牆時，遭到漢人官兵的某種抵抗，隨後他們便直攻韃靼內城中的滿人。密迪樂記述了這次攻擊的情況：［12］
　　
　　這些滿人必須拼死戰鬥，為了對他們一貫有恩的皇室，為了他們民族的榮譽，為了他們自己及其妻兒的性命。他們非常清楚這一點。天王已經公開宣稱，他使命中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清妖。因此，他們應該會為了自保而拼死搏鬥，但他們卻並未伸出拳頭。似乎太平軍一往無前的進軍和根深蒂固的仇恨已經剝奪了他們全部的心智、力量與勇氣，他們跪伏在地，向太平軍首領求饒，高喊“天王饒命，天王饒命”。……講述其所作所為的太平軍聲稱，不分老幼，無人得以赦免。
　　
　　直隸的旗營駐軍是否真的優秀很多，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因為在金陵陷落之後，一支人數較少的太平軍部隊奉派北上，抵達直隸省的邊界時，皇帝不得不派蒙古部落的軍隊，在無敵首領僧格林沁指揮下火速救援天津。［13］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旗人善於作戰的話，他們就應該能在直隸打敗太平軍。旗營武裝儘管無能，卻吸幹了該省的財政收入。威妥瑪繪製了一份詳細的表格，［14］表明中國內地旗營官兵的薪俸和津貼總額每年高達1378.502萬兩，［15］或者說，把東北、伊犁與新疆都計算在內，則是將近1600萬兩銀子。如果派克的資料表是正確的，那麼這個數字就是太平天國運動之前一年總收入的1/3，在他所羅列的開銷中至少占了一半。［16］
　　現在來看漢人部隊。我們一開始就發現它與旗營大不相同，他們的官兵是從全國各地自願參軍的。軍官可以是滿人或漢人，但士兵都是本地人，平均地分佈於18個行省。如果我們將之當做一支國軍，那麼就容易誤入歧途。北京確實控制著高級軍官的任命，但是軍官一旦走上了指揮崗位，就全權指揮他自己的士兵，他們實際上形成了一支獨立的武裝，但由於存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監督和平衡體系，他們還要依賴於該省的其他軍官和文職官員。這裏無法找到與西方國軍中的指揮系統相對應的體制。
　　這支漢人武裝名叫“綠營”，可以追溯到滿人入主中原以前那些入侵者爭權奪利的時期。它和旗營一樣，其建制以7500人為基礎，組成一個大單位。綠營小單位是否完全對應于旗營中的小單位，我們不得而知，但有可能是如此。我們知道，順治皇帝在北京登極時，至少有3個漢人軍，不下15萬人，在漢人將領的指揮下，為他在各省戰鬥。［17］如前所述，其中有些漢人被吸收到八旗之內，但也有許多人留在八旗之外，成為綠營的核心。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這個新王朝在開創之初，對援助過他們的4位漢人將領封了藩王，即吳三桂、耿仲明、尚可喜與孔有德，在華南的雲南、廣東、福建和廣西，分別賜給他們采邑。［18］
　　在吳三桂與另兩位活著的藩王領導下，雲南、廣東和福建在1673年爆發了叛亂。他們取得了暫時的勝利，控制了華南和華西，以及華北的部分地區。但是他們遇到了勁敵——年輕而強大的康熙（1662—1722），他註定要置身於中國最偉大的統治者之列。在強悍的吳將軍與這位強有力的皇帝之間，進行了一場長久的戰爭，直到1678年吳三桂在圍攻湖南永興時死去，這場反叛才漸漸平息。但它留下了嚴重的後果。滿人從此改革了他們在漢人區域的政府構架，在一個省內將權力分散交給文官和武官，而在同一組官員中又分散交給不同級別的官員。［19］
　　在康熙及其後繼皇帝們的治下，這種策略得到了發展，在任何省份都將文武大權分別交給至少2到3個權力中心，多則分解為8到10個權力中心。在軍事方面，督撫通過對本省財政的控制，對該省的所有部隊都有間接的控制權，但他們每人只能直接指揮5000到6000名護衛他的士兵。
　　韃靼將軍駐紮在總督駐節的省會城市，或者駐紮在其附近，以大致相等的兵力來制約他，並在國都中居於比他更高的職位。同樣，巡撫受到省級最高軍事長官提督的制約，此人主要是指揮全省的武裝力量，而在軍隊的等級組織中，他與巡撫同級。提督偶爾也會駐節於省會城市，但更多的情況是駐節於該省其他地區的一座大城市。這三個獨立的指揮系統，即督撫系、韃靼將軍系和提督系，便是三大組織體系。
　　但實際上，就連提督也會覺得他的權力受到了下級軍官總兵即師長們的牽掣。儘管後者只有通過提督才能與北京的兵部進行溝通，並在理論上要接受提督的命令，但他們實際上受到的只是督促而非指令。他們實際上已經形成了獨立的單位，駐紮在不同的地方，很難從那裏把他們調開，因為他們通常會與相應級別的文官道台打交道，而他們的部隊分佈在各個戰略要地，駐紮在主要的城鎮和商業中心。這些小部隊對於低級文官而言具有很大的價值，但任何將之收攏集結為大部隊的企圖，都會令常規的當局感到孤立無助，面臨從1847年到1850年廣西盜匪蜂起時遇到的困境。因此，這些當局會極不情願把駐軍放走，不想讓他們離開其駐紮的四面圍牆的城市，對調令故意拖延不辦。
　　在中部省份，綠營部隊還有其他糾紛。糧運總指揮控制著大運河，而河督則控制著黃河與長江，他們麾下都有綠營兵。
　　從康熙的角度看來，這是一個理想的體制。實際上，它只有在各位文武指揮官完全協調一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正常運轉。但這違反了人的天性，各位指揮官絕不可能和衷共濟。實際上，康熙已經下達指令，使他們絕對無法合謀反對北京，從這個目標來看，這個體制是效果極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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