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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言並立．儒義新詮─對先秦儒家之哲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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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吳進安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五南當代學術叢刊

出版日期╱

2022/03/01 (1版 1刷)

I S B N ╱

978-626-317-600-3

書　　號╱

1B2H

頁　　數╱

436

開　　數╱

20K

定　　價╱

560


　　儒家哲學是先秦顯學之一，引領風潮，對時代問題提出文化反思與批判，試圖建立人間的理想國度。千百年來儒者的使命感與綻放盎然生命的花朵鋪墊著我們的人生大道與方向，經典所蘊涵的人生哲理，上至形上之理、天人關係，下至人倫日用與生命氣象之展開，皆是儒者情懷，理性與感性的激盪，這些主題思考的關切與追問正是儒者的生命熱情之寫照。

本書共分八編：
1.天命、王道與正義：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儒學傳承尋覓立論根基與價值根源。
2.經典詮釋：藉由經典詮釋演繹其中的義理內涵，開發儒學的共命慧與自證慧，以及面對當代問題的挑戰及回應。
3.政治哲學：為理想的生活世界提供價值與生活方式之選擇，揭櫫政道與治道真諦。
4.孝道實踐：檢視儒家孝道的實踐及因應之道，成就和諧有溫度的社會。
5.終極關懷：探索儒家的宗教精神及宗教向度，為生命意義和價值提供另一思考。
6.荀學探析：反思儒家所欲建立的理想家園，荀子哲學當有其貢獻及可借鏡參照之處，在制度實踐上開出外王之可能。
7.易經抉微：探討《易經》的思維方式、《易傳》的性命觀、易之聖人之道以及高師懷民教授《易》學理論及體系等為儒家建構人文世界的形上預設。
8.臺灣儒學：詮釋臺灣儒學的意涵、旨趣及其挑戰，期待臺灣儒學的「體、用、文」之建立。
附錄：敬附恩師羅光總主教的生命哲學的探討專文，他可稱是當代思想界的博學鴻儒，建構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融滲、理解與會通之道的傑出哲學家。

吳進安
臺灣省雲林縣人，一九五七年生，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教於輔仁大學哲學系以及擔任課外活動組主任。現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兼人文與科學學院副院長，曾擔任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事務長、校發中心主任、研究所所長等職務。
多年來從事先秦儒學、臺灣儒學、易經哲學、墨家哲學與儒墨哲學比較等專題之教學與研究工作，著有《孔子之仁與墨子兼愛比較研究》、《墨家哲學》、《儒墨哲學比較研究》、《哲學導論》、《哲學與人生》、〈墨翟與《墨子》〉（與孫中原教授、李賢中教授合撰）等書，並發表相關上述主題與領域之研究論文數十篇。2020年擔任中國哲學會理事長，推動哲學研究與社會推廣等活動，提供學界交流平台，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自序
第一編天命、王道與正義
「天命」觀念的詮釋
儒家王道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正義觀
第二編經典詮釋
儒學的共命慧與自證慧
傳統經典詮釋與現代生活
儒家安身立命的意涵與當代的挑戰
第三編政治哲學
儒家政治哲學之分析與批判
儒家政治權威合法性之探討
第四編孝道實踐
曾子「吾道一以貫之」之認知、體悟與實踐
對儒家孝文化的哲學思考
文化失調與調整—從傳統孝道之實踐困境解讀
第五編終極關懷
儒家的宗教性
第六編荀學探析
荀子「明分使群」之意涵與價值
荀子哲學中「禮」與「法」的關係建構探究
荀子管理哲學研究
第七編易經抉微
《易經》的思維方式
《易傳》性命觀—從儒家觀點探析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探析
高懷民教授《易》學理論之研究
第八編臺灣儒學
清領時期臺灣書院教育的儒學思想
清朝臺灣儒學中的朱子學意涵與詮釋
臺灣儒學的回顧與前瞻
附錄
羅光總主教生命哲學的創化、發展與意義
參考文獻
謝辭


敘事研究與敘事心理學：本土之探索與實踐	高齡藝術與預防失智症 : 藝術課程活動設計	概念框架：幕後操控思考的黑手

教堂文本對神聖的詮釋：閾限之道	團體諮商與治療：一個嶄新的人際─心理動力模式	音樂治療─中國古代醫學與音樂治療

清領時期臺灣書院教育的儒學思想
內容摘要
儒家是先秦時期顯學學派之一，它的價值觀與倫理觀影響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為。清朝統治臺灣期間，儒家思想藉著書院教育的形式得到傳承與發揚，並且與科舉取士結合形成書院儒學的教育特色；雖然科舉制度有其政治層面存在的理由，但儒學的教育在書院中仍然弦歌不輟，完整地傳播儒家所關心的修己安人，明人倫之道的社會關懷。本文探討清代臺灣書院教育的儒學思想，受到朱熹哲學很大的啟發與影響，在各書院所訂定的學規中，皆有朱熹思想及義理的傳承，要求讀書人明人倫、識大義、崇實學、不空談，透過經典的閱讀以把握先賢智慧等皆有可觀之處。儒家思想雖有處於不同時代，因應不同問題的回應與曲折，但是基本哲理與普世的人文關懷仍然是一以貫之，表現儒家哲學的價值性。
一、前言
臺灣在近代史上是從一個蠻荒化外之地，在大航海時代，歷經列強攘奪數易人手，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明鄭時期有陳永華的文教措施初試啼聲，清朝二百多年的統治，漢文化隨著移民而帶入臺灣，文治教化之功才漸漸顯著。不管是明鄭時期或是清朝治理時期，居於生活與文化的核心因素，應是儒家思想；換言之，儒學思想是臺灣社會的價值系統，它支配著生活、倫理、教育、風俗習慣等種種文化內涵，雖然在明鄭與清朝統治時期之學風有異取舍不同1，但仍然是孔門儒學的道統及傳承。
儒家由孔子發其端，諸子繼其餘緒，由一私家之學而至西漢武帝時獲得獨尊地位而成唯一之欽定學派，扮演了文治教化的功能，這種教化功能的傳播是透過兩種管道，一是少數的知識分子對儒學的詮釋與開創，以維繫儒學慧命於不墜；另一則是將儒學義理俗世化於人民百姓，成為世俗生活的常規。因此讀書人傳統上即被賦予「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道德使命。自儒家取得知識傳播的主導權後，影響所及即是對儒學傳統的使命繼承與發揚，進而透過科舉考試制度及書院教育將儒學義理傳至民間，所以知識分子乃背負著儒學與儒教的雙重任務。
宋明時期以「書院」為傳播儒學的重鎮，歷史上傳為佳誦與美談的首推朱熹修竣白鹿洞書院，訂立書院的教規與學規，此即是爾後書院「校訓」的基本典範。對於「書院」存在的意義，王陽明先生之看法可為代表，陽明曰：
惟我皇明，⋯⋯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2
儒家何其有幸成為顯學，孔孟之道垂諸後世，慧命之學得以成為俗世社會之價值理據；但何其不幸的是儒學成為統治者御用之學，失去孟子所謂「大丈夫」與「浩然正氣」之志節，而淪為科舉考試之教本，莘莘學子為求功名利祿，不諳知明倫之意義與聖賢之道，大道隱晦而不明，縱使居廟堂之上，「士」亦僅稱得上記誦辭章而已，價值判斷之依據唯以功利是尚，故賢者憂。在此情形下，如何力挽狂瀾，繫儒學哲理於不墜，依陽明之見，即於民間設立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