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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身影
佛洛伊德自傳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Selbstdarstellung)

作　　者：佛洛伊德
譯　　者：李政賢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大家身影
出版日期：2022/01/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626-317-451-1
E I S B N：9786263174597
書　　號：1J0Q
頁　　數：296
開　　數：25K
定　　價：400元
優惠價格：3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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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洛伊德的〈學思生涯自述〉，寫於一九二五年，六十九歲，從創始者的主觀角度，回溯生平際遇與精神分析發展交織而成的自傳故事。採用歷史系統化的概述，提供精神分析之前時期和早期歷史的珍貴背景資訊，幫助讀者從個人生平脈絡，家庭、社會與時代環境，以及親友社群同志和敵對人士的關係脈絡，綜合理解佛洛伊德學說的起源、發展轉折，以及主要成果和外延應用。
　　佛洛伊德的〈歌德故居講稿〉，闡明思想大師如何立足人間大地居所，貫通科學和藝術的兩個面向，而精神分析則有助於揭顯大師蘊釀、創作傑作的過程，洞燭箇中驅力機轉、天賦本能、經驗和作品之間的幽隱連結線索，幫助深入理解大師宏偉成就。
　　湯瑪斯‧曼的〈佛洛伊德與未來〉，則是神來之筆，抬高到神格化的角度，洋洋灑灑闡述大師「活現神話」的典範，窮思苦索天地人神的幽冥之境，創化出致力探索潛意識的新科學，「從民俗傳說和神祕主義贏來的科學新疆域」，結合理論開路先鋒的拓荒、探險精神，以及醫師濟世救人精神。實現集體療癒力量，透過藝術科學創化，與潛意識建立修通關係，指引世人超克、化解人間龐大恐懼和仇恨，為人類贏來自立自由的未來文明，免於恐懼、仇恨的新民族，迎向世界和平。
　　瓊斯的《佛洛伊德的生平與工作》，強化佛洛伊德的世俗生活面向，帶領讀者瀏覽大師發展歷程的人性情感生活長卷，清楚展現大師一生的學思創化起伏與生命故事之間的緊密聯繫。這樣的傳記不是落入凡間，把偉人從尊貴神壇地位拉下來，而是要拉進與讀者之間的距離。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博士，猶太裔神經病學家，「精神分析之父」，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和爭議的思想家。《時代雜誌》評選為二十世紀百大影響人物「科學家與思想家」類別。著有《關於失語症理論》、《夢的解析》、《性學三論》、《圖騰與禁忌》、《超越快感原則》、《抑制、症狀和焦慮》、《精神分析新論》等，提出「自由聯想」、「嬰孩性慾」、「潛意識」、「自我─本我─超我」、「利比多欲力」、「伊底帕斯情結」、「快感原則─現實原則」、「心理防衛機制」等概念。

李政賢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哲學組博士、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認知科學碩士
研究領域
教育哲學、創意哲學理論、教育美學、教育詩學、色彩知覺、教育藝術理論、心理學、質性研究方法、人文社會科學

第一部 佛洛伊德自傳：學思生涯心路歷程

第一講 精神分析之前的時期

這套《當代醫學人物學思生涯自述叢集》，是由當代醫學重點人物以自傳題材摹寫。好幾位撰稿者一開始都大嘆，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我的情況似乎給這份任務增添了不少難關，因為我先前已經針對相同主題發表過若干篇論著，其中處理了一般比較沒必要涉及的私人面向，以及我個人在其中的角色。
我第一次談到精神分析的主題與發展，是在一九〇九年，應邀前往美國麻省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建校二十周年校慶，發表五場講座。  最近，針對二十世紀初葉風起雲湧的年代，美國出版社發起編譯出版盛舉，編輯群有感於精神分析的重要性，特別邀請我貢獻一章，盛情難卻之下，我再次針對此一題材做了類似的闡述。在這些年當中，我還於一九一四年，發表過一篇論文《論精神分析運動的歷史》，這篇文章實際上就包含了我在此所要分享的所有重要內容，由於內容當然不能前後自相矛盾，再者我也不希望老調重彈一成不變，因此我必須努力嘗試，設法平衡主觀、客觀再現、傳記、歷史旨趣等諸多元素，融合而成嶄新的敘事。

