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範圍界定：何謂東亞？
特別是在1980年代中期後，一方面作為傳統上世界經濟體系核心的歐美地區，由於相繼遭逢兩度石油危機衝擊，特別是美國還受到冷戰時期不理性軍備競爭的拖累，至於一度被認為是第三世界希望所在的拉丁美洲，亦因在1982年爆發債務危機而瀕臨崩潰邊緣；不過，在此同時，東亞部分國家卻相對地經歷了一個長期高速增長階段，其結果既為自己締造出有如奇蹟般的成就，也開始在輿論與學術界引發一連串東亞研究熱潮。更甚者，在起自2008年底的金融海嘯再度席捲核心地帶後，不僅迄今依舊餘波盪漾且前途未卜，亞洲（尤其是東亞）更因其占據刺激經濟動能的關鍵地位，未來發展更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正如A.G. Frank所說的：在1800年以前，歐洲肯定不是世界經濟中心，如果說在此之前有任何地區曾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的話，那麼這些地區肯定都在亞洲，特別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體系。儘管如此，在西歐於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東亞便迅速面臨落伍或甚至被侵略者征服的命運，最後在十九世紀末直到二十世紀初間，幾乎絕大多數國家都淪為西方新興列強的殖民地。到了1950年代，雖然多半國家都重新取回獨立地位，但貧困落後已逾百年的東亞仍普遍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沒有希望，且各種政治與軍事對抗最激烈的危險地區，包括朝鮮半島的韓戰、中南半島的越戰、台灣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以及東南亞各國的族群紛爭與分離主義內戰等，都存在著長期的不確定性；可以這麼說，這些紛擾叢生的問題或許只有等待奇蹟出現才能夠解決。
無論如何，自1970年代起，包括日本奇蹟、台灣奇蹟、漢江奇蹟，甚至新四小龍奇蹟乃至於東亞奇蹟卻開始逐一浮現。其結果除創造出許多「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外，事實上，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各個主要東亞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都遠遠超出十九世紀西方早期的工業化階段，這使東亞不僅成為全球發展最快且最具活力的地區，諸如「太平洋世紀」、「東亞世紀」、「亞洲價值」或「東亞發展模式」等等議題，也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研究興趣。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世界對於東亞發展的觀點曾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例如在1950-60年代間，遵循Max Weber學說的「韋伯學派」認為，相較於西歐地區秉持的新教倫理，在東亞具主導地位的儒教由於其崇尚歷史與反商特徵，因而既會發揮阻礙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同時也應被全盤加以否定。但到了1970-80年代間，隨著東亞地區經濟崛起與「新儒學」的出現，某些傳統文化也被認為應重新估價，例如他們便主張儒教中的組織精神特徵實質推動了東亞的商業繁榮。至於在1990年代民主化運動與東亞金融危機相繼爆發後，一些學者又回頭批評東亞傳統，特別是指責「家長制作風」對於創新活動的危害等。由此可見，學界對於東亞發展的內涵仍沒有定見。當然，前述討論不但僅是東亞研究的一部分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或許得在進一步討論前先確定研究範圍才是。換言之，「究竟東亞是什麼」（What’s exactly East Asia）乃必須先思考的問題。
對此，「亞洲」（Asia）這個名詞雖在歐洲地區通行了數百年，但對其卻始終缺乏一個確切定義。就在媒體經常將「亞洲」與「東亞」相互通用的同時，根據比較嚴謹的界定，從地理學角度看來，其實所謂亞洲指的是西起土耳其，東到日本，北至西伯利亞，南迄東印度群島的一個極其廣大之地緣板塊；至於東亞，相較於西亞或南亞等，理論上指的應該是這片地域的東部地帶。儘管如此，一方面區域劃分本來便是一種充滿人為主觀性質的概念，隱含極高模糊性，再加上議題取向的聚焦效果，從而也讓近年來無論在國際政治或經濟舞台上表現都愈來愈搶眼的東亞，自然成為亞洲的代名詞。
進一步來說，如果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亞洲」概念的前身其實是所謂「東方」（the Orient），泛指著對歐洲來說相當遙遠的地方；正如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其實是歐洲的一項發明，而且自古以來便用來指稱一個充滿浪漫、異國情調、記憶和場景縈繞、令人驚艷的地方」；但隨著歐洲擴張與所謂東方印象逐漸複雜，為求說明清晰起見，於是近東（Near East）、中東（Middle East）與遠東（Far East）等名詞也慢慢跟著出現。其中，遠東指的雖然很接近所謂的東亞，但一方面由於歐洲人最初對這個地區並不太瞭解，再加上起自十七世紀「中國熱」所奠下的漢學研究基礎，於是「遠東－亞洲－東亞－中國」便以四位一體的方式，構成最初相關研究的出發點。
