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修訂版)
作  者╱
皮國立
出版社別╱
五南
出版日期╱
2022/09/01   (2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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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626-343-009-9
書  號╱
1XCC
頁  數╱
350
開  數╱
20K
定  價╱
430



肝病要看中醫還是西醫好?

國學大師梁啟超的「失腎記」,竟為西醫「擺烏龍」割錯腎臟?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自幼身體不好,出國竟必備中醫的成藥「六神丸」與「痧藥」?蔣介石怎麼應對牙痛、失眠的老毛病?他為什麼痛恨國人隨意吐痰、放屁?

這些近代的政治人物及知識分子是如何面對及看待自身的疾病?如何擇醫,尋求健康之道?又如何擴大自己的患病經歷,在中西醫論爭的年代,來思考整個國族的衛生與健康?

本書從「病人歷史」出發,選取最具代表性的近代中國人物,包括孫中山、胡適、魯迅、梁啟超、蔣介石等人。他們受著大病小痛之苦,都曾經表達對傳統中醫和身體觀的各種看法。書中對這些歷史人物的醫療觀點進行深入剖析,以期讀者對近代中西醫的醫療史有更寬廣的認識。作者深入淺出的詮釋中醫與中國文化轉型之困境,在人物故事中尋找國族發展之路,讀起來意義深遠卻又趣味盎然。

皮國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興趣為中國醫療社會史、疾病史、史學方法、中國近代戰爭與科技等領域。

著有《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2008)、《臺灣日日新—當中藥碰上西藥》(2009)、《「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2012)、《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2019)、《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2019)、《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2020)、《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2022)等學術專書,並主編論文集、教科書數本,發表期刊論文、專書篇章等80餘篇。

再版序
序 十年磨一劍

緒論 民國時期中西醫論爭下的國族與病人再思考
一、前言 
二、近代中國的身體與國族 
三、從病人出發的醫療史
四、從病人的言論與視角出發

壹 略論胡適的醫學觀
一、前言 
二、在掙扎中的傳統中醫 
三、胡適的身體與醫療 
四、國故中醫、科學西醫:再探知識分子擇醫觀 
五、醫療、身體與國族:醫療化下的國民性再造 
六、小結 

貳 民初醫療、醫生與病人之一隅:孫中山之死與中西醫論爭
一、前言 
二、病人的經歷 
三、早年為學與發現罹患肝癌始末 
四、中西醫對肝癌的認識 
五、更換中醫治療始末 
六、中醫治療的轉機與困境 
七、孫的最後時日 
八、小結 

參 「國醫」的醫療史反思:中國醫學之近代轉型與再造
一、前言
二、重省中西醫匯通史:中西差異在何處 
三、國醫建構之初:國學與國粹形象 
四、國醫轉型的關鍵年代 
五、形塑科學國醫之困境 
六、面對國家與民族:國醫責任之再造 
七、小結:一次失敗的「成功」轉型 

肆 醫療與近代社會:試析魯迅的反中醫情結
一、前言 
二、緣起:反中醫幼苗誕生 
三、至死不渝的迷信:偏方與秘方 
四、騙人的把戲:中醫辨病與診斷 
五、科學與國粹 
六、中國西醫的問題:壓力源來自中醫的另一種視角 
七、小結 

伍 醫療疏失與「中西醫匯通」擇醫觀:梁啟超之死與「腎病」公案新考
一、前言 
二、「失腎記」前因後果 
三、此案所反映之中西醫技術與醫療環境 
四、餘波盪漾:中西醫論戰與最後的真相 
五、小結 

陸 國家與身體的公與私:抗戰前蔣介石的日常醫療與國族衛生觀
一、前言 
二、個人生活經驗:1924年前的蔣介石 
三、軍校校長與北伐時期 
四、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蔣的「私」領域日常衛生與醫療
五、西安事變後,蔣的疾病醫療史 
六、國家衛生和身體現代性之實踐:幾個視角 
七、小結 

