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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與中國人

日本人と中国人

作　　者：陳舜臣
譯　　者：劉瑋譯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博雅文庫
出版日期：2015/02/02(2版2刷)
ＩＳＢＮ：978-957-11-7024-4
書　　號：RW05
頁　　數：344
開　　數：25K
定　　價：320元
優惠價格：288元

打破「同文同種」、「唇亡齒寒」的迷思，重新認識中國人與日本人最根本的差異。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但直到近代之前，千年來兩國卻只是彼此互不關心的鄰居。

．中國人重視文明而非血統，日本文化的源頭在「對血統的信仰」。
．中國人是樹立「路標」的民族，日本人是跟著「路標」的民族。
．中國人是目錄專家，日本人是保存天才。
．中國人尊重平衡，日本人嗜好不平衡。
．中國人崇拜聖人，日本人則是非神非人的「物哀」意識。
．中國人採取「說服主義」，日本人則強調「以心傳心」。
．中國的人際關係是橫向的「兄弟、朋友」，日本是縱向的「父子、主從」。
．滿族人剃頭留辮，日本人剃頭留髻，兩者異曲同工。
．日本有「旗本」，滿族則有「八旗」。

　　日本和中國做為一衣帶水的鄰邦，在文化、風俗等方面有許多相似和相通之處。但越是認為自己和對方相似，越是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的誤區。
　　日本人和中國人看似相似，但有著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民族性格。儘管深受中華文化影響，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仍有很大的區別。
　　祖籍台灣、卻從小在日本長大的著名通俗歷史學家、暢銷書作家陳舜臣，做為生長在日本的中國人，不得不經常思考中日之間的差異問題。日本和中國是如大家所以為的唇齒相依的鄰國嗎？日本人為什麼會有絕對服從的精神？日本究竟從中國學到了什麼？共用漢字的兩國在對同一漢字的解釋上有何差別？要正確理解對方，要從零的狀態開始，重新認識。

陳舜臣，一九二四年於日本出生，著名的華裔作家。一九六一年以《枯草之根》榮獲第七屆江戶川亂步賞後，開始在日本文壇嶄露頭角。他的寫作範圍擴及推理小說、歷史小說、現代小說、隨筆、遊記與歷史書等。著作等身，四十多年來已超過百餘種，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大師級人物。

他一生獲獎無數，特別是在歷史小說及文化觀察這方面，深受柏楊、司馬遼太郎等人的推崇。身為在日本出生成長的華人，讓陳舜臣不斷地思索及反省中日兩個民族在歷史及文化上的互動及認知，也讓他自身成為了日本的重要文化現象。

得獎紀錄有：
◆1961年以《枯草之根》獲第七屆江戶川亂步賞。
◆1969年《青玉獅子香爐》獲第六十屆直木賞。
◆1970年以《再見玉嶺》及《孔雀之道》獲四十五年度推理作家協會賞。
◆1971年以《實錄．鴉片戰爭》獲每日出版文化賞。
◆1974年獲神戶市文化賞。
◆1976年獲第三屆大佛次郎賞。
◆1983年以《叛旗——小說李自成》獲第二十屆翻譯文化賞。
◆1985年參加《絲路》電視節目演出，獲第三十六屆放送文化賞。
◆1989年以《茶事遍路》獲第四十屆讀賣文學賞的隨筆．紀行賞。
◆1992年以《諸葛孔明》獲第二十六屆吉川英治文學賞。
◆1993年獲朝日賞。
◆1996年獲日本藝術院賞。
◆1996年獲第三屆井上靖文化賞。
◆1998年獲日本皇室頒贈勳三等瑞寶章。

劉瑋，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學專業碩士，現從事出版業。文化雜食動物，興趣蕪雜，以讀書譯書為樂，譯有《一日江戶人》、《百物語》、《日本人與中國人》等。