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日本崛起的關係，因此歐美學界的亞洲研究亦從中國研究核心，逐漸擴及日本研究範疇，並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1950年代，逐漸形成「東亞研究」這個獨立學門範疇。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學者John K. Fairbank等人曾在1973年出版過一本有關「東亞傳統與變遷」主題的巨著，從其內容80%都是中國歷史研究來看，此際中國研究似乎仍等同於東亞研究。儘管如此，由於中共政權在1949年建政後隨即進入半閉關狀態，同時也因與蘇聯結盟或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緣故，一定程度地切斷與西方之間的互動交往，一方面既使得歐美的中國研究被迫侷限於歷史性研究，而日本在1960-70年代成功復甦的結果，也逐漸讓日本研究成為探索當代東亞發展的核心焦點。
無論如何，不管是1960年代前的中國研究或是1970年代後的日本研究，這種「一國研究」途徑所支撐的都只是個「假東亞」（false East Asia）概念，亦即它們被認為可以代表東亞，但事實絕對不然。不過，由於若干新興工業經濟體的相繼崛起，由此在1980-90年代間出現的「小東亞」（tiny East Asia, 亦即日本加上四小龍國家便等於東亞）或「中東亞」（middle East Asia, 亦即日本＋四小龍＋新四小龍），雖然還不免殘留著一些以偏概全的傳統，畢竟在研究個案相對增加的同時，人們對於充滿多樣性的東亞地區的真實面貌，也慢慢有著「一旦雲開見青天」的感受。
理論上，所謂「真東亞」（nichy East Asia）指的應該是包含東北亞5個政治單位（中國、日本、南韓、北韓、台灣）、中南半島上面的5個國家（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和東印度群島6個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汶萊、東帝汶）等總共16個實體所涵蓋的區域。但由於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包括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蒙古（經常被歸類至中亞）、澳洲與紐西蘭（大洋洲）與印度（南亞）這5個邊緣性東亞國家，以及美國（全球性霸權）這個潛在性東亞國家也經常介入東亞事務運作，由此則涵蓋22國的「大東亞」（great East Asia）概念也常常被人所提及並接受。
表1.1：東亞各國基本資料比較
國家 獨立時間 人口 mil. 面積 km2 PPP ＄ 平均壽命 識字率 %
中國 1343.2 9596960 8500 74.84 92.2
日本 127.3 377835 35200 83.91 99.0
南韓 1945.08.15 50.0 98480 32100 79.30 97.9
北韓 1945.08.15 24.6 120540 1800 69.20 99.0
台灣 23.1 35980 38200 78.48 96.1
菲律賓 1898.06.12 103.8 300000 4100 71.94 92.6
馬來西亞 1957.08.31 29.2 329750 15800 74.04 88.7
新加坡 1965.08.09 5.4 692 60500 83.75 92.5
汶萊 1984.01.01 0.4 5770 50000 76.37 93.9
印尼 1949.12.27 248.2 1919440 4700 71.62 87.9
越南 1945.09.02 91.5 329560 3400 72.41 90.3
寮國 1949.07.19 6.6 236800 2700 62.77 73.0
柬埔寨 1953.11.09 14.9 181040 2200 63.04 73.6
泰國 67.1 514000 9500 73.83 92.6
緬甸 1948.01.04 54.6 678500 1300 65.24 89.9
東帝汶 2002.05.20 1.2 15007 8800 68.27 58.6
蒙古 1921.07.11 3.2 1564116 4800 68.63 97.8
澳大利亞 1901.01.01 22.0 7686850 40800 81.90 99.0
紐西蘭 1907.09.26 4.3 268680 28000 80.71 99.0
印度 1947.08.15 1205.1 3287263 3700 67.14 61.0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CIA, The World Factbook（2012）整理而成。
