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官網

知識旨趣─從蘭克到韋伯：一個觀察十九世紀德國史學史的角度

分享Facebook

作　　者╱

胡昌智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學術專著

出版日期╱

2025/06/20 (1版 1刷)

I S B N ╱

978-626-423-014-8

書　　號╱

1WBQ

頁　　數╱

264

開　　數╱

20K

定　　價╱

420


　　德國歷史學專業化過程裡，對自己學科性質的界定、知識與現實結合的方式、方法學的建構，都出自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這期間出現的歷史知識理論、史學方法教科書，以及大量的歷史研究，都籠罩在歷史主義的思維下，且十九世紀的德國史學專業化與宗教的虔誠及澎湃的民族建國運動是合而為一的。

　　本書以「知識旨趣」面向勾勒十九世紀德國史學的發展輪廓，共六章：
第一章  綜覽論述蘭克到韋伯的知識旨趣變遷。
第二章  聚焦於蘭克客觀史學中蘊含的現實旨趣。
第三章  論述蘭克的學生──德羅伊森，以一本他的傳記評介來突顯其學術與政治的結合。
第四章  藉洪寶德〈論史家的任務〉一文，了解歷史主義史學實際上是附著在「理念」思維上的政治產物。
第五章  藉評介韋伯〈「客觀性」〉一文，說明其繼承理念史學時，又對傳統歷史主義史學宣戰的立場。
第六章  藉韋伯〈「客觀性」〉一文，指出其理想型方法學是理念與實證史學辯證發展的結果，揭露理念與自然主義實證史學糾結中的知識旨趣問題。

　　上述各章包括
「論述」——給讀者全貌。
「譯注」——以歷史主義經典文章，讓讀者能親近歷史主義的史家。
「評介」——詮釋經典論述。

胡昌智
1948年生於南京，並於臺中清水完成小學以及中學教育。臺灣大學歷史系以及歷史研究所畢業後，服役於屏東東港。之後，在德國學術交流基金會（DAAD）獎助下前往德國魯爾大學進修，受教於呂森（Jörn Rüsen）教授。1982年完成博士學程，任教於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系。1989年獲傅爾布萊特基金會（Fulbright）獎助，於紐約水牛城州立大學進修一年。之後，轉任公職。受國科會派駐於德國與英國，擔任學術交流工作。退休後，曾客座於東海大學歷史系，並曾擔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目錄

獻詞

序言

第一章　歷史知識旨趣的一個縱覽—─從蘭克到韋伯
一、蘭克—─考證與敘事都為了了解歷史中的神意
二、巴克爾—─以數字與統計追尋歷史法則展開社會批判
三、德羅伊森—─歷史延續性為旨趣的方法學
四、蘭普瑞希特—─演化的史學摒棄了知識與道德合一的信念
五、韋伯—─與價值抉擇區分開的文化科學及其方法學

第二章　蘭克客觀史學中蘊含的現實旨趣
一、蘭克的史學作品在市民解放運動及德意志民族運動中採取立場
二、〈政治對話〉—蘭克歷史主義史學思想下的政治論述

第三章　德羅伊森的歷史知識理論是政治目的的「副產品」
一、歷史主義史學理論大師的政治面向—─德羅伊森傳》評介
二、歷史主義知識論宣言—─〈提升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

第四章　威廉．洪寶德純淨的歷史主義世界觀
〈論史家的任務〉—─歷史主義「理念」與「個體性」概念的源頭

第五章　韋伯對傳統歷史知識旨趣除魅—─〈「客觀性」〉論文評介（上）
關於韋伯的這篇論文
一、韋伯論文第一部分的論點區分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
二、十九世紀傳統的信念—經驗知識蘊含價值準則
三、韋伯的論點是對傳統知識信念的宣戰
四、從社會變遷角度了解韋伯區分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

第六章　理想型方法學是針對傳統歷史知識旨趣的除魅工具—─〈「客觀性」〉論文評介（下）
一、〈「客觀性」〉論文第二部分的段落與論點—─具有片面性的文化科學需要有它的方法學
二、主客分離知識論的方法學與其除魅

後記


圖解中國史	中華秩序的崩壞 ─19世紀末的中韓關係與東亞國際關係的轉軌（1876- 1899）	書寫大豹社：我群／他者的視差

撐起半片天─美國華人婦女史	跨境的文化觀察 ─冷戰到當代東亞社會的鏈結與脈動	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

第一章
歷史知識旨趣的一個縱覽—─從蘭克到韋伯

　　從現代專業史學之父蘭克到社會科學史學的開山始祖韋伯，時間上，它橫跨整個十九世紀。在這百年期間裡，德意志民族統一建國運動萌芽、激情展開，工業化、社會變遷急速推進。而這時期中，歷史的觀點主導著人們對一切外在事物了解。它塑造著人們對法律秩序、經濟活動以及對政治外交現象的看法。蘭克代表的傳統史學，隨同著廣義的歷史學門—歷史法學、歷史國民經濟學、語言心理學—它融入了民族建國運動以及社會變遷的洪流中。傳統史學成為民族運動的一部分，也帶著市民階層政治鬥爭的色彩。同時，此期間波瀾壯觀的德國史學也反思著自己的學門：作為一門專業的學門，它與現實中的史家價值立場有什麼關聯？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的發展方向關係如何？歷史學門知識進步的標準與內涵是什麼？
　　十九世紀德國史家的反思值得觀察，尤其是其中各類反思的內涵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相互糾結。本文嘗試以「知識旨趣」的角度進入他們反思活動。藉著這個角度探索他們所見的知識的終極目的。同時，筆者將所檢視的史家局限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巴克爾（Henry Th. Buckle 1821-1862）、德羅伊森（Johann G. Droysen 1808-1884）、蘭普瑞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與韋伯（Max Weber 1860-1920）等這五人。他們有鮮明的立場，具有代表性；而且彼此之間有衝突、有承續、有揚棄、取捨。他們之間構成反思活動辯證的脈絡，橫跨著整個世紀。而且在這五位史家的思維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知識旨趣與他們的方法學之間的關係。從他們知識旨趣的轉移，我們也看到相對應的方法學的變遷。從蘭克強調敘事之為方法學，到韋伯提出「理想型」的概念工具，其間的轉折，都可以藉著「知識旨趣」的角度，讓它清晰地浮現。十九世紀德國的史學，尤其是方法學的變遷，可以從「知識旨趣」的角度獲得它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