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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史略匯編釋評

作　　者：魯迅、周錫山釋評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18/02/01(2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9176-8
書　　號：1D12
頁　　數：616
開　　數：25K
定　　價：650元
優惠價格：585元

試閱

　　魯迅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開山祖，他的主要貢獻是理論研究、小說創作和雜文創作。他的理論著作和小說創作都是短篇作品，只有《中國小說史略》是個例外，這是他全部著作中唯一的長篇學術專著，也是他全部著作中的唯一長篇作品。
　　此書原為魯迅先生1920年在北京大學授課時的講義，後經修訂增補，由北京大學新潮社於1923和1924年分上下兩冊出版，成為中國小說史學科的開創之作。
　　本書釋評者在文本上加入將學術界的已有成果作解讀，分析，評論及作注釋，並附錄《中國小說史略》的相關文章、有關中國小說史的研究文章和重要資料，全部收齊匯編，是魯迅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集大成著作。

作者●魯迅（1881-1936）
　　原名周樟壽、字豫山，後改字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學時改名周樹人。「魯迅」是他1918年為《新青年》寫稿時開始使用的筆名，周作人與周建人是他的胞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評論家、翻譯家，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旗手。歷任北京大學講師、北京女子師範高等學校、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小說代表作有《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小說集有《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等，雜文代表作有《二心集》、《華蓋集》等。

釋評者●周錫山
1944年生於上海，浙江寧波人
現職：上海藝術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文學、藝術學研究，兼及史學和哲學研究
著作：已出版學術書籍30種，論文約百篇，重要著作有：
　　　《王國維美學思想研究》、《流民皇帝：從劉邦到朱元璋》
　　　《臨朝太后：從呂太后到慈禧》、《漢匈四千年之戰》
　　　《紅樓夢的人生智慧》、《紅樓夢的奴婢世界》，以及金庸小說解讀等書。

題記

回憶講小說史時，距今已垂十載，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爾後研治之風，頗益盛大，顯幽燭隱，時亦有聞。如鹽谷節山教授〔1〕之發見元刊全相平話殘本及“三言”，並加考索，在小說史上，實為大事；即中國嘗有論者〔2〕，謂當有以朝代為分之小說史，亦殆非膚泛之論也。此種要略，早成陳言，惟緣別無新書，遂使尚有讀者，複將重印，義當更張，而流徙以來，斯業久廢，昔之所作，已如雲煙，故僅能於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訂，餘則以別無新意，大率仍為舊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雖延年命，亦悲荒涼，校訖黯然，誠望傑構於來哲也。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魯迅記。

注釋
〔1〕 鹽穀節山（1878～1962）：鹽谷溫，位元組山，日本漢學家。研究精深，著述宏富，名著有《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等。他在所著《關於明的小說“三言”》一文（載一九二四年日本漢學雜誌《斯文》第八編第六號）中，介紹了新發現的元刊全相平話五種及“三言”。“平話五種”及“三言”，請分別參看本書第十四篇和第二十一篇。
〔2〕 論者：指鄭振鐸。本篇手稿原作：“鄭振鐸教授之謂當有以朝代為分之小說史，亦殆非膚泛之論也。”鄭振鐸（1898～1958），福建長樂人。學者、小說家。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後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北京燕京大學和上海暨南大學教授等職，曾主編《小說月報》和《文學季刊》。1949年後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文物局局長和文化部副部長等職。1958年於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主要著作有《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中國文學研究》和《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等。

