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老人心理學導論

心理、諮商與輔導-發展心理學
社會、傳播-高齡學
老人心理學導論

The Psychology of Ageing：An Introduction

原文作者：Ian Stuart-Hamilton
作　　者：伊恩•史托特-漢米爾頓
譯　　者：何雪綾、陳秀蓉、陳晉維、彭大維、黃薏靜、潘宣露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19/04/25(2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763-313-2
書　　號：1BVD
頁　　數：472
開　　數：20K
定　　價：580元
優惠價格：522元

本書第四版獲得各界讚譽：
「《老人心理學導論》是學術教科書裡的罕見之作...作者透過淺白易懂的書寫以及顧及不同立場的文獻選擇，為任何有志於老年學的心理學家、臨床工作者、護理師以及其他人員提供了一份寶貴資源。」
——心理學家The Psychologist

「對於當前已知的老化心理學知識提供極度平易近人且全面的說明，涵蓋的內容老化的定義，老年人的智力改變、記憶、語言、人格與生活型態的測量，心理疾患，以及心理狀態測量的困難。清楚明瞭且論述深入是這本書的成功之處。」
——英國職能治療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老人心理學導論》對老化問題的各家學派提供扎實且極富水準的基本介紹，是適合學生以及實習人員參考的基本教科書。」
——心理健康期刊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在第五版裡，這本獲得大眾認可且清楚易懂的教科書全面擴充改寫。為呈現當代有關議題的思考，各章幾乎都有大幅度更新，且也加入了一個新的章節，討論死亡、瀕死與哀慟。
這本書對於老化的心理歷程提供相當完整的概覽，全書探究老年的組成，也呈現各領域最新近的理論與研究，包含晚年的智力改變；老化與記憶；老化與語言；老化、人格與生活型態；心理健康與老化。同時也反思老年人心理狀態測量的問題，並提供作者展望未來，對於「什麼構成『老（being old）』」一問的擬答。

伊恩•史托特-漢米爾頓（Ian Stuart-Hamilton）
葛拉摩根大學（University of Glamorgan）發展心理學系的教授，擁有極多種不同心理技術與場域內超過三十年的研究經驗。《老年心理學》目前已被翻譯成十六種語言，並於2008年獲得英國醫學會年度著作獎（老年醫學類）。

何雪綾
現職：
加惠心理諮商文教基金會特約臨床心理師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臨床心理學組博士

陳秀蓉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專任副教授兼輔導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臨床心理學組博士

陳晉維
學歷：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教育、學校與諮商心理學系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所諮商心理學組碩士

彭大維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所諮商心理學組碩士

黃薏靜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潘宣露
學歷：
美國密蘇里大學諮商心理學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諮商心理學碩士

什麼是老化
本書第一章將提供一些關鍵的背景訊息，以便建立本書其他各章的重要背景脈絡。因此本章內容並不直接探討老化心理，而是著重討論對各層面之老化心理具影響力的議題，例如：如何界定老化、老年人口改變、老年生物性改變等。本章主要目的僅在做一個精簡的指引，詳細的內容建議可以仔細閱讀本章最後一節推薦的書目資料。 
	老化界定
