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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的技藝 (限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銷售)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étier d'historien

原文作者：Marc Bloch
作　　者：馬克．布洛克
譯　　者：張和聲
出版社別：五南
書　　系：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2019/10/01(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763-648-5
書　　號：1D3G
頁　　數：224
開　　數：25K
定　　價：320元
優惠價格：253元

馬克‧布洛赫是20世紀極為重要的史學大師，作為大師一生治史經驗的結晶，本書從歷史審美的角度著眼，為歷史研究的合法性進行辯護，提醒世人注重求真的同時，也要悉心保存歷史的詩意；在對歷史進行體悟的同時，要善於從歷史遺跡找尋歷史的脈絡，注重培養歷史學家的想像力，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力求通古今之變，提升歷史研究的境界。

馬克•布洛赫的這部《歷史學家的技藝》被譽為是「年鑑派史學的宣言書」。年鑑學派，在當時，是與以蘭克為代表的實證史學相對立的一個學派，也是對二戰後的整個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一個學派。如果說實證史學是自然科學神話的產物，它高舉「如實直書」的大旗，那麼年鑑學派的觀點就是，史學畢竟不同於自然科學，後者具有可重複性，而歷史一旦流走便不再回頭，時間、空間都無法再次交匯。由此觀點出發，布洛赫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史學觀，這便是其寫作《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的主要動因。布洛赫的新史學觀，是一種「大歷史觀」，強調從長時段考察人類歷史中的種種變遷極其原因。可以說，這樣的歷史觀，不論在寬廣度，還是縱深度上都要大大超過前人。

《歷史學家的技藝》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這本書的寫作初衷，是為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作辯護。但這本書的最終寫作目的， 卻遠不限於為歷史學的存在尋找理由，而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從各個角度對歷史這門學科作了考察和分析，最後給出了「歷史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導言部分，作者論證了歷史學的「用途」。關於這一點，過去有兩派觀點，一是實證主義學派，這個派別唯恐歷史學因不具備「實證性」這個特點而被否決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身分；二是唯歷史的學派，這個派別在尋求歷史的確定性時感到相當棘手，因而只「向自己提出問題」，但不「回答這些問題」。而布洛赫認為，歷史學應當是一定成分的確定性和一定成分的普遍性的綜合。

作者還探討了「歷史應該研究什麼」的問題。更具體地說，應該研究室的是歷史事實、歷史紀錄，還是歷史中的人？該研究哪一個時間段，過去？還是現在？布洛赫的回答是：因為生活在歷史事件中的一個個人，是當時歷史的社會基本構成，而且發生的任何歷史事實，也必然都會有人的介入，因此兩者不應偏廢。關於歷史研究的時間段，歷史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不僅包括過去，而且也應該包括現在，並且，不僅指過去和現在，而且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因果關係。這種「真正的時間」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連續統一體」。布洛赫提出這樣的研究視野，目的在於通過研究可以「由古知今」且「由今知古」。他認為，歷史學家應該諳熟過去，同時也應該關注現實，而這也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方向，通過研究某個社會的過去，來考察這個社會現在正在發生的現象的原因。

關於如何對事實進行觀察和研究的問題，作者認為，過去既然已經過去，就不會完全重現，所以「歷史學家絕對不可能直接觀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實」。據此，布洛赫提出「通過觀察一種現象所產生的其他現象來認識主要的現象」。這樣，就使得觀察過去和觀察現實的難度的區別大大降低，因為所有的事實都是在某一個事實鎖鏈上，任何一件被假定為發生的事情，只有在符合其相鄰的事實之因果關係的基礎上，才能夠被坐實。還有歷史研究的價值取向問題：對看似已經確定的歷史事實，應該以「評判」為主，還是以「理解」為主。作者似乎更傾向於後者，更何況，理解是評價的先決條件。

這部書最後還是回到了對「大歷史」的論說上來。在作者看來，既然一切歷史事件都是時間鎖鏈中的一串，那麼歷史就應當被當做一個整體的對象來研究。在對歷史事件作出評價以前，應該排除偏見，不接受任何在研究前就給出的解釋。