◆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陳舜臣！陳舜臣這個人，存在就是個奇跡。——司馬遼太郎

◆中國的歷史最久，中國的歷史書冊最多，可是中國人對歷史也最懵懂！不是我們忘本，而是史學家、文學家沒有把艱澀的古文史書轉化成現代語文，沒有把所謂學院派刻板的敘述，轉化成趣味盎然的大眾言語。如今，陳舜臣先生，這位文化界的巨手，擔起這項重任，他一系列的歷史故事，使斑斑史跡，變成生龍活虎！——柏楊

◆像陳舜臣這樣有成就的作家，可能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再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就是陳舜臣之所以為陳舜臣的理由。沒有任何作家像陳舜臣那樣用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夾縫中生存的刻骨銘心的生活體驗去深入思考未來的。他這樣做的出發點當然是研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並從事創作活動。──稻畑耕一郎

第二章  唇與齒：交往的歷史——從中國古籍看日本歷史
　　
互不相干的鄰居
　　
　　唯一一次例外是「元寇」
　　
　　唇亡齒寒──沒有嘴唇，牙齒就失去保護，暴露在寒風中。
　　輔車相依──「輔」是頰骨，「車」是齒床，雙方相輔相成，缺一個都不行。也有人說「輔」是固定在車輛一側的木頭，仍然是說「輔」和「車」是不可分離的搭檔。
　　「唇齒輔車」連在一起，形容利害關係十分密切。該辭出自《春秋．左傳》，自古以來常被引用。
　　用這個詞來形容日本和中國的關係，絕不少見。但是，這兩國真的是唇齒輔車的關係嗎？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兩國關係如此密切的，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元寇」的時候。蒙古滅亡了宋，又要進攻日本。失去了宋這個嘴唇，日本這個牙齒就得暴露在風中哀鳴。
　　這種狀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所以明顯應該視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關係中，「唇齒輔車」僅僅是傳說。
　　近代以前，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勢力，經常從塞外（萬里長城以北）南下。位於中國背後的日本，對中國來說並非是抵抗敵方的防護壁，根本沒有什麼作用。
　　而且，席捲中國的勢力，光是在這片廣闊國土的治安維持和經營上，就已經耗盡精力，因此不會再興起渡海進攻日本的念頭。蒙古人的「元朝」是個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異常氾濫，更應該說是天災。在以人力為主要能量的時代，從中國進攻日本，從常識上來說不可能發生。有這個功夫，還不如去開發海南島或雲南（位於印度支那半島北部的高原地帶），更為現實和聰明。
　　日本位於中國東邊，日本的東邊是廣闊無邊的太平洋，越過太平洋和日本來進攻中國，長久以來更是沒人想過。也就是說，日本也不會成為中國的「唇」。
　　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在十五世紀末。麥哲倫的世界航行是在十六世紀二十年代。但是，在帆船時代，新發現的航路還不能立即成為強勢勢力的通道，最多只是為海賊和商業冒險家提供了活躍的通道。
　　這些航道成為強勢的軍事侵略勢力擴展版圖的通道，要等到產業革命以後。
　　
從相交淡如水的鄰居到不幸的鄰居
　　
　　產業革命產生了新的能量，地球一下子變小了，企圖吞併中國大陸的勢力，能一下子輕易跨到玄海灘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動著形跡可疑的黑船。從對岸的大陸跨過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難事。
　　從此，日中兩國才成為「唇齒輔車」的關係，至今不過百數十年。
　　諷刺的是，自從成為唇齒輔車的鄰國，兩國的關係開始惡化。雖然遺憾，但認識到這個事實，是思考兩國問題的出發點。