我們的年齡量測是以「年」來採計的，換句話說，從出生開始，地球繞行太陽幾圈，那你就有幾歲。這部分被稱之為實足年齡（chronological age），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關這個個人，僅以這筆資料做參考，其實並不是全然可靠的測量，這是因為擁有相同實足年齡的人們，彼此在生理、心理上卻存在差異，而且這樣的差異在人年紀漸長之後更是明顯。例如，我們可以想見70歲在刻板印象中應是老態龍鍾（灰色頭髮、皺褶的皮膚），但是我們也可以想得到有些人保養得宜，根本沒有上述年老的特徵（駐顏，agerasia）；當然也有外觀提早老化的年輕人。在非常稀有的例子中這種情況非常誇張，例如，紫質症（progeria）（或稱為哈金森—吉爾福德症候群，Hutchinson-Gilford syndrome），這類患者在兒童早期就快速老化，通常在青春期死亡。另外維爾納氏症候群（Werner syndrome）患者的外貌在青春期開始提早老化，多數在40多歲死亡。究竟這些狀況確實是快速老化所導致，或只是碰巧看起來像是老化，仍有待討論（Bergeman, 1997; Hayflick, 1994）。無論如何，縱使有這些不尋常的案例，實足年齡本身也完全不是個絕對正確的老化指標。 
儘管實足年齡並不可靠，人們對此仍然相當重視。最能說明此狀況的就是社會年齡（social age），它指的是在特定實足年齡上，一般社會大眾覺得什麼是「可以接受的行為」。換句話說，我們不會預期爺爺去玩滑板，我們也不預期青少年需要拄枴杖。社會年齡甚至形塑了世代間的合宜行為，例如，如果一段性關係的兩方伴侶有很大的年齡差距，很容易讓人覺得是不恰當的。因此，實足年齡不論量測可靠與否，會帶來相應於某個年齡的沉重期待。在這些期待中，包括深入人心的「老年和先前的生命時期有質上的不同」之想法。這樣的想法在許多文化中根深柢固地存在著。例如在古代，長壽被認為是虔誠行為的獎賞（Minois, 1989; Thane, 2000）。兩種常見的相關表述，一為上古老化神話（antediluvian ageing myth），一為許珀耳玻瑞亞神話（hyperborean ageing myth），分別相信在上古時代或遙遠的極北大陸，有種族因為其具有高尚美德的行為，獲得不可思議的長壽生命。現代工業化的社會則有稍微不同的觀點，晚年被視為是工作了大半輩子之後得以休閒的時刻。傳統以金錶作為退休禮物，恰好象徵了這種轉換，既彰顯過去工作服務的時光，也說明了「黃金年代」即將到來。然而諷刺的是，晚年生活也意味著個人被迫離開本來的受薪工作。在許多國家，個人到了一定年齡就必須從受雇職場退休，或是實際上也會因為面臨種種限制而退出。
退休必然能夠領取退休金（至少也會由國家提供），在工業化國家是習以為常的觀念。但其實退休金制度是遲至19世紀末才由德國發明，在20世紀初的幾十年間才快速擴及其他許多國家。在這之前，多數人並沒有這種觀念（Thane, 2000）。「國家退休金」也並不像乍聽之下那樣具有博愛精神。它是迫使年老工作者（包含被視為較孱弱且較不容易再培訓的那些）離開的有效方式—離開工作場域，讓路給年輕人。此外，這個方案剛開始實施時，少有人能活得夠久以領到他們的退休金（本章稍後會再提），所以從這個制度獲得的稅金或其他收入，其實比付出去的退休金多（見McDonald, 2011）。
國家的退休金給付方針之中，必須清楚界定退休的年齡。所幸早期政策制定者對於幾歲開始才稱為老年已建立了共識。早在1836年Adolphe Quetelet就嘗試界定一般人的特徵。他的成果根據的是大量人類特徵的統計測量資料，這也是人類計量學（anthropometry）的早期嘗試。在這個研究提出的大量客觀事實中，有一些詮釋相當可疑，其中包括「人的生命活力會在60至65歲之間大量流失能量，也就是說，生命的可能性變得極為限縮」（Quetelet, 1836, p.178）。這種陳述至少可說是令人疑惑的（雖然諷刺的是，Quetelet本人在59歲時中風，使得他之後的各種活動都十分地受限）。但無論如何，在Quetelet所處的時代，人們大多將這樣的主張視為事實，到了1840年代，「老年期始於60至65歲之間」的觀念廣為流傳（Mullan, 2002）。
儘管Quetelet的推論過程並不正確（如我們接下來會提到的，沒有證據支持他所描述的災難性失落），但他所選取的年齡範圍仍相當合理。因為人並不是在某個時刻突然變老，大部分人約在60至65歲之間，心理與生理功能確實會出現明顯（但不是戲劇性誇大）的變化，這意謂著以60至65歲作為老年的閾限年齡（threshold age）仍是合理的，也是被大部分現代的老年學專家（研究老年的學者如：Bromley, 1988; Decker, 1980; Kermis, 1983; Rebok, 1987; Stuart-Hamilton, 2011; Ward, 1984 ）採用。
