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的迷思
The myth of psychology
原文作者╱
 Fred Newman
作　　者╱
 弗雷德•紐曼
譯　　者╱
 王東美、郭姵妤、龍煒璿
出版社別╱
 五南
出版日期╱
2021/06/01   (1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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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986-522-765-4
書　　號╱
 1B1U
頁　　數╱
 312
開　　數╱
 20K
定　　價╱
 450
※書籍推薦人
林香君：佛光大學教授、佛光大學生命學研究中心主任
曾凡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廉兮：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萬心蕊：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審定者簡介
夏林清
夏林清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輔仁大學心理學系退休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特聘教授。夏林清任教輔仁大學心理系三十九年，研究領域為性別與心理治療、生涯發展與成人教育、團體動力與社群發展、組織學習與專業實踐、家庭關係等。夏林清於2002年獲美國紐約東邊研究中心《社會治療革命病人獎》，並為東邊治療中心的長期同志夥伴。

弗雷德．紐曼（Fred Newman）
於1963年在史丹佛大學獲得科學哲學博士學位。他是社會治療的創始人，這是一種非心理學取向的情緒發展方法，並且是近半個世紀的執業臨床工作者。紐曼還是一個進步社群與政治組織者和思想家，他特別關注在爭取社會正義的鬥爭中，涉入情緒性和文化的重要性。他是美國進步的獨立政治運動，以及國際發展社群的重要建築者，其採用的社會治療方法，在這本書集結的演講中有所討論。
紐曼與洛伊絲．霍爾茲曼博士是東邊研究中心的共同創始人；同時也與萊諾拉．富拉尼博士共同創立滿天星計畫（All Stars Project, Inc.）；亦擔任紐約市卡斯提洛劇場（Castillo Theatre）的藝術總監長達16年。他與洛伊絲．霍爾茲曼博士共同合著：《列夫．維高斯基：革命的科學家》（1993年）、《非科學的心理學：理解人類生活的文化-展演取徑（1996年）、《知的盡頭：學習的新發展性道路》（1997年）。他亦是以下書本的作者：《讓我們一起發展吧！個人持續成長指南》（1994年）；《一生的展演：喜悅生活的實用哲學指南》（1996年）；和潔基．薩利特（Jackie Salit）的對談集結《談論／談話：在非理性的世界裡尋找（無）意義》（2010年）；並發表為數眾多關於心理學、政治和哲學的文章、章節和講座。紐曼同時也是劇作家和劇場導演，創作了44部戲劇和音樂劇，均在卡斯提洛劇場執導。其中許多劇本被收錄在《「仍在轉角處」──和紐曼其他後現代政治戲劇》（1998）。
※譯者簡介
王東美、郭姵妤、龍煒璿
王東美
臺灣輔仁大學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心理學系助理教授，為中國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師。

郭姵妤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曾任新北市慈芳關懷中心的社區精神社工，現任社團法人台北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秘書，曾參與美國紐約東邊研究中心（East Side Institute）為期九個月的國際課程（International Class 2019-20）與社會治療團體培訓（2020-21）。

龍煒璿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現任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南部辦公室主任，曾參與美國紐約東邊研究中心為期九個月的國際課程（International Class 2019/20）與社會治療團體培訓（2020-21）。

導論　　
譯者序　　
前言　　
序　　
致謝　　
