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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女性研究導讀
Introduction to Transnational Women'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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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劉開鈴；林津如；賴俊雄；陳健宏；李根芳；陳福仁；游素玲

出版社別╱

五南

出版日期╱

2011/12/21 (1版 1刷)

I S B N ╱

978-957-11-6482-3

書　　號╱

1JDE

頁　　數╱

184

開　　數╱

25K

定　　價╱

300

　　近年來在全球化、國際化衝擊下，性別研究逐漸地關注到跨國女性移工、跨國婚姻、跨國文化交流等跨國接觸議題。其中，跨國女性論述的興起使得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在不同文化、階級與國族下，跨國女性的互動、協商、再現及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本書收錄重要跨國女性研究理論文章，提供文章導讀，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討論核心概念，藉由延伸問題讓讀者能更加掌握重點及了解運用理論之方式，進一步深入理解跨國女性研究之重點。期盼此書能增進國內學生認識新的理論思辨與方法，進而開啟學界與跨國女性主義理論的對話，透過跨領域的對話與交流，豐富性別研究與探討，更期待此書的出版能拓展一般讀者對於性別研究的視野。

※主編簡介
游素玲
游素玲
美國北依利諾斯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專長領域為第三波女性主義、當代美國女性著作、跨國女性主義等。

劉開鈴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著有Women and Their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主編《生命百納被．我們的故事》，《教育部全國大學院校人文教育體檢計畫年度報告系列叢書》五冊，《女力與韌性：婚姻、家庭、姊妹情誼》，共同主編《認同、差異與發聲：性別教學演練》。

林津如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擅長性別與族群研究，邊緣同志口述歷史小組發起人之一。

賴俊雄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取得批判理論與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研究專長為西方哲學與當代英國文學等。

陳健宏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 (Universit de Paris-Sorbonne [Paris IV]) 英法比較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專長領域為英法比較文學、心理分析、當代法國文化等。

李根芳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為文化翻譯，批判理論，性別議題等。發表論文散見於中外學術期刊，如MELU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中外文學》等，譯著包括《反對愛情》《勘誤表》、《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等。

陳福仁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專長領域為族裔美國文學及拉崗精神分析學。

游素玲
美國北依利諾斯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專長領域為第三波女性主義、當代美國女性著作、跨國女性主義等。

第一章、〈跨國操演與跨領域的女性主義研究〉: 論述發展與教學實踐　劉開鈴
第二章、〈女性主義縱橫政治〉及其實踐:以台灣邊緣同志為例　林津如
第三章、〈跨國女性文化研究〉:我連結，故我在　賴俊雄
第四章、從性別/種族/階級三位一體的宰制到跨界抗爭的輿圖繪勘　陳健宏
第五章、〈定位政治做為跨國女性主義批判實踐〉: 一種文化翻譯的可能　李根芳
第六章、〈跨越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間的鴻溝〉: 要如何跨? 跨步前的省思　陳福仁
第七章、〈邁向跨國接觸倫理〉:接觸、衝突與協商　游素玲
附錄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奪分寶典	社會福利行政

社會個案工作─ 理論與實務	身心障礙社會工作實務手冊	社會團體工作：理論與實務

第一章〈跨國操演與跨領域的女性主義研究〉: 論述發展與教學實踐
美國的女性研究自1960年代以來，有其發展的脈絡。1960年代因為第二波婦女運動，美國女性主義學者開始致力於發展女性研究。1970年Lois Kessler在聖地牙哥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成立第一個美國女性研究室；1977年全國女性研究學會（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陸陸續續有其他大學開授婦女研究課程。1970年代的女性研究認為女性有同質性，因為女性都有被壓迫或是被歧視的經驗，這個經驗需要被研究與正視，才能被消除（Kenndy and Beins 2005，4）。這時期的女性研究者致力於「女性解放」，批評女性在工作場所和家庭低於男性的地位，提出「個人的即政治的」訴求，且主張開放討論性、強暴、性暴力（Kesselman et al. 2003: 11）。因為許多女性研究的濫觴來自於不同種族、階級和性別組成的團體，他們意識到女性之間有差別，且權力的制度強化這差別。在1970以及1980年代間女同性戀也動搖統一的女性認同（Kenndy and Beins 2005: 4）。
在1980年代中期，女性研究質疑並檢視舊有理論的恰當性，進而重新建構新的理論（張玨、王舒芸 1997: 4）。因為後現代理論和後結構主義者提出建構的論述（constructed narratives），Agatha Beins（引自Kenndy and Beins 2005: 5）指出，女性變成「永無止境的能指」。後現代理論和後結構主義用不同的方法詮釋主體、認同、和經驗，也讓女性和女性特質和性別分離，並開啟雌性男性特徵（female masculinity）和性別轉移（transgendered persons）的可能性（Kenndy and Beins 2005: 5）。1990年代，女性研究已成為一種學術資源，不僅提供婦女運動方向，也促進跨科際的對話與整合（張玨、王舒芸 1997: 4）。也注意到國際間的階級影響到女性間的階級，且致力於研究女性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影響，並隨著時代變化發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新觀點。

