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基改食品免驚啦！

醫護暨生命科學-生命科學
基改食品免驚啦！

作　　者：林基興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閱讀科普
出版日期：2015/08/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8206-3
書　　號：5P21
頁　　數：280
開　　數：25K
定　　價：400元
優惠價格：360元

基因改造（基改）是新興科技，大多數人不瞭解其內涵，而從一般媒體報導學習相關的訊息。可惜的是，反對基改者往往缺乏正確的科學知識，但好發議論而傳達錯誤訊息，媒體跟著聳動地報導，結果社會恐慌不已。
 
本書包括：
一、基改的健康效應：傳統育種就是「基改」。基改食物安全嗎？基改救助木瓜的故事。「自然」與「不自然」。世界衛生組織等深具公信力的聲明。
二、基改對環境的影響：基改作物不會比非基改更傷環境。所謂「超級雜草」並沒啥超級。英國科技諮詢委員會的報告。
三、自由發言與社會責任：不解科技易引起恐慌。由反對基改轉贊成者的告白。

林基興 博士

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畢業後，到美國華盛頓大學修得工程與政策博士，博士後研究包括風險等統計相關工作。回臺後任職於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現名科技會報辦公室）。曾任「科學月刊社」（1970年創立的公益社團）理事長、在臺大化工系所兼課。2013年，出版《基因改造的美麗與哀愁》（簡體字版書名《一本書看懂轉基因》）。

第一章　基因改造是什麼？
2015年1月16日，媒體出現投書〈我用基改奶粉餵我的孩子〉哭訴，「兩個幼兒……直到我開始懷疑玉米澱粉、麥芽糊精似乎也是基改時，為時已晚…… 如果不喝基改奶能喝什麼？……不健康的基改玉米澱粉……基改黃豆粉……是人能喝的嗎？」
上述這位母親，只是許多害怕基改食品的民眾之一，甚至，基改恐慌已經攻克大多數民眾，亦即，當今社會瀰漫害怕基改食品風潮。基改食品是歐美舶來品，害怕與抗爭也是；風吹草偃，社會失序。
為何害怕基改食品？它真的有害嗎？是道聽塗說的？或是「有所本」？為何台灣出現不少反基改先鋒？他們的認知或立論到底多正確？他們一直宣稱基改傷身、要求禁止攝食，例如，營養午餐不可含基改食品等。
我們需要明確的科學證據，這是科學議題，不能「想當然爾」。此外，有趣的是，對於基改食品，一些人棲棲惶惶，但另些人則泰然自若。為何各人的認知「南轅北轍」？
橫看成嶺 側成峰
影響各人風險認知差異，主要原因包括(1)知識：各人的知識水準不同。(2)個性：不同的個性反映「緊張」程度。(3)經濟：物質的富饒或匱乏，富有易挑食。(4)政治：社會運動團體的建構，人多勢盛引發注意。(5)文化：生活方式或文化型態。
生活中的風險
美國哈佛大學風險專家出版的書《風險：你週邊真正安全和真正危險的事物》，提到比較「撞機vs.車禍」的風險，則前者更嚇人，但實際上後者更可能。同理，「謀殺vs.意外事故」，亦然。為何民眾更害怕較低風險的事物呢？因為我們面對恐懼時，更傾向情緒和直覺。
加拿大作家賈德納（Dan Gardner）的書《販賣恐懼：脫軌的風險判斷》（Risk: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指出人們易於曲解風險，例如，對賽車和抽大麻的態度：美國全國運動汽車競賽協會的車賽，在五年間超過三千次撞車事故，但政府仍允許協會車手冒此風險，而大眾也認為車賽為適合闔家大小的娛樂。但如果車手想在賽後抽根大麻放鬆，就會因持有違禁品而被逮補拘禁。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人生隨時有風險，但風險不易預測，而且也有高低，這就讓一些人風險意識超高（又無法區分輕重緩急），而且到處散佈，弄得人心惶惶。
不能在家，也不能不在家