也有些評論者將長者再區分為年輕長者（young elderly）、老年長者（old elderly），或稱年輕老者（young old）與高齡老者（old old）。但確切的年齡會依據不同作者的分類方式有些差異。有些學者認為年輕長者描述的年齡介於60至75歲間；而老年長者高於75歲；但其他學者的年齡區間分法又有不同（例如分別有將60至80、65至80或是65至75劃為年輕長者）。所以要小心在閱讀這類報告時使用的名稱與實際內容。Burnside、Ebersole和Monea（1979）建議分類為：年輕老者（young old，60-69歲）、中耆老者（middle-aged old，70-79歲）、高齡老者（old old，80-89歲）、超高齡老者（very old old，90歲以上）。這看起來似乎只是提出一組60多歲、70多歲、80多歲、90多歲的同義詞。另一種分法是將65歲以上劃為第三年齡期（third age）或第四年齡期（fourth age）。第三年齡期描述在晚年時期主動且獨立的生活型態，而第四年齡期則是指在晚年需要依賴他人的（最後）時期。這樣分法較能被接受，因為它不像「老」或「年紀大」等用語會令長者感覺帶有輕蔑意味。但這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因為像「第三年齡期」這樣的分類方式，實際上依據的是長者有多需要他人的幫助。也需要注意，老年學者所使用的區分名詞，不一定是老年人會採用的（或說，他們不一定喜歡被這麼稱呼）（如：Midwinter, 1991）。
另一個晚年生命時期的分類是考慮功能性年齡（functional age）。這種年齡的定義差異性很廣，但是基本上是指個人所展現出的能力水準所對應的平均實足年齡。此概念在發展心理學中已被延用超過一世紀，它可以很有用並快速地引導理解兒童目前的發展情形（如：一位12歲的兒童只有8歲的心智年齡，那麼他或她顯然有智力方面的問題）。但是，這種用法對年長者就不那麼適合，例如，某些人年老後智力會逐下降至兒童的水準（見第2章）。原則上，我們確實可說這些長者目前擁有兒童的功能性年齡，這雖然是正確的，但卻引發令人不悅的聯想：老年人進入了「第二個兒童期」，這同樣的會令大家質疑使用功能性年齡是否合適。此外矛盾的是，本來希望創造新的分類方式以取代實足年齡，但這個新的分類又以實足年齡為其定義關鍵（功能性年齡是個人展現的能力水準所對應的平均實足年齡）。雖說利用與年齡無關的量化測驗結果來定義人的表現有許多好處（如：可以記得的最長數字列表、可以聽見的最高音頻），但這也不過是鼓勵「用測驗分數來評定人的等級」。此種做法細緻一點的版本，是宣稱任何人只要通過某個能力的測驗標準，就表示此人具備某種活動功能（如：能記住超過某個長度的列表、能聽見某個頻率以上的聲音），但這樣做終究不過是將臨床醫師與護理師用於測量日常生活能力的測驗結果換句話說而已，而且這些概念也不一定能延伸作為臨床場域之外的日常活動的測量。在臨床場域中，暫且先不論是否可能設計出一個簡單正確的測量，補償策略（見第2章）對某些技能衰退的抵銷作用也是需要考量的議題。
其他有些方式避開了對實足年齡的考量，例如透過衡量可能影響一個人發展的歷程來測量老化。這些影響歷程可區分成較遠端的事件（如因為兒童期的小兒麻痺症而使移動力受損），稱為遠端老化效果（distal ageing effects），而比較近期的事件（如因為摔斷了腿而使移動力受損）則稱為是近端老化效果（proximal ageing effects）。再者，老化亦可以具備某些晚年特徵的程度來定義。普遍老化（universal aging）特徵是指所有年長者或多或少都會有的一些展現（如：皺摺的皮膚），然而可能老化（probabilistic aging）特徵是指有所可能但非普遍性的變化（如：關節炎）。這些用詞可與初級老化（primary aging）（身體方面的年齡改變）與次級老化（secondary aging）（較常見的改變，但不必然一定出現）等類似的概念相互對照。有些學者加入第三個用詞—三級老化（tertiary aging）—指的是在死亡前極快速及顯著的生理毀壞。以上這些概念，在各自的相關領域中都是有用的測量，但是問題在於這些用詞（因為各有其瑕疵）應用範圍都不及實足年齡廣泛。僅在少數例子裡，以初級老化及次級老化的特徵數量劃分人的老化狀態，能作為年齡差異的研究中一個有意義的分組方式。
