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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原文作者：John Stuart Mill
作　　者：約翰‧斯圖爾特‧彌爾
譯　　者：李華夏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24/01/01(2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66-790-7
E I S B N：9786263667778
書　　號：1D4C
頁　　數：112
開　　數：25K
定　　價：220元
優惠價格：1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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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史有名著作之一，在倫理學最為人知且最有影響力。
效益主義以提倡「最大幸福」為原則，在約翰．斯圖爾特．彌爾手上得到修正和擴張。

彌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

什麼是真正的效益主義？
效益主義如何運用？
「道德基礎」的判定基準是什麼？

效用，或最大幸福原理，堅持行動當其趨於提昇幸福者是「對」，當其趨於帶來幸福反面者是「錯」，這一綱領做為道德基礎。幸福是愉悅和不再痛苦；不幸指痛苦和欠缺愉悅。愉悅和免受痛苦，是唯一值得嚮往做為目的之事物；且一切值得嚮往的事物都是可追求的，無論是因於該事物固有的愉悅，或可做為手段以提昇愉悅和規避痛苦。
有鑑於彌爾身處年代對於效益主義的誤解，而撰寫此書。這是一本影響深遠的倫理學經典，效益主義時至今日依然是倫理學領域中的主要理論之一，其帶來的意義值得後人深思。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
十九世紀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道德哲學與政治理論家，曾任國會議員，倡導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邊沁後效益主義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從小父親(詹姆斯．彌爾，蘇格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哲學家。)便以效益主義當作倫理學的基底來教導彌爾，事實上彌爾自己也與邊沁常有接觸，邊沁死後彌爾還負責整理他的著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意無意成為效益主義學派的接班人。然影響他成熟時期最大的是他與哈莉耶特．泰勒．彌爾的婚姻生活。
彌爾對現狀的不滿多少來自於妻子的影響，泰勒的思想不僅在當時非常前衛，即使是在當今，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許多女性主義者也不遑多讓。對於社會主義的關注，使得彌爾重新思索了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在彌爾的著作中都不難發現。
著作：《邏輯體系》、《政治經濟學原理》、《論自由》、《論代議制政府》、《效益主義》、《女性的屈從地位》與《論社會主義》等等。

李華夏
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美國南伊立諾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清華大學等校兼任教授，譯有《效益主義》、《資本主義的未來》、《國富論》、《凱因斯》等書。

構成人類知識現狀的過程中，很少像界定「對」與「錯」的爭論那樣無甚進展，換句話說，對至關重要課題的思索仍原地踏步到，處於明顯的倒退狀態；或不如預期，莫此為甚。哲學從萌芽起，有關「至善」（summum bonum），或同一回事，道德的根基這個問題，一直是推理思維的主要挑戰；困擾著天縱英才的知識分子，也令他們分門別派，從此不停進行唇槍舌戰。兩千多年過去了，同樣的論爭還在繼續，哲學家依然旗幟鮮明，各有立場，不管是思想家或芸芸眾生，對此問題難有一致看法的程度，比起年輕的蘇格拉底（Socrates）就教於老邁的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時，以效益主義的理論回擊當時在詭辯學者（Sophist）間風行的道德主張那種情況，毫不遜色（如果柏拉圖的《對話錄》是以實際對話寫就的話）。
    所有學科在思索有關第一原理時，確實存在類似的混淆和不確定性，甚至在某種學科也出現類似的針鋒相對；即使被認為是所有學科中最確實的數學領域也避免不了；但，這些現象並無損於，且通常完全無損於，這些學科結論上的可信度。此一表面上的失序，合理的解釋是，一門學科的詳細教條通常不是從其所謂第一原理推演出來，也不靠其第一原理做為支持的證明。要不然，沒有哪門學科比代數學更不確定、更不足推出結論；代數學的確定性沒有一樣來自平常教給學習者的東西做為其要素，因為這些要素是由某些代數學的名師級所制定的，就像英國法律一樣充滿幻夢，也像神學那樣充滿奧祕（神蹟）。那些被一門學科最終接受為第一原理的真理，實際上是，就與該學科密切相關的基礎概念進行形上學分析（metaphisical analysis）後，所得出的最終結果；這些第一原理和學科的關係不是地基和大廈的關係，而是根和樹的關係，發揮著同樣的功能，雖從未被挖掘出，也從未曝光。但縱使在科學領域，特別真理先於普遍理論，相反的情況則出現在特殊人文學科，如道德或法律領域。所有行動皆有其某種目的，則行動的規範必須體現出，其所從屬的目的之完全特質和色彩，似乎理所當然。當我們追求某件事物時，最先需要的似乎是，就我們正要追求之事物有一清楚和正確的概念，而不是最後才去期待。由此，或可這樣想，「對」和「錯」的檢測，必須是確定什麼是「對」或「錯」的手段，不是已確定的結果。
    採用天然官能（faculty），一種感覺或本能，這種流行理論來評斷「對」和「錯」，其困難並未能避免。因為，撇開道德本能的存在本身，就是頗有爭議的課題，那些相信這個理論的人常以哲學傲人，早就放棄如下的概念，在可以掌控的特殊案件，其辨別何者為「對」或「錯」一如我們其他感覺辨別當下所見或所聽。我們道德的（感官）官能，根據所有那些稱得上思想家對其的詮釋，僅提供我們道德判斷的普遍原理；它是我們理性的分支，不是我們感官官能；必須藉助道德抽象教條，不是具體道德的感知。道德直覺派和倫理學另一派，道德歸因派，差不了多少，皆堅持普遍法則的必要性。這兩派都同意一項個人行動的道德性，不是直接感知的問題，而是一種法則應用在個人案例的問題。他們也在效益主義很大程度上認可同樣的道德法則；卻在這些法則的證據，和其所由之導出權威的源頭上，有所分歧。一派認為道德的原理明顯是先驗性，除了要瞭解用語的意義外，不需得到任何人的應允。另一派的教條，「對」和「錯」與真理和虛假一樣，屬於觀察和經驗的問題。但雙方同樣接受道德性必須從原理導出；直覺派一如歸因派，強烈肯定道德科學的存在。可是他們甚少嘗試，列出先驗的原理作為學科的前提；更不曾將這些不同的原理化約成一個第一原理，或責任的共同基礎。他們或是推斷道德的日常訓誡為先驗的權威，或是鋪設成為這些準則的共同基礎，但這類通則和準則本身從未被廣泛的接受，以致沒有明顯的權威性。如要支持他們的主張，必須或是在所有道德（德性）的根基上有某種基本原理或法則，或是當有許多原理時，理應有一個確定的優先援用次序；且這個原理，或不同原理間有所衝突時，產生決定作用的規範，必須是不證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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