對於多數主要東亞國家的基本資料，請參考表1.1所列。不過，在此必須強調一點：雖然大東亞範疇中的22個政治實體應足以涵蓋幾乎絕大多數東亞研究的相關概念，但其中北韓、寮國、柬埔寨、緬甸、汶萊、東帝汶與蒙古等7個單位，或因國家政策，或因發展規模與程度等種種限制，在東亞研究中所佔的篇幅比例也相對較低（當然，由於核武危機與近期政治開放發展，北韓與緬甸也根據特定議題吸引不少注意）；至於台灣，雖自1980年代起，便因其經濟成就與民主化歷程而成為許多西方研究者關注的對象所在，但由於受到兩岸關係的制約，因此除亞太經濟合作（APEC）這個多邊機制與若干檯面下的雙邊互動外，幾乎被排拒在所有以東亞為區域界定的活動之外。
第二節 東亞研究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正如前述，由於東亞的奇蹟式發展（當然也包括此區域的危機潛在性，例如近期北韓核武問題，以及中國崛起引發的軍備與同盟競賽議題），既使其成為眾人注目焦點，也讓東亞研究在近十餘年間蔚為風潮。不過，若單就過去經驗進行整理分析的話，未免過於消極了些；事實上，當前的東亞研究可說具有以下幾個特殊意義。
首先是所謂「東亞模式」對第三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正如眾所周知，自從1950-60年代的獨立風潮以來，全球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非但並沒有因為獲得政治自主性而改善其窘迫的經濟處境，發展程度反而與歐美地區等體系核心國家差距愈拉愈大。儘管自1960年代起，包括聯合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便不斷針對第三世界的發展問題，提出各種可能的補救方案，但不僅成效有限，例如Samir Amin更認為，除少數新興（emerging）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之外，其餘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若非逐漸被邊緣化（marginalized，例如像拉丁美洲或中東國家），便甚至已經被排除在外（excluded，例如非洲與大洋洲國家）；特別在資訊革命正引爆全球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此刻，如何引導第三世界國家利用其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以免遭核心國家拋棄（dumped），已經成為學術界極關注的課題之一。
以目前發展來看，過去第三世界國家所被認為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力等傳統的靜態優勢，未來將因科技進步而逐漸被抵銷，至於在歐洲與北美地區進展迅速的整合運動進程，亦會導致落後國家愈來愈無法分享核心區的剩餘價值，因此，在全球化與區域化兩種浪潮的同時交相衝擊壓迫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未來似乎前途未卜。對此，無論如何，相對正面之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經驗，或許可作為這些國家的成功範例。
不管是亞洲「四小龍」或正迎頭趕上的中國大陸，它們雖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擁有類似的出發點（殖民遺產、政治動盪與低度開發問題），但仍透過循序漸進過程而取得經濟繁榮與發展的成果；在此過程中，東亞國家不僅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裡，都能根據本國和區域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變化，不斷地適時調整其經濟結構與發展戰略，從而既成功地創造經濟持續增長，形成了以基督教文明為背景的歐美地區以外的第二個新興工業地帶，並直接挑戰了過去西方既有的現代化發展理論基礎。換言之，從東亞的經驗可以發現，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或許必須學習東亞因地制宜的調整戰略，利用新世紀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培養提升其產業競爭力，更甚者，即便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但東亞地區的成功經驗是否能夠累積出一套具操作性的「發展模式」，以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應該也是研究者應付諸努力的方向。