可以這麼說，沒有哪個編寫老年經驗的方法是完美的。每種說法都能描述老化的主要經驗，但也都無法全部涵括。這並不令人驚訝，定義上而言，老化就是一個持續的歷程，嘗試界定這個歷程是試圖挑戰不可能：以靜態的形式完整說明老化。這樣就好像試圖去判斷究竟從哪一個點開始溪水變成為河流一樣，無論測量方式是哪一種，其判斷依據實際上都是人為的—如果我們說河流是從x點開始，並不代表在我們想像中的那條界線兩邊的水有什麼不同；水流是持續的，且我們的區分對它並沒有任何影響。不論如何，儘管從此點來看，所有老化分類嘗試都顯得有點愚蠢，但別忘了這些嘗試仍有其理由。若能先探勘較大河流源頭的一小段水域，便有機會在它流入大海的時候，區分它與河流的差異。類似的，雖然老化是連續的，一個人10幾歲與80幾歲時的狀態還是有所不同。因此，將年齡這類的連續變項，切分為一個個的單位也不是不合理的，雖然仔細檢視便會發現這些區分基本上是武斷的。
因此，本書將以Quetelet的習慣用法（不論他原本的推論瑕疵）為主，假設老年「開始於」大約 60至65歲。但也必須強調：(1)沒有哪一個時間點是人會自動變「老」的；(2)實足年齡在任何例子中，本質上都是一種人為決定的測量。
	老化的盛行率—高齡化人口
老化不是現代特有的現象，而是直到過去數百年才普遍起來。根據估計，在史前時期長壽者相當稀有，甚至到17世紀超過65歲的老年人口可能也僅占1%，到19世紀，老年人口比例提升至約4%（Cowgill, 1970）。現在的英國約有1,100萬人（約佔16%）年齡達65歲以上。從另一個觀點來看—英國老年人口比例在歷史上首度超過18歲以下人口比例，是發生在2007年（www.statistics.gov.uk），其他工業化國家也出現相似的現象（OECD, 1988; 見www.oecd.org）。雖然大家都同意年老是個普通的經驗（因此用高齡化人口（greying population）是正確的），但是完整故事也並不如表面上看來簡單。
第一，很重要的是要界定何謂「活得久」。一般測量採用的是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這個概念本身就容易造成誤解。預期壽命是指一個人預期還能活多久，這個概念十分直觀，但測量時卻複雜得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測量方式，它可能是某人所屬的年齡組之中，所有人剩餘存活時間的平均值，亦可能是這些人剩餘存活時間的中位數。雖然這種界定方式經常使得統計學家感到困擾，因為平均值（mean）實際上就等於平均數（average）。中位數標記的是群體之中百分之50的位置—一半的資料大於這個值，另一半資料小於這個值。也就是說，預期壽命指的可能是一個人可預期還能繼續活過的「平均」生命時間，或者是在自己年齡組內超過一半的人先於他死亡的那個時間點距今還剩多久。這表示用平均值及中位數計算而得的預期壽命會有不同，但還有比這更大的問題。亦即，不論用哪種方式計算，預期壽命都會給人一種錯覺，以為現代人活得越來越久，但其實是「越來越少人在年輕時就死亡」。
上面這段陳述可能看似無意義，但在數學上它是有效的。為了解釋理由為何，讓我們一起檢視1400、1841、1981年於英國出生的人們的預期壽命資料。在1400年預期壽命的估計值是35歲，1841年是40歲，到了1981年預期壽命的估計值則像坐火箭一般攀升到71歲（超過1400年的兩倍）。如果只是大略看過，會認為這些數值意謂著在1400年幾乎沒有人可能長壽，人們大多在35歲前就過世了，某些人可能不由自主形成一種印象，在1400年所謂「老年」大概就是40多歲。但這是錯誤的解讀，1400年預期壽命較低的主因在於，嬰幼兒或兒童期死亡的情形比現在多出太多。如果樣本中有許多人是在年紀極輕的時候過世，它就會急遽地拉低團體的平均數或中位數，但這不意味著那些活過兒童期的人，剩餘的預期壽命仍是那麼低。為了說明這點，讓我們再看看這些不同時期已經活到60歲的人的預期壽命。在1400年這些人的預期壽命是69歲，1841年是73歲，1981年是76歲。1400年與1981年的差異在於前者出生時剩餘的預期壽命是36年，到了60歲時則是7年。這明顯說明了不同時代預期壽命出現落差的原因：是因為在兒童期死亡的人變少，而不是成年人活得更久了。
