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民視午間新聞幕前幕後：雙語產製與台灣認同的回顧與前瞻

社會、傳播-新聞學
民視午間新聞幕前幕後：雙語產製與台灣認同的回顧與前瞻

原文作者：陳淑貞
作　　者：陳淑貞
出版社別：五南
出版日期：2010/07/10(1版1刷)
ＩＳＢＮ：978-957-11-5982-9
書　　號：1ZC2
頁　　數：324
開　　數：25K
定　　價：400元
優惠價格：360元

民視大膽地開啟了雙語同時出現於一節新聞中的做法。此一新聞製播創舉的決策過程，以及節目的型民視大膽地開啟了雙語同時出現於一節新聞中的做法。此一新聞製播創舉的決策過程，以及節目的型態與結構、觀眾的反應，以及節目開播後的發展與演變，是陳博士這本專書的主題。
對台灣的讀者而言，這確是一本既富時代意義，又饒富趣味的著作。
                  ---Jackie Harrison (英國雪菲爾大學新聞系教授兼系主任)
 
本書實際上要討論的是，民視午間雙語新聞製作的每一個環節，包括理論上的立基，方法的論列，節目製作動機，製作技術層面，製作團隊的分析，一直到商業效果和觀眾的回饋。作者關照了各個層面，細微末節，無一遺漏。此一力作，在學位論文中，應屬少見。
                                                                            ---潘家慶 (前政大傳播學院院長)
 
 《民》書以犀利的筆觸從學術的觀點，條理井然剖析民視午間新聞的幕前幕後，探討問題相當深入，主要在探究雙語新聞製播過程，動機和效果，從而釐析台灣認同的底蘊。研究者多年來沉潛於雙語新聞製作與播報，所涉獵的主題才能如此面面俱到，論述鞭辟入裏，實在難能可貴。 
                      ---王石番 (佛光大學社科院院長暨傳播系教授兼任所長)


 	陳淑貞小姐的博士論文，由多方面的角度出發，論述民視為何發展出獨特的新聞播報方式，中間有台灣過去媒體發展歷史過程、有政治因素的考量、有經濟商業誘因的思考，以及雙語播出新聞製作的甘苦與問題，閱讀其論文如同回顧一部台灣媒體發展史，此內容非常值得當代的年輕學子參考，與好好閱讀的文獻。

                                     							---莊春發 (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陳博士本書從台灣語言政策出發，描繪民視製播雙語午間新聞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媒體經營的背景與脈絡，進而探究台灣語言政策發展的困境，以期解構這段語言政策與媒體經營間複雜糾葛的歷史，其企圖心令人讚佩。陳博士這本書的出版，正可以同時對實務與學術有所貢獻，她的努力令人感動。
                                             							---陳炳宏 (台師大大傳所教授兼所長)

　　台灣第一位留英新聞學博士主播以親身雙語播報經驗，剖析民視午間雙語新聞產製的幕前幕後，榮獲國內外五大傳播暨產經學教授專業推薦。本書為國內第一本由電視新聞主播經親身參與觀察後，以新聞傳播理論為經，自身電視新聞實務工作經驗為緯，對其所長期播報的雙語午間新聞產製過程，完成的第一手個案研究專書。因為有此特性，使本書在新聞理論與實務兩方面，皆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換言之，本書既可以做為大專院校有關電視新聞製作課程之教科書或參考書，也可以被當做是一本相當難得的、使社會大眾對電視新聞製作過程更加了解的媒體素養讀本。
　　本書內容包括以下幾部分：(1)民視雙語午間新聞誕生的歷史背景因素與製播動機、(2)雙語新聞與族群認同間的理論關聯、(3)探索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產製過程的研究方法、(4)民視雙語午間新聞在語言使用與新聞取向上的特徵、(5)民視雙語午間新聞在製作團隊社會背景、新聞產製過程，以及節目成本與效益等方面的深入剖析、(6)觀眾對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的認知、評價與建議。

陳淑貞
台灣台南七股人
英國雪菲爾大學新聞系碩士、博士
現任民視新聞部專任主播
前超視主播、記者
前真相新聞網主播、記者
第四屆卓越新聞獎「新聞主播」獎入圍
行政院新聞局金視獎「新聞主播」獎入圍