女性研究的反挫
原文首先指出，女性研究看似蓬勃發展，但其實遭遇許多反挫。以這兩位作者當時任教的大學來說，反挫不僅來自體制面如預算的壓力，還來自女性主義學者與運動者對女性研究的質疑。
反挫者的理由如下。第一，女性研究已經沒有被體制化的必要，因為從專業的立場來講，女性主義者在她們自己的學科裡，已經有相當的空間可以發展，不必擔心被邊緣化。其次，女性研究是學科整合的學科，但是因為在不同領域學科中的學者，都已經在做學科整合的女性主義研究。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再有女性研究這個學科來進行科際整合的研究。第三，女性研究沒有其它學科來得有活力，卻比其它學科更具有意識型態和政治企圖。這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女性研究的目的是產生身份認同，而不是建構知識；另一方面，它只能反映在地既成的政治，卻不能提供足夠的知識。根據閔冬潮的解釋，這是因為女性主義針對女性之間的差異性，而提出「位置的政治」一說。意思是，要研究婦女的問題，必須要問「『何地，何時，在何種狀況下，使婦女作為婦女而行動？」（Adrienne Rich引自閔冬潮58）。由於如此，「女性主義的知識生產，進入了以局部的、地方性的知識論」（閔冬潮58）。第四，由於女性研究本身並不足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學科，也無法供給穩定的專任教職，因此，年輕的學者無法在這個學科裡早做生涯規劃，博班的課程並不普及。最後，從經濟的觀點上來看，女性研究是60年代的產物，到了今日，已沒有賣點，所以得被更新潮的東西取代。此外，有些女性主義者以為，既然「女人」是一個要被解構的名詞，這個主題/主體（subject）就不該再在體制裡被複製和強化。
原文作者以為，這些反挫的說詞，固然代表了高等教育法人化的現象，以及其背後所隱藏的市場和經費導向的邏輯。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們反映了冷戰期的主流常規和後期資本主義知識建構。那麼，什麼是作者所謂「冷戰期的主流常規」和「後期資本主義知識建構」呢﹖冷戰期間，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備方面與以蘇維埃政府為首的共產主義相互較勁。杜魯門總統強調美國國家的偉大，表示美國對全球有責任，要將個人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法律散播到全世界，同時，美國政府希望將美國意識和政治推廣到歐洲國家，許多歐洲學者和政府也意識到研讀美國的重要性，因此美國研究成為冷戰的產品之一。冷戰結束後，以知識為主的全球經濟，讓大學和公眾之間形成了一種「社會契約」。根據社會學家Henry Etzkowitz的說法，大學對先進的知識（advancement of knowledge）的興趣等同於對資本化的知識（capitalization knowledge），同時工業界會贊助大學來研發新產品或是訓練他們的人力資本，因此，Etzkowitz以為，這種知識生產是公眾、私人和學術交織的結果（廖炳惠編著，82-85）。Peter Ferdinand Drucker則將「後資本主義社會」將資本主義社會轉向為知識社會，主張在資本主義之後的知識社會，資本將不再是主導經濟發展的力量，知識的運用與製造才是經濟成長的動力。資本家將知識建構成他能利用的模式，同時資本家也利用學科的知識建構以圖利自己並改造他人。
由於作者以為，這些常規正是主流政治和意識型態，用來製造認同與知識架構的有力機器，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要討論當代女性研究做為一門學科整合的學科所遭遇到的反挫，就要了解在這些常規與意識型態下，知識生產的過程和其中可批評之處。以學科和學科整合來說吧，兩者都牽涉到領域的劃定，都有自己產生的歷史，它們都是在特定的時空，被製造出來支持霸權的計畫（hegemonic projects）：也就是說，主流為了某種目的，需要某種知識，那麼這種知識就會被生產出來。大學尤其是生產和供應專家和知識的場域，因為各個學科藉由在不同科目（subjects）和知識體系之間劃定界線，來具體化並合理化這些界線。因此，這些科目先被製造出來，去填充這些科目的內涵之後也被製造出來。不過，單單指責學科的被建置，是輕忽了知識生產和體制歷史（institutional histories）之間的關係。原因是，當學科一旦藉著它內在的一致性而被建置出來時，它也立即落入了混雜的危機/動態（dynamics）。學科整合的計畫也因為循著學科建置的路徑，而落入相似的動態裡。刻意區隔學科與學科整合的課程，並以此質疑女性研究的合宜性與合法性是令人不解的。其它學科整合的課程，像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不是不斷在蓬勃擴張嗎？要解決學院裡一個學科課程的命運，必須要去了解和分析在地的現況（local agendas），政治的權宜（political expediencies），還有諸如性別、階級、性等面向的政治性。與其去具體化學科與學科整合之間的區隔，反不如聚焦討論特定體制與知識的歷史。在這歷史裡常被人忽視的一環，是美國學科整合課程裡國家的邊界（national boundaries）。

