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新史學合刊）
梁啟超是史學近代化倡導者和出色實踐家，他敏銳地輸入吸收西方近代史學理論，綜合了中國傳統史家的理論主張，成功地運用新理論、新方法，為近代學術開創諸多領域。梁氏受西方史學思想啟發，曾於一九０一年寫作中國史敘論，為此篇立論之雛形。至本文發表，正式打出「史界革命」旗號，新史學理論已基本成型，當推為探討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開山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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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近代中國的史學發展，大致歷經了三重思想變化，而且每次都與現實環境的牽動密切有關。第一次變化的內容，主要係為了因應晚清危局，界定「什麼是歷史」？結果是提出「新史學」的口號。第二重變化焦點則在於「如何研究歷史」？最能說明這方面的成果，便是一九二○年代由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等人所推動的「整理國故」運動。至於最後一次所經歷的變遷，是關於「怎樣解釋歷史」，以做為未來選擇和取決的途徑；我們可以舉「社會史論戰」和馬克思史學在中國發展做為代表。本書的作者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即是第一重「史界革命」運動的發起人；毫無疑問，本書也是標示著中國傳統史學邁向現代史學的轉型代表之作。
梁啟超的史界革命及意義
梁啟超，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是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被譽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巨人」。梁一生其實有著非常燦爛且豐富的傳奇故事，其定位始終是研究歷史的人最感興味的題材。陶希聖（一八九九—一九八八）嘗以民國「五．四」運動為分期，說之前思想界主要以梁任公為首，此後則是胡適開啟風氣，成為文化運動的導師。儘管這樣的比喻未必全屬事實，但卻恰如其分地點出了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梁啟超的位置。其中，梁生平活動最常為人所稱道的，即是他在近代中國提出史學革命的貢獻。
二十世紀初「新史學」口號之所以能夠提出，絕非無的放矢，有其時代背景的因素。簡單地說，晚清以降由於中國接連遭受政治和外交上的挫敗，愈形激發了民眾強烈的救亡圖存意識。為了思考如何來拯救國族危亡，當時許多人努力尋求各種解決途徑，梁啟超便是其中之一。這位「言論界的驕子」極敏感地掌握時代趨
勢，選擇以史學為起點，重新出發；很快地，他的言論席捲了整個輿論及知識界，不能不說獨具匠心。因為對中國人來說，「史」原本就是一門古老又熟悉的學問，早已流傳悠久，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思想資源。無論從代表私人立場的史記，還是到官方所主導編修的正史，甚至其他形形色色不同的紀傳、編年，乃
至地方志等文類，可以說，史學發展在中國的學術傳統裏並不陌生。然而，史學知識原本所該具備鑒往知來的功能，卻在十九世紀時一連串外人列強的壓迫之下，暴露其缺點，也失去了應有的地位。人們反而從以往的歷史教訓中，找不到如何因應這「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對策。梁啟超即於此風潮下趁勢而起，對史
學提出深刻的反思。就在一九○一年時，梁先發表中國史敘論；一九○二年又有新史學一文，昭告民眾不能再沿襲過去舊有的歷史思維，高唱史界必須革命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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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別號任公、滄江、中國之新民及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人。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
在思想方面，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和汪康年黃遵憲等創辦時務報。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八月，發動維新變法失敗；九月流亡日本，在日本創辦清議報。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又創辦新民叢報和新小說。這些報紙雜誌對於新思想的輸入和宣揚，都有極大的影響
在史學方面，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在學術方面，一九一八年底赴歐，遊歷各國。回國後，從事文化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活動，陸續寫下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等具有高學術價值的著作。一生著述豐富，所遺《飲冰室合集》，計一百四十八卷，一百餘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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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 林志宏
自序
第一章 史之意義及其範圍
第二章 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說史料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第六章 史迹之論次
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新史學
中國之舊史學
史學之界說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論正統
論書法
論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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