至於東亞研究的第二個時代意義，則是應如何去因應「東亞世紀」可能來臨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來，儘管東亞過去一度也曾具備世界體系準核心地位，但在兩次鴉片戰爭宣告中國不再作為東亞國際體系領導國家，逐漸失去在此地區維持秩序和與外部世界抗衡的能力，甚至還淪為全球結構中的被動弱者後，包括中國與大多數東亞世界也都被迫臣服於外來的殖民主義力量。換句話說，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一個擁有全球性資本力量的遙遠世界不僅突然闖入東亞，甚至透過工業革命所賦予它們的強制手段，把這個地區納入了歐洲式世界經濟體系當中。雖然正如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東亞國家對於被納入世界體系中充當附屬角色的結果並不滿意，但事實上也無能為力。
從某個角度來說，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頭，對位居世界體系核心的國家而言，東亞地區只不過是全球經濟分工結構中，負責生產某些邊緣性商品的一個區域而已。但事實是，東亞一方面成功地利用時間（美蘇冷戰對峙）與空間（高人口稠密度）優勢而開始其發展歷程，同時在締造出較穩固的基礎後，既形成一股足以跟舊體系核心抗衡的勢力，若「東亞世紀」成真的話，它也可能順勢取代歐美國家的結構地位。不過，更重要的是，由於東亞地區過去曾長時間作為一個獨立的「歷史性世界體系」而存在，其結果使其相對其他文明區域，有著顯而易見的文化獨特性。根據此種相對殊異的文明構成基點，東亞地區在處理國際互動關係方面也有其傳統的行為規範習慣。因此，一旦東亞果真成為新核心區域，如何發揮其自身文明傳統對當前世界體系進行更新再造，並從而形成一套不同於當前的結構內涵，此過程不僅可能不是「正統國際關係理論」所能涵蓋，也是我們在觀察東亞未來發展時應當留心的。
最後，至少對台灣來說，東亞研究的更迫切意義或許是，如何在當前整合浪潮中避免面對「被邊緣化」的命運。
截至目前為止，光是中國與東協十國的人口總數便將近20億人，若再加上日韓兩國將近1.8億人，則「10＋3」地區的人口數便逼近22億，約略是全球總數的三分之一；至於在國民生產總值（GDP）方面，中國大陸與東協十國合計接近6兆左右，加上日韓兩國則數值當然更高。由此可見，無論是「10＋1」或「10＋3」的經濟規模都非常可觀，足以與當前世界任何自由貿易區相抗衡。正因如此，在中國於2003年分別與香港及澳門簽署了所謂「更緊密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後，許多人便認為在2010年中國與東協自貿區協議生效前，若台灣尚未加入任何形式的東亞自由貿易區或雙邊自貿協定系統，屆時不僅將成為在東亞地區中唯一被排擠在區域自由貿易區外的國家，未來經濟發展遭到邊緣化的危機亦可能難以避免；於此同時，中國也可能藉這波推動自由貿易區進程，在東亞透過整合發展以完成其和平崛起戰略意圖，並利用台灣的被邊緣化，達成其長期逼統促降之最終統戰目標。當然，兩岸在2011年簽署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對於突破此一困境固然有所助益，但未來發展仍待觀察。
儘管前述推論未必為真，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畢竟尚未趨於穩定，而東亞各國之間的明顯差異性也不可能僅僅透過經濟整合便可化解，更何況除了經濟問題外，東亞還面臨著嚴重的政治與安全挑戰，而這些問題的獲致解決絕非短時間一蹴可幾的。不過，由於台灣的發展基礎存在著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特色，再加上東亞區域內貿易占台灣對外貿易額的不斷攀升，一旦此區域整合成功而台灣又被排除在外的話，確實會因為貿易成本提升而讓台灣的成長受到打擊；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何適切且深入地瞭解東亞發展內涵，甚至具備一定的預測能力，還是台灣未來生存發展關鍵所繫。
第三節 東亞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在本書當中，基於當前多數東亞問題的源起，幾乎都來自於歐洲對外擴張歷史下逐漸形成的現實，我們亦將以此為起點，一方面由全球化過程（第二章）切入來進行理解，同時透過較宏觀角度，將視野拉回到十五至十六世紀之際，以便能更清楚地發現這波浪潮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對結構位置，對東亞地區所造成的長期影響。其次，基於國際關係中權力不對稱的基本事實，再加上東亞地區百餘年來長期處於世界體系被支配的邊陲地位，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當中，我們便試圖從權力結構（第三章）的角度，一方面釐清此區域中權力分配的特色內涵與變遷過程，特別在後冷戰時期來臨後，亦希望能透過多方面的資料彙整與探討（尤其針對當前大國間互動關係），以便分析其未來的可能走向與影響。
無論如何，正如在前面所描述過的一般，東亞在歷經冷戰時期發展後，雖暫時仍無法擺脫受支配的體系階層位置，但在這段過程中，此地區還是發生了許多徹底改變體質的進展。因此，我們不僅得瞭解其發展經驗（第四章）的過去（奇蹟源起與區域體系的成形）與現在（危機爆發與體系解構的原委），藉此剖析其未來的發展前景，同時也必須瞭解此地區政治演進（第五章）過程與經濟面之間的互動狀況；主要原因是，政治演進常常與經濟發展之間，有著互為因果的微妙關係。以東亞地區為例，威權性國家機器特徵與官僚主導的計畫性工業化，既是多數國家所以獲致正面經濟成就的重要緣故，但因此所帶來的社會轉型壓力，往往也反饋式地提供政治改革的契機，從而埋下民主化運動的深層基礎，在過去是如此，未來也應該差不多。