馬克‧布洛克（Mare Bloch，1886-1944），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法國猶太裔史學大師。1929年，與同事呂西安-費弗爾合作，創辦並主編《經濟與社會史年鑒》雜誌。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學（1921-1936）、巴黎大學（1937-1940）、蒙彼利埃大學（1941- 1942）等校教授。1943年，在里昂加入自由射手組織，成為抵抗運動的一員。1944年6月，被德國人殺害。著有《法國農村史》、《奇特的戰敗》、《封建社會》、《歷史學家的技藝》和《史學論文集》等書。20世紀末法國出版的《歷史科學辭典》稱他為本世紀兩到三位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或許，是他給予了歷史科學的變革以最具決定意義的也最為持久的影響。

張和聲，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西方史學史的研究。今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導讀
本書的正確翻譯名稱應為 :為歷史或歷史學家道歉（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etier d'historien），作者主要思索史學三大問題，歷史的考察、考證、分析。全書舉例甚多以闡述主題，由於本書尚未完稿作者即逝，內文博大精深，本文試圖詮釋、歸納分析其著作真諦。
在認識論和歷史中，史學方法是指史學家工作過程、手段、規則和背景的所有思考。它試圖解釋史學家如何產生歷史解釋，確定被認為的道德操守方法，或至少是有效的方法。史學方法包括確定歷史事件的原因及其後果。

資料研究和考查
如詞源學所指出的那樣，歷史首先是一項考查。只讀古人留下的文字紀錄是不足以知道發生事件全部面貌，因為它沒有反映整個歷史真實情況；另一方面，它們可能是部分或全部虛假或歪曲資訊。此外，資料的研究和考證不應僅限於書面資料，這將是太過於簡單也太侷限了。
布洛克（Marc Bloch）說：沒有一個埃及學家看到過拉美西斯，沒有一個研究拿破崙戰爭的専家聽到奧斯特里茨戰役的炮聲。我們只能通過目擊者的紀錄來敘述以往的史實。換言之。與對現在的了解相反，對過去的了解必然是間接的。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不限於敘述性來源，即直接報導所發生事件的來源（例如中世紀編年史或報紙文章）。歷史學家還得益於一個更大的資料庫：檔案來源。這些檔案包括所有檔案，其主要目的不是提供歷史資料。因此，人民繳納皇家稅和一定數額的稅款都有列表，其在歷史意圖上並不是有意的。但可以讓我們了解舊制度下的財富等級。
在開始閱讀資料來源之前，歷史學家一直在思考能夠解答歷史問題的檔案。這個問題將決定來源。保魯斯（Antoine Prost）用一幅美麗的畫面概括了這一想法：「歷史學家不會隨意放下拖網，看它是否會捕魚，以及誰會捕魚。」
現有資料來源的範圍不斷擴大。如果長期以來研究都是以書面資料為基礎的，歷史學家現在正在做所有事情。費弗爾（Lucien Febvre）寫道：「歷史可能是以書面資料為基礎的。但如果沒有書面檔案，就必須在沒有書面檔案的情下進行。歷史學家的聰明才智可以讓他用來製作他的蜂蜜，而不是平常的花朵。[……]歷史學家的工作中最令人興奮的一部分，難道不是一直在努力讓沉默的事物說話嗎？」為了瞭解土地景觀和結構的演變情，布洛克研究了十九世紀的地籍。同樣地，考古學提供了與傳統來源相比的獨特數據。