當然這樣的論點也可能言過其實。雖說一個60歲的人，在1981年的預期壽命比在1400年同年齡的人「只」多了7歲，但7歲仍是個明顯的差異。再者，1911至1915期間，英國75歲以上的人口每年每千人有137人死亡，而2006至2007期間，死亡率下降到千分之83（www.statistics.gov.uk）。就歷史推進來看，各個生命階段的預期壽命都有增加—並不是醫學科學「無法」為老年人增加更多的預期壽命，而是儘管如此，就歷史的角度來看，最大的改變還是發生於生命早期階段。
在歷史上，使預期壽命得以延長的理由眾多。有些是與疾病及傷害的對抗與處置有關—如抗生素或是其他藥品、更好的手術（因為麻醉技術進步而提升品質）等。其他則是與一開始的疾病預防有關—接種疫苗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但還有乾淨的飲用水供應、飲食衛生與儲存的改善、更好的住所品質，或其他相似的生活措施等，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無論如何，大部分上述指出的改變都是發生在過去大約150年間，也正是預期壽命增加最大的時期。若再回頭看看預期壽命的歷史演進，可以看見相較於1841至1981年間的急遽攀升，1400至1841年間的改變已是相當和緩的。這導致Oeppen與Vaupel（2002）開始探討最佳實際預期壽命（best practice life expectancy），這指在某個時間點，世界上所有國家之中可發現的最高預期壽命。Oeppen與Vaupel發現這個數值，從1840年瑞典人的45歲到2000年日本人的85歲，呈線性上升（亦即顯示穩定直線的圖）。持續160年，預期壽命穩定每年增加3個月。這樣高度穩定的數值變化，讓人不由得推斷未來也可能以這樣的趨勢持續發展。換言之，預期壽命可以不斷成長再成長，這就是Oeppen與Vaupel的論點（而他們不是唯一這樣主張的人）—提醒習慣嘩眾取寵的大眾媒體，我們大多數人未來將如何活過90歲，甚至更多。
無止境地延長壽命是很吸引人的事，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無法保證。持續160年每年3個月的成長率是很誘人，但主要的原因是嬰兒死亡率下降；雖然年長者的剩餘預期壽命亦有增加，但這個部分的比重並不足以解釋這樣的成長率（見Post and Binstock, 2004）。過去160年關於公共健康的資料顯示，最大的改變在傳染病防治成果上，而兒童是最大的受益者—傳染病通常好發於兒童時期，先前提到的各種因素都能幫忙對抗或預防。但最終，透過維持兒童的存活來提升整體預期壽命，其效益仍有極限；當到了這極限後，原本不斷攀升的預期壽命就無法維持這種令人讚嘆的成長率。屆時，就需仰賴延長壽命技術的發展，但如果沒有，那最佳實際預期壽命就不可能繼續以相同速率提升。
事實上，讓未來預期壽命出現不確定性的還有其他因素。歷史資料中這些因素的缺席是件棘手的事，但從數學的角度來說，其實過程很簡單。所有資料都已存在（我們已經知道人們活了多長），研究者所需要做的只是將數值輸入電腦中跑程式。但對於還活著的人們，他們未來的預期壽命卻無法這樣計算。舉例來說，若報告指出，出生在今日的嬰兒將有的預期壽命是85歲，沒有任何方法可驗證這種說法絕對是正確的。這個預期壽命是從歷史資料推論而來，再加上預期中健康照顧的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然而，這個預測僅在我們從模式推估的改變是正確的情況下，才會是正確的。依據一般作法，研究者通常會允許計算上的誤差—研究者所提供的是他們認為的最大可能結果，但同時也會納入一段誤差範圍，以此計算一個有最大估計值與最小估計值（新聞媒體為了報導能引人注目，防止報導變成枯燥無趣的統計故事，經常會呈現可能結果中最極端的部分）。問題是我們並沒有可靠方法判斷影響未來預期壽命的許多關鍵因素。另一方面，肥胖可能會造成一些長期性的影響—工業化國家人民過重的比例前所未有，再加上現在的人們比過去更缺乏運動、工作型態及每日生活的體力要求也較少（www.statistics.gov.uk）。這些因素的長期效果還不十分確定，但是幾乎可以肯定對預期壽命會有負向的影響（Olshansky et al., 2005）。但是與此相對的，基因治療有相當驚人的潛力，說不定將來可以根絕許多關鍵的健康問題。那我們怎樣可以預測上述兩項因素平衡後的影響？最簡單的回答是：相當難預測。意思是說，為現代人預測未來的預期壽命，會比以前有更多的不確定性。我們若用不同的預測模式畫出預期壽命的線性圖表，可能會發現這些線之間隨著所預測的時間點離現在越遠，彼此之間也就越分散開來（即如扇形展開）。因此，這個壽命扇形圖（longevity fan）在未來的時間點擴展的範圍越大，我們會越無法確定老年人在整體人口中的比例（見Dowd, Blake, and Cairns, 2010）。在英國，主張精算的連續死亡率調查機構（Continuous Mortality Investigation）呼應其他國家的研究，提醒在預測未來的預期壽命時要更小心，同時，相關的財務流程規劃（如退休金）亦是如此（Continuous Mortality Investigation, 2006a, b）。
