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自傳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Selbstdarstellung)
作  者╱
佛洛伊德
譯  者╱
李政賢
出版社別╱
五南
書  系╱
大家身影
出版日期╱
2022/01/01   (1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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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626-317-451-1
書  號╱
1J0Q
頁  數╱
296
開  數╱
25K
定  價╱
400 (特價 316)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博士,猶太裔神經病學家,「精神分析之父」,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和爭議的思想家。《時代雜誌》評選為二十世紀百大影響人物「科學家與思想家」類別。著有《關於失語症理論》、《夢的解析》、《性學三論》、《圖騰與禁忌》、《超越快感原則》、《抑制、症狀和焦慮》、《精神分析新論》等,提出「自由聯想」、「嬰孩性慾」、「潛意識」、「自我─本我─超我」、「利比多欲力」、「伊底帕斯情結」、「快感原則─現實原則」、「心理防衛機制」等概念。
※譯者簡介
李政賢
李政賢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哲學組博士、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認知科學碩士
研究領域
教育哲學、創意哲學理論、教育美學、教育詩學、色彩知覺、教育藝術理論、心理學、質性研究方法、人文社會科學

第一部 佛洛伊德自傳:學思生涯心路歷程
佛洛伊德學思生涯自述六講與後記
第一講 精神分析之前的時期
第二講 與布勞耶共事時期
第三講 精神分析的基礎課題
第四講 精神分析的技術:自由聯想和夢的解析
第五講 精神分析發展的外部歷史
第六講 精神分析在文學、藝術、宗教心理學的應用
後記(一九三五年)

第二部 活的神話:佛洛伊德的科學藝術創化與神性、人性光影
歌德獎得獎致詞:歌德法蘭克福故居講稿
佛洛伊德的生平與工作
佛洛伊德八十歲壽宴主題演講:佛洛伊德與未來
作者年表

社會個案工作─
理論與實務
圖解社會工作管

高齡教育學
老年社會工作:
生理、心理及社
會的評估與介入
社會福利
社會學冏很大1
.0:看大師韋
伯如何誤導人類
思維




第一部 佛洛伊德自傳:學思生涯心路歷程

第一講 精神分析之前的時期

這套《當代醫學人物學思生涯自述叢集》,是由當代醫學重點人物以自傳題材摹寫。好幾位撰稿者一開始都大嘆,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我的情況似乎給這份任務增添了不少難關,因為我先前已經針對相同主題發表過若干篇論著,其中處理了一般比較沒必要涉及的私人面向,以及我個人在其中的角色。
我第一次談到精神分析的主題與發展,是在一九〇九年,應邀前往美國麻省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建校二十周年校慶,發表五場講座。   最近,針對二十世紀初葉風起雲湧的年代,美國出版社發起編譯出版盛舉,編輯群有感於精神分析的重要性,特別邀請我貢獻一章,盛情難卻之下,我再次針對此一題材做了類似的闡述。在這些年當中,我還於一九一四年,發表過一篇論文《論精神分析運動的歷史》,這篇文章實際上就包含了我在此所要分享的所有重要內容,由於內容當然不能前後自相矛盾,再者我也不希望老調重彈一成不變,因此我必須努力嘗試,設法平衡主觀、客觀再現、傳記、歷史旨趣等諸多元素,融合而成嶄新的敘事。