女性研究的國際主義：保持區域研究與美國研究之間的分野
原作者引用Tani Barlow的研究而指出，區域研究起自冷戰後，美國對它文化與它國家的文化與政治知識建置。美國研究則起自三零年代馬克思民陣線（a ‘30s Marxist, popular-front）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冷戰後的保守反挫勢力，逐漸發展成美國的卓越主義（exceptionalism）；隨後的族裔研究則是對這種「純白的（white）」美國研究的回應。以此觀之，區域研究和美國研究都都是冷戰後的產物，目的都在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世界各地所興起的抵殖民（decolonization）現象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局勢之所以緊張，乃因為其它國家主義的興起，由此觀之，美國本土美國研究顯現的種族化的國家主義（racialized nationalism），正代表了西方超級權力的民主類屬（genericism）。在國家主義主導下，區域研究與美國研究中所進行的各種比較研究，既無法跳脫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框架，也就無法處理時下特殊的移民體質（nature of migrations）和全球流動的資本與媒體（global flows of media and capital），因此而有美國女性研究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產生。
兩位作者以為，儘管到了1970 與1980年代，美國民間與學院的女性主義都關切文化、種族、性向差異的問題，但是女性研究的系所，在規劃與進行區域研究和發展研究時，雖然像區域研究與美國研究一樣，運用類似的論述框架，製造出國家主義的知識，但同時也發展出了國際主義的論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發展和女性（WID, Women in Development）」以及「永續發展（S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模式（paradigm）。
根據原作者的論點，所謂「發展」，事實上是一套政治運作的結果。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性的組織，透過種種政策及其執行，造成了大家將「發展」視為「第三世界」現代化的一種形式表現。這樣的概念其實在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到各地傳教時，就已昭然若揭。在過去十五年，這樣的「發展」概念受到許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因此有「永續發展」模式的出現。她們以為，無論是「發展」模式的國際論述，或者是「永續發展」模式的全球論述，都未能批判其中所隱藏的國家和帝國主義。
不過，在此我們必須藉由其她論者以及兩位作者其它著作的說明，來了解兩人上述批判的論述基礎。WID模式著重於以西方進步的模式為典範，來提升女性在國家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就如Koczberski說的，因為所謂的發展計畫，常常意謂的是國家的經濟發展，所以女性的發展也必須要服膺此國家發展的藍圖，偏偏這樣的藍圖卻常常漠視女性日常生活的勞動力，因此，實質上，女性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被漠視和邊緣化的（399）。SD模式強調女性在家務、育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女性通常必須務農、照顧牲畜、打水，因此是自然資源重要的使用者。但是她們的經驗與知識卻沒有在決策制定過程中被重視，而且仍然是處於弱勢的地位。此外，原作者在兩人所編《女性研究概論》（2002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的導言裡，更明白指出WID和全球女性主義的優缺點：WID雖然帶出了對貧窮、教育和健康議題的討論，但卻造成了以西方國家的進步為標準的等級制度；全球女性主義強調女性社群之間共同的特性，像母職與家庭結構，著重所有女性都會遭逢的生理或文化活動問題，而忽略了女性之間，其實因為階級、種族、國籍等而造成許多不同（xx-xxi）。
由這些補充說明，我們較能理解原作者為何接下來進一步指陳，在全球化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情境下，女性被同質化是一個必須被正視的議題。以「家暴」為例來說明吧。行動主義者聲稱在家庭裡所有形式的暴力行為，無論其經濟、政治、社會面向的成因，皆可謂之「家暴」。然而，在印度，反毆妻的行動者常常會指控國家合法化販售酒品，因此造成毆妻的情事，亦即這些行動主義者主張父權體系和國家機器一樣，都要為家暴負責。但是在美國，反家暴的行動主義者則習慣與國家機器結盟，藉由例如增加公領域的警力以防治家暴，而不是增加福利與教育措施。因此，美國有些反家暴的行動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在貧窮與弱勢族裔社群行動的人，反對警方預算的增加，因為警力增加，只會造成這些社群入獄人口更加增多。藉由家暴的例子，原作者試圖讓我們看到，女性議題往往和其它因素環環相扣，例如此處的家暴議題，因為涉及到種族及階級議題，並不能單以性別的面向來處理。即使當性別議題被當做人權運動來處理時，例如主張女權即人權、同志人權等等，我們也必須要去正視和處理一件事，就是這些訴諸非政府組織運動，其實仍然侷限在國與國際的框架裡，這些框架也就形塑了他們的主體、實踐方式和政策。
由於這些因素，原作者主張，要了解學科和學科整合的落實操作，必須先明瞭現代知識生產的脈絡。在下一節，她們就聚焦討論國際主義論述的發展。