導言　　
1　病人即革命者　　
2　讓我來談一談「移情」　　
3　維高斯基的方法　　
4　危機正常化與憂鬱　　
5　美國的恐慌　　
6　成癮的迷思　　
7　在沒有避風港的世界中─「社群」是「心」　　
附錄
A　關於《危機正常化與憂鬱》的對話　　
B　關於《美國的恐慌》的對話　　
C　關於《成癮的迷思》的對話　　
D　關於《在沒有避風港的世界中─「社群」是「心」》的對話　　
跋　走出迷霧的行跡　　
參考文獻　　

道家哲學主幹說
諮商輔導學辭典
先秦道家哲學中
「自然」的理論
意義
黑格爾與《精神
現象學》
海德格與《存在
與時間》 (限
中國大陸以外地
區銷售)
結構式遊戲治療
技巧實務


中文版導論
這本書收錄了弗雷德•紐曼（Fred Newman）在1982年至1990年間發表的演講。這八年恰好與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自1981年至1989年的總統任期重疊，而這段時間是美國經歷嚴重政治反動的時期。
這股反動的直接原因是1960年代成功的群眾運動，他們為非洲裔美國人贏得了平等的合法權利、結束了越南戰爭和軍事徵兵，並激起了美國原住民、墨西哥裔美國人、婦女和同志權利運動。在這些政治動盪之中，60年代還孕育了大量的反企業、共產傾向的反文化運動，也產生許多新的、雖然小的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
從更結構和經濟的角度來看，以雷根的崛起為標誌的反動時代只是一個開端，權力當局已長期且成功地，試圖削減美國工人階級在1930年代激烈的工會運動與政治鬥爭中所贏得的成果。這些鬥爭導致在弗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yn Delano Roosevelt）領導下的民主黨進行了改革，民主黨的改革在美國歷史上最不穩定的此一時期中，是挽救資本主義的一種方式。總的來說，這些改革已被立法化並推廣普及為「新政」（New Deal）。
新政包括：組織工會的權利；建設公共住宅，提供無家可歸者和非常貧窮的人可負擔的住房（部分由聯邦政府出資）；失業保險；社會安全（每月提供65歲以上工人小額收入的方案）；以及為長期失業者提供了少量收入的福利。對美國的企業統治者來說，新政最令人厭惡的方面包括：對銀行業的限制；對生產製造商的安全和環境限制；對企業利潤徵收相對較高的稅金，來幫助支付這一切。
在1980年代，雷根總統為富人減稅，同時也增加軍事預算，刪減有利於窮人的方案。他積極致力於解散工會。在他的總統任期內，美國的貧富差距自1930年代以來首次開始擴大，從那以後，這個趨勢一直在大幅加速。雷根和他的政治獻金來源及追隨者反對婦女權利（尤其是生育權）、同志權利（他在任的大部分時間裡，甚至拒絕說出「愛滋病」這個詞），而且他還公開使用種族歧視來贏得選票，特別是在屬於前美利堅邦聯（Confederacy）的各州。1980年，他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小鄉鎮費城開始總統競選活動。而這裡正是1964年民權運動人士詹姆斯•錢尼（James Chaney）、安德魯•古德曼（Andrew Goodman）和邁克•施沃納（Michael Schwerner）─兩名猶太人和一名非裔美國人─遭到三K黨（Ku Klux Klan）折磨和殺害的地方。在競選期間，他還宣布保障黑人在美國所有州的投票權的1965年《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是「對南方的羞辱」。
這個由社會民主的「新政」到雷根政府的轉變，世界上大多數人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被稱為「保守主義」（一種充滿根深蒂固美國種族歧視的政治傾向），這種態勢的變化，並沒有隨著雷根在白宮的兩屆任期而結束。民主黨在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民主黨領導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的領導下，民主黨不但沒有捍衛「新政」，反而是努力削弱了工會在民主黨內部的影響力，並跟隨共和黨走向右傾。正是在柯林頓擔任總統的期間（1993-2001年），美國廢除了福利制度；電信、能源和金融產業的管制鬆綁；而且，1994年喬•拜登（Joe Biden）起草與推動的「犯罪法案」（Crime Bill）在參議院推獲得通過。而這個法案的結果是，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數百萬黑人男性被大規模監禁，監禁率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還高。