1.1 教育學習和訓練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我出生於摩拉維亞省(Mähren[Moravia])的弗萊堡(Freiberg [Freiberg],捷克語稱為普日博爾(Příbor [Pribor])),現在屬於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猶太人,我自己至今也還是個猶太人。根據家人的說法,父親家族有相當長久的時間世居萊茵河科隆一帶。十四、十五世紀,由於猶太人遭受迫害,被迫流亡東遷。十九世紀情勢緩和,他們離開立陶宛,取道加利西亞(Galizien [Galicia],屬於奧屬波蘭),遷移回德意志奧地利(deutschen Österreich [German Austria])。
四歲那年,我們全家搬遷至維也納,在那兒,我一路讀到大學。小學畢業之後,我就讀維也納市立里奧波德中學 ,連續七年名列前茅,幾乎不需要通過任何升級考試。雖然家境拮据,但父親總是堅持,選擇職業生涯,應該聽從我自己的性向和興趣。當時的我,並沒特別嚮往醫生行業,其實後來也始終沒變。我倒是一心渴望追求知識,尤其對人類事務特別感興趣,而比較不趨向自然科學知識。那時,我也還沒有領略到觀察的重要性,不知道那會是滿足這方面求知慾的最佳方法。我很小的年紀,幾乎還沒開始識字讀書之前,就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直到後來,我才明白,那些聖經故事對我的興趣志向,早已留下深遠的影響。
上學之後,有個學長 ,我和他感情很要好,他後來成為家喻戶曉的政治家,受到他的影響,我一度萌發興趣,希望和他一樣學習法律,並且積極投入社交活動。在此同時,達爾文的理論,當時蔚為風潮的熱門科目,也引起我極大興趣,因為感覺未來充滿希望,能夠大幅擴展對世界的認識。就在即將參加中學畢業考之前,接觸了卡爾•布魯爾(Carl Brühl,1820-1899) 教授的科普講座,聆聽他即席朗誦歌德美妙的《自然》(Die Natur)詩篇 ,於是決心投考醫學院。
一八七三年,初上大學不久,失望之感油然而生。尤有甚者,我發現大家似乎都期待,我應該為了猶太人身分而自形慚愧,或是應該覺得自己是格格不入的異類。我完全拒絕順服,不願因為身為猶太人而感到自卑不如人。我始終不能理解,我為什麼應該因為自己的出身,或當時人們開始說的「種族」,而感到羞恥。我拒絕融入排擠我的國族社群,對此我沒有太多遺憾。在我看來,儘管飽受歧視遭遇,人間炎涼自有公道,只要積極向上,發憤圖強,總不至於沒有我安身立命之地。不過,大學初期的這些印象倒也產生一種後果,並在日後造成深遠影響。也就是說,從很早開始,我就被迫熟悉了身為反對者的命運,飽受「密不透風的多數派」(kompakten Majorität [compact majority])。   橫加打壓的遭遇,而這一切也因此造就了我相當程度的獨立判斷能力。
除此之外,大學最初幾年,也讓我體會到,我早些年忙著追求許多科學領域,但礙於個人天賦特質和限制,終究難能有所成就。這也讓我領悟到梅菲斯特(Mephistos [Mephistopheles])的警世箴言:
學不專一,徒勞無功;
人只能學到能力所及之境。
Vergebens, daß ihr ringsum wissenschaftlich schweift
Ein jeder lernt nur, was er lernen kann
歌德,《浮士德》第一幕
最後,在布呂克(Ernst Brücke,1819─1892)   的生理實驗室,我終於找到了歸宿,獲得充分的滿足,也結識了我所敬慕並引為楷模的師友:布呂克大師、助理埃克斯納(Sigmund Exner)和弗萊歇─馬克索(Ernst von Fleischl-Marxow)等人。尤其是弗萊歇─馬克索,能結交這位才華洋溢的摯友,真是三生有幸。布呂克指派我負責研究一項神經系統的組織學問題,我不負所望,圓滿完成該項研究,布呂克很滿意,後來還獨力研究,繼續推進這項專案。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間,除了幾次短暫的間歇,我一直在這個實驗室工作,那時大家都認為,我可望接下即將空缺的助教職位。除了精神病學之外,我對其他醫學領域都有些意興闌珊,可想而知,我對於醫學院的課業當然就沒有很認真,所以直到一八八一年(譯者按:比正規畢業年限遲了約三年),我才取得姍姍來遲的醫學博士學位。