資料來源考証
歷史學家從來沒有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得到的資料來源是沒有問題。他必須對資料來源抱著批判態度。這種懷疑也是這個行業的一個特點。我們必須向毛里斯（mauristes）和博爾蘭主義（bollandistes）僧侶致敬，因為他們為十七世紀的歷史辨偽正誤奠定了基礎。有條不紊的學院派歷史學家朗格盧瓦（Langlois）和塞若博（Seignobos）將採用這些規則，但其缺陷主要涉及書面證詞。
布洛克認為在所有歪曲證據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過於有意作偽。作偽有二種形式。第一種是假冒作者和年代，用法律語言來說就是犯偽證罪。第二種形式是内容的不實。《高盧戰記》的作者是沒有爭議的，但凱撒有意識地在書中歪曲和隱瞞了大量事實。
因此，它們區分不同類型的考證：
1）外部考證涉及該檔案的字元，如紙張、墨水、書寫和印章。因此，一封被稱為12世紀的紙張信件肯定是假的，因為當時人們寫在羊皮紙上。這種考證需要有古文字學、紋章、年代、外交和金石學方面的知識。
2） 內部考證是基於檔案的連貫性。顯然的，1225年下旬的菲利•奧古斯都憲章是偽造的，因為這位法國國王於1223年去世。
3） 史料來源的考證觸及了史料源頭的起源。歷史學家將就證詞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得出結論。我們很清楚，一個官方歷史學家的歷史往往誇大了他的王子的角色和品質。因此對他說的話存有懷疑，同樣地，一個參與者撰寫的關於一場戰爭的敘述與50年後出生的男子的敘述不一樣。
4） 範圍考證涉及文件的收件人。例如，一名省長在向內政部長彙報時，會傾向於盡量減少影響他所在部門的麻煩，以免他的上級把他看成一個不稱職的人。
關鍵方法也基於證詞的比較。當他們一致的時候，這是事實真相的標誌。另一方面，當一個證人被其他幾個人反駁時，這並意味著他撒謊或錯了。其他證人可能依賴同一個錯誤的消息來源。
一旦證詞通過這個有條不紊的檔案被篩選出來，歷史學家就試圖解釋文字的含義。仍然需要扎實的歷史知識。如果無套褲漢在請願書中聲稱對小麥「徵稅」，那就不應該理解他們是在要求建立一種稅收，而應該是徵收最高價格。對於業餘愛好者來說，某些詞的意思可能導致誤解。
盎格魯-撒克遜史學使歷史學家對閱讀文章（新歷史主義、語言轉向）所能得出的結論持謹慎態度。

談論來源的新方法
這些批評的不同階段將使我們相信，歷史學家的工作實際上是閱讀文本，消除錯誤，找出錯誤和不準確之處，以便發現實際發生的情。這是一條捷徑，但掩蓋了歷史方法的豐富性。
蒐索現在知道如何利用檔案，甚至是偽造的檔案。有時，檔案的含義比其實際內容更多。一個非常主觀和有針對性的證詞將提供有關證人陳述制度的資訊。因此，歷史學家並不總是旨在確定事實的真實性。
與其他學科的交流豐富了歷史學家的方法。社會學或經濟在傳播統計資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歷史學家們就在他們的推動下，形成了價格曲線，死亡率曲線和生產曲線。這是他們工作中的一場革命，因為這些連貫（或定量）方法表明，與輿論的看法相反，歷史事實並非一成不變，有時是建立這些事實。另一項貢獻是語言學，它通過蒐索裡面的關鍵字來閱讀發言。通過對詞彙的分析，一些團體（共產主義者，共濟會……）的意識形態及其思想的演變得到了更加突出和清楚。