不過，正如我們在文中以「不確定的未來」來描述東亞的政治演進般，此地區的政經互動過程或許的確存在著高度的變動性。至於影響其未來發展的最關鍵變數，首先可說是當前如火如荼的整合運動浪潮（第六章）；儘管相較於世界上的其他區域，特別是歐洲與美洲，在整合過程方面都已紛紛獲致明顯進展，而東亞卻依舊停留在「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倡議階段當中，進度明顯落後很多，但從東亞雖缺乏有效整合機制，經濟成長卻仍然暢旺看起來，一旦此區域整合成功，其所將發揮的效果必然不容小覷。值得注意的是，在影響東亞區域整合進程的因素中，或許區域安全（第七章）問題將扮演著轉捩點的角色；正如眾所週知，從東北亞到東南亞，整個西太平洋地帶可說是國際衝突「熱點」最密集的一個地方，非但多數議題均牽一髮則動全身，而且幾乎所有主要國家（甚至包括區域外的強權國家）都涉及在內；從某個角度來看，或許為解決這些潛在問題的急切性，將在迫使多數國家坐下來談判後，進而浮現整合契機也說不定，例如南海問題的發展便是個可參考的範例。
最後，為涉及儘管被廣泛討論，卻始終沒有定論的一個議題，亦即究竟「文化因素」在東亞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書也將一篇聚焦於儒家文化的拙文列入附錄中以供參考。可以這麼說，儒家文化的作用既眾說紛紜，事實上，面對東亞充滿高度異質性的文化內涵，它也很難擁有無遠弗屆的解釋力，這是我們何以僅將其列入參考的緣故。
就像前段所言，未來假若「東亞世紀」果然成真的話，其所可能帶來的全球結構與規範變遷或許並非當前正統國際關係理論所能夠預測的；其實，即便東亞崛起依舊是個大問號，自冷戰後期以來國際環境所發生的劇烈變化，早也就開始挑戰或甚至逐漸形塑出一套新的理論框架。在本書當中，由於我們企圖拉大觀察廣度的緣故，既使所處理問題的內涵相當複雜，其結果也不可能用一套理論架構來貫穿整本書，更何況不同的問題本即應有不同的思考途徑；因此，我們將根據每一章所處理議題的特性，首先設法各自引進目前被運用或正浮現中的一些想法或架構，接著則透過它們來組織相關發展概況。
在全球化問題方面，由於它早已引發一股討論熱潮，因此，本書一方面除將簡單介紹當前相關理論發展的內涵外，為有效詮釋東亞的發展歷程，相對於當前對全球化浪潮的討論多集中於工業革命後或甚至工業深化後，我們在此則採取廣義角度，將觀察點拉回整個擴張運動的起始處，希望以此鋪陳出一個更有意義的環境背景。至於在關於權力結構的討論方面，我們除不可免俗地由權力政治或霸權穩定論角度切入外，首先，本書企圖將所謂霸權根據其歷史內涵變遷重新分類定位，以便瞭解不同的霸權形式對東亞所帶來的不同影響，接著，根據當前東亞權力結構的不確定性，為釐清大國間的關係，我們一方面將透過戰略三角途徑來分析其間互動，但也將根據東亞的特性（大國密集性），設法從「複合框架」方向來觀察這個問題的未來發展。
再者，在東亞政經發展分析方面，儘管不會迴避新自由主義途徑，但根據此地區發展的現實經驗，或許我們將更重視政府主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或發展型國家理論）對其發展歷程的影響，以及比起其他第三世界地區更具整體結構性的特徵（亦即所謂雁行模式的過去、現在與可能的未來）。至於政治演進問題，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全球擴散效應之下，此地區國家的民主進展當然是本書關注的焦點；不過，正如眾所周知，就在民主幾乎成為全球典範的同時，對此理論的反省與檢討聲浪也跟著此起彼落，所以我們在此不僅採取正反並呈的角度，更希望將問題拉回到原始起點，亦即國家進行制度選擇的過程，來深入理解此議題的實際內涵。
最後，在區域整合問題方面，我們首先將根據新區域主義途徑，來介紹起自二十世紀末之全球整合浪潮的前因後果，但在當前關於整合理論依舊無法存在共識的情況下（主因是理論建構無法追上事實變遷的速度），本書也將提出「多層次整合」的觀察架構，至少針對當前東亞整合過程中所凸顯的特色，加以廣泛的整理說明。至於區域安全議題，我們則一方面希望引進若干新安全觀（例如合作性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概念）以提供必要的思考基礎，在實際運作過程方面，本書也將透過當前「多軌外交」（相較於過去傳統的國家間外交）的現實，既藉此瞭解東亞地區如何建立相互溝通的管道，同時亦將針對此地區此起彼落的建制發展加以歸納整理。
總之，東亞發展問題的各個層面雖然既複雜且重要，而且也已經引發學術界的相對關注，但畢竟到目前為止，還未形成一整套具有共識的研究框架，甚至連區域地理範疇都無法確定，例如有更多人將焦點放在諸如東北亞或東南亞等次區域發展過程上，甚至連2005年首屆「東亞高峰會」也無法對此達成結論（由於加入了紐澳與印度等「非東亞」國家）。在此情況下，本書希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讓愈來愈多研究者更深入地觀察此區域的發展，或許在可見的未來能出現更多更有價值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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