有人認為，風險評估是以「冰冷的」統計數字（機率）衡量；但民眾的認知則是主觀直覺的利害關係，反映於「一旦罹病就是零與一的差別，而非幾億分之一的問題」、「不要跟我講機率，一旦降臨都是百分之百的災難」，就看似理直氣壯，實則理盲情濫，因為日常生活的事故機率比億分之一更高：不能吃東西（因噎廢食），也不能不吃東西（會餓死）；不可呼吸（空氣中有毒物質），也不可不呼吸（會腦死）；不能在家（若地震會被塌屋壓死），也不能不在家（出門會車禍）。通常我們想到的風險為媒體傳播甚至鼓吹的，而其描述往往不符合實際的風險。
心弦深處
人們較可接受自願風險，例如滑雪、賽車、爬山。許多人較願接受經常的小災難，而對少見大災難更恐慌，即使前者累積總量相當大於後者總量，但是這對前者多出的亡者實在無法交待。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康納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書《快思慢想》指出，我們有兩個相當不同的思考系統，其一是感覺（直覺），利用內建的經驗法則和習慣性模式，不經意識迅速評估風險，由此我們會突然體驗到預感或恐懼。系統二為理性，以意識（理性的心智）檢驗證據緩慢做出估計和決定，但能解釋決定的推理根據。
風險認知受到個人情緒狀態影響，正面情緒導致樂觀的風險認知、負面情緒則讓人更悲觀；喜歡時，就高估福祉與低估風險，不喜歡時，則相反。風險認知往往與直覺、經驗想法、情緒等有關；結果，錯誤的「歸因」，就會導致誤判。
人易受陳述方式影響，例如，對同一人事，正面讚揚或負面貶抑的觀點，會影響聽眾的好惡。人會模擬，若想像最壞的可能，則引起恐慌。
一樣米養百種人反對者想到的是「可能的」效應、預警、害怕；其實應想想科學原則、證據，也比較福祉和風險。
也許，民眾「不理性」的部分原因是不解科學，畢竟有些科學遠超乎「普通常識」之外，而且當今知識專業分工細而艱深，確會隔行如隔山。可理解地，「無知導致恐慌」。例如，由統計可知，我國每人一生罹癌機率約為25%（每百人中，約25人會罹癌）。因此，癌症相當普遍，面對之道是與癌症和平共處，而非恐慌，更不要隨便歸罪。
受到傳言影響嗎？
一些名人具有「光環」，影響多人接納其意見、風險觀。例如，民眾認為環保人士愛護生命與環境，傾向於更相信其論調。又如，大學教授具有權威，連帶地，非其專業的觀點也受到傳誦。
一些媒體經常報導某一風險，影響民眾的風險認知，接著要求民代施壓政府以改變法規、挹注政府經費方向。民代往往缺乏科學素養，「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因此，投民所好而扭曲事實與政策。
近來，網路影響力越趨明顯，單一主張即可瞬間傳遍許多人。部落客與網路媒體業者，比較在乎是否吸睛，而非發布消息的真假，越具爭議性的議題，越能炒作；部落客尋求人氣，一旦議題在網路上發酵，主流媒體開始報導後，作者的客戶等於得到了免費的宣傳。部落客或媒體報導消息時，會擷取最具爭議處，再加油添醋地散播。真相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這麼認為，畢竟人是群居動物，群體意見讓人有安心依賴感。
聳動的科學新聞讓人「寧可信其有」以自保。1995年，美國國家醫學院院士聶爾金（Dorothy Nelkin）出書《行銷科學》（Selling Science），提到諸如民眾（包括記者），不易理解科技，也難辨識其正誤，而傾向於誇張的認知與報導；另外，迷信和偽科學也常在「次文化」圈中流傳。許多人從媒體學科技知識，當作生活的指引，就如網路謠言「空腹吃水果」。
科技不易理解
科學是垂直累積的學問，例如，要學好化學，才方便學習有機化學，然後才方便學習分子生物學，進而為基因改造等知識。又如，數學方面，普通數學基礎上，方便發展微積分，然後才方便學習偏微分。這些科目均需花費相當心力研習。
對於基改科技，它不易直覺瞭解，因為需要相當的科技知識。
我們公平地對待每一篇論文，不論來自基改公司或反基改者，均需經獨立嚴格檢驗，支持基改的論文不一定來自基改業者資助，其實，至少半數這樣的研究，來自政府資助，也包括歐洲（激烈反基改地區）。