柒 結論

徵引書目   

中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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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字音字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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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二、病人的經歷
讓我們的思緒先來到1924年,當時孫中山雖未滿60歲,卻已是一個步履蹣跚的老者,歲月的磨難,在他憔悴的神情中刻下了一道道的皺紋。此時他努力想要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並希望中國能達到真正的統一,擺脫軍閥混戰的大局勢。孫於11月12日發表「北上宣言」後,當日即乘坐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赴香港,然後再轉乘「春陽丸」繼續他離粵北上的行程。此次北上雖抱有救國的理想,然路途奔波,加以海相變化多端而導致船身不穩,例如在春陽丸上,「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者多暈船。」孫自14日以後「均未到餐廳進膳,終日在臥室中閱書。」據隨行者所言,孫雖未暈船,然其面色已顯「黑暗蒼老之象」。17日早晨,抵達上海吳淞口,孫忙於接待各國記者與歡迎群眾,卻已經在「精神上似現疲勞,形容亦極現蒼老之象。」因為孫心繫於儘速召開國民會議,遂不事休息,馬不停蹄的於21日再乘「上海丸」往日本出發、再轉往天津。當時因上海往天津的火車受軍事影響而不通達,而且兩星期內也無輪船直航天津,故孫選擇繼續搭上搖晃的輪船,繞道至日本,順便於日本進行一些政治活動,隨後再折往天津,因此這趟旅程可說是山高水遠。30日,孫再次轉乘「北嶺丸」離開日本神戶往天津出發。然孫在船內的專屬臥室過於狹小,不方便休息,所以他每日均在餐廳閱讀,或遇「終日顛簸於狂風巨浪之中」,他就在臥室中休息,並未出來走動,但隨行者仍言孫「精神似不見疲勞」。12月4日黎明,輪船終抵天津大沽口外。只是,此時孫已感分外疲憊,加以「北地嚴寒」,待孫回行轅後,突然「寒熱遽作,而肝胃病相繼暴發,蓋本係宿恙,至是復劇也。」由此可見孫以往就有肝胃方面的毛病,只是一直沒有被重視與精確診斷。這一段旅程下來,至少有兩件事對孫身體有極大的影響。第一,從日本出來以後,孫都沒有帶特定的廚師,所以每天只吃日式食物,隨行者坦言:「味道既不適口、滋養成分又不多」。其二,也就是前述的「北地嚴寒」,孫是南方人,廣州與天津之緯度不同、氣候也不同,加以又碰上冬天,會使水土差異性增大;資料顯示,孫在這些年裡都非常怕冷,即使在廣東過冬天,房內也要升火取暖。故北方的冬天,對孫的身體而言是另一個雪上加霜的隱憂,現在只是一起發作而已。既有病況,隨行一干人等當下急延德國醫生施密特進行診治,一開始就診斷錯誤,認為只是臨時感冒,略事修養即可。直到6日中午,孫突然肝痛強烈到「幾不能發言」,德醫眼見無計可施,再邀日本醫生共同診治,結果又診斷錯誤,這次說孫是患了膽囊炎。在19日以前,醫生們推測孫之病情是樂觀的,在這段時間孫除了會客與閱報外,還會喝了一些能使胃腸通達的「德國瓦雪鑛泉」和水果;除此之外,醫生們複診了一個半小時,也並未對病情有任何新的發現。總之,到目前看來,孫的宿疾似乎並無大礙,只有一次吃了白飯魚粥後嘔吐大作,「徧體大汗,(李)榮以毛巾代拭,竟透濕兩巾。」然而,孫此時仍發電於各界:「刻以胃病,醫勸休養數日」,希望大家能放心。當時他認為應是自己的胃病在作祟,還說:「余極望入京,病中無奈,但據醫生確息,更一星期,可望痊癒矣。」可見醫生與孫本人對此時的病況都還抱持樂觀的態度。

18日當天,孫接見段祺瑞(1865-1936)所派來的代表(許世英,1872-1964),商討北京政局。北京當局表明要繼續尊重外國不平等條約的立場,這個堅持立刻使孫勃然大怒,隨後孫即感到肝臟痛腫交至,脈搏跳至每分鐘120下以上,幾經施密特診治皆無效果,這多少可能也應驗了中醫「怒氣傷肝」的道理。從19日到12月底,是孫病情開始逐漸加重的時期,體溫與脈搏的遽增,顯示他的生理狀況相當不穩定。孫開始遵照醫生指示,不閱覽報刊且多事修養。25日,日本醫生小菅博士加入診視行列,他斷定孫患的疾病是肝臟疾病,此論推翻了前面醫生的診斷,但小菅也只知道是肝疾,至於是何種肝疾,他一時也無法斷定,也可見當時診斷技術之限制。