序　潘家慶教授


潘家慶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政大廣電系主任、政大傳播學院院長

        
站在資訊獲取機會均等這個基礎上，我完全贊成本書作者心心念念地，要在一個多語社會中，主張用自己熟悉的語言，獲取資訊，與人交流。因此我願意應作者之邀，在這裡說幾句多餘的話，表示我個人認同的焦點。

    一九八九年六月，個人有幸應邀前往泰國、星加坡、以及澳大利亞，考查他們的公共廣播制度。聽到不少動人的故事，特別令人動容的是，在泰北一個人口不過數十人的族群，也能獲得一個社區廣播執照，整個社區因此頓時鮮活了起來。做為人類的一份子，這是他們應有的基本權利。

台灣是一個進步多元的民主社會，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怎麼可以被忽視呢？

拜讀陳博士的大作，不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都滿足了我的好奇心，如今他的面世，相信同樣可滿足更多人的期盼。從時機上來說，一家電視雙語新聞製作幕前幕後的推出，正當其時。

本書實際上要討論的是，民視午間雙語新聞製作的每一個環節，包括理論上的立基，方法的論列，節目製作動機，製作技術層面，製作團隊的分柝，一直到商業效果和觀眾的回饋。作者關照了各個層面，細微末節，無一遺漏。此一力作，在學位論文中，應屬少見。

令人佩服的是，陳小姐在本書中毫不避諱地指出，他的若干假設，在深度訪談和焦點團體反應中，顯然未竟獲得認同。這可顯示以下一些意涵：

從長遠觀點來看，雙語新聞的製作畢竟是一個過渡的設計，目的在引導觀眾重視母語的價值，更藉此鼓勵不同族群說台語，同時也鼓勵人們學習國語和其他族群的語言。因此，正常的做法是，有充分的頻道，製作充分的單語節目，讓習慣自己語言的人，有使用自己語言的便利。換言之，人們的傳播環境是自由而開
放的。不論你是說台語、國語、客語、或原住民語，你都能用自己的語言，獲取訊息，與人溝通。這才是多元社會真正的樣貌。此時，在雙語製作過程中，語言轉換的困擾，自然不存在了；而不諳國語、台語、或其他語言的人，也不會因為政治因素，缺少頻道，以及不同語言節目，而有被宰制的壓力。(見ch.8 sec.2 ， ch.1 & ch.2.)

    本書多次強調，雙語新聞製作的政治動機，和文化動機 (實際上屬於一種強烈的政治文化)，還特別引述電視創辦人的談話，民進黨創黨宣言，與一九九九    
決議文 (ch.2 ) 對於一篇討論雙語新聞製作的學術論述來說，是否過於沉重，個人持保留的態度。幸好，作者指出，在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的反應中，多數人未必同意這種動機說.。(ch.10,sec3 & ch.11,sec.1 ) 其實，任何媒體在推出某一節目前，他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給誰看？會有多少人收視？其他想法，皆屬多餘。