歷史事實的連結
從他的消息來源，歷史學家揭露了事實。然後他試圖重新組合那些看起來像他父母或者屬於同一主題的人。每一個歷史事實都有一個或多個原因；歷史學家必須發現這些原因。儘管歷史的某些方面所面臨的挑戰較少，但這項任務有若干困難：文化歷史或主題——尤其是繪畫——需要更多的描述，而不是尋找原因。在其他情下，確定因素非常重要。歷史學家利用他的判斷、想像力或經驗。這是一種不科學的方法（歷史不是一種精確的科學，而是一種人文科學），需要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並提醒人們注意一些警告。
首先，我們很難代替過去的人，因為他們生活在與我們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中，也不象我們想像的那樣。在這方面，費弗爾（Febvre）建議歷史學家不要相信「心理不合時宜」。在我們看來不合理的行為在過去似乎是合理的。因此需要充分了解當時人民的代表制度。
第二項預防措施是查明原因的複雜性。從來沒有一個原因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多方面的事件，其中一些是導火線（謀殺奧地利大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另一些則是更廣泛的背景（如20世紀初民族主義的興起）。由於烈的外交環境，其中一些是定性的，另一些則是軼事。讓我們承認，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自稱確定一個事實的所有歷史因素，並確定每個因素的重要性。
第三，歷史不應陷入意識形態歷史。事實上，歷史學家處於一種特殊的境，他知道會發生什麼。讓我們舉一個研究者的例子，他描述了法國（1940年）對德國的戰役。知道最後的失敗，他冒著堅持法國軍隊弱點的風險，這是一種有偏見的解讀。法國軍隊有其優勢。忽視它們等於掩蓋了歷史現實的一部分。
最後，布洛克說，「歷史上的原因和其他原因都不存在。他們在互相尋找」。實際上，歷史學家有時會陷入困境。有多少次有人讀到一個國王參戰，因為他的軍隊規模較小而戰敗？這是可能的，但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國王們儘管在人數上處於劣勢，但還是贏得了戰爭。如果國王因此而失敗，那麼歷史學家必須證明它，而不是假定它。

真相的意圖
在十九世紀，德國人蘭克（Ranke）解釋說，歷史的使命是「如實直書」。換言之，任何歷史紀錄的規則都是尊重事實真相。希羅多德也早就說過「如實記載」為此，歷史學家要用大量的證據表示嚴謹。一般而言，一篇文章或一篇歷史論文都有註腳，作者在註腳中提供資料來源的參考資料（存檔編號或舊書的標題）或提到他的同事的作品。因此，讀者必須設法核實歷史學家的論點。至多可以找到註腳中提到的來源，或在該書的附錄中重述。
由於對真相的要求，歷史學家被要求客觀。讓我們承認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在任何人文科學研究中，無論是自願還是無意識，研究人員都會自行傳遞一部分。馬羅（Marrou）列舉了歷史著作的所有主觀要素：主體的選擇和劃分、所提出的問題、所採用的概念、關係的類型、解釋系統，每個人的相對價值。懷特（White）堅持了研究者不可能客觀的想法：就像小說家，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的世界觀。
普羅斯特（Prost）在其歷史思考中傾向於使用「距離和公正」而不是客觀性。歷史學家必須表現出知識份子的誠實。具體來說，這意味著拋開自己的觀點，壓制相互衝突的論點。歷史學家並不評判歷史現象和人物（這是好的，這是壞的），而是試圖理解這些現象和人物。當研究者解決道德上應受譴責的問題時，這種態度並非沒有在公眾輿論中造成某種不理解：納粹主義，奴隸制，殖民化。 因為在某些人看來，試圖理解是有道理的。
這種對真理的追求始終是不完美的，對於所有試圖確定事實和理解人類行為的意義的科學（即解釋學科學或精神科學）來說也是如此。一方面，因為歷史學家從來沒有任何資料可以顯示事件。這些檔案要麼已經不存在（有多少檔案因1944年的轟炸而佚失），要麼就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為沒有人能自稱掌握決定的所有來源，所有的動機，所有的非理性。在歷史作品中，假設往往與確定性共存。因此，哲學家里克‧烏爾（ Ric ur）對歷史學家所說的真實性和他所寫的「真理的意圖」的說法作了微調。真相是一個目標，而不是歷史性言論。
對馬羅（Marrou）來說，毫無疑問，歷史學家必然是一位優秀的作家。因此，歷史可以被視為一種文學體裁。但也要傳達打破敘述邏輯過程的眾多因素：矛盾論文的提出，假設的發展，概念的插入和解釋，統計的評論，對一個來源的不完美，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信息。認識到有時候歷史學家不會為這些複雜因素而煩惱，以免給讀者帶來厭惡。 在這種情況下，報紙文章與歷史文章之間的區別已不再明顯。
敘事是最常見的歷史話語形式。它具有易於遵循的優點，特別是當您想要顯示事件序列時。序列通常按時間順序排列。然而，歷史學家很少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使用敘述。他經常停留，以描繪社會或其主題的地理範圍。有時候，歷史學家在介紹其研究成果時偏愛這種表格形式。歷史學家有權展示他的研究成果。然後，歷史文本的組織將比按時間順序更具主題性。事實上，表格取決於所涉及的主題。，一本關於羅馬城市規劃的書籍將採用這幅畫，一本關於聖路易斯的書籍將以敘述的形式出現。杜比（Duby）所撰寫的星期日的布汶（Dimanche de Bouvines）不是對布汶戰役的經典渲染，而是對1214年戰爭，和平和勝利的意義的反思。