　　前面說過，直到一百多年前，對日本來說，中國只是先進技術、文化的供給源，在政治上並未感受到中國帶來的影響。對中國來說，日本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東海島國。雙方當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實際上也沒什麼關係。
　　互不相干的鄰居。
　　也許說得有點過分，至少雙方很少強烈地感受到對方的存在。
　　幕府明治期以後，這種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復返了。
　　
日本文明是「摻水」的中國文明
　　
　　從歷史上來看，日中兩國的相互理解，程度意外地有限，讓人不禁大吃一驚。
　　這也是事出有因。互不相干的鄰居，犯不著用銳利的眼睛去觀察對方。
　　而且，對「外來的東西」不感興趣，是中國的傳統。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中，被迫「開眼」之前，原則上中國並不承認外國的存在。
　　中華即世界。因此，「外國」這個觀念無法進入當時人們的腦海。
　　我們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離文明的中心越遠，文明的內容越是摻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蠻。屬邦、朝貢國、沒有接受文明洗禮的蠻夷之國，雖然知道這些國家，但如果稱他們為「外國」，過去的中國人會一時反應不過來。在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華文明的稀薄階段，中國做夢也沒想過還有「其他的文明」。
　　如果是其他的文明，還會有興趣，但如果是我們的文明「摻水」後的東西，還有研究的必要嗎？只有少數的好事之人，用掠過古董店門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鄰居日本。
　　明治之初，做為清國公使館書記官來日的詩人黃遵憲，在其著作《日本雜事詩》的後記中大歎：
　　
　　日本研究中國之書數量甚豐，中國寫日本之書數量與質量都無法相提並論。
　　
　　確實，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國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寫下的東西，創作的東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開國，關於中國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國的「現實」一點也沒有接觸到。
　　
只從中國學到了「理念」的日本人
　　
　　頭上梳髻的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有敏銳的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敏銳的一面是，沒有被「現實」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錯誤的一面是，沒有看到「理念」背後隱藏的「現實」。
　　明治開國後，中國的「現實」也對日本開放了。
　　在明治以後的日本人眼裡，這種殘酷的「現實」只映照出一個「理念」被污染殆盡的中國。實在可悲。
　　過去中國人瞭解日本，主要是從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權的使者等人那裡聽來的。不論是關於理論，還是關於現實，都很遙遠，是樸素的傳聞。
　　眾所周知的《魏志．倭人傳》，是中國最早記錄日本的史書。
　　魏是《三國演義》的反面角色曹操的兒子曹丕於西元二二○年建立的王朝，存在了四十多年，後為西晉所篡朝。《日本書紀》、《古事記》在其五百年後才成書，當時的日本還沒有歷史記錄，還處於被稱為「古墳文化」的時代。
　　魏景初二年（二三八年），倭女王卑彌呼派遣大夫難升米赴魏請求朝貢。關於卑彌呼統治的邪馬台國，一說在九州，一說在近畿。眾所周知，戰後對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沒工夫感受相互的體溫……
　　
　　中國人的日本人觀，以此《魏志．倭人傳》為原本，此後的史書，多以此為根據。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為：
　　——聚會時無父子男女之別。
　　——性嗜酒。
　　——婦人貞節，不善嫉妒。
　　——少紛爭。
　　——少盜賊。