從國際主義到跨國主義：重新裝配女性研究
原作者以為，國際主義有四種樣貌。它做為一種概念，其實是建立民族國家的主體上。國家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由此聯盟發展出來的聯合國乃不同國家的組合，基於人道主義多樣性的主張，發展並統整各自獨特的文化以做為其國家的表徵。針對這種普遍化的國際主義，批判的國際主義（critical internationalism）提出，要注重不同文化情境裡的價值傳統（value traditions），如Benjamin Lee的主張；或如陳光興倡議社會關係應該要能脫離國家的控制，並在此基礎下發展新的國際聯盟。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U.S. multiculturalism）雖然帶出了對於在地的重視，但是一方面它將文化形塑為刻版印象，另一方面它則藉由跨國企業的經營而消費在地的文化。儘管世界主義如世界公民的概念似乎消除了國家的疆界，但是原作者指出，都會和菁英社群，藉由在國家之間各種物質和意識形態的投資，而塑造出她們所謂「霸權的國際主義（hegemonic internationalism）」，因為種種文化、經濟與政治資本的流動，其實仍然受惠於這些菁英們所結盟的國家體系。
由上述分析，兩人指出，這些論述與實踐，若不是造成了（政府或其它形式的）「治理（governmentality）」凌駕於文化的影響，就是造成文化的影響凌駕甚至抵制「治理」與經濟考量。也就是說，政治、經濟和社會現象之間不但存在著彼此環環相扣的迴路（circuits），而且由於文化與資本不平衡的流動，這些迴路更扣連了交疊的父權、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與女性主義。這些迴路也就是原作者所說的「分散的霸權（scattered hegemony）」。「分散的霸權」也就是跨國女性主義所要去追蹤、理解和批判的。
因此，跨國女性主義知識生產的操演和比較研究大不相同。比較研究所做的比較乃起自一種殖民的知識論，突顯比較時二元對立（例如中央與邊陲）的結構。但是跨國女性主義則一方面強調分析身份型塑的政治性，另一方面也檢視體制之間的共謀。這種的方法就是「聯動法（linkage）」，以Ella Shohat的話來說，就是「連結法（relational approach）」。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原作者並不是要去找到一個更好的國際或全球女性主義，而是要「在認識論上與全球女性主義劃清界線」，希望「從分析全球化加快了世界範圍內資本和文化的不平衡的流動現象出發，進一步揭示出父權制、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統治方面的聯繫」（閔冬潮59）。