預測預期壽命有這些問題存在，於是，因為太多不確定性而捨棄這整個過於含糊的議題，也是種誘人的想法。然而，即便抱持著懷疑，大部分意見仍主張老年人口比例會繼續上升。有些估算到2060年英國老年人口會達到1,700萬的高峰（總人口的25%），而其後則會隨其他人口學條件變化導致相對下降（Shaw, 2004）。在這之中，已開發國家最值得注意的狀況是「最老長者」（85歲以上）的增加。例如，在英國這群人從1984年的66萬，到2009年成長為140萬，並預期到2034年會躍進到350萬（或總人口5%）。於是，英國人口中位數預測可能由1984年的35歲，成長為2034年的42歲（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0a），也就不太奇怪了。用另一種方式來說，當代西方人口大約有70%預期可以活超過65歲，30至40%可活過80歲。到了2050年，幾乎一半的人口可活超過85歲。雖然，如同我們前面所看見的，要小心不要太相信文獻提供的這些未來景象，但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對未來的老年族群而言，事情是會越變越好的。在1900年，只有25%的人口可以期待過65歲的生日（Brody, 1988; Sonnenschein and Brody, 2005）。廣泛地說，這意謂著我們正從金字塔社會（pyramidal society）朝向矩形社會（rectangular society）。因為現代世界在每10年為組距的人口估算，幾乎各組人口數都相同（如有相同的人數分布在0至9歲組、10至19歲組等等），因此以各組存活人口數所繪出的柱狀圖外觀（再加上些許藝術眼光），看起來就像一個長方形。相較之下， 1900年的人口圖則像是金字塔（年輕世代的人口最多，到年老人數則漸漸減少）。
以上圖像到目前為止所描繪的，都是英國人口之中假設為最典型的族群（這些資料在任何其他工業國家將非常相似）。然而，不同的性別、職業、社經地位、文化或其他人口學變項的群體之間會有相當大的不同。這議題在下一節將再討論。
	老化的盛行率—差異性
工業化／高收入國家與發展中／低收入國家間的預期壽命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2010年，預期壽命在全世界的平均為69歲，在工業化／已開發國家平均預期壽命是77歲，較未開發的國家為67歲，最低度開發的國家則為55歲。北美的預期壽命為78歲，拉丁美洲為74歲，歐洲為76歲（歐盟國家則為79歲），亞洲70歲，非洲55歲（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10）。整體而言，這些差異主要可以歸因於嬰兒死亡率以及（與此極為相關的）感染性疾病的盛行率（經常與疫苗接種和公眾衛生因素有關）。它也意謂著已開發國家的死亡原因已轉向慢性（即長期性的）疾病，例如癌症、長期心血管與肺部問題。Lopez、Mathers和Ezzati等人（2006）估計到了2030年，有90%的健康負擔都會是由這些問題構成。然而，在開發中國家，這些問題僅占54%。相對地，傳染疾病、營養問題及產期前後相關的健康問題，在已開發國家僅占健康負擔的3%，但在開發中國家則高達32%。這些現象對預期壽命的估計是非常重要的。根據已開發國家的歷史經驗，一旦開發中國家能控制前述傳染疾病、營養問題及產期前後相關的健康問題，預期壽命應該可以火速成長。確實已有清楚的跡象證實這件事正在發生。目前預期在2050年，65歲以上人口的成長率在開發中國家將是已開發國家的兩倍（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2006）。然而，儘管這些數值確實值得欣喜，仍應該留意在那些因愛滋病（AIDS/HIV）問題而持續蒙受大量損失的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區域），類似上述的進展是不太可能發生的（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2006）。