1.1 教育學習和訓練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我出生於摩拉維亞省（Mähren[Moravia]）的弗萊堡（Freiberg [Freiberg]，捷克語稱為普日博爾（Příbor [Pribor]）），現在屬於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猶太人，我自己至今也還是個猶太人。根據家人的說法，父親家族有相當長久的時間世居萊茵河科隆一帶。十四、十五世紀，由於猶太人遭受迫害，被迫流亡東遷。十九世紀情勢緩和，他們離開立陶宛，取道加利西亞（Galizien [Galicia]，屬於奧屬波蘭），遷移回德意志奧地利（deutschen Österreich [German Austria]）。
四歲那年，我們全家搬遷至維也納，在那兒，我一路讀到大學。小學畢業之後，我就讀維也納市立里奧波德中學 ，連續七年名列前茅，幾乎不需要通過任何升級考試。雖然家境拮据，但父親總是堅持，選擇職業生涯，應該聽從我自己的性向和興趣。當時的我，並沒特別嚮往醫生行業，其實後來也始終沒變。我倒是一心渴望追求知識，尤其對人類事務特別感興趣，而比較不趨向自然科學知識。那時，我也還沒有領略到觀察的重要性，不知道那會是滿足這方面求知慾的最佳方法。我很小的年紀，幾乎還沒開始識字讀書之前，就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直到後來，我才明白，那些聖經故事對我的興趣志向，早已留下深遠的影響。
上學之後，有個學長 ，我和他感情很要好，他後來成為家喻戶曉的政治家，受到他的影響，我一度萌發興趣，希望和他一樣學習法律，並且積極投入社交活動。在此同時，達爾文的理論，當時蔚為風潮的熱門科目，也引起我極大興趣，因為感覺未來充滿希望，能夠大幅擴展對世界的認識。就在即將參加中學畢業考之前，接觸了卡爾‧布魯爾（Carl Brühl，1820－1899） 教授的科普講座，聆聽他即席朗誦歌德美妙的《自然》（Die Natur）詩篇 ，於是決心投考醫學院。
一八七三年，初上大學不久，失望之感油然而生。尤有甚者，我發現大家似乎都期待，我應該為了猶太人身分而自形慚愧，或是應該覺得自己是格格不入的異類。我完全拒絕順服，不願因為身為猶太人而感到自卑不如人。我始終不能理解，我為什麼應該因為自己的出身，或當時人們開始說的「種族」，而感到羞恥。我拒絕融入排擠我的國族社群，對此我沒有太多遺憾。在我看來，儘管飽受歧視遭遇，人間炎涼自有公道，只要積極向上，發憤圖強，總不至於沒有我安身立命之地。不過，大學初期的這些印象倒也產生一種後果，並在日後造成深遠影響。也就是說，從很早開始，我就被迫熟悉了身為反對者的命運，飽受「密不透風的多數派」（kompakten Majorität [compact majority]）。  橫加打壓的遭遇，而這一切也因此造就了我相當程度的獨立判斷能力。
除此之外，大學最初幾年，也讓我體會到，我早些年忙著追求許多科學領域，但礙於個人天賦特質和限制，終究難能有所成就。這也讓我領悟到梅菲斯特（Mephistos [Mephistopheles]）的警世箴言：
學不專一，徒勞無功；
人只能學到能力所及之境。
Vergebens, daß ihr ringsum wissenschaftlich schweift
Ein jeder lernt nur, was er lernen kann
歌德，《浮士德》第一幕
最後，在布呂克（Ernst Brücke，1819─1892）  的生理實驗室，我終於找到了歸宿，獲得充分的滿足，也結識了我所敬慕並引為楷模的師友：布呂克大師、助理埃克斯納（Sigmund Exner）和弗萊歇─馬克索（Ernst von Fleischl-Marxow）等人。尤其是弗萊歇─馬克索，能結交這位才華洋溢的摯友，真是三生有幸。布呂克指派我負責研究一項神經系統的組織學問題，我不負所望，圓滿完成該項研究，布呂克很滿意，後來還獨力研究，繼續推進這項專案。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間，除了幾次短暫的間歇，我一直在這個實驗室工作，那時大家都認為，我可望接下即將空缺的助教職位。除了精神病學之外，我對其他醫學領域都有些意興闌珊，可想而知，我對於醫學院的課業當然就沒有很認真，所以直到一八八一年（譯者按：比正規畢業年限遲了約三年），我才取得姍姍來遲的醫學博士學位。