跨國女性研究的教學實踐
跨國女性研究具體的實踐就是課室的操演，最基礎的課程就是女性研究概論。在最後一節，兩位作者提出這門課的設計原則。
兩位指出，設計這門課，首先要知覺到這門課是一個學科知識生產的途徑，因此必須抱持著提問的反思原則來設計。例如兩位作者在前一節提過的，我們必須了解，跨國女性主義並不是要取代國際或女性主義，它仍然牽涉到結盟、巔覆、共謀。其次，課程設計必須避免前面所談過的，學科與學科整合的弊病（如美國研究與區域研究）。歸納前述對跨國女性研究的討論，兩位作者提出四種必須被批判的女性研究概論課程設計軌道。第一種值得爭議的是本質性的課程設計：這種早期的課程設計強調「本質的身份（essentialist identities）」，因此課程討論議題泰半與兩性差異相關，例如父權之起源、語言習得、性別差異的生理與心理面向、家庭與職場暴力、女性權益和女性文化等。第二種為交織性（intersection）的課程設計，它的方法可能是女性主義的或者是多元文化的，無論何者，都強調統一的身份，例如性別的、階級的、種族的等等，目的在建立實證性的知識，反而易於導致專斷的後果，亦即只有該種身份的人因為具有該種身份的實證經驗，所以才擁有並傳授那種知識。第三種課程設計強調以美國本土研究為核心，第四種則為發展或全球女性主義的課程設計。
那麼，跨國女性主義的批評方法如何帶領去理解和教授女性的狀況呢？兩位作者以為，我們不宜用資料搜集的方法，去找出世界上不同國度女性的狀況，這樣會過於隨性又武斷；我們應該要教導學生去思辨，女性（或者其她的性別主體）在什麼樣的情境下成為了女性，因為性別、階級、宗教、性慾可以在不同的父權體系之下，建構出不同的女性。此外，我們也要教導學生看見，像殖民主義、現代化、發展計畫等的全球影響，如何製造了不平等、不均衡的性別操演。
兩位作者提出了幾個原則來培養學生批判的方法。第一是要批評邊界：當我們打破國家和國際之間涇渭分明的區隔，而去看到它們之間的聯動，那麼我們就能夠去分析，身份是如何被藉由性別與國家疆界的界定而製造出來的；這是因為我們都臣屬於多種體制，所以從一種身份的呈現就可以看出框架出這種身份的霸權操演。第二個原則是，既要注意同謀（complicity）與衝突，也要注意結盟與共性：重視共謀和衝突以及聯盟和共性；例如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婦女大會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有的人視其為跨越國家與文化分野的成功之舉，但也有人以為大會所決議的「行動綱領」，事實上正說明了會議過程中所透露的衝突和差異。因此女性與性別研究要注意同一與霸權的交錯作用。第三個原則是，要批評「自然的」和「常識的」：課程設計必須要引導學生諸如常識等概念其實都是被建構性的知識給製造出來的。第四個原則是，要解構「高等」和「低等」文化之間的分野。在近來的資本主義影響下，知識透過新媒體和視覺模式產生，因此課程設計得注意，性別如何被這些新的方式再現出來。兩位作者以女性割禮為例來說明跨國女性研究實際的教學演練。原作者以為，要討論女性割禮，不應該只就女性受到父權壓迫來討論，若放置在跨國女性主義的框架下，則必須同時討論西方世界婦科與產科醫學的興起，以及在殖民的情境下，文化與經濟對第三世界的影響。之前女性研究是在西方世界的價值觀之下關注女性割禮，但跨國女性主義不以西方主流女性主義的立場，視女性割禮為第三世界的產物，反而將其視為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聯動的結果，也就是說，它本身之所以被成為論述的對象，其實就已經是「分散的霸權」的產物了。
總而言之，兩位作者一再提醒學生，性別不能被簡化成不同性別的對立，同時，所謂跨國的世界也並不是指國家、邦國、文化的複數架疊，而是被新科技、國家與政府的權力、企業的重組、以及生產者和消費者所組織而成。女性與性別研究的屬性是學科性的，也是學科整合的。如果這些研究沒有體制面的支持，其實踐就更不見得會被認可；同時，主流女性研究也必須要有相當的認知，來參與跨國女性研究與教學的倡議。