第一章	  從電視裏的語言談起

第一節	  雙語主播的沉思

在1950及1960年代，台語一直受到台灣執政當局有系統地抑制。尤其是在教育及廣電體系內，這種壓制特別明顯。根據一位研究台灣問題的英國學者Taylor的觀察，在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對台語並不友善的環境中，大眾傳播體系中，有關台語作品的唯一例外，就是台語電影的拍製。當電視開始普及於一般家庭後，執政者對電視節目的語言政策，也限定在以使用國語這種唯一的官方語言為主。
經由使用特定教材，教育體系當然臣服於官方這種教條式的語言政策。但電視節目的語言政策，則有其他問題的考慮。電視的多元性、無所不在的特性、快速發展的程度，甚至越洋的影響力，都成為執政者要控制電視節目的理由。
從台灣電視事業發展初期開始，執政者就已注意到，電視有可能成為表達台灣人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基本信仰，以及特別重要的、所謂「台灣認同」的一種有力的修辭媒介。因此，執政當局對電視節目使用語言方面的控制，就變得愈來愈嚴峻。直到1990年代，這種控制才稍加放鬆。
其實，中央政府遷台之初，語言與文化政策的考慮因素之一，就是如何抑制台灣獨立政治議題的發酵，讓整個社會以執政當局的意識型態為依歸。因此，在1999年，當國語仍是台灣唯一的官方語言時，以促進台灣人意識著稱的民視無線台推出雙語午間新聞，就成為特別值得重視的傳媒現象。在這個雙語午間新聞中，民視同時使用了國語及台語，而成為全台灣唯一在同一節新聞節目中，同時運用國、台語的雙語午間新聞。製播這樣的節目，不但打破了台灣電視新聞獨尊國語的傳統，也彰顯了民視創辦者藉由在電視新聞中加進台語，以強化閱聽人台灣認同的強烈企圖心。
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的特色，就是在同一節新聞中，混合使用國語及台語；而其他無線台的午間新聞都只使用國語。在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節目中，主播主要用台語播新聞，記者因為不一定能說流利的台語，而多半在節目中用國語做新聞報導。由於是雙語新聞，主播在報新聞時，常常需要在國、台語間做語詞意義的轉換。這種雙語新聞的表現型態，讓台語在電視新聞中的重要性大增，而首度與國語一樣，成為主要新聞時段中經常使用的語言。
有鑑於此，新聞學界確有必要研究民視創建此種雙語新聞節目的社會及政治背景，及其背後在營收方面的考慮因素。此外，雙語新聞的製播會不會改變傳統的國語新聞製作流程，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畢竟，過去有關電視新聞製作的研究，相當忽略語言的選擇對電視新聞製作過程可能造成的影響。以民視雙語新聞的個案而言，捨棄單一語言而改採雙語的表現型態，很有可能增加新聞製作的難度。例如，在進用新聞部人員時，語言能力或就要成為一項考慮因素。同時，為能有效率地將國語新聞帶轉成台語帶子，公司可能要添購器材並聘用過音編輯，同時，也或許要投入更多成本於訓練新聞部人員的台語表達能力。此外，混用國、台語也可能會對記者、編輯或主播造成一些難以預料到的雙語轉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必須在極大的時間壓力下設法克服。換言之，選擇雙語的表現型態，可能會使電視新聞的製作難度及製作成本升高，但過去有關電視新聞製作過程的研究，卻並未對此現象進行有系統地研究。因此，有關雙語電視新聞的研究，應可幫助新聞學界更加了解，語言選擇會如何成為影響電視新聞製作過程的一項重要因素。這是本研究的主要價值所在。
簡言之，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在探討民視創建的台灣唯一的雙語電視新聞節目，在社會文化、政治及營收方面的背景因素，雙語新聞在語言選擇方面的特色，雙語新聞的製作過程，特別是因為選擇雙語而造成的困難及解決方法，以及在電視新聞中增加使用台語，對增進觀眾的所謂「台灣認同」，是否具有某些效果。這是本書要依序探討的課題。