雖然國家間有著明顯差異，但亦要記得即便同一國家內的不同區域之間，預期壽命也有很大的變異（Blake, 2009）。英國國內，於本書書寫的時候，出生預期壽命最低的區域在東北英格蘭（76.8歲），最高的區域在西南英格蘭（79.2歲）。如果我們考慮英國國內的其他小範圍區域，則其間差異更令人驚訝。在肯辛頓（Kensington）與切爾西（Chelsea）（倫敦非常繁榮的區域）出生的的男性有最高的預期壽命84.4歲，最低的在格拉斯哥城（Glasgow）（71.1歲）。其間相差了13年，這相當於50年間的最佳實際預期壽命的差距。僅提出這些差異資料的英國政府，並未探討造成差異的原因（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10b）。但很明顯的，這些預期壽命較高的區域（如：肯辛頓、切爾西、西敏、愛普森、尤厄姆等），平均收入與金融資產也遠高於預期壽命較低的區域（格拉斯哥城、西敦巴頓、因弗克萊德等）。其他發現相似區域差異型態的國家也一樣，大致上都與社經地位有關（見Griffiths and Fitzpatrick, 2001）。就根本來說，較不富裕的社會群體，其預期壽命與預期的健康生活都會偏低（如：Kawachi and Kennedy, 1997; Luo and Waite, 2005; Macintyre, 1994; Mackenbach et al., 2008; Marmot. 2001; Roberge, Berthelot, and Wolfson, 1995; Schwartz et al., 1995; Singh and Siahpush, 2006）。學者提出許多理由嘗試解釋上述現象，這些理由至少包括壓力程度、營養和健康照顧的可取得性。預期壽命的差異並不僅出現在差異相當大的團體之間。Marmot與Feeny（1997）針對英國公務人員的研究指出，縱使在這個職業群體內部（幾乎都可以描述為經濟上是寬裕的），仍可發現收入較高的那群人，預期壽命還是明顯高出許多。
然而，將所有預期壽命的差異歸因於財富可能會造成誤導。其他不特別與金錢有關的生活型態因素，其實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羅賽托效應（Roseto effect）（見Egolf et al., 1992），這命名是來自於一個位於賓州羅賽托的義大利裔美國人社區。該社區隨著生活型態變得愈加美國化，其成員對心臟病的易受感染性也增加。最直覺的反應是假設這和飲食議題有關，因為義大利食物被視為是遵從地中海飲食習慣的理想食物，攝取較少的飽和脂肪。但其實不然—羅賽托社區偏好的食物，包括大量足以引起動脈阻塞的飽和脂肪（居民也喜好喝酒、吸菸）。這個區域對於心臟疾病的抵抗性較高是來自於羅賽托社區本身：他們富有但不招搖，人們彼此支持，且社會生活型態以家庭為中心。然而，隨著時代演進，成員的觀念逐漸從重視群體，轉變為看重個人。在這樣的轉變愈加明顯時，一個針對羅賽托社區所進行的研究，預測心臟病的發生率也會伴隨增加（Lynn et al., 1967）—後來的資料證明這樣的預測實在太正確了。但應該補充一點，羅賽托的居民受觀念轉變影響的程度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年輕男性與年老女性，是明顯受到較嚴重影響的兩個群體（Egolf et al., 1992）。
羅賽托之例並非唯一—許多其他移民社區也被發現有較長的預期壽命（見Leader and Corfield, 2007）。無庸置疑，和諧支持性的社區在某些例子裡確實可以增加預期壽命，但這不太可能是全部的理由。在每個如同電影《風雲人物（It a Wonderful Life）》中的那種支持性社區裡，人與人之間緊密的關係也可能是充滿窺探、批判，而因此更有壓力的。有時候社區內的支持與干擾間能達到良好的平衡，不過這似乎並不容易，羅賽托這個地方其實是個很罕見的例子（這城鎮原初被選擇做研究就是因為他們非常獨特）。而雖然活得較久，但終其一生都待在一個個人的個性被壓抑，且人們彼此熟識的社區中，究竟是種祝福抑或是詛咒，則是值得辯論的點。這並不是要否認從羅賽托這類社區所發現的結果—社區支持無疑可以在某些狀況下延長預期壽命，但我們亦不能毫無疑問地就接受這些研究結果。
