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原文作者╱
Paul Kennedy
作  者╱
保羅.甘迺迪
譯  者╱
張春柏、陸乃聖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經典名著文庫
出版日期╱
2018/09/21   (4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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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957-11-9918-4
書  號╱
1D06
頁  數╱
640
開  數╱
25K
定  價╱
550 (特價 435)


  本書綜述西元1500年以來英、法、西班牙等國的盛衰興亡,並且分析1945年以來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同時預測了未來世界的趨勢。作者指出,美蘇兩強走向衰落是無可免的,世界已進入多元權力時代;美國、蘇聯、西歐、日本和中國將稱雄於世。列強的地位取決於經濟發展、政治改革和軍事戰略,關鍵在於執政者的智慧、經驗和能力。
  本書主要探討戰略與經濟的相互影響,分三個時期討論:前工業社會、工業時代,以及現代和未來。全書告訴讀者的是對國家權力的珍惜與善加利用。但是,世界霸權興衰的歷史絕不會到此結束。

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

一九四五年生於英格蘭北部,泰恩河畔的瓦爾森城。他就讀於紐加塞大學歷史系,以極優異的成畢業;後來取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
  甘迺迪教授曾在歐洲和北美許多地方作研究及講學。他現在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的特別會員。他曾擔任過「馮堡德基金會」的客座會員。一九八三年,他轉到耶魯大學教授歷史,主講當代戰略與國際事務。

前言

第一篇:前工業社會的戰略與經濟
第一章 西方的興起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爭霸史:一五一九─一六五九
第三章 財政、地理和戰爭的勝利:一六六○─一八一五

第二篇:工業時代的戰略與經濟
第四章 工業化與全球均勢的變遷:一八一五─一八八五
第五章 兩極世界的來臨與「中等強國」的危機(一):一八八五─一九一八
第六章 兩極世界的來臨與「中等強國」的危機(二):一九一九─一九四二

第三篇:現代和未來的戰略與經濟
第七章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遷:一九四三─一九八○
第八章 邁向二十一世紀

結語

論自由
勸學
為女權辯護:關
於政治及道德問
題的批判
結構主義
對笛卡兒《沉思
錄》的詰難
柏拉圖文藝對話





第一篇   前工業社會的戰略與經濟

第一章      西方的興起

史學家通常把公元一五○○年做為劃分近代和現代兩個時代的分水嶺,但是在當時,身處其境的歐洲人卻並未意識到他們的大陸即將統治大部分的地球。他們對偉大的東方文明知之甚少,且主要來自旅行者往往是以訛傳訛的故事。然而,他們對廣袤的東方帝國所擁有的神話般的財富和龐大的軍隊的印象還算是準確的。當他們與這些國家初次接觸的時候,一定覺得它們比西歐更為得天獨厚。事實上,與這些偉大的經濟文化中心相比,歐洲確實有些自慚形穢。首先,它既非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區,亦非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這兩方面由印度和中國各領風騷。
其次,從地緣政治學上看,歐洲「大陸」的形狀亦不甚佳。它的北面和西面為冰雪和大海所環繞,東面極易招致陸路入侵,南面則易受到戰略包圍。在一五○○年前後,這些現象並非杞人之慮。僅僅八年以前,西班牙的最後一個回教徒地區格拉納達,剛剛被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軍隊征服,但是這僅僅表示地區性戰役的結束,而不是基督教和回教兩大勢力較量的結束。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所引起的震撼仍然困擾著西方世界。該事件的意義似乎並不止於其本身,因為鄂圖曼土耳其人並未停止向前推進。到該世紀末,他們已經占領了希臘、愛奧尼亞群島、波士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半島大部分地區。一五二○年代形勢更趨惡化。土耳其軍隊正在逼近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在南部,鄂圖曼戰艦也時時威脅著義大利的港口。教皇開始擔心君士坦丁堡的厄運很快會降臨到羅馬頭上。
儘管上述威脅是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繼承者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歐洲人卻從未做出一致且有效的反應。歐洲既不同於鄂圖曼帝國和中國,也不同於蒙兀兒人即將在印度建立的統治,從未有過統一的歐洲和公認的領袖。歐洲僅僅是一些小國、貴族領地和城邦的大雜燴。當時,一些比較強大的君主國,如西班牙、法國和英國正在西歐崛起,但是它們都忙於內部紛爭,同時又互相仇視,因而未能結成與回教國家相抗衡的聯盟。
與亞洲的偉大文明相比,歐洲在文化、數學、工程、航海和其他技術領域內也並不占明顯優勢。歐洲的文化和科學遺產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回教世界「借」來的,正如回教國家在以前的幾個世紀中藉著貿易、征戰和殖民等手段從中國借用一樣。回顧歷史,人們可以看到,在十五世紀末葉,歐洲在貿易和技術方面正在加速發展;但是最客觀的評價也許是,當時世界各大文明中心正處於大致相似的發展階段,各有長處和短處。在技術和軍事上,鄂圖曼帝國、明朝時期的中國,以及稍晚時期的蒙兀兒人統治的北印度、歐洲國家體系及其俄羅斯旁支,都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國家先進得多。雖然這些意味著在一五○○年歐洲已躋身於世界文化列強之林,但是當時並無它有一天要脫穎而出的端倪。因此,我們在研究歐洲興起的原因之前,有必要探討一下它的競爭對手的優勢和弱點。

