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唐朝對西南的經營—以蜀地為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蜀地群山環繞，山川形勢險要，北有摩天嶺、米倉山、大巴山等秦巴山脈，西北接岷山，斜向東南伸展，形成蜀地和漢中盆地的天然界線高1,000∼3,000公尺。東部巫山，由長江橫斷產生三峽險峻地勢。南部有大婁山，西接雲貴高原北側邊緣，高1,000∼1,500公尺，山雖不高但坡度陡峭，為川南障壁。西部有大雪山和松潘高原，為青康藏高原東側，高2,000∼4,500公尺，地勢最高。蜀地四周為高山，中部為四川盆地地勢較低，此外，中部有河川由西向東依次為岷水（岷江）、涪水（涪江）、西漢水（嘉陵江）、渠水（巴江），呈向心匯聚水系入長江，三峽為唯一的水道出口。
蜀道的重要性在於唐朝皇帝遇到長安政權危機時，屢次入蜀避難，方得以度過危機，《穀山筆麈》卷12〈形勢〉：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輒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處其閫閾，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
唐朝皇帝選擇蜀地作為庇護所，在於仰賴蜀地的特殊地理形勢與豐富物產資源，使唐朝政權得以延續而不亡。
唐玄宗與僖宗第一次從長安南幸巴蜀，駐蹕地點在劍州成都府，屬劍南道管轄。而唐德宗與僖宗第二次入蜀均南幸梁州（漢中興元府），也是繼唐玄宗後因京師叛亂，利用蜀道南逃途經漢中避難，再成功返回長安繼續執政。唐朝皇帝由京師長安南幸入蜀到成都府避難，沿途需經過京畿道、山南西道，至劍南道。因此，本文所指「蜀地」包含山南西道的漢中郡（後改為興元府）和劍南道的巴蜀。
由於唐玄宗與僖宗第一次入蜀均駐蹕在成都，德宗與僖宗第二次南幸則停留在漢中郡（興元府），成都府隸屬劍南道，漢中郡（興元府）隸屬山南西道，因此，考察山南西道與劍南道的發展狀況，最能反映唐朝皇帝入蜀或南幸時的供備情況。
本文欲探討為何玄宗、德宗、僖宗南逃期間，選擇留駐在漢中郡（興元府）或巴蜀？愚意以為在於「蜀地」具有得天獨厚的雙重優勢，不但有富庶的經濟發展，更有優越的軍事防衛條件，使得玄宗、德宗、僖宗南幸，選擇留駐在漢中與巴蜀避難。
首先，當玄宗、德宗、僖宗因京師變亂臨時出逃到漢中或巴蜀，若無事先累積足夠的經濟條件，如何因應皇帝南幸避難期間所需的糧食與供備？本文欲藉由考察唐初至唐中葉，劍南道與山南西道的經濟發展與水利開發，探究西南「蜀地」的經濟發展狀況與條件。
令人不解的是劍南道具有流民、山獠反亂、吐蕃南詔興起等造成治安問題，及蜀地的逃戶等問題，諸多不利於人口成長的負面因素下，為何劍南道戶口數仍持續增長？劍南道戶口數的增長原因為何？究竟是經濟環境造成人口自然成長，還是因外地人口自行遷入蜀地？或是因唐朝地方官員的積極經營，才克服治安與逃戶問題，使得劍南道戶口數仍持續增長？
其次，唐朝玄宗、德宗、僖宗三位皇帝四度避亂，為何均選擇入蜀地逃難，不選擇其他去處？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唐代帝國興衰榮辱與皇帝的政治命運，與「蜀地」的軍事建設息息相關。
關於唐代在全國設置的驛道，以首都長安都亭驛為中心，可分為七條路線：一是營州入安東道，二是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是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是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是安西入西域道，六是安南通天竺道，七是廣州通海夷道。這七條幹線中，以往學界運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將研究集中於西北路線的西域道。
但事實上，唐朝有兩條值得重視的交通命脈：一條是往東亞路線的安東道，另一條是往西南路線的蜀道。東亞路線礙於文獻史料，在研究上較困難。拙稿擬關注的「蜀道」指由長安的都亭驛到劍南道益州、姚州的西南線，成為唐代政治經濟軍事命脈的要道，此路線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非常重要的「茶馬古道」。「蜀道」為何是唐朝的政治經濟命脈？為什麼是唐玄宗、德宗、僖宗和朝廷官員的逃亡路線？可知劍南道必定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與政治重心。愚意以為安史之亂前，皇帝已積極部署，將節度使、主帥與軍隊、物資運輸緊密結合，為日後入蜀做準備。