民眾很可能拿某科學家的某篇期刊文章，就認為是支持某立場的證據。其實，在科學上，單一個案或說法，還需要驗證，以便確認其正確度。或說，其「證據權重」還不足。
即使正式發表的研究論文，還不一定能「當真」，需是同儕審核過、經得起驗證的。即使經過同儕評審，品質不見得有保證，還要看反映期刊品質的「點數」，例如，《自然》、《科學》，但即連此兩國際超級明星，也會看走眼，每年撤銷幾篇已登文章。
「預警」、「自我應驗的預言」
預警原則意指：「當任一活動有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產生傷害的風險時，即使其科學上的因果關係尚未完全建立，亦應採取相應措施以避免此一風險。」1960年代起，逐漸為環保人士推廣。歐盟對基改風險評估是採取防範未然的預警原則，其「預防」以「程序」為依據，和美國以最終「產品」為依據不同。
因此，所有的基改產品在歐洲皆須納入規範，包括轉殖基因來自相同物種也不例外。美國和加拿大則反對，因為根據此一預警原則，進口國可「自由」宣稱基改可能對環境或人類健康有害，即使缺乏科學根據，就可拒絕基改產品進口。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預警原則的目的，在引入科技之前，預測和回應可能的威脅；但也承認預警原則相當受爭議，因為缺乏明確定義，詮釋預警原則的意義時，會有混淆。例如，「即使缺乏有害的證據，但也不表示其為無害，必須證明無害後才能將其引入。」英國物理學家與皇家學院院士竇伊契（David Deutsch）認為預警原理是盲目的悲觀主義，妨礙知識的發展。如何避免激進人士濫用此一原則？
四十萬年前，人類發現火時，可想見贊成和反對兩派爭論用火的風險，若反對派贏了，今天文明就改觀。其實反對新科技或產品（的風險），同時就是拒絕其優點（或福祉）；應用預警原則就是注意某些風險，而忽視其他風險，這不就表示我們無法適應風險嗎？提議預警原則者認為不實施新科技，就會無風險嗎？例如，害怕基改者謝絕基改，以為就無食品風險嗎？其實，他們不但妨礙科技創新及其潛在福祉，也延續傳統農作食物對人與環境的傷害。
反基改者常焦注在假設的風險，其過度審慎也是風險、成本。
期望實現預言
「自我應驗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指對人的期望，往往成為被期望者實現的預言，是美國社會學家莫頓（Robert Merton）1948年提出的心理學現象。人們先入為主的判斷，將或多或少影響到人們的行為，以至於這個判斷真的實現，亦即，人的潛意識影響預言成為現實。
最著名的實驗在1968年：專家測試中學生智商，告訴老師一些學生的智商非常高，讓老師相信這些學生在來年的學習成績中將會飛躍成長（但事實上未必）。結果，那些被老師認為高智商的學生，後來成績確實突飛猛進。
反基改者認定基改有害，傾向於只看到有害的研究結論，又物以類聚地「互相取暖」，強化信心。這就是國內反基改者只會引用世界上反基改言論（幾無權重）因多錯誤，卻看不見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國家科學院等的聲明（甚大權重），類似「只見秋毫，未見輿薪」。
反基改者若只想到各式可能的風險，則不論風險真假或程度，全被歸為事實。例如，反基改者散播恐慌（導致修法或減預算）、阻擋基改（破壞田間實驗等），然後，宣稱民眾均反對基改、質疑基改沒啥進步。
反基改者易於將各式疾病歸罪於基改（更廣而言，反科技者易將禍害歸因於其害怕的某項科技），甚至導致「積憂成疾」。
《販賣恐懼：脫軌的風險判斷》提到，當我們相信某事，就會對看到的其他事實，以有色眼鏡過濾，以支持我們相信的論點。人們易於團體極化，因共同信念者聚在一起，就便得更堅定該信念，而且觀察方式變得更極端。
基改的來龍去脈
基因是什麼？
古人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反映遺傳的觀念，但如何遺傳？近代科學知道攜帶遺傳訊息的是基因。