明代中國
在近代以前,沒有任何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先進、更優越。她人口眾多(十五世紀時即達到一億至一億三千萬,而當時歐洲人口僅為五千萬至五千五百萬)、文化發揚顯達、土地肥沃,並有一個由受過良好儒家教育的官吏管理的、統一的、等級森嚴的政府機構。因此,中國社會非常成熟,具有相當的連貫性;這一切令外國來訪者歆羨不已。誠然,這個文明在忽必烈入侵後曾受到蒙古游牧部族的嚴重破壞和統治;但是,中國一向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同化,甚至到一三六八年明朝重新統一帝國並打敗蒙古人之時,許多舊的制度和知識都未曾有些許改變。
對於在「西方」科學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讀者來說,中國文明最顯著的特點莫過於其技術上的早熟。中國很早就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她在十一世紀就發明了活字印刷,不久便擁有大量書籍。在運河的開鑿和人口壓力的刺激下,她的貿易和工業也愈來愈發達。中國城市的規模遠非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可同日而語,她的商路也一樣四通八達。她很早就發行紙幣,大幅加速了商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到了十一世紀後半葉,中國北部已經擁有一個頗具規模的煉鐵業,年產生鐵約十二萬五千噸,主要供軍隊和政府使用──其總人數達一百萬的軍隊本身就是鐵製品的龐大市場。必須指出的是,這個產量甚至遠遠超過了幾世紀後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生鐵產量!中國是首先發明火藥的國家;十四世紀中葉,明朝推翻蒙古人的統治時就已經使用大砲。
了解中國文化和技術的進步之後,人們對於她開始著手進行海外發展和貿易的努力就不足為奇了。中國人還發明了指南針,建造了和西班牙大帆船一樣大的帆船。中國與印度洋和太平洋諸島的貿易和絲路上的貿易同樣有利可圖。中國在許多年以前就在長江江面上進行過水戰──早在一二六○年代,為了擊敗宋朝的水軍,忽必烈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配備有發射投擲機械的龐大艦隊。十四世紀初,沿海的穀物貿易也已相當蓬勃。據記載,在一四二○年,明朝的海軍擁有一千三百五十艘戰船,其中包括四百個大型浮動堡壘和二百五十艘遠洋船舶。這支部隊尚不包括已經與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甚至東非有貿易往來的私人船隊。這支船隊為中國帶來了巨大財富。
最著名的海外遠征,是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間鄭和將軍進行的七次遠航(譯者注:史書另有一種說法是八次),這些船隊有時多達數百艘船隻,擁有數萬名人員。他們遍訪從麻六甲和錫蘭至紅海口和東非尚吉巴的各個港口。他們一方面向恭順的統治者饋贈禮物,以收攬其心;另一方面又迫使桀驁不馴的部落首領承認北京的權威。曾經有一艘船從東非帶回長頸鹿,以取悅龍心;還有一艘船曾帶回一位錫蘭的首領,因為他竟然愚蠢到拒絕承認天子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必須指出,中國人與葡萄牙人、荷蘭人等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從不搶掠殺戮)。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可以證明鄭和船隊的規模、實力和適航性(有些大寶船長達四百英呎,排水量達一百五十噸)。他們完全有能力在航海家亨利向休達(Ceuta)以南推進之前幾十年就繞過非洲並「發現」葡萄牙。