第二節	  什麼是雙語主義 (bilingualism)？

根據Uriel Weinreich (1968: 1) 的說法，講雙語的人，必須要處理使用兩種語言時會出現的問題。Hoffmann將雙語使用的特點歸納成：干擾 (interference)、借用 (borrowing)、個人創造 (individual creation)、混用 (mixing)，以及符碼轉換 (code-switching)。Hoffmann (1998: 95-100) 指出，所謂干擾，在音韻學的層次，通常被稱為「外國人口音」，在文法層次，則涉及諸如字詞在語句中出現的順序、代名詞、介系詞、時態使用等語法結構的問題。在語句層次，則可能是說話時，從另一種語言借用一個字，或是將某種語言中某字的意義，過度延伸到另一種語言的語句中。至於在進行翻譯工作時，則可會因為書寫的傳統方式而造成拼字問題。
談到語言的借用，Hoffmann (1998: 101) 解釋說，借用來的語詞，可能只是沿用原來發音，或略做語音形態改變或兩者兼具後，融入另一種語言的語句中。至於語言符碼的轉換，是指在同一段發聲中，使用了兩種不同的語言。儘管使用雙語的人，常常會在談話時同時使用兩種語言，Hoffmann (1998) 卻認為這表示，說話的人，在使用語言的能力上有所不足，也就是指，說者無法在處理兩種語言時，避免造成聽者的困惑，或表示說者無法分開運用兩種不同的語言。不過，David Crystal 卻認為，雙語主義是阻止或預防語言衰頹消失的良方。因為，在雙語社會中，雙語主義可以形成一種空間，讓具支配力的語言與另一種語言可以和諧共存 (Crystal, 2000: 80)。也就是讓兩種語言發揮互補作用，而非處於競爭狀態。然而，很諷刺的是，在一個被壓抑的語言社群中，成員對於弱勢語言的態度，內部衝突愈大，愈可能加速這種語言的衰頹。在一些弱勢語言族群中，老一輩的人往往指責年輕成員説的族群語言不夠道地。但在Crystal (2000) 看來，愈是堅持某種語言的一成不變，愈會加速這種語言的衰亡。因此，讓兩種語言在一個社會中自然地被交互運用，反而是延續弱勢語言的較佳策略。
談到這裡，就必須指出，所謂語言的標準化，往往與社會情境有所關聯(Milrory and Milrory, 1991)。Hudson (2001: 33) 認為，某種語言在一個社會中，被建構成標準化的主要語言，通常會經過四道程序，包括 (1) 選擇：語言的選擇涉及社會與政治因素的考量；(2) 制訂符碼：以文字表述的字典和文法書籍，讓社會成員學習所謂標準語言的正確形式；(3) 語言功能的深化：中央政府的運作功能與官方文件的書寫，都被要求以標準化的語言來完成；(4) 接受：語言的標準化有賴社會成員接受其為官方語言。
根據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的說法，一般而言，無法在文法或發音上使用官方語言的社會成員，往往是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因此，對非官方語言顯露無法接受的態度，其實是一種歧視，這也可以說是，以政治力界定官方或非官方語言所造成的影響。換言之，判斷某種語言為標準或非標準語言，通常和社會情境有關，而絕非僅僅是一個語言學上的議題。其實，將某種語言標準化的過程，就同時涉及對另一些語言的壓制。事實上，以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任何一種口說的語言，從未能夠真正所謂標準化；只有拼字和書寫體系還比較能夠標準化。而永遠一成不變的語言，就是死的語言。因此，所謂的語言標準化，只是一種意識型態。將某種語言標準化，只是「一種心中的想法」，而從未能真正完全實現 (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22)。
語言學家通常認為，以所謂不夠標準的方式，使用某種語言，通常是由於說者堅拒官方語言，或是沒有能力學習所謂「正確」的語言 (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25)。語言的標準化，通常被視為某個社會在某一時期被要求具有某種一致性的結果。在此時期內，某種語言被選定為所謂標準語言。同時，另一些語言就被視為標準語言的競爭對手。長期下來，只有一種語言被有影響力的社會成員接受為標準語言，而這種標準語言又經由大眾傳播、教育體系、官方文件、書寫系統等方式，散佈到整個社會，並同時開始歧視無法使用標準語言的社會成員。因此，語言學視標準語言為一種強加於社會中的語言 (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27)。
電視是推廣某種標準語言並維持其地位的有力工具。電視使用某種特定的語言，可以讓人們知道這種語言，並且看到及聽到使用這種語言的「正確方式」(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27)。然而，儘管大眾傳媒可以強化人們對某種標準語言的認知，卻未必能讓人們在生活中就採用這種語言。例如，BBC的英語，經由節目播送出去後，被認為是標準的口語英文，但是，幾乎沒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說這種英文。雖然BBC被質疑在語言影響上，並沒有扮演適當的角色，但BBC反駁，該公司角色的扮演，並不在影響英語的表現形式，而是反應語言流動與不斷變化的本質(Humphrys, 2004)。Bell (1982) 的一項研究中也發現，在紐西蘭的數個廣播頻道中，節目主持人是跟隨聽眾、而非領導聽眾如何使用語言。