共和黨由於蘇聯的解體受到鼓舞，而越來越右傾（其程度甚至到我寫這篇文章的此刻，一個公然的種族歧視和獨裁統治似乎正在接管共和黨）。民主黨縱使對60年代引發的文化變革（婦女、同志和黑人權利）較為同情，但是在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議題上，民主黨仍跟隨了共和黨的右傾路線。除了少數的例外，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支持無止盡的戰爭，這些戰爭為他們的企業捐款者獲取了巨額利潤。
這個對「新政」的持續攻擊，發生於美國人民在政治和組織上幾乎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美國工人階級長期的、激憤的、通常是英勇壯烈的階級鬥爭和基進主義歷史，已經被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反共鎮壓從大多數美國人的歷史記憶中抹去。失去了基進領導的工會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民主黨，而忽視他們已是民主黨最好的作為，更糟的則是在背後捅他們一刀。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外進步的政治選擇無法獲得更多的支持與影響力，由於「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選舉制度、在媒體刊登有效用的廣告所需要的資金、被強加在其他政黨身上的法律限制，致使其他政黨幾乎不可能出現在選票上。與此同時，美國帝國主義的迅速擴張與二戰後經濟的軍事化攜手而來，導致美國經濟長期繁榮，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美國的工人階級亦是一種繁榮的景象。這一點，結合美國文化中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使得白人工人階級尤其容易受到美國沙文主義的影響。
在這本書所收錄的演講中，紐曼的目標是心理學體制所傳播的危害─其中包括治療性的「移情」、憂鬱症的心理病理化、藥物替代了社群和發展，以及社會構建的成癮陷阱。雖然他在這裡主要以一名治療師的身分發言（畢竟他是20世紀最創新和熟練的治療師之一），但他也總是以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者的身分發言（他也是20世紀最創新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這就是紐曼和這裡所收集的演講最基進之處。他是一個創新和非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真地研究了心理學的體制，心理學植根於西方現代主義哲學的基礎，以及它在資本主義的痛苦和悲慘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一些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寫過對心理學的嚴厲批評，但他們這麼做主要是作為一種智性的練習。而紐曼所涉身投入的，則是群眾的組織者。他的批評是一種「實踐─批判活動」（practical-critical activity）：與眾多其他基層文化和政治組織一起，引領創造了一種新的非心理學的治療（社會治療）。（在這些工作其中，他從1980年代開始的工作的核心，最初是組織獨立於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選舉政黨，隨後更廣泛地努力改變致使美國其他政治選擇非常困難的兩黨政治思維和選舉法律。）在他的整體政治實踐和這些演講中所闡述的觀點之間，存在著無窮盡的迴圈關聯。