基於病情的混沌不明,積極的治療也無法展開,孫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據其夫人(宋慶齡,1893-1981)言:孫當時正在修養中,還無法坐起來,相當虛弱。在1924年的最後一天,孫選擇了以北京飯店作為他養病的地方,當時的北京飯店,是西人所開設的新式旅社,各房間都有新式的暖氣設備以取代傳統煤爐,可以調節溫度,這對身為南方人又不習慣北方寒冷天氣的孫,無疑是個養病的好場所。而孫的隨扈則暫居行館(即鐵獅子胡同,顧維鈞(1888-1985)宅),一方面孫希望由他自己負擔醫療費用;另一方面,他的隨行人員也可以幫助他代見絡繹不絕的重要賓客。根據旁人的回憶,孫當時躺在床上,枕邊堆著書籍,病中仍手不釋卷,只是憔悴的面容,反映了病情的每下愈況。
孫一入北京飯店,就延請德醫施密特與協和醫院的狄博爾、克禮醫生共同會診,斷定孫患的是「最烈肝病」。施密特雖一改前診斷孫得了臨時感冒與膽囊炎,但此「三個臭皮匠」卻仍無法診斷出孫的肝臟出了什麼問題,遂決定用外科手術來確定病灶究竟為何,結果當下被孫拒絕,醫生們只好用內科的方式,改用服藥來調養這個莫名怪病。
1925年,孫中山將蒞花甲之年。1月4日這天,孫除了睡眠不安外,在精神與體力各方面都逐漸好轉當中;克禮與眾醫生會診的結果,再次斷定孫的疾病為「肝臟癰瘍」,即肝臟潰瘍,並有肝部慢性發炎與腫脹之情形。群醫曾試圖加以注射,使孫的睡眠品質轉佳,但克禮醫生試過各種治療肝病之藥方,仍無法對孫的疾病做出正面貢獻。直到孫接受施以外科手術診斷之前,眾西醫仍推論「此病並非絕症」云云,雖然已有某醫生指出孫的病狀可能是肝癌,但醫療團隊以及孫本人都不願作如是悲觀的推論。3日,美國醫生首先提出用「愛克司光」(X光)來檢視肝臟,若真有膿瘍,則須開割。孫之左右皆不敢妄下決定,商量後決定請孫夫人代為詢問,孫回答:「余曾習醫,深知此症難治,然余料余病不深,尚無須開割也。」孫夫人亦覺孫年事已高,恐不能承受開割手術,遂作罷。5日,醫療團隊決定共推克禮為主治大夫,當時此團隊共有四個德國醫生與三個美國醫生,大家開會討論的結果,還是決定開刀治療,但大家皆面有難色,原因是孫此時並不想用外科手術來治療;但僅用X光檢查肝臟後,並沒有什麼新發現,無如預期般的肝臟生膿,故只能繼續維持藥物注射,減少孫的痛苦,並囑咐孫少見賓客、不要吃硬性的食物。
到了21至23日間,克禮觀察到孫的眼球已經出現黃暈、無法進食。體溫高至攝氏41度,又時降至27度,相差甚大。據此斷言,孫的肝臟開始出膿,而且已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已到了非施行手術不可的地步了。當時由中、美、德、英、俄、日各國醫生共同開會討論開刀之事,但都沒有定論;在此危急之時,可以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生都不敢妄下決定,因為責任實在太重,病情又捉摸不定。後來經由協和醫院之法國醫生施以皮下注射先後達十一次,孫才脫離險境,但卻產生一食即吐的後遺症,只好先暫時停止進食;連續的注射,竟引起孫的前臂部靜脈栓塞性硬化病變。現下單靠注射治療,也顯得勢單力薄,難以回天。
文獻記載,1月24日是孫第一次沒有聽從隨侍人員的建議,而將自己的病情告訴了一位中醫,尋求幫助。這位中醫叫葛廉夫,在與他對話的一開始,孫就表明出自己選擇醫療的立場。孫言:「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藥,常喜聆中醫妙論。」孫接著說:「余請君以中(醫)理測我病機。夜不成寐,每晚則面熱耳鳴,心悸頭眩,嘈雜躁急或胸中作痛,乾嘔,甚則上氣面浮,有時而消。此何故?」當下葛即對孫開出了「三甲復脈湯」加減方,並判斷孫的病情是「肝鬱日久,氣火風化,上干肺胃」,氣血與真水皆耗散不少,然而仍可補救,並非無計可施。平日必須注意「戒之在怒,不再耗精,不過作勞,破除煩惱」等養生法,才能恢復健康。孫之前既已表明他選擇醫療方式的立場是不服中藥的,那麼他當然也對葛醫的藥方持「姑且聽之」的態度,回了一句:「我平生未服過中藥,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藥方,轉示西醫,使師君之法,改用西藥,以為何如?」葛醫一聽到此言,也不知該如何作答,只好說:「鄙人不知西醫,西藥能代與否,不敢妄答。」所以,這次孫與中醫的晤談,對孫的病情並沒有幫助。而現代西醫幾乎不瞭解中醫理論,也使得一般以西醫為主的療程中,中醫的力量難以介入,這個情況一直到現在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