第三節	看看其他國家的例子

對身處多語言環境中的電視新聞工作者而言，在製作電視新聞節目時，一項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到底要讓主播用哪一種語言播報新聞。當然，在一個單語國家中，這不是什麼問題；但是，在一個雙語或多語的社會中，電視新聞的語言選擇，可能就會牽涉到很複雜的考慮因素。以筆者的看法，語言的選擇與認同 (identity) 之間，可能有緊密的關聯。選擇以某種語言播出電視新聞，可能意謂著想要強化某種特定的國家或文化認同。有學者已清楚地指出，語言是認同的一種表現 (Crystal, 2000)，也是維繫認同的最重要指標，以及傳播的核心符碼 (Howell,1992)。Edwards (1985: 3) 也指出，擁有某種語言，對維繫團體認同無比重要。Fishman (轉引自Berg, 1986: 29) 則是發現，語言可以將一個民族的本質符碼化，標示出一個族群的特色。如果說政府或有心政客，藉由某種語言來強調某種特定的國家認同，並強化公民對國家的歸屬感，那已經是一點也不讓人驚訝的作為 (Wei, 2005)。在此狀況下，電視被視為一種重要工具，經由語言選擇後的文化再現，來建構人們的認同 (Hamers and Blanc, 2000)。此外，選擇以某種語言播出電視節目，也可以達到保存弱勢語言 (Mackey, 2000)，或是宣揚某種強勢語言的目的 (McMillin, 2002)。
之所以用電視節目來保護或宣揚某種語言，是因為電視通常被認定為具相當說服效果的一種媒介 (Price, 1995)。電視不但被認為，是可以涵化觀眾某種特定認同的媒介；甚至就長期效果而言，可以改變人們的行為 (Barker, 2000; Gerbner, 1992; William, 2003)。電視節目可以讓人們產生某種心像，改變人們對家人、國家或政府的態度 (Price, 1995)，乃至於間接地影響人們的行為 (Curran, 2002)。電視節目的功能之一，是認同的強化，提升觀眾對某一群體的歸屬感 (Harwood, 1999)。已有學者明白指出，在歐洲、後殖民時代的非洲、美洲及亞洲，語言與認同的關聯，都是重要議題 (Hoffmann, 1998: 193)。
在歐洲一些國家中，像是英國、德國、義大利、瑞典、瑞士、法國及西班牙，語言與認同是重要議題。政府經由對廣電節目的語言選擇，制定規範，來保護弱勢族群的價值觀與文化 (Blumler, 1992)。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電視成為普及於社會的媒介後，學界對認同一詞的定義，以及認同與傳播之間的關聯，有了新的理論觀點 (Blumler, 1992:156)。以下筆者要介紹幾個國家中，有關電視節目語言選擇與認同之間的關係。這些事例與本研究要討論的民視雙語新聞中的一些議題，在本質上相當近似。若從電視新聞與認同的角度來看民視的雙語新聞，簡言之，那就是一種企圖心，想要運用電視新聞來為台灣的電視觀眾重新界定一種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基本認知，同時也為了保護台語，並積極地宣揚台語的重要性。現在讓我們先來看看其他國家的事例。

威爾斯經驗
威爾斯雖然是大英國協的一部份，但由於威爾斯政府有決心，決定要保護威爾斯語，並設置國家級的威爾斯語電視台。在意識到威爾斯語的衰微，以及威爾斯文化岌岌可危的狀況後，若干威爾斯的有識之士創立了威爾斯國家黨，並藉由製播威爾斯語電視節目，來提升威爾斯的國族與文化認同 (Edwards, 1985)。在威爾斯，威爾斯語並非官方語言。但是，在1967年通過的威爾斯語言法案，確保威爾斯公民在威爾斯的法院及公家機關內，有使用威爾斯語的合法權利。這一法案也帶出了英語及威爾斯語並用的公共標示及雙語學校，並促進了威爾斯人對以雙語播出政治辯論的支持 (Howell, 1992)。
根據1982年通過的威爾斯廣電法，威爾斯語電視頻道S4C在1982年開播，每周大約播出30小時的威爾斯語節目 (Cormack, 1995; Howell, 1992; Edwards, 1985)。在不播威爾斯語節目時，該頻道的節目就以英語發聲。Cormack (1995: 211)指出，這些威爾斯語節目是由BBC 威爾斯部門、HTV及獨立製作人所製作，並由政府資助。在1990年代S4C播出的威爾斯語節目中，連續劇是最受歡迎的節目，約有十萬威爾斯觀眾常看威爾斯語連續劇。其他威爾斯語節目的觀眾，很少超過兩萬人。雖然，威爾斯人成功地開創了威爾斯語的電視頻道，但要製播威爾斯語的電視新聞節目，就無可避免地遭遇到在翻譯方面的實務問題。Howell (1992) 指出，因為電視新聞一定要用現今人們使用的語彙與科技設備播送最新訊息，於是，電視新聞製作人就得克服為英語新聞帶，配上威爾斯語發音及字幕的翻譯難題。這種困難一直存在，觀眾也一直不太滿意 (Howell, 1992)。