雖然我們現在可能認為涉入心理學是理所當然的，但1980年代時，這在政治進步人士中卻是前所未聞，而且非常有爭議的。在過去的200年裡，無論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除了少數例外，馬克思主義都忽略了社會變革中的主體因素。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一種粗糙的機械唯物主義，認為只有在改變物質生活條件的革命之後，人們才能有質的發展。結果，他們把整個心理學領域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事實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接受了心理學去政治性的表面宣稱。紐曼所倡導的積極參與情緒性的組織的概念，對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除了少數人外，他們並不明白資產階級心理學是基進的變革最精明的敵人，而需要不斷地挑戰它，因為心理學長久存在的假設阻礙了人類的發展。《心理學的迷思》所蒐集的演講，代表了紐曼對心理學最早的一些公開挑戰，而這些挑戰仍然是社會療法與革命性改變中主體因素的整體參與之基礎。
拋開紐曼特有的洞見不談，他有能力認識到心理學體制的本質，以及他堅持認為主體性的參與是革命性改變的必要成分，是由於我們剛剛所檢視的經濟和社會條件而來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是在回應19世紀於歐洲誕生的殘酷的工業資本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自20世紀早期，隨後發生了世界大戰與隨後全球經濟蕭條的危機；在紐曼領導下所嶄露的馬克思主義，則是發展自世上最富有和最有特權的美國，美國在經過半個世紀後，達到了高度的權力集中與繁榮。紐曼和他的追隨者們經歷了資本主義的「成功」，也發現了它的不足。
但是他們也並不是唯一認識到此種不足的社會力量。19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可以被理解為對心靈空虛和情緒痛苦的大規模反應，但這是在企業資本主義下的正常心理狀態的反應。反文化運動是一個混雜的袋子，包含了許多，有時是相矛盾的政治、文化活動和態度。其中包括一種強烈的「做你自己的事」（do your own thing）的風氣，這導致了（現在的右翼）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的政治傾向。與此同時，在反文化運動中有一股強大的自治主義的拉力（communalist pull）。數以百萬計的（主要是）年輕人在尋求一條出路，走出他們成長的孤立、異化（儘管相對繁榮）的世界。除了感覺被企業文化的從眾束縛外，許多人對企業對競爭力的頌揚感到厭惡，對企業「追求第一」的風氣感到空虛。他們在尋找與人們建立有意義的新的（非異化的）連結的方式，而不是被他們所拒絕的傳統所定義和限制。他們想要成為某事物的一分子，而不僅是異化的自我，他們想要的生活是超越無聊工作、金錢和地位導向的職涯軌跡和孤立的家庭。而他們透過嘗試以更公共和更有愛的方式過著日常生活來這樣做。正是這場文化運動─特別是婦女解放運動─給了我們一個口號：「個人即政治」。這些價值被紐曼和他的追隨者擁護，他們試圖將這些價值融入馬克思主義，並在雷根的反動期間保持這些價值的活躍和發展。
與此同時，紐曼和他的追隨者們也敏銳地注意到，縱然二戰後美國的繁榮多麼異化，但是黑人公民卻被剝奪享有這個繁榮。總的來說，經過四個世紀的奴隸制和「吉姆•克勞法」（Jim Crow），非裔美國人社群系統性、強迫地被控制在長期的貧窮和缺乏發展之下，大量的年輕男性和女性無法找到有生產性的工作，因而陷入絕望與犯罪的羅網中。紐曼也明白，美國和西歐的經濟繁榮有賴於不斷的戰爭，和增加對世界各地數億（主要是）有色人種的貧困化。這就是創造《心理學的迷思》的歷史、政治和文化背景脈絡。
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歷史的總體基調始終如一：「新政」的改革不斷被瓦解；大幅削減企業的稅賦；產業的管制鬆綁；工會日益弱化；警察的軍事化；美國產業和資本大規模外移。所有這些都給大多數美國人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和情緒痛苦，甚至以更激烈的方式給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帶來痛苦。這就是1980年代弗雷德•紐曼的講座和演講的緣起，也是為什麼它們在21世紀對我們如此重要的原因。
如今，許多年輕的美國人在沒有工作機會的城市中長大，在那裡他們只能選擇加入幫派或從軍。在他們成長的城鎮裡，過去150年來為他們的社區提供工作機會和穩定性的工廠已經關閉，他們的工會也解散了。他們現在不得不做兩到三份低薪的服務工作來維持生計。或者，就算他們的經濟狀況改善，但他們還是成長在非常原子化、異化的環境，讓他們感到孤獨、害怕和憤怒。他們對於造成了這些情況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沒有發言權，且兩黨壟斷輪流當家亦對此種景況是如此地沒有反應，以至於他們似乎沒有辦法對其產生影響。