一八八二年，出現了轉捩點，當時我敬重的布呂克教授，有鑑於我經濟狀況不是很好，語重心長表示，家父對我的期許固然愛子心切沒錯，但未免不切實際，他奉勸我放棄追求理論研究的生涯，我接受了他的勸告，離開生理實驗室，進入維也納總醫院，一開始是臨床助理（Aspirant），不久之後，升為內科住院醫生（Sekundararzt（Interne）），和其他住院醫生實習院內各科工作，並有半年多的時間，接受精神科主任醫師梅涅特（Theodor Hermann Meynert，1833－1892）  的指導。早在大學時代，我對梅涅特就已素仰大名，他的工作及人格都給我頗深的印象。
雖然，職業跑道從理論研究轉換到臨床；但是基本上，我仍算是忠於最初的工作路線。當初，布呂克交給我的研究主題，是屬於一種最低等魚類（Ammocoetes Petromyzon，八目鰻幼魚）的脊髓；現在，則是轉向研究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就在那時，弗雷席格（Paul Flechsig，1847－1929） 發現了髓鞘生成（或髓鞘化）與否對於神經纖維束的傳導有極大關聯，這一發現帶來了新的洞視和研究方向。我一開始就選擇延髓，作為唯一的研究主題，這也是我職涯發展仍然延續初衷的又一標誌。明顯有別於我在大學初期無所不學的情況，我現在則是逐漸發展出大為不同的治學態度，開始集中心力專注於研究單一題材或問題。從此以後，我一直保持這種心無旁騖的專一傾向，但也因此招來單一向度（Einseitigkeit [one-sidedness]）的罵名。
進入醫院附屬的大腦解剖研究所之後，我也像先前在生理實驗室那樣，積極投入研究工作。幾篇探究神經纖維束和延腦神經核的小論文，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其中部分成果也受到埃丁格（Ludwig Edinger，1855－1918）  的關注。在同一時期，梅涅特對我算是頗為關照，即便我有些時日沒在他底下工作，他還是特准我進入使用他的實驗室。有一天，他建議我應該專心投入大腦解剖研究，還答應我會安排我接任他的講師職位，因為他覺得自己年事已高，對於新興研究方法，漸感力不從心。我婉謝了老師的善意提攜，一來固然是擔心難以承擔如此重責大任，辜負了老師的厚愛；再來也可能是已經有些感覺到，這樣的出路對於我的經濟狀況可能實質幫助不大。
從改善收入的觀點來看，大腦解剖研究並沒有比生理研究好，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轉向投入神經疾病的研究。那時候在維也納，這方面的疾病還沒有專設分科，研究素材零散分佈在醫療院所的不同科別，也缺乏學習的適當管道，一切只能無師自通，靠自己去摸索。即便維也納大學新聘的醫學教授諾特納格爾（Hermann Nothnagel，1841－1905） ，他在不久之前剛以腦功能定位研究的著作而獲聘，也沒能把神經病理學和其他內科分支區隔開來。於是，在聲名遠播的夏柯（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  強力吸引之下，我寫了一份研究計畫，希望先在維也納取得神經科講師職位，然後再前往巴黎進修。
接下來幾年，繼續擔任住院醫師職務期間，我發表了若干篇器質性神經疾病的臨床觀察報告，對這領域的掌握程度也逐漸提升；臨床分析就能精準定位延腦哪個部位就是病灶所在，而不用再求助於病理解剖。在維也納，我首創先例，在一名診斷為急性多發性神經炎（Polyneuritis acuta）的患者過世之後，送請驗屍檢察，結果證實我的診斷果然正確。此後，我的診斷陸續獲得驗屍報告證實，這讓我漸漸小有名氣，一大群美國醫生蜂擁而至。於是，我操著洋涇濱英語，為他們講解神經科的病例。我當時對精神官能症（Neurosen [neuroses]）一無所知，有一次，我把長期頭痛的精神官能症患者，說成是患了慢性侷限性腦膜炎，那些美國醫生氣沖沖群起圍攻，全部憤而離場。他們的批評指正全然有理，於是我那出師不利的醫學教學只好黯然收場。考量到當年的時空背景，那年代的維也納醫界，即便醫術高明的權威大老，也往往把神經衰弱（Neurasthenie [neurasthenia]）診斷為腦腫瘤（Hirntumor [brain tumor]），我犯下如此錯誤應該也算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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