解讀
“題記”簡略介紹此書出版和修訂經過。我們還可以做些補充說明。
魯迅先生出版這本15萬字的專著，先用10年的時間做學術準備：閱讀大量作品，輯集已經散佚的重要作品，自1909年起，編校《古小說鉤沉》《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和《稗邊小綴》等，做了許多堅實的基礎工作，然後才給學生講課，印發講義。例如《古小說鉤沉》，從《太平御覽》《太平廣記》《藝文類聚》等多種類書和載籍專書中摘抄輯錄自先秦至隋唐的小說佚文；《小說舊聞鈔》從眾多筆記、文集和古書中將有關“小說”的記載、資料、考證、論說等摘編輯錄成書，所用功夫都很深。他在《小說舊聞鈔》的《再版序言》中自敍：“《小說舊聞鈔》者，實十餘年前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略》所集史料之一部。”“廢寢忘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則喜，故凡所掇，雖無異書，然以得之之難也，頗亦珍惜。”這是1909年至1919年，即他從（虛齡）29歲到39歲的十年青春歲月業餘從事學術研究的甘苦之回憶。
魯迅先生自1920年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教中國小說史時，最早所印發的油印本講義，稱為《中國小說史大略》，總計十七篇（單演義《關於最早油印本〈小說史大略〉講義的說明》）。這為《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基礎及研究的總方向。在此基礎上，他繼續收集資料，修訂增補，成為二十六篇的《中國小說史略》鉛印講義本，後由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發行的二十八篇本，分為上下卷先後於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正式出版。
1925年此書由北京北新書局合印一冊出版，1931年又由已遷上海的北新書局出修訂本初版。至1935年，北新書局出到第十版時作者對本書再作個別改訂，終於成為最後的定本。也在1935年，也即魯迅逝世前一年，增田涉翻譯的《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文版取名《支那小說史》由東京賽棱社出版。對於日譯本，魯迅曾高興地寫信給增田涉說：“《中國小說史略》豪華的裝幀，是我有生以來，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的服裝。我喜歡豪華版，也許畢竟是小資產階級的緣故吧。”（1935年6月10日《致增田涉》）
《題記》中“中國嘗有論者”指的是鄭振鐸，魯迅對增田涉做了說明：我還記得一件事，在他的《小說史略》訂正版的《題記》裏，有這樣的話：“……即中國嘗有論者，謂當有以朝代分之小說史，亦殆非膚淺之論也。”這題記的底稿是給了我的，現在還在手邊，原文稍有不同，在“中國嘗有論者”的地方，明顯地寫作“鄭振鐸教授”。可是，付印的時候，鄭振鐸教授知道點了他的名字，要求不要點出，因此，校正的時候，改作“嘗有論者”了。乍一看來，好象他對鄭振鐸的說法有同感，我問他為什麼鄭不願意提出他的名字呢?他給我說明了：“殆非膚泛之(淺薄之)論，實際上正是‘淺薄之論’，所以鄭本人討厭。”我感到象給狐狸精迷住了似的。但我想，也許“殆”字是表現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含混意思，所以一聽這說明就糊塗了。可是，實際上，僅就“殆”字而論，雖是如此，但“殆”字的有或無都一樣，在文章上是肯定形，在心理上卻是否定形。因為細看原稿，“殆”字是後來改訂的(開始用“固然”，後來把它塗去，改為“殆”字)。所以寫作時沒有“殆”字，是想說“淺薄之論”的，而把“非淺薄之論”作為文字寫出。不是由於文法或什麼的，“非淺薄”的語詞，卻成為“是淺薄”的意思。這種言外的含義，我們無論怎麼也不了解的，所以也無從議論它，只是回想起來，作為他寫作多含蓄的文章中稍為極端的一個例子。（增田涉《魯迅的印象•魯迅文章的“言外意”》）魯迅竟然自稱是“小資”作家，如果我們看到過列寧說“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怎麼辦？》，《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4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這樣的話，也就不會感到過分奇怪了。
1959年，即魯迅逝世23年之後，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翻譯的英譯本，題為：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至1976年出至第三版，這便是英譯本的修訂定本，小32開精裝，裝幀也頗為精美。