紐曼在〈讓我來談一談「移情」〉中所探討的異化，已經變得如此尖銳，以至於美國的一些年輕人（主要是白人）只是為了找樂子就去射殺一群人。它已經成為美國文化中正常的一部分，而且還在持續增長。2017年，美國發生了427起大規模槍擊案，每天有超過一起槍擊案發生的數字。在貧窮的黑人社群中，異化和暴力看似不同，但都同樣具有毀滅性。沒有工作但擁有美國財富的年輕人每天都在電視上展示，他們靠毒品交易謀生，靠幫派的「保護」而活著（至少是一段時間）。根據芝加哥大學青少年暴力預防中心（Center for Youth Violence Prevention）的資料顯示，2018年，僅在芝加哥市，平均每天就有12名年輕人被槍殺。紐曼所寫的〈成癮的迷思〉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美國的年輕人基本上是使用鴉片類藥物進行集體自殺─光是在2019年就有7萬人因服用過量而死亡。對於紐曼所說的「成癮產業」是真實存在的，但成癮本身是個迷思的觀點，我只需要提醒讀者，製藥公司在過去20年裡透過販賣鴉片類藥物和其他合法藥物，已經賺進數十億美元。
紐曼在他1988年的談話《美國的恐慌》中探討的「焦慮成為恐慌」（anxiety-becoming-panic），已經發展為英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在2021年恰當地描述為「結凍的歇斯底里」（frozen hysteria），使數千萬人處於極度恐懼和憤怒的無力狀態。在過去的四年裡，極右翼利用幾個世紀以來的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成功地「解凍」了這種歇斯底里，並將許多白人工人階級的恐懼和憤怒指向非裔美國人、移民和猶太人。正如紐曼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所說，迷思「……不會從天而降。它們是被建構來為控制者利益服務的產物，它們甚至被那些受控制的人自我毀滅地採用（如果有效的話）。」
紐曼在1980年代所揭開的心理病理學，雖然它們在過去的四十年已經變得更扭曲與削減了，但仍然是美國情緒建構的一部分（我會加上，在這個歷史的節點上，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因為有產生和維持它們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新自由主義和它更醜陋的政治兄弟法西斯主義比1980年代更加強大，而心理學的迷思，縱使它產生了許多新的「流派」，卻仍然保留它對我們的文化的破壞性─事實上，它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普遍、更有侵略性。
這本書開頭和結尾的演講，都為我們提供了挑戰心理學迷思的方法─以及許多「被那些受控制的人自我毀滅地採用」的其他迷思。在〈病人即革命者〉中，紐曼認為，社會治療師應該把所有病人視為潛在的革命者，也就是說，把他們視為有能力涉身投入改變自己和世界的人。他也從來沒有想過把這只侷限在社會治療的病人本身，作為一名政治和社群組織者，他多次建議我將每一個我遇到的人，都視為好像他們可能會成為革命的領袖般對待。這本書最後的演講〈在沒有避風港的世界中─「社群」是「心」〉，勾勒了一種新的社會單位，它能夠跨越各種邊界來維持自身，同時不斷地進行自我重新創造─就是「發展社群」（development community）。這是一個有自覺地創造／展演自己的社群，一個不斷為其演員陣容增加新成員的集體，且在這個集體中，每個新成員都有力量影響整體性。在這個意義上，社群不是一個「東西」，而是一個活動、一個大規模的即興展演。
這就是在過去的四十年裡發生的質的變化。由於紐曼開創的工作與在這些演講中首次闡明，我們現在才有涉入心理學的迷思（和企業資本主義的整個結構）的方法，以及維持並深化這一工作的社會形式。紐曼四十年前在紐約市對為數不多的組織者、治療師、知識分子、藝術家和窮人演講，這群人已經成長為一個國際的發展社群，包含成千上萬來自非常廣泛不同文化、歷史、各行各業與各大洲的人們。
發展所需的工作和玩耍正在進行中。正如紐曼在他的《前言》中所說：「對付迷思的唯一方式是發展反迷思的歷史（以人為本的，pro-human）實踐（用馬克思的語言來說是「實踐─批判」的，如革命性的活動；用維高斯基的語言來說是「工具暨結果」的辯證方法論），這種實踐不止是進行認知上的批判（迷思會將認知批判當作早餐吃），而且也組織人們（普羅大眾）來摧毀迷思，並使用那些碎石瓦礫來為我們建造一些有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