歷史意義
它是一個定義和影響過去事件的社會記憶的歷史編纂概念。歷史學家認為日期和事件的知識是歷史的主要內容，或「一階知識」。他們把歷史意義作為研究第一內容的一個方面，認為它是第二或「二階知識」。然而，選擇和描述日期和事件的管道常常被用來賦予意義，而不承認偏見，正如丘吉爾（Churchill）和福柯（Foucault）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歷史意義是研究歷史的中心話題，它通過對當代文化的各種對象（郵票和鈔票上的影像、街道名稱等）研究它可以有效地指導學生瞭解文化背景如何影響對歷史的感知和他們的偏好。
歷史意義通常是根據預先定義的標準來判斷事件。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任何遺址作為世界遺產，前提是它「對一種文化傳統或一種文明有著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證明」。然而，這些標準往往是主觀的，感知上有偏見或不可用的。因此，將任何事件作為歷史意義上的重大或非重大問題仍然面臨挑戰。

劉增泉 書於淡江大學文學院研究室

1 歷史學家的選擇

   「歷史」是個十分古老的名詞，有時使人們感到厭煩。當然，人們還不至於想把這個詞從詞彙中澈底刪除，即使是涂爾幹學派的社會學家也為「歷史」留下了一席之地。不過我們要知道，他們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將歷史放逐到人類科學中的一個可憐的角落裡。儘管社會學家認為任何事物都可接受理性的分析，他們卻把所有被其視為最膚淺和變幻莫測的人類事實，封存在那個隱蔽的地牢裡。
    與此相反，在這裡我們要從最廣泛的意義來闡述「歷史」一詞。在人們研究探索的道路上，這個詞並沒有預先設置什麼禁忌，它可以隨意指個人的探索，也可以指社會的探索；它可以指轉瞬即逝的震盪，也可以指曠日持久的演變。它本身並不包含教條，它最初的含義，無非就是指﹁探索﹂罷了。自然，從兩千多年前人們第一次說到這個詞以來，「歷史」的內涵已有極大的變化，一切有生命的詞彙無不如此。如果科學每前進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詞的話，那麼待命名的東西就會有成千上萬個，學術界得為此虛耗多少光陰啊！
   「歷史」一詞產生於輝煌的希臘化時代並沿用至今，我們現在所謂的「歷史」已遠非米利都城赫卡泰厄斯的「歷史」，正如開爾文勛爵和朗之萬的「物理學」已不同於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一樣。那麼，我們所謂的「歷史」究竟是什麼呢？
    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真正」的問題時，在一開始就去下乏味而僵硬的定義將是毫無意義的。道地的工匠怎會拿這些框架來自尋煩惱呢？在追求尚未確定而有發展前途的知識時，人們會產生一種朦朧的衝動，而煩瑣細微的定義不僅會扼殺這種創造性智慧的火花，還會進而束縛人們的思想，這才是最大的危險。迪萬．萊克希考格拉夫曾言：「這個課題或探討這個課題的方法無疑是誘人的，但是，當心點！莘莘學子，這並不是歷史學。」難道我們就像古代行會那樣，把任務按規定項目派給同行的成員，並永遠照章辦事，乾脆將事情留給老師傅來做嗎？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就比較明智，他們從來不去為物理或化學、物理化學或化學物理（假設有這個詞）的權利而爭辯不休。
    確實，面對紛繁複雜的現實，歷史學家必須開闢出一塊供他耕耘的特殊領地。顯然他必須做出選擇，這種選擇不同於生物學家，但那必須是歷史學家的適當選擇。因此，就產生了一個真正的行為問題，這個問題將始終伴隨著我們的研究。