　　史書上記載的都是突出的特徵，太普通的特徵都被捨棄了。特別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又是以文章簡練著名。因此，《三國志》中的日本人觀，是選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徵，與中國相比，顯得怪異，或是作為蠻夷之國來說不可思議……作者把自己感到吃驚的東西寫了下來。
　　例如，寫下「少盜賊」時，驚嘆：「中國盜賊都這麼多！」或是另一種驚異：「沒有中國這麼多！（蠻夷之國本應該盜賊更多才是）」
　　這種驚奇感，是記錄的原動力。
　　不論如何，明治以前，兩國只通過文書和傳聞來交流。皮膚與皮膚相互接觸，感受對方的體溫，這樣近距離的接觸還很少。
　　「元寇」時期，雙方剛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見，擦肩而過，殺氣倒是傳達到了，卻沒工夫互相感受對方的體溫。
　　明治以前，僅有的一次，日中兩國各派數萬人，長期血肉相搏——那是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即所謂的文祿、慶長之役。
　　日本將士第一次遭遇中國人——不是書上的，而是活生生喘著粗氣的中國人。從遼東的軍營被派到這個戰場的明軍將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聽到「日本」這個詞。
　　
暗號之扇
　　
　　日本發現的「夢幻之書」《兩朝平攘錄》
　　
　　我手頭現在有本《兩朝平攘錄》，這是諸葛元聲所撰，明萬曆丙午（一六○六年）年刊行的。當然，這種貴重資料的原本，是不會落到我們這種人手裡的。我手上的這本書是把原本拍照下來，即所謂的「影印本」。這本書記述了明代的軍事行動，其中卷四是關於日本的內容。不用說，是有關豐臣秀吉的軍隊在朝鮮的戰爭。
　　不過，有趣的是，只有卷四的部分有日本式的讀音順序符號和假名。這也是因為，用於複製的原本，是在日本得到的，肯定是來長崎的中國船隻帶來的。買下這本書的日本人，只在與日本有關的卷四中，邊讀邊標上讀音順序符號和假名。
　　為什麼把有標注的書做為複製的底本？理由很簡單，因為沒有別的原本了。《明史．藝文志》裡也記載了這本書，但在中國已經流失。
　　中國出版的書籍，在中國已經亡佚而在日本還能找得到的例子，並非只有這本《兩朝平攘錄》。
　　
中國人是目錄專家，日本人是保存天才
　　
　　乾隆年間，中國亡佚已久的皇侃的《論語義疏》從日本傳回去，收錄於《四庫全書》。日本的根本遜志在足利學校發現了《論語義疏》的刻印本。
　　這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是個大新聞，讀書人都很興奮。公羊學者（以《春秋公羊傳》為武器，鼓吹滅亡清朝的革命思想的一群人）、著名詩人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期待著日本是否還有其他中國已亡佚的古書，曾託付貿易船隻去尋找。
　　《定庵文集補編》中所收錄的「與蕃船求日本佚書書」一文中，表達了龔自珍得知從日本傳來佚書的喜悅：
　　
　　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蔚。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至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尤見雲物之鮮新……
　　
　　滿篇溢美之詞。
　　龔自珍在這封信裡，附上一張單子，寫明中國亡佚的古書書名、亡佚年代，託付貿易船隻尋找。
　　為什麼龔自珍連亡佚年代都知道？這是因為中國對製作「書目」有超乎尋常的熱情。歷史中正史的藝文志，幾乎羅列了當時公開刊行的所有有價值的書籍名。稍有名氣的藏書家，必定會列出自家藏書的書單。官民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情忙於製作書目。從這些數量龐大的官民書目中循跡調查，大致就能查出某本書何時佚失。
　　在前述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裡，關於日本保存了中國佚書一事，吟詠如下：
　　
　　論語皇疏久代薪，海神呵護尚如新。
　　
　　不僅是古書，正倉院的收藏品也是個好例子。很多中國文物在本家早已流失，流落到日本則被妥善保存。
　　關於這一點，後面還要提到。請先記住，日本人是保存的天才，中國人是製作目錄的專家。
　　