愛爾蘭經驗
	和威爾斯一樣，愛爾蘭也是個雙語社會，也曾借助電視節目來保存及宣揚愛爾蘭傳統本土的塞爾特語 (Celtic language)，因為語言被認為是一種認同及傳統文化的展現 (Howell, 1992)。雖然，政府支持經由傳媒來宣揚愛爾蘭語，但愛爾蘭語在語言使用的品質上，卻不盡理想。在1970年代，愛爾蘭也經歷過在英語仍為強勢語言的環境中，如何在英語及愛爾蘭語電視節目中求取平衡的爭議。愛爾蘭政府曾組織一個委員會，來檢討雙語廣電節目問題。由於愛爾蘭語在愛爾蘭是弱勢語言，因此，愛爾蘭語節目中的愛爾蘭語，就不太標準。於是，閱聽人就開始要求節目中的愛爾蘭語要更加標準化，以改進節目品質，並提升傳媒在這方面的責任 (Howell, 1992)。愛爾蘭加入歐盟後，愛爾蘭語在2007年元月一日起，被歐盟認定為歐盟中的一種官方語言。歐盟文件與演說內容都有愛爾蘭語譯本，愛爾蘭語節目的地位，也獲得提升。
	
魁北克經驗
	在加拿大人口中，由於具文化多元性，因此，加拿大的傳媒政策也涉及語言與認同議題。移民，讓加拿大成為世界上最具文化多元性的國家之一。例如，在魁北克這個加拿大最大的省份中，有六百萬說法語的人，住在這裡。當1952年加國有了電視後，魁北克成為全世界僅次於法國的第二大法語電視節目製作中心。Fletcher (1998) 指出，加拿大廣播公司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 製播的法語節目，將焦點放在魁北克省內的議題上，並忽視加國其他地區的事務，於是助長了魁北克人自成一國的國家意識。Balthazar (1997:47) 也認為，法語電視節目讓魁北克的法語族群，更加緊密團結，因此，大大助長了所謂的魁北克意識或魁北克國族主義。經過強化後的魁北克國族主義及文化上的認同，深化了加國人口中英語族群與法語族群的分裂，並可能成為魁北克舉行公投獨立的因素之一 (Mowlana, 1998)。

印度經驗
	印度也是一個多元文化、多語系及多元族群的國家。在印度境內有多達18種官方語言，包括英語、印度語，以及1,651種方言。每個地區及語言區域都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與認同 (Bansal, 2003)。於1959年建立的印度國家電視台，最初扮演印度政府「文化旗手」的角色，負責促進印度的全國團結一致，並大力宣揚印度語為印度的主要官方語言 (McMillin, 2002; Skinner, Melkote and Muppidi, 1998:2)。因此，在印度國營電視台的節目中，黃金時段節目都以印度語播出。在接受衛星電視的挑戰之前，只有少部份節目以英語製播 (Skinner, Melkote and Muppidi, 1998:2)。然而，在1990年代，衛星電視打破了印度國營電視的壟斷局面，並加速了非印度語節目在印度的出現。
	面對衛星電視的挑戰，印度國營電視台提升了節目的多元性，並增加了數個頻道播送非印度語節目。在1996年，印度國營電視台已有15個頻道，其中包括以印度地方語言製播節目的頻道 (Rao, 1998)。Skinner (1998) 及其他學者認為，衛星電視事業在印度的興起，加速了印度境內非印度語節目多元呈現的風貌。Mowlana (1998:33) 也表示，經由衛星傳送的多語混合節目，強化了對印度少數族群的服務。印度衛星傳播科技的發展，確實讓印度快速增加了不少多元語系的電視頻道。