唐朝歷代皇帝幾乎都很重視蜀道，唐高祖時修復駱谷道，太宗、玄宗、憲宗、敬宗、文宗、宣宗、僖宗先後在「褒斜散關道」設置館驛，唐玄宗開闢荔枝道，宣宗大中年間重新開闢文川谷道。唐朝玄宗、德宗、僖宗共四次仰賴蜀道出奔逃難，最後都能安然返回首都，蜀道牽動唐帝國的興榮盛衰與政治命運，蜀道在交通運輸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關於唐代交通研究方面，以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最具代表，該書詳盡考證唐代入蜀交通網，以及繪製唐代蜀道的傳驛路線、館驛與路程。劉希為《隋唐交通》論述隋唐的交通路線，但對於驛道的概念僅記述以長安為中心而已。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論述唐宋時代的陸路交通，郵驛制度的發達，關津增減與分布，商稅與轉運使，以及製作地誌地圖的研究，並繪製唐代主要交通圖、水路圖與漕運圖。荒川正晴《ユ—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國》研究唐代交通系統，偏重河西以西的交通制度，兼論北庭地區的傳驛制度、長行坊和軍物輸送。上述諸研究，均未探究巴蜀地區的交通路線，拙稿則擬增補這方面的缺漏。
學界對於傳驛制度研究成果頗豐，拙稿論述從《天聖•廄牧令》探討唐宋監牧制度中畜牧業經營管理，吳淑玲《唐代驛傳與唐詩發展之關係》論述唐代驛傳體系對於驛路詩發展、異地交流、詩歌傳播、詩歌團體形成、詩風變遷影響與角色。拙稿欲以山南西道與劍南道為中心，從交通運輸的角度探討長安到成都的蜀道，對中晚唐政局的獨特性角色。
大陸學界對四川成都專著，段渝等主編《四川通史》（第3冊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謝元魯《成都通史》（卷三 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詳論四川政治地位、外族戰爭、人口移民、農商業發展、佛道教興盛、藝術與學術興起，但未突顯出蜀道的交通運輸，對四川發展的重要性。有關巴蜀交通與西南路線，目前最詳盡專論為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南方絲綢之路》、《交通貿易與西南開發》系列專著。但藍勇研究偏重經濟貿易，如絲綢、鹽棉等商品經濟發展。梁中效〈唐朝皇帝與蜀道〉分析唐朝皇帝重視蜀道的原因、經過與影響，但未論及蜀道在軍事和財政上的交通運輸的重要性。另外，王興鋒〈唐玄宗奔蜀路線考述〉，考察唐玄宗奔蜀在關內道、山南西道、劍南道路線，拙稿擬深入分析論述蜀道在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
日本學界有關四川的最新論著，有中林史朗《中國中世四川地方史論集》論述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巴蜀政權與變亂、益州發展。及大川裕子編《中国古代の水利と地域開発》探討古代巴蜀開發、秦川西平原的水利開發、四川盆地丘陵地開發。惜兩部論著僅論及兩晉南北朝巴蜀的發展，本研究欲擴展研究斷代至唐代，透過蜀道的交通運輸，分析唐代對於巴蜀的開發。
針對劍南道研究有多部碩士論文，臺灣學界偏向研究四川、劍南道與中央關係，如賴亮郡《唐代四川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張世偉《唐代劍南道的重要性及其分合與中央關係之研究》、黃俊文《唐代劍南邊防之研究》論述劍南道在邊防的重要性及軍糧調度等問題。吳承翰《五到八世紀財政物流的形成—以軍糧調度為線索》認為總管區內軍糧調度可能形成相對獨立的運作區域，軍糧調度以州為單位，惜未釐清總管與行軍總管的分別，實因未有行軍制度概念5而大陸碩士論文較多針對西川研究，如張熊《唐代西川鎮研究》、向楠《唐代劍南西川節度使的政治地理研究》、呂亮彎《唐代西川政治經濟論述》等。上述惜未論及唐代皇帝對蜀道修築、中央與地方政區的軍事部署，各級官員的統轄與調配，如何奠定蜀道的交通運輸命脈。
本文探討長安與蜀地間，蜀道沿線的傳驛制度結合成綿密的交通運輸網絡，牽涉國家統治運作的環節，扮演上傳下達的樞紐系統。希冀在學界研究基礎上，從蜀道的交通運輸與傳驛制度等面向著手，進一步論述唐代巴蜀驛道在交通運輸中，維繫政權運行的關鍵命脈及其重要的價值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