序言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1〕中，而後中國人所作者〔2〕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於小說仍不詳。
此稿雖專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當講述此史，自慮不善言談，聽者或多不憭，則疏其大要，寫印以賦同人；又慮鈔者之勞也，乃複縮為文言，省其舉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終付排印者，寫印已屢，任其事者實早勞矣，惟排字反較省，因以印也。
自編輯寫印以來，四五友人或假以書籍，或助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嗚呼，於此謝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魯迅記於北京。
注釋
〔1〕 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最早有英國翟理斯（H．Giles）《中國文學史》（倫敦：威廉•海涅曼公司1901年出版）、德國葛魯貝（W.Grube）《中國文學史》（1902年萊比錫出版）等。
〔2〕 中國人所作者：魯迅生前出版的有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奎垣學校1904年發行；上海科學書局1910年出版）、王夢曾《珍貴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出版）、張之純《中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15年出版）、朱希祖《中國文學史要略》（北京大學1916年出版）、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1918年出版）、葛祖蘭（遵禮）《中國文學史》（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20年出版）、曾毅《中國文學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30年出版）和譚正璧《中國文學史》（光明書局1935年出版）等。林著排斥小說，謝著全書六十三章，僅有四個章節論及小說。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出版）論述小說頗精當。
00《中國小說史略》彙編釋評序言00解讀
中國古代只重視詩文，一貫看不起戲曲小說。直到近代，文壇中的部分人開始重視小說。1902年，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還首先提倡小說界革命。在晚清的文壇，以上海為中心，小說的創作和翻譯已經蔚然成風。同時，探討小說理論和小說評論的文章也成批出現。但小說史的完整研究，依舊滯後，直到魯迅，才寫出中國第一部小說史，建立了中國小說史學科。
所以，《中國小說史略》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開創著作，建立了中國小說史的基本體系，也成為魯迅本人的最高學術水準的主要代表作。蔡元培在魯迅逝世時所獻的挽聯是：“著述最嚴謹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可見此書在魯迅一生創作中的重要地位。
關於魯迅寫作和發表《中國小說史略》的緣起，日本著名漢學家、為此書日譯而向魯迅請益並得到魯迅多日親授的弟子和青年朋友增田涉的名著《魯迅的印象》第三一節《寫作〈中國小說史略〉的勤勞》說：聽說，他在寫小說史以前，幾乎二十年之間，個人勤苦地用功。偶然的，由於北京大學分配給周作人中國小說史的課目，因為魯迅曾經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就推薦魯迅代替，所以他二十年的研究，才開始出現於世間。他在小說史研究準備階段，把原作品作成自己的手抄本，並整齊地裝訂起來。因為舊刊本脫誤很多，所以他自己把各種刊本比較校訂，作成可以信用的底本。當我詢問時，他總是拿出自用的校訂抄本來說明。他的《古小說鉤沉》及《唐宋傳奇集》，就是拿抄本付印的。還有關於小說的作者及作者的古來的記錄，主要是從各家的筆記裏摘錄下來，這也經過校訂而作為自用本，那就是《小說舊聞鈔》及《唐宋傳奇集》卷末所附《稗邊小綴》。像這樣的準備，這樣的努力，真正是如實的“埋頭苦幹”。當時他充任官員，生活有保障，但卻珍惜時間，孜孜不息地工作，這是說明了他意志堅強的一面。但是，魯迅先生作為提倡白話文的新文學闖將，為什麼用文言寫作此書？讀者一定會在心中產生這個疑問。增田涉《魯迅的印象》第三節《用古文寫作〈中國小說史略〉的用意所在》回答了這個問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用文言文寫的，作為白話文作家出現，並且獲得成就的他，卻用古文去寫那本書，對於這事，我怎麼也弄不明白，曾經問過他，為什麼要用古文來寫呢？他說，因為有人講壞話說，現在的作家，因為不會寫古文，所以才寫白話。為了要使他們知道他也能寫古文，便那樣寫了；加以古文還能寫得簡潔些。我雖然不大清楚，但他的古文造詣也是了不起的。可見當年提倡白話文的五四闖將是具有深厚的國學和文言文的根底的，而他們能夠寫出好的白話文作品，也首先是因為具有深厚的國學和文言文的根底。
筆者一貫認為當今中國文學藝術沒有達到世界一流水準，首先是作家和藝術家未能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優秀傳統造成的。以當代中國文學“垃圾”論的誤傳而震驚中國文壇的德國權威漢學家顧彬認為“中國文學未達世界一流的根本原因是作家不懂外文，不能閱讀西方名著。”這個論點有重大偏頗。為此筆者由上海比較文學研究會安排，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主持了與顧彬的座談（基本內容見《與德國漢學家顧彬座談紀要》），周錫山主持，王幼敏記錄，法國巴黎《對流》總第6期），提出了我的上述觀點。顧彬接受了我的這個觀點，此後他與中國學者對話交流時說：“他們（指中國作家）的問題在哪兒呢？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哲學了解不夠。這幾天我有機會跟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老師探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當代作者看不懂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他們沒有什麼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顧彬•劉江濤《我的評論不是想讓作家成為敵人》，《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第111頁）又曾復述我的部分觀點說：“不少人在中國的現代性中感覺無家可歸。這種無家可歸的感覺始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那時人們認為，可以拋棄所有的傳統。”“1919年在中國批判傳統的人，他們本身還掌握傳統，因此他們能留下偉大的作品。但是他們的後代不再掌握傳統，只能在現存的事物中生活、思考、存在……”（我的原話是“好的作品”，而非“偉大”。）（顧彬《中國學者平庸是志短》，《讀書》2011年第2期）而造成這種可悲現象，魯迅“不要讀中國書”的號召，應負重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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