2 歷史與人類

    人們有時說，歷史是一門有關過去的科學，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很不妥當。
    首先，把「過去」這個概念作為科學的對象是荒唐可笑的。過去的某種現象，如果完全沒有與當代相通的共同特徵，如果未經過事先的篩選，又怎能成為有條有理的知識呢？根據事物的反面，人們又怎能想像出一門天衣無縫的宇宙科學的現狀呢？
    無疑地，在歷史編纂學的初始階段，古老的編年史家是不會對這些瑣屑的問題感到困惑的，他們敘述一些雜亂無章的事件，其中僅有的聯繫就是這些事件是同時發生的，如日蝕、冰雹，以及突然出現的驚人流星，同時發生的戰爭及國王和英雄的去世。這些有關人類早期的記憶，猶如幼童觀察事物時那麼零亂；然而，這種為進行分析所做的不懈努力，已漸漸導致了分類。不錯，從基本保守的觀點來看，在我們的語言裡，任何關於現象在時間上變化的學問都可名為歷史。這樣的慣例有利無弊，人們不會因此而困惑不解。從這個意義來看，我們現在所見的由行星組成的太陽系並非永恆不變的，也就有了太陽系的歷史，它屬於天文學領域。地震的歷史與地球的構成有關，人們對此極為關注。而它涉及地球的構成，雖能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但它與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無關。
    至少，他們這樣做僅僅是因為過去觀察到的現象與人類歷史上一些特殊事件正好巧合。那麼，在實踐中，他們又是怎樣分析的呢？要清楚這一點，一個簡單的事例抵得上千言萬語的論證。
    西元十世紀，水深浪大的文斯灣使佛來明斯成為鋸齒形的海岸；後來，海灣被沙石堵塞了。應該由哪門科學來研究這個現象呢？初看起來，誰都會說應歸地質學，沖積層的沉澱運動、海流運動或海平面的變化，不正是地質學所發現、所研究的範圍嗎？當然是的，但進一步看，事情就不是那麼簡單了。第一個問題是要調查地質變遷的起源，接著，地質學家就要被迫回答一些嚴格說來不屬於其專業範圍的問題。無疑地，至少還有人工圍堤促使海灣淤積，改變河道的流向以及灌溉系統等因素，所有這些人類的活動均基於人們的集體需求，並依靠一定的社會組織來進行的。在鎖鏈的另一端還有一個新問題──後果。離海灣盡頭不遠處，有一條小河通往一個小鎮布魯吉，借助文斯灣的海水，每天有大量的商品在這裡進出，相對而言，當時它的地位相當於今天的倫敦或紐約。後來，沙石日甚一日地湧來，海水漸漸消退，文斯灣的碼頭延伸到了河口，這個港口就逐漸消失了。要知道，這並非港口衰亡的唯一原因，卻是因果長鏈中極為舉足輕重的一環。（除非物質運動是由其他人為的因素來安排、促成和規範的，否則它又怎能影響人類社會呢？）
    一個社會按照自身的需求來重新改造人們棲身的大地，任何人都會本能地承認，這是一次「歷史性」的事件。一個顯要的行當的盛衰也同樣如此。從以上這個地形學的典型事例中，我們看到：一方面呈交叉狀態，要做出解釋，兩門學科便互相依賴，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呈轉變狀態，當我們以結果尚未確定的唯一例外來敘述一種現象時，它會以某種確定的方式，以一門學科來取代另一門學科。究竟是什麼支配了歷史學的介入呢？顯然是人的因素。
    很久以前，我們偉大的先輩密芝勒或浮士蒂爾‧古朗治曾經教導我們：從本質上看，歷史學的對象是人。還是讓我們把它稱為「人類」吧！複數比單數更便於抽象，相對而言，複數的語法形態更適用於一門研究變化的科學。地形特徵、工具和機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獻、似乎是與其締造者完全脫離的制度，而在這所有東西背後的是人類。歷史學所要掌握的正是人類，做不到這一點，充其量只是博學的把戲而已。優秀的史學家猶如神話中的巨人，他善於捕捉人的氣味，人才是他追尋的目標。
    作為人類知識的歷史學的性質，在問題的表述方面還有其特殊的情況。它是「科學」是「藝術」呢？大約在一八○二年，我們的老前輩曾樂於就這個問題進行嚴肅的辯論。後來，大約在一八九○年，出於對早期實證主義說教的膩煩，方法論者為公眾對歷史著作所謂的「形式」過分重視而感到惱怒。藝術之於科學，形式之於實質等，史學界居然充斥著如此瑣細的爭論。
    巧妙的均衡所具有的美感並不亞於一句美妙的措辭，但每一門科學都有與之相應的語言美。實質上，人類的行為極為微妙，在許多方面難以做出數學式的評估，必須將它們轉化為語詞，也就是說要正確無誤地衡量人類的行為，（誰能夠完全認識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須有極為精緻的語言，遣詞造句更要仔細斟酌，計算行不通的地方，我們不得不運用聯想。表述自然界的語言與反映人類現實的語言之間是有差異的，這類似於操作鑽床的工人和製造魯特琴的匠人之間的差別，兩者的工作都精確到以毫米為單位，但鑽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則主要憑藉他的聽覺和觸覺。假如鑽工效法工匠的經驗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鑽工的做法，都將是不明智的。一個人不能既用數字又用語詞來感知事物，對此，誰又能加以否認呢？