一八八二年,出現了轉捩點,當時我敬重的布呂克教授,有鑑於我經濟狀況不是很好,語重心長表示,家父對我的期許固然愛子心切沒錯,但未免不切實際,他奉勸我放棄追求理論研究的生涯,我接受了他的勸告,離開生理實驗室,進入維也納總醫院,一開始是臨床助理(Aspirant),不久之後,升為內科住院醫生(Sekundararzt(Interne)),和其他住院醫生實習院內各科工作,並有半年多的時間,接受精神科主任醫師梅涅特(Theodor Hermann Meynert,1833-1892)   的指導。早在大學時代,我對梅涅特就已素仰大名,他的工作及人格都給我頗深的印象。
雖然,職業跑道從理論研究轉換到臨床;但是基本上,我仍算是忠於最初的工作路線。當初,布呂克交給我的研究主題,是屬於一種最低等魚類(Ammocoetes Petromyzon,八目鰻幼魚)的脊髓;現在,則是轉向研究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就在那時,弗雷席格(Paul Flechsig,1847-1929) 發現了髓鞘生成(或髓鞘化)與否對於神經纖維束的傳導有極大關聯,這一發現帶來了新的洞視和研究方向。我一開始就選擇延髓,作為唯一的研究主題,這也是我職涯發展仍然延續初衷的又一標誌。明顯有別於我在大學初期無所不學的情況,我現在則是逐漸發展出大為不同的治學態度,開始集中心力專注於研究單一題材或問題。從此以後,我一直保持這種心無旁騖的專一傾向,但也因此招來單一向度(Einseitigkeit [one-sidedness])的罵名。
進入醫院附屬的大腦解剖研究所之後,我也像先前在生理實驗室那樣,積極投入研究工作。幾篇探究神經纖維束和延腦神經核的小論文,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其中部分成果也受到埃丁格(Ludwig Edinger,1855-1918)   的關注。在同一時期,梅涅特對我算是頗為關照,即便我有些時日沒在他底下工作,他還是特准我進入使用他的實驗室。有一天,他建議我應該專心投入大腦解剖研究,還答應我會安排我接任他的講師職位,因為他覺得自己年事已高,對於新興研究方法,漸感力不從心。我婉謝了老師的善意提攜,一來固然是擔心難以承擔如此重責大任,辜負了老師的厚愛;再來也可能是已經有些感覺到,這樣的出路對於我的經濟狀況可能實質幫助不大。
從改善收入的觀點來看,大腦解剖研究並沒有比生理研究好,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轉向投入神經疾病的研究。那時候在維也納,這方面的疾病還沒有專設分科,研究素材零散分佈在醫療院所的不同科別,也缺乏學習的適當管道,一切只能無師自通,靠自己去摸索。即便維也納大學新聘的醫學教授諾特納格爾(Hermann Nothnagel,1841-1905) ,他在不久之前剛以腦功能定位研究的著作而獲聘,也沒能把神經病理學和其他內科分支區隔開來。於是,在聲名遠播的夏柯(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   強力吸引之下,我寫了一份研究計畫,希望先在維也納取得神經科講師職位,然後再前往巴黎進修。
接下來幾年,繼續擔任住院醫師職務期間,我發表了若干篇器質性神經疾病的臨床觀察報告,對這領域的掌握程度也逐漸提升;臨床分析就能精準定位延腦哪個部位就是病灶所在,而不用再求助於病理解剖。在維也納,我首創先例,在一名診斷為急性多發性神經炎(Polyneuritis acuta)的患者過世之後,送請驗屍檢察,結果證實我的診斷果然正確。此後,我的診斷陸續獲得驗屍報告證實,這讓我漸漸小有名氣,一大群美國醫生蜂擁而至。於是,我操著洋涇濱英語,為他們講解神經科的病例。我當時對精神官能症(Neurosen [neuroses])一無所知,有一次,我把長期頭痛的精神官能症患者,說成是患了慢性侷限性腦膜炎,那些美國醫生氣沖沖群起圍攻,全部憤而離場。他們的批評指正全然有理,於是我那出師不利的醫學教學只好黯然收場。考量到當年的時空背景,那年代的維也納醫界,即便醫術高明的權威大老,也往往把神經衰弱(Neurasthenie [neurasthenia])診斷為腦腫瘤(Hirntumor [brain tumor]),我犯下如此錯誤應該也算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