討論至此，值得提醒之處是有些研究宣稱某些小型社區的居民壽命較長，但與羅賽托社區不同，這些資料後來發現可能是造假或刻意欺騙。最著名的例子是來自喬治亞（在前蘇聯）的一個群體，研究報告該群體擁有超乎比例的百歲人瑞，然後許多解釋紛紛提出（許多與健康食物或節制飲食有關），但事實是那裡根本沒有百歲人瑞。那是因為有些較老的居民當初為了躲避蘇聯軍隊的徵兵，使用了父母的出生證明，於是比自己的實際年齡多報了20歲到30歲。這些逃兵最終還是不能如願，因為幾年之後，蘇聯當局還抓住這群維持得很好的「老人」，做為吸引觀光客以及宣傳的工具。仔細的醫療檢驗戳破了這個故事。其他在巴基斯坦與厄瓜多的長壽社區，則有更簡單的理由：當地人普遍未受教育，再加上人口記錄制度的缺漏，導致年齡的計算可說是錯誤百出（見Schaie and Willis, 1991）。雖然有些學者仍衷心相信這些長者真的相當長壽，但大部分的證據則證實了沒有神奇的「長壽社區」。
不管怎樣，「有辦法可以維持年輕」的想法對於大部分人的想像來說，仍有著強大的力量。社會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解構各種承諾了「年輕外表」的化妝品廣告，他們提到能除去皺紋與灰白的頭髮，能讓跑去過冬的身材再度緊實。這種訊息利用了青春之泉（fountain of youth）的想像—相信有些地方有特別的食物或飲水讓一個人青春永駐。雖然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幾乎每個文化中都有類似的神話，並且定期成為現代大眾娛樂裡的一個主題（如書籍《消失的地平線（Lost Horizon）》，電影《捉神弄鬼（Death Becomes Her）》或《星際迷航：星際叛變（Star Trek: Insurrection）》）。幾乎沒有哪個星期是，報紙上完全不會提到飲食／運動如何能讓我們看起來更年輕或活得更久的訊息。
我們想要活得更久，但並不是不惜任何代價，這點可以用兩個古老的寓言故事來說明。第一個是來自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雖然這可能可以連結到更老的神話）對費萊蒙與鮑西絲這對夫妻的描寫。當其他村民都不願理會假扮成乞丐的主神宙斯與赫密士時，只有這對夫妻願意友善的招待他們。兩位神給他們的獎賞是，將他們的簡陋小屋換成了華麗的殿宇（同時村落的其他房子—包括村人們—都被剷平）。費萊蒙與鮑西絲也被賦予長生，但是有趣的是，他們倆要求了一個條件，那就是當他們其中一人死亡時，另一個也要同時死亡。所以，當長壽能不必承受失去所愛的痛苦時，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另一個可以說明此觀點的是關於提托諾斯（Tithonus）的古希臘神話。神賜給提托諾斯長生不死，但卻沒有永保青春，當他越來越老但卻不會死亡，長生不死反而變成了可怕的命運。後來提托諾斯神話（Tithonus myth）一詞被用於描述我們（誤）以為老人學家或醫療專家們希望不計任何代價延長壽命。說到底，這些研究者只不過是希望能用某些非常手段來騙過老化與死亡。
那麼，我們如何能夠用一種愉悅又能免於痛苦的方式來延長生命呢？有兩個答案，一是選擇正確的生活型態，二是選擇古老祖先的長壽生活。儘管不是絕對的，但作為女性對於長壽也有很大的幫助。
在選擇正確的生活型態方面，要做的多半是大家所討厭的：多運動、少吃、少喝酒、不要吸菸等。例如：美國本世紀的所有死亡數據之中，估計就有35%的原因是懶惰不動、吸菸及糟糕的飲食（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基於這類發現的建議書陸續提出，提醒民眾增加運動量、戒菸，並且在飲食方面更加注意，例如美國的「2010健康人計畫」（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0）、英國「生活得更美好」（National Health Service, 2011）。這些一般性的建議都有充分的實證研究支持，少有爭議（Ostwald and Dy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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