3 歷史的時間

    我們已把歷史學稱為「人類的科學」，那還是太含糊，有必要加上「時間中的」定語。史學家並非抽象地思索人類，在他們的思想中總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時代的氣息。
    要知道，很難想像任何一門科學會把時間僅僅視為抽象的東西。然而，不少人只把時間看作一種計量單位，他們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將時間分割成性質相同的碎片。與此相反，歷史的時間卻是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現實，它一往直前，不可逆轉。正是在時間的長河中，潛伏著各種事件，也只有在時間的範圍內，事件才變得清晰可辨。如果說放射性的物質轉化成其他物質需要「幾秒」、「幾年」或「幾世紀」的時間，那這些數字只是原子物理學家的基本數據。這些變化中任何一個特殊的現象，無論是發生在幾千年前，發生在昨天或今天，或註定要在明天發生，無疑都會使地質學家感興趣，因為地質學是注重歷史變遷的學問，而物理學家則對此毫不關心。凱撒花了八年的時間征服高盧，愛爾福特的路德從正統的見習修道士轉變為維滕貝格的改革者經歷了十五年時間，但沒有一位歷史學家會僅以講述這些事實為滿足。對史學家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在歐洲社會變遷的背景下確定征服高盧在編年史中的地位。史學家絲毫不否認馬丁‧路德的精神危機之類不變因素，但唯有將這場運動發生的確切時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歷中，以及與作為背景的歐洲文明聯繫起來考察，他才認為自己繪製了一幅逼真的圖畫。
     這種真正的時間，實質上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又是不斷變化的。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就源於這兩種屬性的對立。這樣，就引起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即我們研究的存在理由是什麼？假設從不間斷的時代順序中抽出兩個連續的階段，時間之流在兩者間的聯繫，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支配或沒支配從這一時間長河中產生出來的差異呢？認識前一階段，對於了解後一階段是必不可少的，還是不必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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