生物細胞核內含有特定數目的染色體（人有四十六個染色體，或說二十三對），染色體內有核酸，核酸內有去氧核糖核酸（DNA），DNA內含基因。人類約有兩萬至兩萬五千個基因。每個基因由成百上千個核酸組成，一個DNA分子可以包含幾個乃至幾千個基因。DNA的雙螺旋結構是1953年美國生物學家華生（James Watson）與英國物理學家克立克（Francis Crick）發現的，得以闡釋基因的複製、轉錄、表達、調控等功能。此發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創分子生物學的新紀元。
生命有共同遠祖
三十多億年前，地球開始出現生物，後來的生物出自同一源頭。人的基因體和老鼠相似（我們和黑猩猩的差異度只有1%）；人和其他生物的相似性讓我們更體會生命的統一性，畢竟生物來自同一源頭。生物細胞均具共通處，例如，分裂時均複製DNA。各種生物基因的運作規則一樣（基因轉錄成RNA，再轉譯成蛋白質），不同生物蛋白質的相似性，反映生物細胞執行許多相同的反應，而且顯示生物之間演化的關係。
諾貝爾生醫獎1965年得主賈寇布（Francoi Jaco6）指出，生物均由差不多同樣的分子組成，從人類到酵母均具類似分子執行共同的功能（細胞分裂、傳遞訊息等），因為控制基因運作調節的差異，就出現這麼多不同的外形。因此可說，人類和豌豆（魚、蕃茄……）的差異主要並非在於基因，而在於基因如何、何時、何地運作和布局蛋白質。魚類與哺乳類的外觀差異大，因為幾個調節基因系統上有差異，這些調節基因就是決定在何時、以何種基因開始運作的指揮者。生物個體很不同，但胚胎發育時主導基因很類似，就是這樣，透過演化才得以產生複雜的生物。
沒有「蕃茄基因」或「細菌基因」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生技教授摩西（Vivian Moses）指出，就像表達同一意思的一個字可用在許多文章中，基因為一段資訊而可用在許多不同的生物體內。所有的生物體互相關連，而分享相同的基礎遺傳系統，因此，一個生物體的基因也可在另一生物體內發揮功能。你可將魚的一個基因放在水果內，或相反地，將水果的一個基因放在魚內，魚的基因只是片段的資訊，而沒貼著標籤寫著「我來自魚」。
形成基因的方法包括「分子拼湊」（DNA片段的複製或整個基因的複製）、排列組合已有的片段（馬賽克般的基因）。整個生物世界就像個巨大的積木，可一塊塊拆下，再以不同方式組合，產生不同的外形。例如，控制細胞分裂的基因體在酵母和人類中相同、控制動物脊椎前後軸的細胞功能在人類和蒼蠅的基因相同。幾億年來演化過程中，生物保存了功能和結構；有些基因和蛋白質經過複製，出現小差異，能執行新的功能。新物種或新現象往往來自舊的基本單位出現全新的組合方式；大自然的複雜度由少數量的單位組成。
看上去並不相關的生物之間轉移基因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所有活的生物都有相同的DNA編碼、蛋白質合成、其他基本的生命機能。因此，表面上看起來也許很不相同的生物，實際上非常相似，至少是在分子層次而言。對所有生物而言，相似性大於相異性，這也是看似完全不同的生物之間能夠轉移基因的原因之一。
來自魚的基因不會讓蕃茄變得「魚腥味」
基因並不獨屬於它的生物來源，因此，並沒有所謂的「蕃茄基因」或「細菌基因」；無論蕃茄還是細菌，它們都是由基因體合作而不是由單個基因構成的。許多物種只是因為有很小比例的基因不同而相異，即使蕃茄和細菌也都有很多共同的基因。蕃茄和細菌曾經有過共同的祖先，它們經過了漫長的演化過程。
研發將來自魚的基因放入蕃茄中，2002年在加拿大多倫多民眾示威，甚至穿魚與蕃茄形狀衣服招來媒體注意。但其實該研發並未商品化，社會只是捕風捉影。該基因來自北極比目魚，可保護魚生存於冰冷水中。
其實許多生物均具有抗冷基因，例如，甲蟲、冬裸麥、胡蘿蔔、龍葵等，所產生蛋白質的保護方式基本上一樣，但有效度各異。因為轉錄和轉譯DNA的規則適用所有生物，不管魚或甲蟲或蕃茄中的基因表現的胺基酸系列，則均一樣。來自魚的基因並不會讓蕃茄變得「魚腥味」。
基因的改變是演化的基礎
因為許多生命所需的蛋白質，不但出現在較原始的細菌，也出在複雜的哺乳類體內。這些蛋白質的核心部分在不同生物中保有相似的構造與功能，而較複雜的生物具有較多的蛋白質次單位，以調控更複雜的蛋白質相互作用。