但是,中國人一四三三年的遠征成了這條航線的最後一次。三年之後,皇帝下了一道聖旨,禁止建造海船;不久又下了一道敕令,命令毀掉所有兩桅以上的船隻。此後海軍人員只得受雇於大運河上的小船。鄭和的大戰船就此遭到閒置,任其腐朽。就這樣,中國放過了向海外發展的種種機會,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當然,中國的這項決定自有其言之成理的戰略原因。當時帝國的北部邊疆再度受到蒙古人的威脅,因此,把軍事資源集中到這個比較脆弱的地區似乎是有必要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強大的海軍成了一種昂貴的奢侈品。此外,中國先前向安南(越南)的擴張不僅勞民傷財,而且屢遭挫折。但是,當後來縮編海軍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時,中國仍然沒有改弦易轍的打算。在約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不斷受到日本海盜的騷擾,然而中國仍沒有認真重建帝國海軍的打算。甚至連葡萄牙艦隻在中國沿海的頻頻活動也未能促使當局有所反省。*在達官貴人們看來,既然中國的臣民已被禁止一切海上貿易,陸上防禦不就足夠了嗎?
*在一五○年代的一個短時期裡,略有恢復的中國沿海艦隊曾幫助高麗人粉碎了日本兩次入侵的企圖,但是連這點殘餘的海軍力量隨後也衰頹了。
由此可見,除了經費方面的考慮,中國倒退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其極端保守的儒家官僚政治。在明朝時期,出於對蒙古人早先強加給他們的種種變遷的憤恨,這種保守性更是變本加厲。在這種保守氣氛下,至關重要的官僚機器只熱衷於維護和恢復過去,而不是藉由向海外擴張和貿易去開創更光明的未來。在儒家看來,戰爭本身是一種可悲的行動,軍隊只有在擔心彎族入侵和國內叛亂時才有必要。官吏們對軍隊(包括海軍)的厭惡是與對商人的疑忌相伴而生的。私人資本的累積、賤買貴賣的行為,和暴發戶商人的鋪張炫耀,都觸怒了這些權貴士大夫,正如它們激起了平民百姓的憤慨一樣。因此,儘管這些官吏並不想將整個市場經濟連根拔起,但他們卻經常沒收商人的財產或禁止他們經商,以此對他們進行干預。在權貴的眼裡,中國臣民進行對外貿易自然更令他們懷疑,因為他們對此更無法控制。
這種對商業和私人資本的厭惡與上述科技上的重大成就並不衝突。明朝重修了萬里長城,發展了運河系統,重建了冶鐵廠和帝國海軍,因為官吏們勸告皇帝說這一切都是「治國」必需的。但是,這些事業也並未受到真正的重視。運河聽任衰敝損毀,軍隊則經常缺乏新裝備,(在一○九○年左右建造的)天文鐘被棄置不顧,冶鐵廠也漸漸相繼關閉。
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遠遠不止於此。印刷僅限於學術著作,未用於廣泛傳播實用的知識,更不用說社會批評了。紙幣被中止使用。中國城市從未得到西方城市享有的自治權;連首都也必須隨著皇宮的遷址而遷移。沒有官方的鼓勵,商人和企業家就不可能興旺發達;即使賺了錢人們也寧可用來購置土地和興辦教育,而不是投資在發展基礎工業上。同樣地,禁止海外貿易和遠洋漁業消除了刺激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潛在動力。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中國與葡萄牙和荷蘭等國尚有少量貿易,但僅限於奢侈品交易,且受官方的嚴格管制。
結果,明朝時期的中國較之四百年前的宋朝,活力和進取精神都已不可同日而語。誠然,在這個時期農業技術有了一定的進步,但是不久之後,連這種比較密集的農業和對邊際土地的開發利用也跟不上人口的迅速增長了。甚至在一六四四年較有活力的滿族人取代了明朝之後,這種持續的衰落也未能加以遏制。
一七三六年,正當達比(Abraham Darby)在科爾布魯克德(Coalbrookdale)的冶鐵廠剛剛開始繁榮起來的時候,中國河南和河北的鼓風爐和煉焦爐卻完全被廢棄了。這些爐子早在征服者(即英王威廉一世──譯注)於哈斯丁斯(Hastings)登陸之前就已經發揮了相當大的功能,如今它們要等到二十世紀方能恢復生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