「以寡敵眾」──日本人的兵法
　　
　　話說遠了，還是回到《兩朝平攘錄》上來。這本書中記錄了日本人打仗的方法。
　　讓中國人睜大了眼睛的，是日本人的伏兵戰法和機動作戰的巧妙：
　　
　　用兵擅埋伏。每每於我軍之後，兩面夾攻，以寡敵眾。
　　
　　還有：
　　
　　戰前三五成群分散，一人揮扇，則伏兵四起。此謂蝴蝶陣。
　　
　　書中有這樣的記述：
　　扇子是暗號，為了在夜戰中也能看見，大概用的是白色扇子。扇子翩翩揮舞，就像蝴蝶飛舞，所以起了「蝴蝶陣」這麼個風雅的名字吧。
　　這是被稱作倭寇的日本海盜部隊的戰法。
　　與倭寇交過手的明人胡宗憲在《籌海圖編》這本書裡寫道：「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愴惶仰首……」
　　朱九德在《倭變事略》中寫道：「（倭寇）有稱二大王者，年二十餘，每戰輒揮扇。」不光是扇，同書中還記載有：「執白旗吹螺，整隊而來。」
　　白旗和蝴蝶陣的白扇一樣，是暗號，並非投降的標誌。
　　說些題外話，白旗代表投降或是軍使的標誌，過去只是歐洲的習慣，中國人理所當然不知道。鴉片戰爭時，廣州附近發生了清軍炮擊掛著白旗的英國軍使船的事件。英國以此譴責：「中國人野蠻。」
　　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白旗的用法只有歐洲才有，歐洲人卻認為到哪裡都通用，不得不說是一個大錯誤。毋庸置疑，這種誤解還以其他的形式存在著。
　　「這種做法對方能理解嗎？」──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把這個問題放在心上。
　　扇和旗是訴諸視覺的號令。視覺有限度，遠距離的聯絡，當時似乎是以吹螺為號。
　　
「絕對服從精神」的古老傳說
　　
　　「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為號，相聞即合救援。」
　　根據《倭變事略》的描寫，日本部隊的活躍躍然眼前。
　　除了蝴蝶陣，還有種名號恐怖的「長蛇陣」。
　　這種陣法是這樣的：排成蛇一樣的長隊行軍，先頭遭遇敵人，後尾迅速迂迴，從背後夾擊敵人。
　　跟日本戰國時代的「車懸戰陣」、「鶴翼陣」，大概是類似的陣法
　　總之，日本人號令一下，行動整然，而且相當敏捷。整個部隊像一個生物，在扇子、旗子、螺號的指揮下，隨心所欲地行動，這是操練的結果——絕對服從命令。
　　這種精神也必不可少。
　　扇子向右邊揮，就不能往左邊跳。違反的人不僅自己性命堪憂，也關係到整個團隊的安危。
　　不許隨便行動。
　　互相爭執，行動就無法一致。因此，才有「少紛爭」一說。《倭人傳》原文為「訴訟少」，指訴訟、摩擦很少。
　　從身邊的戰友口袋中摸東西，很明顯是擾亂團結的行為，所以「少盜賊」也是理所當然。
　　總之，《魏志．倭人傳》裡記述的日本人的特徵，在一千三百年後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沒有什麼變化；在四百多年後的現代，也沒有多大變化。
　　當然，中國的戰爭理論，以掌握大軍，驅使他們像小部隊一樣靈活行動為理想，因此，強調暗號之旗和陣鼓的重要性。
　　《孫子》的《兵勢第五》中說：「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
　　註釋中說，「形」是指旗，「名」指金鼓。對「眾」（大部隊）要像「寡」（小部隊）一樣輕鬆自如地操縱，需要旗和鼓。
　　儘管如此，日本軍的蝴蝶陣讓中國軍隊睜大了眼睛，說明他們集體行動的迅速敏捷，並非中國軍隊所擅長。
　　痛感這樣下去不行，明朝名將戚繼光創立了名為「鴛鴦陣」的陣法。其名之優雅可與日本的蝴蝶陣匹敵，但從他的著作《紀效新書》來看，鴛鴦陣只是練兵用的陣形。荻生徂徠不知為何，對此書十分推崇，甚至在日本翻刻此書。
　　戚繼光在追悼兵部尚書（國防部長）譚綸的祭文裡說，這種戰法連勝八十餘戰。就像結婚儀式的祝詞中誇獎「新郎是秀才，新娘是才女」一樣，在悼詞裡誇耀故人功勳，聽者應該打個折。
　　引以為豪的「鴛鴦陣」，也是在日本人的「蝴蝶陣」、「長蛇陣」的刺激下創出來的。這種整體統一作戰的巧與拙，也正反映了日本人和中國人性格的差別。這和《魏志．倭人傳》中，中國人瞭解日本的情況後感到「吃驚」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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