所有的生物均因共同的傳承而互有關係，這是分子相似性的來源，諸如有利的突變等的成功演化就會代代相傳，並且隨著生命的多樣化而出現在大量的物種中，例如，酵母的蛋白質約有46%也出現在人類。在時序上，酵母（真菌類）譜系和後來造成人類的譜系，約在十億年前分開；亦即，酵母與人類的共祖開始分化，已經歷十億年的演化，在此期間，存在於共祖中的那組蛋白質只有些微改變。
拯救實驗
比較不同生物的基因體可得出蛋白質的演化過程；從人類蛋白質中辨識出來的結構，約有九成也見於果蠅和蠕蟲的蛋白質，因此，人類特有的蛋白質可能只是果蠅的蛋白質重新排列的結果。生物體之間基本的生化相似性，反映於「拯救實驗」，亦即，當某一物種的某蛋白質失效時，可拿其他物種的相對應蛋白質來「拯救」；例如，人類與牛的胰島素實驗顯示，人類與牛的胰島素非常相似，我們的糖尿病患無法製造胰島素，就可拿牛的胰島素當替代品。
生物族群裡的遺傳性狀（基因的表現）在世代之間的變化即為演化。天擇能使有利於生存與繁殖的遺傳性狀變得更為普遍，並使有害的性狀變得更稀有，因為帶有較有利性狀的個體，能將相同的性狀轉移到更多的後代。亦即，英國達爾文提出的天擇論與奧國孟德爾提出的遺傳論結合，連結演化的「機制」（天擇）與演化的「單位」（基因）。
至於傳統育種就是人擇，針對特定性狀選拔栽種，使這些性狀的表現逐漸強化，而不想要的性狀則逐漸消匿。達爾文以發生在馴養動物的人擇過程來闡述演化的天擇機制。人類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擇與天擇並無明確的分別。
馴化：人類改變物種基因的歷程
物種的混合或增減，從有生物以來就持續進行，五億年前寒武紀大爆發以來，直到六千多萬年前的白堊紀，已發生過五次生物大滅絕，亦即，生物起伏循環地興亡。因此，基因隨時大轉換。
在人為方面，史上有些著名的基因混合或消長，例如，1972年，美國歷史學者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出書《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指出，1492年哥倫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陸，引發各種生態上的巨大轉變，東半球與西半球之間生物、傳染病等的大交流，或稱「哥倫布大交換」，探險者將玉米、馬鈴薯和蕃茄等帶回歐亞大陸，把蘋果、大麥、黃豆引進美洲。目前，世界上產量最大的20種作物，首5種（玉米、馬鈴薯、木薯、蕃茄、番薯）都是源自美洲，當然，這些作物早已基因大改變。
玉米原產於中美洲，原本是體型很小的「大芻草」（teosinte）。公元前2500年起，玉米開始傳播美洲各地。16世紀時傳入中國，明朝嘉靖39年（西元1571年）《平涼府志》稱作「番麥」（音如台語）。玉米是全世界總產量最高的糧食作物。大部份歷史學家認為玉米是在墨西哥馴化。
物種一直演化，基因一直改變
栽培稻的祖先種為普通野生稻，是經過人擇過程，才轉變成現今稻的特性。稻及秈稻為最主要的兩個亞種，差異相當大。DNA分析推論，秈稻與稻應是由不同區域的野生稻馴化而來，秈稻由印度與中南半島，而稻則在中國南方馴化。
不論「哥倫布大交換」，或其他小規模的物種交流，也不管物種流動與混合，是來自大自然的力量（天敵、天災……）或人為，物種一直在演化中，亦即，基因一直改變中，包括基因混合或消失。反基改者如美國環保活躍份子瑞夫金（Jeremy Rifkin）於1998年出書《生物技術的世紀》，倡導「基因汙染」，為了指責基改，以為基改就是弄亂基因、就是有害。綠色和平組織創始人之一摩爾（Patrick Moore）認為「基因汙染」為政治（而非科學）用語，那是「販賣恐懼」的範例！
基因改造：人擇與天擇
上述的人擇與天擇，其實就是基因改造（基改），其實就是改變基因。例如，人類依喜好改造狗，培育吉娃娃、聖伯納、獵腸狗等。農業社會創造的動植物成千上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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