歐盟經驗
	歐盟的創立，標示著形構一種新的所謂「歐洲認同」的企圖。關於經由傳媒，特別是透過電視來強化「歐洲認同」的想法，近年來，引發了對於歐盟傳播政策的爭辯 (Morin, 1988)。由於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歐洲的媒體市場隨之擴張，並出現了更多電視頻道。然而，僅僅借助傳播政策，就想建構所謂「歐洲認同」，並非易事 (Harrison and Woods, 2000)。Casero (2005) 指出，之所以無法建構「歐洲認同」，是因為少了政府力量的支持。此外，歐洲語言的多元性，也是新的「歐洲認同」難以成形的一項因素。Dessewffy (2002:11) 認為，共同的語言是建立共同認同的關鍵因素，而歐盟中有很多種的語言，對建立一致的「歐洲認同」就是一大難題。Schlesinger (1996) 也指出，多種文化之間的差異，也是無法建立「歐洲認同」的另一項主要原因。根據Schlesinger (1996) 的說法，建構「歐洲認同」的失敗經驗，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每一會員國中的傳媒，只呈現該國自己的國家認同。各國傳媒難以將節目中展現的本國認同，轉變成共通的歐洲認同，也很難在製播新聞時呈現歐盟觀點，而不偏向本國利益。其次，歐盟有多達二十多種官方語言。在如此複雜的狀況下，也很難建構出能夠包容會員國語言因素在內，而又實際可行的歐盟傳媒政策。因此，如何經由傳媒的節目播送，在共通的歐洲認同中，反映出各國本身的國家或文化認同，實在相當困難。這是目前歐盟仍待解決的問題。
	回顧了幾個國家中，電視、語言與國家或文化認同的關聯議題後，可以發現，這些事例都指出，試圖運用電視強化認同可能遭遇的問題。然而，印度及歐盟的經驗，又與其他國家的情形不太相同。在愛爾蘭、威爾斯及魁北克的事例中，當地政府支持電視台，以播送弱勢語言來對抗強勢的官方語言。但是在印度，則是國營電視台在節目中，強力宣揚印度語，以促進國家團結一致。歐盟則是另外一種狀況。由於沒有共通的語言與文化，又缺少政府力量的支持，導致難以經由電視播送的新聞或其他節目，建構新的所謂「歐洲認同」。

第四節	幾個重要的問題

本書在前一節中，提到若干國家中的事例，只是想指出，試圖經由製播電視節目，來強化社會成員的某種國族或文化認同，並非什麼新鮮想法。對於一向強調提升台灣意識的民視而言，或許也可以從此一角度來理解，該電視台在重要的午間新聞時段，打破國語壟斷電視新聞的傳統，製播國、台語並用的雙語新聞之用意。當然，如前所述，對於新聞學者而言，除了探究民視製作雙語午間新聞的動機之外，進一步了解雙語新聞在語言呈現上的特色，以及雙語新聞的製作流程、在製作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法、雙語新聞的市場營收支撐，乃至於觀眾對雙語新聞能否提升台灣意識的反應，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以下筆者就試圖從歷史背景、語言呈現特點、媒介組織內的社會面向、新聞製程面向及媒介經濟面向，以及傳播效果等方面入手，對民視雙語午間新聞此一獨特個案，提出以下幾項研究問題，並在本書以下各章中，依序呈現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發現及其涵義。
研究問題1：民視雙語午間新聞在政治、文化及營收方面的製播動機為何？
研究問題2：民視雙語午間新聞在新聞主題選擇及語言呈現方面有何特點？
研究問題3：民視雙語午間新聞製作團隊成員，在社會背景方面有何特色？
研究問題4：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的製作流程、所遇之困難及解決之道為何？
研究問題5：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的營收狀況及收視觀眾背景分佈狀況為何？
研究問題6：民視雙語午間新聞觀眾，對節目的使用狀況與滿意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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